1975年秋,我從上海去蘇州辦事。晚班火車還有一個小時發車,我在候車室的長凳上掏出借來的《摘譯》看了起來。北站的燈光很暗,但我視力很好,並不在乎。旁邊是兩個身板極好的青年。我下意識地看了他們一眼,有點羨慕。那年頭,官府管政治不管民生,管思想不管糾紛。民間有矛盾各自靠拳頭解決。結果社會崇武,最看不起書呆子。但我和別人打過幾次架,都因為反應慢而吃虧,升華不到那種等級。還是讀書過癮。
不知不覺中旁邊那兩位青年起身準備上他們的列車,我下意識地看了他們一眼,沒想到他們的眼神早已在迎接我的目光。他們給我一個微笑,跟我說再見。這一禮遇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和他們素不相識,鬧哄哄的千人大廳中我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唯一的區別是隻有我一個人還想得起來看書。我後來才逐漸明白,這種勇武的人雖然受大家尊敬,他們自己反而尊重認真的書生。從我出生起,中國經曆了鎮反、反右、社教、和文革。有學問的人被摧枯拉朽成群倒下。國家始終貫穿的成份製度又給了民間的求學熱情無情的打擊。有天賦的人常因成份問題和政治表現缺乏熱情而無法享受高等教育,造成一代年輕人熱愛打架輕蔑讀書的社會風尚。然而即使在這種極端荒唐的文化肅殺中,總有那麽一種民間的向光性懂得知識的力量,成為亂世中倔強的美好。不久我開始自學中學課程,因為沒有老師也沒有教科書推進很慢。但是那個陌生的微笑伴隨了我終身。它總是在我心灰意冷時鼓勵我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鞭策我追求一個又一個的不可能。兩年後我以初中一年級的學曆成為77級大學生,得到了人生轉折中的第一個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