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8屆初中生,下放在安徽當塗縣。去了不久就去大隊的水庫挑土方,也就是靠肩挑附近的山土堆築水庫的壩。農民對知識青年很尊重。勞動間歇大隊書記叫我計算一下前一天挑的土方量。因為我不是丈量員,就去問丈量員數據。他也很配合,寫了一張小紙條給我:長12米3,寬4米6,高6寸7。我沒帶紙和筆,隻能心算。首先要做的是把高換算成公製,這樣我才能得到最後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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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華法案是美國和加拿大曆史上的移民排外法案。移民排外至今仍是每一個國家的移民法宗旨和主權。不同的是美國的排華法案隻針對華人,但隻存在於一定的曆史階段,而且這種針對源於就業機會的矛盾。
鴉片戰爭後中國勞工大量移居美國。中國勞工吃苦耐勞有活就幹工資要求很低,在加利福尼亞淘金潮和東西大鐵路建設中贏得了名聲,特別受到雇主的青睞。但是美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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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香港、和西方對紅樓夢的研究都集中在少數研究文學史的學者中。中國不然,有好幾十年對此熱情很高。搞政治的、研究社會的、學曆史的、作家們、和泛泛讀書的,都對紅樓夢津津樂道。我覺得很大的原因是毛澤東喜歡。
清末沒有多少書可讀,西方文學翻譯的不多,農村來的毛澤東又不喜歡數理化,描述上層生活的胭脂文學自然就對他胃口。但我覺得如果處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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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網上爭執不斷的議題之一。以前我並不相信生產運動會餓死人。我是上海人,小時候隻知道定糧不夠吃,但還過得去。1968年底我下放到安徽農村。那裏58-61年每個村裏都餓死人。農民告訴我58年時幹部像瘋了一樣,上麵命令吃大食堂,大隊幹部就挨家挨戶砸鍋;上麵命令煉鋼,就挨家挨戶搜鐵,砸掉的鍋和鐵床之類的家具正好搜去煉鋼;上麵下達的煉鋼指標極高,大隊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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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中國的朋友問到美國總統的選舉和確定方法。在此做個通俗回答。
美國總統選舉四年一次,但是大選年美國人其實選兩次。一次是預選,在7月份,另一次是大選,在11月初。每次選舉和統計工作均由各州的州務卿領導的選舉委員會負責。
預選雖然是各黨派內部的事,但也用了全國統一的投票機製,選票也和大選的基本相同。預選隻看個人選票數。各黨派推舉該黨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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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5年6月紅軍長征進入藏民區,因為缺糧又看不到一個人就把能搜到的食物全部搜走,結果引起藏民憤怒。其實紅軍應該以總司令的名義留下借條,保證革命勝利之後加倍歸還。共產黨一貫吹噓秋毫無犯,還是坐了自己人的大牢的吳法憲說了實話。
2.紅軍長征到達延安,蔣中正派張學良和楊虎城攻取延安,令人不解。東北軍失去了家園被人唾罵,又被派到西北和紅軍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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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暑假,我回下放的鄉下去辦事。完事了出來需要發現順路的卡車,跟司機說幾句好話免費搭上。這一來是為省錢,緩解大學時代的窘迫。二來是為省事。當時農村交通極不方便,班車很少,常常等你到車站沒票了,要第二天起早來排隊,且秩序很亂。說是排隊,實際上插隊、後門、吵嘴、打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雖然最後多數乘客都能走掉,每個人買到票前卻都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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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馬克思的認識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上小學起到1970年。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教父,雖然誰也沒見過他。他的共產主義是掛在我們嘴上的奮鬥目標。不會這麽說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第二階段從1970年到2020年。我從經曆中見到自私、仇恨、和貪腐,逐漸懷疑共產主義的可行性,並且發現《資本論》隻承認工人體力勞動的付出卻不管資本家的破產風險和腦力勞動的付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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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秋,我從上海去蘇州辦事。
晚班火車還有一個小時發車,我在候車室的長凳上掏出借來的《摘譯》看了起來。北站的燈光很暗,但我視力很好,並不在乎。旁邊是兩個身板極好的青年。我下意識地看了他們一眼,有點羨慕。那年頭,官府管政治不管民生,管思想不管糾紛。民間有矛盾各自靠拳頭解決。結果社會崇武,最看不起書呆子。其實我也崇武,但和別人打過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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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節期間我去上海常熟路郵局寄包裹給遠方的親戚。填表的時候遇到一欄目“價值”,我猶豫了一下。價值指的是所寄衣物值多少錢,如果包裹在郵寄過程中遺失,會按價值賠償。價值越高賠得越多。彼時我17歲,社會上的事情似懂非懂,但我覺得事情不會那麽簡單。羊毛出在羊身上,價值填高了恐怕包裹沒遺失我自己先要付不少保險費。反正衣物也沒多少錢,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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