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 想起了“抄家”

 

四十五年前的5·16 揭開了文革的序幕。而如今人們一談起文革中的“抄家”就心驚膽顫，的確，雖然我那時還在蹣跚學步，但半夜的叫門聲和小將們的訓斥吆喝聲還是記憶猶新的。

我們從抄家聯想到文革，文革自然又和毛澤東連在一起，於是這家破人亡的仇恨一股腦的都指向了毛澤東。毫無疑問，毛澤東對於建國後的一切人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是，冷靜一下，家仇私恨放一放，想想看為什麽會抄家，這種踐踏基本人權的行為根源在哪裏？

首先，從現有的資料中，我沒有發現抄家是毛澤東提倡的，中央文革也沒有指示。可以這麽說，抄家不是政府行為，而是民間行為。歸根到底，是頑固的國民性使然。季羨林在《牛棚雜憶》裏提到，造反派來抄家之後，他立即報案，第二天有人來他家調查並拍照取證。當然季老是名人，受到保護（周恩來的護身符？），但這也看出，抄家不是政府鼓勵的行為。

其次，抄家不是文革的發明，遠的不說，紅樓夢裏賈府的抄家大家是熟悉的，不管真實原因如何，也不否認那是“政府行為”，但是其中報複，發私憤的成分是不可否認的。探春說“必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

皇帝下令抄家自不必說，但中國人何時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意識？有尊重他人隱私和基本人權的意識？來抄家和登門點名批評你沒有多大差別，更何況被炒的家裏有古畫、瓷器、黃金、首飾……。在地震廢墟上搜斂別人財產的敗類總不能說那都是老天爺的責任吧？

校園中，抄老師家的帶頭人往往就是因為沒有交作業受到老師批評，或是學習不好不被老師喜歡，借此出一口惡氣而已。

中國人在外敵麵前是很“熊”的，但是對自己人窩裏鬥起來牛勁十足，尤其是對比自己富有，日子比自己過得好，官銜比自己大的人，學問比自己深的人，那心中的“仇恨”一挑就起來了。文革初期抄家的急先鋒其實都是些高幹子弟，比如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岩家的那些家夥，他們抄走手表、照相機、現款、存折，在取款時被抓獲。毛澤東曾就此事批示：“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複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幹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還有，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們不少都是流氓無產者，他們要的不是機會均等，而隻是仇富，想不勞而獲罷了。

帶領小崗村民按下十八個血手印開始大包幹的嚴俊昌回憶說，承包讓一部分村民有了點錢， 但五花八門的攤派收費隨即而來，更可惡的是，一些妒忌的村幹部們居然到村民家抄家，拿不出錢就扒他家糧食！

這個抄家應該說和承包製，更和改革開放沒有關係吧？

當然，沒有文革就不會有種種悲劇，但是文革之所以發生又和中國國民自身的文化土壤是密不可分的。我們又怎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切罪責都推到毛澤東甚至林彪四人幫身上，每個人不從自己的內心反省，誰能擔保中國不會出現第二次文革？再來一次文革又會怎麽樣？如今隻有屈指可數的紅衛兵出來道歉，其餘的是不是覺得那一切都是老毛的錯？！

我在想，如果文學城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如果來一個網絡文化大革命，我本人是很有衝動去抄某些網友的家的。

我需要反省自己，那你呢？我們有多少人會反省會懺悔？

再次摘錄摩羅的感歎：

“我真想麵向蒼天發一聲追問：中國中國，究竟從哪一天起，我們的良知喪失得如此徹底，我們的靈魂墮落得如此下流？可是，麵對如此深重的罪惡，我們一點也不想檢查一下我們的靈魂和良知，而隻是一味地將責任推給製度，實際上我們的所作所為早就超過了製度給我們的許可與指令。……我還痛切地感到，這個民族的心靈比製度更加陰暗、更加殘暴、更加下流。我們的心靈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地獄，一切光明、美好、正義、良知都被我們所絞殺、所埋葬。麵對這麽多的苦難和罪孽，我們竟然可以如此無動於衷。我們既不想為改造製度投入熱情和精力，更不想喚起內在的良知稍作懺悔。僅僅一句‘當時形勢所迫’就打發掉了一生的罪孽和一個民族的苦難。從此以後，我們拿什麽去麵對古代聖賢的教誨、拿什麽去麵對未來的歲月和未來的人類？也許，野蠻、暴政、愚昧、專製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逐步改造、改革和改變的，可是，麵對這樣的下流、這樣舉世罕見的下流中的下流，我們將如何是好——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