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常青藤的光環

[轉帖]常青藤的光環

去年回國探親，母親告訴我這樣一件事。一天突然有人敲門，她開門一看，原來是一個十一,二歲的胖乎乎的小男孩。男孩一臉稚氣，身背一個起碼有十斤重的大書包。見母親開門，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說：「請問這是程老師的家嗎？」母親以為是找我父親的，便說：
[「是，他出門了，半小時內就回。」男孩似乎預見到我媽會搞錯，急切地說：「不，我說的是在美國的那個程老師。我知道他現在不在家，但我想請您在他回來時打個電話通知我。我想跟他談點事。」母親見他滿臉認真，煞是可愛，便追問道：「你找他有什麽事？你是怎麽找到這裏來的？」男孩猶豫了一下，答道：「我們老師是程老師中學時的老師，她曾說起他在美國的XX大學工作。這是世界著名的常青藤大學。我將來就想上這樣的學校，所以想見見程老師，當麵問問他怎樣才能上他的學校。」「那你怎麽找到我們家的呢？」「我找到我們校長，是他給我你們家地址的。」母親聽了哭笑不得，隻得敷衍著將這個不速之客送走了。

自從我幾年前換工作，進了這所常青藤大學，回國探親就再也不能安安靜靜地在家呆幾天了。從甫進家門那刻起，電話便終日不絕，拜訪者接踵而至。假如我是一個名人，而這些來訪者是我的「追星族」，也就罷了；怎麽的我還得以享受一下明星的虛榮。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來訪者似乎隻想和我探討一個問題：他們或他們的孩子怎樣才能進入美國的常青藤大學念
書？
正好這些天當地新聞的頭條天天是關於七州合辦的超級彩票。因為已有兩個月沒人中了，所以獎額已超過三點五億美元。據說統計上得獎的概率為三千七百萬分之一。盡管如此，出售彩票的鋪子前仍然門庭若市，人們的熱情並沒有因為機率太低而有絲毫的下降。看來國人對美國常青藤的熱情，特別是近年來猝然升溫的對常青藤本科學位的渴求，與超級彩票相比還真難說哪一個會來得更容易一些。試想，八所常青藤大學雖然個個號稱「Need－blind:EAdmission」，意即擇優錄取，不計家庭收入。換言之，隻要學校認為是優秀的學生，即便家庭一貧如洗，學校也會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錢來供其上學。但這樣的好事隻適於美國學生。對於外國學生來說，他們不僅是在學曆上與全世界的同屆高中畢業生競爭，而且由於學校無法確定外國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因而他們隻能假設外國學生都無法對付一年近四萬美元的價碼。結果是，再富裕的常青藤大學也隻能每年象征性地給出幾名全額獎學金，讓外國最優秀的學生來幫助他們點綴校園多元文化的光環。
這樣看來，一名中國的高中畢業生，即便是同屆中的佼佼者，要想直接成為一所常青藤大學的本科新生，其機率的確不比中彩票高許多。僅以金錢的價值而言，幸運的被錄取者所得到的亦遠遠超過一張中獎的彩票：常青藤大學不僅在你口袋裏塞了一張四年分期付清的總額近
16萬美元的支票，而且還附加一個讓你受用不盡的貴族俱樂部的終身會員事實上，對常青藤大學的「發燒」近年來已經發展成一種世界性的傳染病。美國在過去短短的一個多世紀中一步登天，成為超級世界強國，其高校能成功地為社會輸送各種高素質人才，功不可沒。特別是在美國這樣一個曆史短淺的國家，權力與金錢的分配較少出於祖上的庇蔭，更多來自於自身的努力。因而，出身低賤者們在向社會階級的金字塔頂端攀緣時，原沒有任何金箍寶杖可賴以禦敵防身；惟有一塊金字招牌屢試不爽，那就是一個名牌大學的學位。假如在半個多世紀前，進入八所常青藤大學，再加上二十多所舉世公認的一流私立和公立大學，還更多是權貴者的特權的話，那麽六十年代以來民權運動與婦女運動的結果之一便是將多元化的意識在高校中大大地普及了。今天，在哈佛、加大伯克利分校、或哥倫比亞這樣的名牌大學，少數民族學生的比例已在50％的中線上下擺動，而女生的比例早已穩穩地跨過了50％的大關。於是，在舊的藩籬打破之後，新的神話開始出現了。今天雄心勃勃的高中生和他們的家長們無不堅信，隻要努力，常青藤大學的門就會向他們敞開；隻要有了常青藤大學的學位，他們就能像阿裏巴巴那樣叩開權力與金錢的大門。
那麽，與一般大學相比，常青藤大學究竟好在那裏呢？就看問誰了。一次回國見到一位從未出過國門的朋友。一聊，聽說我在美國的XX大學工作，第一個反應是：「啊，那是一所出了64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名牌大學嘛，比哈佛還多！」後來像這樣知識淵博的國內同行還見到不少。可說來慚愧，我在XX大學供職多年，既沒有結識過任何諾貝爾獎得主，也沒因為有機會
與名人們磨肩擦踵而撈到什麽便宜。相反，由於工作關係，我常要召集學生進行「小組訪談」，征求他們對校方各項政策和服務項目的意見。每次坐下，往往我的問題還沒說完，下麵已經架起機關槍向學校的各個方麵猛烈開火了。而學生對學校最為集中的意見，不是沒有機會見到 當 爾獎獲得者，而是連正而八經的教授都不多見。很多課由教授的研究助理擔任
，而且教授往往課一結束夾著書本就跑，好像生怕被學生逮住似的。也難怪，常青藤大學的教授是憑著他們的科研在這裏立命安身的。特別是助理教授，為了拿到終身教職，需苦熬六七年、出版幾本書、再發表一大堆科研論文，才能如願以償。很多教授幹到第五年上就接到一紙通知，被告知在這裏取得終身教職希望渺茫，當另尋高就。在這樣的高壓下，你怎能指 望他們把學生的利益放在心上？還有一個關於常青藤大學的神話是，這些學校有錢，因而能夠心想事成。沒錯，好幾所常青藤大學的校務基金都是以天文數計。哈佛大學的校務基金在2001年達到190億美元。這個數字高於麥當勞在全世界的總資產、厄瓜多爾的國民總產值、以及除羅馬天主教會以外的世界上任何一個非營利性機構。遠不如哈佛、位列第二的耶魯大學，校務基金也要有100億美元。但學校錢多少與學生錢多少並不成正比。相反，由於一年兩萬七千美元的學費再加上一萬多的生活費，常青藤大學的學生要不是富家子弟的話，誰不得背著數萬債款參加畢業典禮？
另一個為大眾普遍接受的信念是，常青藤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比其它大學的要高得多。但是且慢：有研究者指出，持這種看法的人往往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考入常青藤大學的學生本身的素質就要比其它大學的高，因而他們後來在事業上的成就也許和他們所上的學校完全無關。普林斯頓大學一位經濟學家Alan　Krueger與梅隆基金會的研究員Stacy　Berg　
Dale合作了一項研究，比較14，239名1976年入學的大學生在30年後，即1995年的收入情況。研究結果表明，那些進入高考平均成績（SAT）1200分的最好大學的學生在1995年平均收入為76，800美元；而那些被同一組最好的大學錄取、卻選擇進入高考平均成績（SAT）僅為1000分的大學的學生在1995年平均收入為77，700美元。這項研究雖然沒有直接將常青藤大
學畢業生的收入與其它學校相比，但其結論卻挑戰那個為大眾所普遍接受的信念。怎麽解釋這樣的現象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著名教育家亞力山大·阿斯汀打過一個有趣的比方。他說，名校如哈佛，就像專門伺候富人的療養院；一般大學，就像專收急診病人的大醫院。假如用就診病人的死亡率來衡量醫院好壞的話，前者一定遙遙領先於後者，因而名聲愈佳。原本優秀的學生進入哈佛，就像健康人到療養院休養體檢，學校為教育學生所付出的有限；學生將來出息亦在意料之中。但接收差生的一般大學，就像大醫院接收病入膏肓的病人，僅僅維持住病人的生命就是了不起的成就。這樣看來，常青藤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一些，原不足以證明其教育質量就比一般大學高明一等，何況還有不少這方麵的研究顯示常青藤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與其他人相等以至更低！
最讓人回味不已的還不是畢業生收入高低的問題。極具嘲諷意味的是居然有人用金錢、用畢業生收入來衡量、以致抬舉常青藤大學；而且最不可思議的是，有的常青藤大學竟然也用這樣的所謂「研究成果」來為自己做廣告！隻要翻一下任何一所常青藤大學的曆史或他們的自我介紹，你就可以看到，這些貴族學校或學校中的貴族最引以自豪的便是他們與眾不同的辦
學宗旨，即：塑造高尚的人格、提攜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完人」、為未來社會培養領袖級的棟梁之才。而他們也有資格誇這樣的海口。在任何一所常青藤大學的校友名錄上，你都能找出一長串各國、各時代的風雲人物，從美國到世界諸國的總統，從諾貝爾獎得主到財富500強公司的總裁。說當今科學與文化的火炬是由常青藤大學外加二、三十所名校的師生、校友
們來傳接的，雖然不免誇張之嫌，但離事實也遠不了太多，至少在美國是如此。假如畢業生收入成為衡量大學成就的標準，那常青藤大學和培養修車技師、菜館廚師的技術學校又有什麽本質上的區別呢？
其實你以為常青藤大學願意別人用畢業生收入來抬舉他們？非也。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麽令人困擾的時代！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高教研究所主持的全國性高校新生問卷調查至2000年已不間斷地進行了三十五年。在這個問卷調查中，他們列出13個上大學的動機讓初入大學的新生加以選擇。三十五年來，選擇「得到好工作」和「接收良好的職業訓練」的人越
來越多，在2000年達到72％。而在20個希望通過大學教育取得的目標中，選擇「將來生活富裕」的達到73％，而選擇「發展有意義的生活哲學」的人數落到40％以下。畢竟，這是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連常青藤大學也難以免俗，雖然他們還羞羞答答地不肯舍棄那塊「塑造完人」的招牌。
也許，今天「完人」的定義也變了。一方麵完人與能人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另一方麵完人的道德內涵亦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得越來越難以把握。你想告訴才華橫溢的常青藤新生大學教育的意義在於「發展有意義的生活哲學」而不在於金錢，那你怎麽解釋紐約的新市長先得從自己口袋裏掏得出六千五百萬美元的競選費，然後才有資格為這一千多萬人民服務？出身於喬治城和耶魯兩家名牌大學的克林頓道德上離完美相距何止十萬八千裏？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美國近年來最成功的總統之一。作為常青藤的耶魯，該為其傑出校友的成就而驕傲呢，還是為他令人不齒的醜聞負責？ 當然，並不隻是常青藤大學才麵臨這樣的道德困境；整個美國高等教育界近年來一直在為自身的道德定位而困擾。比如說，教授自己的科研及其對學生的道義上的責任--教書育人；學校對其生源質量的關注以及對社會上弱勢群體--少數民族--的關懷；在塑造高尚的人格的同時如何幫助學生順利地進入這個分工日趨細密的後工業化、信息化社會；等等，等等。常青
藤大學的難處在於，不管他們自己是否願意，他們別無選擇地被認為是美國高校的領袖。就像一切社會的領袖人物一樣，他們身上集聚了所有美國高校的優點：當今科技與文化的巨人們在這裏會聚、人類社會明天的藍圖在這裏起草、世界政治與商業的領袖亦在常青藤編織的搖籃裏誕生與成長。同時，正如任何民族都能在自己的領袖身上反觀自身所具有的邪惡與陰暗，美國高校亦時時能通過追尋常青藤大學發展的軌跡來觀照自己所麵臨的危機與挑戰。而這一切都不是在常青藤大學耀眼的光環下眼花迷亂的公眾所能夠想象的。關於常青藤大學的神話，和古今中外的一切神話一樣，都體現了人們對於新的耶路撒冷的無盡的追尋。在理想化、以致浪漫化的常青藤大學的校園生活中，人們所不願正視的卻是幸運的天之驕子們在這裏掙紮、奮鬥、有時是沉淪的故事。一位來自我的故鄉的大二學生在被送進美國監獄後，校方讓我給他遠在中國的父母打電話報告一下情況。他母親在接到我電話的第二天就進了醫院，而他父親則在電話中恨不得要給我下跪讓我救救他的獨子。然而，在與我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中，他們最關心的好像還是有多少人知道他們孩子的情況。在被告知美國高校從來不像中國那樣宣布學生的處分情況後，他們無可掩飾的欣慰竟讓我感到莫名的悲哀。而這個孩子出獄後在得知是我親口告訴他父母這裏的一切後，便再也不願意與我接觸了。
這讓我想起國內近年來暢銷一時的《哈佛女孩XXX》、《XXX在耶魯》之類的書。很多據說是由他們的父母與媒體一起炒作出來的。不難想象，常青藤的光環不僅照耀著中國出類拔萃的孩子們，其餘光甚至能眷顧他們曾經為之嘔心瀝血的父母。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又有誰能忍心帶著這些「追星族」們走到光環的背後，看一看那些陽光難以照到的角落？又有誰能認真地問一問自己：我，或我的孩子，有必要、有能力加入那個龐大的人群，去追逐常青藤的光環嗎？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今天成熟的、以市場為中心的社會裏，消費者即使是化百把元買個「隨身聽」，也會貨比三家，自認為對產品的價格與質量有所了解後才肯掏腰包。但絕大多數的人在選擇高校時卻表現出一擲千金的大度與慷慨。很少有家長給學校打個電話問一下:常青藤大學一年四萬美元與州立大學八千美元的的價碼之間，他們的孩子所得到的究竟多在
哪裏，少在哪裏？

有一點我敢保證：即使有人打這樣的電話，大學裏也沒人接得了。至少我們的校長不敢接這樣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