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國的“半路老外”現象：移民，不是為了離開

解讀中國的“半路老外”現象：移民，不是為了離開 新聞來源: 新聞周刊 　　20 多年前中國人發明“老外”這個稱呼時，指的是那些出沒在中國大地上的洋人。近些年來，人們發現，自己身邊這樣的一些“老外”漸漸多了起來：他們有國外身份，包括綠卡和國籍，但卻生活工作在中國；他們不像早年的“海歸”一樣滿嘴蹦洋文，外貌和行為舉止看起來與普通中國人無異，如果不說，誰也看不出來他與某個遙遠國度的聯係。 　　作為“老外”裏的新品種，他們原先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現在的身份是：半路老外。 　　周六，焦玉虹像往常一樣到樓下的菜場買菜，正低頭挑西紅柿的時候，旁邊忽然有人說：“看不出來吧，這可是個加拿大孩子呢。”焦玉虹聞聽此言心中一驚，抬眼見一個保姆模樣的婦女牽著個中國人樣子的小女孩，正跟賣菜的小販閑聊。 　　從菜場回家，焦玉虹急忙把母親拉到一邊，再次強調了家庭紀律：不能對任何人提孩子入籍的事。如果學校知道兒子已經是加拿大人了，學費不知道要暴漲多少倍。“知道了，”母親幽幽地說了句：“現在加拿大人真多啊！” 　　你身邊的“半路老外” 　　去年10月，焦玉虹在加拿大宣誓入籍，11月回中國，目前在天津開發區一家生物科技企業工作。這家企業30名員工中，5個有海外身份，其中3人加入了外國國籍，另外兩個持有當地永久居民資格。 　　不用特別留意，人們就會發現，近年來身邊這種常年生活工作在中國，外表看起來又沒有任何“洋相”的“老外”越來越多了。他們不像早年的“海歸”一樣滿嘴蹦洋文，行為舉止與尋常國人無異。能夠把他們分辨出來的硬指標屈指可數，譬如，他們每年必須為了簽證而至少在出入境管理處出現一次，或者每隔半年要消失幾天；通常，在需要掏出居民身份證的時候他們掏出的是外國護照，當然也有人仍然可以掏出他們偷偷保留又尚未過期的中國身份證。 　　1994年，加拿大對中國大陸技術、商業移民開門，為“半路老外”打下了伏筆。90年代末以來，各種鼓勵海歸政策陸續出台。2000年以後，拿了國外身份又回國定居的“半路老外”真正多了起來。 　　“半路老外”的大軍中，一部分來源是傳統的留學生，他們出國時多在20來歲，國內無經濟基礎，在國外經過多年苦讀，有的又工作數年，獲得身份後回國；另一部分則是出國時即以移民形式移出，落地即有當地身份。這部分人又分三類，一是投資移民。據中僑投資顧問公司副總經理田曉青介紹，投資移民的年齡多在四五十歲，在國內有較雄厚的經濟基礎。二是技術移民，年齡主要在30～35歲之間，本科以上學曆，國內生活狀況小康偏上。三是作為傑出人才的自雇移民，分布在藝術、體育等領域。以移民形式出國之後又回國發展的，大多在國外居住時間不長，少則2年，多則5年，受國外生活熏陶不深。針對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移民大品牌”，很多中國人的目的一上來就十分明確——拿了護照就跑。 　　一個換國籍家庭的7年 　　“2000年底遞申請，2001年4月拿到檔案號(那時候懷著老大)，2003年夏天體檢，2003年10月拿到簽證(去香港拿的)，2004年5月29日登陸(因為6 月15號簽證到期)，2004年9月老公考過GMAT，年底考過托福開始申請學校，2005年6月～8月讀PRE-MBA，9月正式入學，2005年12 月懷上老二(那時候可能在美國旅遊)，2006年9月老二將會出生，2007年4月老公畢業，6月參加畢業典禮後準備回國。2007年6月，申請入籍。” 這是姚瑞秋一家2000年到2007年的家庭史，2000年，為了圓丈夫的留學夢，他們全家打定主意做“半路老外”。 　　姚瑞秋移民的目的地是加拿大。付出的直接代價是：辦理移民用的5萬元(RMB)；全家在加生活三年約100萬元(RMB)的花費；放棄她與丈夫在福建當地銀行的中層管理幹部職位、9年工作經驗、15萬(RMB)的家庭年收入，以及三年時光。 　　他們的收獲如下：首先，以較少代價獲得的海外MBA學位。姚瑞秋告訴本刊，對像MBA這類熱門專業來說，以移民身份讀是最經濟的。國際留學生和綠卡生相比，學費一年差一萬左右加元，助學金相差更多：去年她丈夫有1.4萬加元，而國際生隻有500元；此外，綠卡生還有政府無息貸款，而國際生沒有。對他們來說，移民“是為了讀書，為了打工移民就不如待在國內了。” 　　第二，無代價合法孕育的第二個孩子，以及將來子女隨時可享受的國外免費教育。“懷著老大的時候就想怎麽也要再生一個。”姚瑞秋說，在加拿大，從懷孕到生產不用花一分錢，孩子降生後，每個月有牛奶金366加元，教育從學前班開始到高中畢業都免費。 　　第三，便於國際旅行、在世界大多數國家免簽證的加拿大護照。 　　第四，較熟練的英語水平。 　　雖然以前在國內的時候整天做算賬的工作，但是關於花幾年時間拿國外身份這件大事，更具體的經濟賬姚瑞秋也沒算過。“老公說基本到我38歲的時候，生活會比出國前過得好，我就信他了。沒法想那麽多，想太多什麽都做不了了……” 　　移民，不是為了離開 　　做了將近十年移民顧問的田曉青告訴本刊，十年來中國人的海外移民目的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90年代中到末期，絕大部分移民考慮的是到國外淘金。從2000～2002年以後，移民中的主體不是為了到海外定居，而是為了尋求國際身份，或解決子女教育問題，同時國內的投資和工作機會他們也不舍得放棄。 　　因中國護照簽證繁瑣，國際通行證對國際生意的拓展有直接幫助。田曉青介紹，國家投資政策中對海外資金的優惠條件也是促使投資者尋求國際身份的動力。教育方麵，加、澳大學之前所有教育免費，大學隻有國際留學生學費的1/3到1/5，各類政府津貼很多。在北京，讀重點小學就需花5萬～10萬。同時，國外身份在醫療、養老等方麵也有優勢。此外，通過移民換身份後，還可以方便地去第三國，比如美國。 　　“對於國內的富人來說，尋求國際身份的願望是比較迫切的。”一位歐洲投資銀行合夥人告訴本刊，他的許多私營企業業主朋友，感覺對自己的企業擁有感不強，似乎還像在公私合營中。 　　近日《南方周末》公布的一份對內地33位富豪的調查問卷也顯示：九成富豪承認金錢給自己帶來“不安全感”和“煩惱”，其中有7人感到煩惱是最主要的。這種心理暗合了富人們紛紛以國際身份尋求自保的現實。 　　像姚瑞秋一樣，有著明確移民目的的人，在國外會生活得比較陽光。但那些出國前盲目跟風，沒有太明確目標的人，很可能會在求職中遭受打擊。對這些人來說，國外身份更成了他們堅持下去的惟一理由。 　　“有些人移民的動機比較盲目”，田曉青說，對這類移民她並不鼓勵但表示理解。田說：“那些工作在十年左右，事業發展碰到天花板的白領是移民感冒的易感人群，他們移民的真正理由可能很感性，那就是，厭倦。”而據田的經驗，這些人最後絕大多數是要回來的。 　　“半路老外”的中國處境 　　在人們的印象中，外國身份可以提高身價，否則誰願意花幾年的時間去換它。但事實上，那些想通過獲得國外身份然後回國打拚的人，他們的身價真的因此而提高了嗎？大部分親身經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新西蘭公民楊世春是2001年回國的，現在是一家合資醫療機構的副院長。楊世春說，90年代末，在一些外企裏，同等崗位外國國籍員工的工資待遇還和國內人不同，但現在早沒那一說了。“2000年左右海歸工資的畸高，與IT泡沫有直接關係。2002到2003年，迷霧散去，海歸的真實價值顯示出來。”楊世春曾親眼看著一些 IT圈的海歸朋友，在兩三年內工資已經比剛回來時銳減2/3。楊世春自己回國後的第一個工作與他的國外身份還有些關係，但自己創業後，就與國外背景沒任何關係了。 　　“剛回來的時候是有一點優越感，說話夾雜洋文——那種讓人痛恨的壞習慣。”楊說，在國內真的呆下來以後，心態很快回歸了自然。雖然這幾年大家對身邊的“半路老外”越來越見怪不怪，但是時至今日，罩在他們身上的光環和歧視，都還時有閃現。 　　加拿大公民焦玉虹目前是公司裏的技術骨幹。她經常被安排參加公司的一些外事活動，公司領導會向來訪者一一介紹公司的外國身份員工，以示實力。每當這個時候，焦玉虹就得起身跟大家點個頭。公司裏的年輕人對焦很尊重，但焦認為這是由於自己的業務能力，“這個我相信不出國也一樣的。” 　　畢業於英國國立電影學院編導專業的張鐵林，目前兼任暨南大學藝術學院的院長，外教身份。張鐵林說，在影視行業，有這樣的不成文規定，即外籍演員不能參與國內獎項評選。 “有時候我跟高娃老師(瑞士籍)略微聊到這個問題，都覺得有點遺憾。”作為較早為人所知的外國籍演員，國際身份帶給張鐵林的感受主要是歧視和人們酸澀的目光。“我十年前就在中國定居了。但是那會兒，我每三個月就得滾出去一趟。後來慢慢時間隔得長一點、又長一點，現在可以一年一簽了，我已經很知足。”張鐵林說自己早準備在國內紮根，“沒辦法，我喜歡貴國的炸醬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