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崩潰後，德國的殘垣斷壁上遊蕩的不僅僅是戰敗的呻吟和反省的自責，還有許多笑話。其中最經典的當屬一個一句話笑話：“納粹倒台後，每個德國人都聲稱自己家裏藏過一個猶太人”。
柏林-馬爾基什博物館，攝於1937年
該博物館曾在納粹收繳的猶太人財產中獲得了許多珍貴古董
這個笑話引起的隻能是一聲苦澀的自嘲——如果6000萬德國人真的每家都藏過一個猶太人，那麽舉世驚駭的種族屠殺根本就不會發生。事實上，德國民眾不僅鮮少有人冒著極大風險去藏匿猶太人，反而熱衷於舉報那些藏匿起來的猶太“種族汙染分子”。譬如在維爾茨堡，“種族汙染”案件中的57%都由普通市民提起，負責偵緝國家安全案件的蓋世太保反倒很少積極主動參與調查。納粹固然對舉報告發加以鼓勵，然而獎勵並非是舉報者肆意橫行的主要原因。舉報有時得不到什麽好處，反而會因舉報內容太過望風捕影而遭到蓋世太保的申飭。甚至希特勒自己都在一次和司法部長的私下談話中對舉報成風大發牢騷：“我們生活在舉報與人性罪惡的汪洋大海之中……任何詆毀他人的人馬上也會遭人詆毀”。
成千上萬的舉報者並非狂熱的納粹分子，他們中絕大多數隻是普通人，雖然他們在舉報時都打著響應官方清除種族汙染號召的旗號，但真正的動機卻千差萬別：有的是因為嫉妒對方的身份、地位或是財產，有的是因為打壓競爭對手，有的就是喜歡捕捉流言蜚語、刺探消息，看到自己舉報成功而洋洋得意，還有的純粹就是看對方不順眼，於是隨手舉報。通過舉報，他們響應了國家發出的號召，發泄了自己的嫉妒與怨懟，通過參與迫害他人，與當權者站在一起分享權力的快感。總而言之，舉報這種在正常社會中受人鄙視的行徑，在得到當權者的鼓勵之後，形成了一股趨之若鶩的舉報熱潮——在這股熱潮中，人人皆是幫凶。
“蓋世太保”（國家秘密警察）的銘牌
這似乎又回到了那個陳詞濫調：“平庸之惡”。這個漢娜·阿倫特發明的概念用得太濫，以至於像胡椒麵一樣可以隨意灑在任何一個集體作惡的事件上。從表麵上看，納粹德國下普通民眾的所作所為確實符合世人想象中的“平庸之惡”的概念。他們以響應號召、服從命令為名，去舉報猶太人，告發自己的鄰居，參與種族清洗的迫害狂潮，成為納粹罪惡權力機器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螺絲釘——這個說法確實找不出太多的瑕疵，但它卻並未解決一個根本問題：人們究竟是如何參與（投身、或是轉化）到納粹所掀起的集體罪惡當中去的？
彼得·弗裏切的《第三帝國的生與死》在某種程度上給了這個問題一個回答，盡管這個回答多少讓人有些痛苦，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一種幻想：大多數人隻是上了納粹的當，甚至也是謊言與戰爭的受害者。但如果真的想要回答納粹政權是如何成立並且運作的，那麽就有必要重新審視“德國民眾”和“納粹黨徒”這兩個集體名詞之間關係，而且有必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在1933~1945年，德國人以納粹黨徒的身份走了多遠？
研究第三帝國史的曆史學者，譬如聲望卓著的理查德·埃文斯，在他的《第三帝國的到來》中確實指出了關鍵的一點，即納粹德國的群眾基礎並不牢靠，民眾對納粹黨的政治支持很隨意，關鍵的選民群體，如工人、農民，甚至是中產階層的一部分，對新政權沒有表現出什麽熱情，所謂“納粹是靠民眾選舉上台”這一流傳已久的謬說完全不符合事實。
德軍在民眾簇擁下進入蘇台德地區，攝於1938年
但真正關鍵的轉變來自於納粹正式掌權之後，不論之前在它上台時，民眾是冷漠也好，怠惰也罷，絕大多數人都接受了這一既成事實，並且選擇調適自己以便開始在新政權下繼續生活。弗裏切在書中大量引用了一位德國人維克托·克倫佩雷爾的日記來說明普通人是如何接受納粹政權並且與之“共存”的。1938年9月，蘇台德危機因希特勒要求吞並講德語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區而激化之際，克倫佩雷爾與他的妻子前往萊比錫的途中，在一處卡車停車場休息。當他們走進去時，屋裏的收音機開始廣播紐倫堡納粹黨大會上的演講。“開場行軍，勝利的歡呼聲，之後是戈林的講話，講的是德國的偉大崛起、富足、和平、勞動者的美好前景……“，不過克倫佩雷爾注意到雖然大家打招呼都把“希特勒萬歲”掛在嘴邊，但屋子裏的人都在各忙各的事情，“沒有一個人關注收音機裏在說什麽（哪怕一秒）”。
這幅場景可以作為納粹政權下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寫照。但個中含義卻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闡釋。從善意的角度出發，這可以視為一個諷刺：民眾忙於自己的生活，從而對納粹的宣傳叫嚷無動於衷，這是一種“沉默的抗爭”。然而從一個角度來看，盡管納粹的宣傳口號對大多數人來說，隻是充當耳旁風的背景音，但也沒有人去關掉收音機，他們已經對生活在這種洗腦宣傳中習焉不察，與其說日常生活消解（對抗）了納粹意識形態的宣傳，倒毋寧說這些宣傳已經滲入到日常生活中，成為了普通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這是一種“麻木的支持”。
納粹時期的德國民眾，攝於1937年
後一種結論很讓人難以接受，但從納粹政權成立的角度來看，這恐怕是最符合事實的結論。當權者頭腦中最穩固的統治自然是自上而下人人絕對效忠，然而這幾乎是癡人說夢。現實中統治的穩固隻需要民眾不起而反對就已足夠。希特勒和他的黨羽非常清楚宣傳與口號能力有限，不僅不足以吸引絕對大多數人，甚至連麾下的黨徒都有可能對此麻木——但對統治的穩固性來說，沒有人去反對這些宣傳就已經是一種消極支持的表態。人們大可以忙著喝酒、抽煙、享受安閑的下午時光，隻要讓收音機播放納粹的演講，隻要人們打招呼時習慣性地高喊“希特勒萬歲”，隻要沒人走上前去關掉收音機，統治就會在靜好的歲月中穩如泰山。
“對於那些明確拒絕參與的人，德國沒有容納他們的空間。誰也不能保持立場中立。”一位名叫卡爾·杜克費爾登的失業工人，在他的日記中如是記下了他父親對他說的一句話，卡爾自始至終都是一位納粹的反對者，因此在一個鐵杆納粹支持者的家庭中顯得格格不入。當他和妻子拒絕在五一慶祝活動中，對著慶典隊列播放的納粹黨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脫帽致意的第二天，他的父親對他說了上述這段話。雖然父親是個鐵杆納粹，但他說這番話的意思卻隻是為了告誡兒子，如果他明確拒絕參與其中有多危險。他可以消極地隨聲附和，可以隨大流地脫帽致意，可以在喊“希特勒萬歲”時言不由衷，但唯有這樣做這個社會才有容納他的空間。成千上萬的人也正是出於融入社會這一目的而去調適自己去服從這些新的規則。
至於那些舉報告密的人，他們當然是積極主動的幫凶，參與了實際的迫害行為。但他們畢竟隻是少數，而那些沉默的人呢？他們是絕大多數人，為了繼續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選擇調適自己，與納粹妥協，有時是為了不讓自己的生活被強行打破，有時則是從中牟取更多的好處。由於納粹壟斷了絕大多數社會資源，因此獲取這些資源就意味著參與其中。卡爾在日記中寫道，參加納粹活動，可以獲得免費餐飯或點心，體育比賽門票免費。1933年9月，卡爾的妹妹甚至以打折價格乘車前往紐倫堡，參加在那裏舉行的納粹集會。這對成千上萬像卡爾一樣不寬裕的德國普通家庭來說尤為具有吸引力。納粹不僅壟斷了作惡的能力，也壟斷了行善的能力。就像社會福利救濟，納粹幾乎將全國所有福利救濟社團全部納入到國家領導“公民福利協會”之下，行善救濟的行為必須以納粹的名義去做才是合法行為。就像希特勒在1935年“越冬救助”慈善救濟運動開啟儀式上的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我們認為，通過這樣清楚的示範，我們繼續震撼了大眾的良知，讓你們中的每個人都再次意識到你們應當將自己視為國民同誌中的一員，你們應當做出犧牲！我們向全世界表明德國人並非空談'整體’，而是將“整體”看作我們應當為之盡心竭力之事”——納粹宣揚的整體意誌就通過社會慈善的方式灌注到民眾心中。當然，像卡爾這樣領取援助的人或許不會認同這種強加的整體意誌，但他也隻能對此沉默待之。
民眾聚集在體育館收聽希特勒演講
納粹在日常生活領域發起的一次又一次運動，比如“越冬救助”運動，“快樂創造力量”的休閑假期，半強製性的免費觀影和募捐，越來越頻繁的遊行慶典，固然對民眾日常生活的節奏是一種打破，但也是一種表明存在感的方式，讓納粹國家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變得越來越真切，越來越重要，讓人們產生一種離開了納粹國家便無法生存的錯覺。雖然第三帝國的民眾經常感到“被迫自願”，不過“被迫”和“自願”兩個詞同樣重要。發自內心的同意和被迫的屈從貫穿於納粹德國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不僅沒有消解納粹意識形態的魔力，反而成了納粹政權得以成立的基礎。這個觀點聽起來固然令人沮喪，但卻是事實。為了生活，成千上萬的人選擇與納粹妥協，去調適、去沉默、去服從，讓那些強加到自己身上的宣傳口號和政策命令成為日常生活中習焉不察的一部分。他們不會反對將猶太人送進死亡集中營集體屠殺的罪行，隻會抱怨通往集中營的火車半夜發車驚擾了自己的睡眠；他們不會質疑將殘疾者和精神病人送進焚屍爐的“安樂死”計劃，隻會對焚屍爐散發的燒焦惡臭大發牢騷。但他們被一紙征兵令推上戰場送死時，他們也不會質疑發動這場戰爭的動機和目的是何等貪婪與邪惡，隻會更加憎恨那些守護國土頑強抵抗的敵軍。無論是被迫還是主動，當他們最終搭上這輛瘋狂的列車並且選擇對自己周遭發生的一切不公不義視而不見時，當他們努力學習在強烈震顫的車廂裏如何優雅地端起茶杯不會灑上一身時，當他們看著一個個無辜的人被拋出車窗碾碎在車輪之下卻無動於衷時，當他們抱怨那些哀嚎的聲音攪擾了自己的安眠時，他們最終隨著列車一起衝下懸崖的命運就已注定。在本書的結尾，弗裏徹引用了一位猶太幸存者的話：
奧斯維辛集中營
“在我看來，希特勒將這個世界分成了兩半，在其中一半裏開辟了滅絕區、折磨區、屠殺區，嗯，就像其中的一半是正常的——所謂的'正常’，我們的生活其實並不正常——還有另外那半個星球，我們從這半個星球被趕到那半個星球，然後再趕回來。”
每一個在不正常社會中企圖維持正常生活，並對處處可見的不正常視而不見的人，都是幫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