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分裂的時代，人們都更傾向於隻看自己想看到的東西。在宣傳機器最強大的國家，人們可能要被迫麵對更讓人痛心的撕裂。但因人為築牆帶來的分歧並非隻能以“拉黑”告終，在彼此的努力下，牆也未必會永遠嚴絲合縫。
上海封城後，我在美國的好幾位朋友說他們跟在中國的家人“鬧翻了”。 這幾位朋友的家人都不住在上海，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上海的種種慘狀，勸父母以此為鑒囤點吃的，父母卻說上海的情況根本沒有他們所說的那麽嚴重，反而認為他們在美國生活得才是水深火熱，勸他們不如趕緊打道回府。
對我的朋友們來說，這種情況雖然揪心，倒也不算意外。自疫情開始之後，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已經越來越多地感覺到，自己與中國國內的親友看到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其中一個原因也許在於，中國的一些主流媒體和自媒體在描繪外界時有時不盡準確或全麵。就拿這幾天的新鮮例子來說，當人們對上海封城怨聲載道的時候，中國中央電視台發布的一條新聞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說，奧密克戎感染病例大幅增加，導致大量住院和死亡病例，卻並未談及世衛報告開頭所說的全球病例和死亡人數已經連續三周下降的趨勢。烏克蘭戰爭打響後，烏克蘭調查機構發布了一份關於戰爭的民意調查，發現89%的烏克蘭人認為在俄羅斯不撤軍的情況下與其簽訂臨時停火協議是“不”可接受的，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報道時卻去掉了這個“不”字，雖然後來新華網絡和新華社微信公眾號對這個錯誤進行了更正，但未注明更改內容和原因。
而美國“民不聊生”的驚悚消息和畫麵一直在微信和其他自媒體上流傳，自始至終就沒斷過。以至於我在朋友圈貼出休假旅行的照片時，中國的朋友戲謔地留言說：“你怎麽還有心思旅行？在抖音上美國已經接近亡國了。” 在時報一篇關於華人對微信平台複雜情緒的報道中，一些在美國多年的華人談到了他們對微信上誇大美國亂象的貼子的看法。在UPS做主管的王頌恩在收到了朋友發來的所謂美國人在疫情中感到絕望“集體自殺”的視頻後大為震驚，他說：“太荒唐了……事情很糟糕，但還沒到瘋狂的地步。”教育維權人士黃友興注意到微信上出現了大量美國街頭燒殺搶掠的鏡頭，他說：“這讓我很生氣，不是每座城市、每條街上都有這種事。”
中國國內無法真切地看到外界的全貌，各類國內的“負麵”消息也可能隨時被封禁，無論是疫情發展、封城中的人道災難，還是在烏克蘭的華人對中國表麵中立、暗中挺俄立場的批評，而這些內容仍然可以在海外的互聯網上被廣泛閱讀和分享。2020年2月9日，一些華人聚集在紐約中央公園，悼念剛剛辭世的武漢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我在現場聽到一位在紐約教書的女士談及她的經曆：前一年的12月她在網上看到關於武漢出現新病毒的傳聞，勸住在武漢的父母囤口罩時，父母對她說那都是謠言；1月病毒開始蔓延，她再次提醒父母要小心，父母說武漢生活正常、政府已經辟謠了；而在武漢封城之後，她國內的朋友們仍然告誡她網上發言要謹慎。這樣的故事，很多在美國的中國移民也都遇到過。
中美兩個國家對彼此報道不全麵、人們接收到的信息不對稱，這並不是什麽新鮮事。在毛澤東時代，那些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為己任的中國年輕人如果有外國親戚、也可以隨時溝通，恐怕免不了罵對方是被洗了腦。如果不是因為從前“車，馬，郵件都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來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跟他們在中國的父母親朋大概也得時不時吵翻天。而現在互聯網帶來的實時通訊的便利、電腦科技提供的以假亂真的可能，加上防火牆橫亙中間的阻斷，不僅讓牆裏牆外兩個世界都顯得更加極端，也讓分處兩個世界裏的人們在無休無止的爭辯中開始懷疑對方的眼神、意圖、甚至智商。
當人們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還有可能心平氣和地對話嗎？其實即使在信息相對自由開放的美國，人們也在為此困惑。畢竟在這個分裂的時代裏，人們都更傾向於隻看自己想要看到的東西。但在政治宣傳機器最強大的國家裏，人們可能要被迫麵對更讓人痛心的撕裂。
俄烏戰爭打響後，時報的一篇報道講述了烏克蘭人跟他們在俄羅斯的親人無法溝通的經曆——他們跟家人講述戰爭的殘酷和自己心裏的恐懼，親人卻根本不相信他們處於危險中，甚至不相信戰爭的存在。
對很多人來說，這種經曆令人絕望。但接受采訪的一名身在烏克蘭的年輕人跟他在俄羅斯的父親為戰爭吵架之後，他意識到自己憤怒的對象不應該是親人，而應該是俄羅斯的宣傳，於是發起成立了一個叫做“爸爸，請相信”的網站，指導和他同樣處境的烏克蘭人跟俄羅斯的親人們談論戰爭。“最簡單的做法是說‘好了，我現在不認你這個爹了。’但正因為他是我的父親，我不能這樣做。”他說。“1100萬俄羅斯人在烏克蘭有親戚，1100萬人啊，什麽都有可能——從革命到至少發生一些抵抗。”
生活在海外的1100萬中國移民和他們在中國的親人應該也能從這句話中得到些啟示吧。有親情作為緩衝，因人為築牆而帶來的分歧或許不一定非得以“拉黑”告終，而在彼此的努力下，牆也未必會永遠嚴絲合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