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女子在美國的非常經曆

一個中國女子在美國的非常經曆[轉帖]

來芝加哥多年了，身邊也不乏追求者，卻一直不願意找一個美國人做丈夫。有一次，表姐心血來潮要給我介紹一位年輕的外交官，我並不熱心。可表姐說他 能操一口標準京腔，還在美國駐瀋陽的領事館任了兩年領事。我的心動了。1993年的聖誕節，我與沃克初次見麵。「你好，幸會，幸會。」英俊的沃克操著極其 地道的北京腔伸出了手。在握手的一瞬，我看到他胸前掛著一塊小牌子「美國國務院／勞倫斯．沃克」。可是，我根本沒料想到，這塊小小牌子把我們以後的生活攪得天昏地暗。

　　沃克的幽默、熱情、博學吸引了我。在一起時，他說三句話必有兩句話會逗得我開懷大笑；我的嫻靜、溫柔也深深地俘獲了沃克的心。

　　有一天，我們走在國務院大樓附近的一條街上，嬉鬧的他突然變得滿臉警惕，小聲說：「我們分開走，到前麵那條街的酒吧碰麵。」說完，他像完全不認識 我一樣，大步消失在人流中。到了約定的酒吧後，我耿耿於懷地自嘲：「怎麽啦，跟一個中國姑娘一道有傷體麵？」沃克微擰著眉頭，嚴肅地低聲說：「你知道 嗎？美國的外交官跟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的公民建立密切關係，都要馬上向安全部匯報。」「有那麽嚴重？」我頭一個反應是：他在胡扯，在美國會有這樣的製 度，豈不是天方夜譚？

「美國五十年代製定的外交紀律裏規定，外交官不準跟共產黨國家的人結婚」。我瞅了他好一會兒，才確定這不是玩笑。「沒有通融的辦 法嗎？」我焦慮起來。「愛上你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考慮辭職。我辭職，總比他們把我踢出來好。」沃克堅定地說。接下來，是長久的沉默。對於精通八國語 言、著迷於世界各種人文地理的沃克來說，犧牲他鍾愛的工作，會是怎麽樣痛苦的割舍埃為了沃克的前程，我強忍著痛苦說：「說不定我們並不適合結為伴侶， 你先不要辭職，我們相處一段時間再說吧。」
　　一年後的一個夜間，我接到了一個陌生人的電話：「別緊張，我是安全部調查員，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好嗎？」我的心怦怦直跳，惶恐地答應了。

　　第二天，我準時來到安全部的辦公室。一個年輕的美國男子把我帶到一間類 似審訊室的小屋子，四壁無窗，氣氛單調得令人發怵。他說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病了，由他替代與我談話。他不斷地提問，我回答時他就一一往紙上寫。不一 會兒，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回來了，我流暢的對答，變得越來越吞吐。原來，他在摧毀我的邏輯。我看著他那張白種人特有的掛著冷漠禮貌的臉，漸漸弄 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

　　幾天後，我的兩個好朋友打電話來說，他們都受到安全部的盤查，以核實我 的證詞。我憤怒了，拒絕跟調查員再談一個字。沃克那邊很快就感到了壓力。他打電話給我，懇求地說：「為了我，求你，好嗎？」轉而，他又興奮地告訴我， 他已收到了美國駐意大利使館的歡迎函，以及他的職務安排、津貼計劃等等。我想，也許我的忍耐會給我倆帶來美好的結局，那麽就忍吧。

　　半個月後，那個第一次打電話給我的調查員再次露麵了，請我去他辦公室會談。他大概四十歲左右，矮個子，有無必要都開懷地哈哈大笑，有種山東人式的 豪爽，可是看他那雙閃著寒光的灰眼睛，就知道他的心根本不會笑。他用中文不厭其煩地問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哪年哪月哪日做哪件事。我全副精力地一一答 對。「這些問題，上次的調查員已經問過四遍了。」我終於抗議了。「是嗎？不過我是頭一次問你呀。不是嗎？」他搖頭晃腦地說。我突然明白過來，上次他根 本不是因病失約。他存心讓人先盤問我，目的是找出我兩次回答中有沒有不相符的地方，再揭開我的「真相」。一個多小時過去了，我的回答還算順利。突然， 他改成英語提問。我知道他想用無數個「冷不妨」來弄得我措手不及。我在母語中設防，極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持續了半個多小時的英語對答後，他無緣無 故地再次山東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說合作十分理想。我的心鬆弛下來。他一麵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麵不經意地說：「有件小事還得勞你協作。我們想請你做一次 測謊試驗，不知怎樣？」這太意外了，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瞬間我想到了沃克，我沉重地點了點頭。

　　晚上，我在「電話裏冷靜地告訴沃克，我答應接受測謊試驗。他那邊炸了：「你怎麽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這簡直是人身侮辱！隻有對犯罪嫌疑人才能提 這樣的要求。」我的眼淚一下湧了出來：「你以為我願意？！我不該答應接受測試，也不該接受你的求婚，更不該來這個貌似自由的鬼國家。」
　　沃克周一從華盛頓興奮地打電話告訴我赴意大利的行期已經定了，他已向上級遞了報告，申請在赴任前和我結婚。「也許調查的結果令他們滿意，否則早就 取消我的羅馬調令了。」他喜氣洋洋地跟我商量起羅馬的蜜月之行來。我這段時間的痛苦和壓抑一掃而空，沉浸在幸福之中。電話剛撂下，門鈴響了。我高興地 打開門，一下傻眼了：竟是那個矮個子調查員。我心裏一沉，原來真的一直有人在監視我和沃克。他對我說：「你不是答應做測謊試驗嗎？星期四到我辦公室來 簽字吧。」我看也不看他，就答應了。反正壞就壞到頭，壞到了頭，就該好了吧？　　星期四我如約到了辦公室，矮個子調查員滿麵春風地拿著表格走過來。我剛 要接過來，他卻突然一縮，鄭重地說：「我希望不帶任何強迫性。」

　　到了這種份上，還說這樣的話，未免太虛偽了吧。我無表情地咧了咧嘴，接 過了表格，拿出筆，用力瞅了他一眼，往這張表上簽名的都是什麽人？騙子？搶劫犯？殺人犯？沒有比讓一個說盡實話的人做測謊試驗更屈辱的事了。但我還是 像一切罪犯一樣順從地簽了名。

　　回到家，天已經黑了，沃克氣急敗壞地打電話來說，今天下午一點半，他被 通知不再有資格進出國務院大樓，去羅馬的委任令自然也撤銷了。而且，剛才安全部來人收回了國務院大樓的出入證……我立刻回憶起第一次見他時他胸前掛的 那塊小牌子。我突然意識到，下午在我接受測謊試驗時，沃克的命運其實早就被決定了。就是說，安全部向我強調接受測試是我自願的時候，早就知道了外交部 對勞倫斯的處置。為什麽還不放過我呢？

　　我們在電話的兩端沮喪著，沉默著，很久很久。

　　1997年的秋天，我和沃克在舊金山結了婚。他在一家有名的電腦公司工作， 我們有了一個兒子，日子是寧靜而明朗的。但不時，我仍會冒出這麽個念頭：他們真的放我長假了嗎？我真的身後不再有眼睛、電話上不再有耳朵了嗎？會不會 哪一天突然跑來個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請我去做測謊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