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三個人值得寫一寫，陸定一、羅瑞卿、李維漢，曆史上，這三位在相當一段時間裏麵都是左的路線的堅定執行者，比如李維漢，江西蘇區的時候就是整鄧毛謝古的主導人物，延安整風時又是搶救運動的三大幹將之一（另外兩個是康生、高崗），直接負責邊區係統的審幹，陸定一雖說是知識分子出身，可是在五十年代對待文藝界的過左的整頓中所犯的錯誤也是不容忽略的，至於羅瑞卿，大家知道的便更多。然而，當我們譴責他們的錯誤和過失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他們晚年的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覺醒。這三個人中除了羅瑞卿早逝之外，其他兩個人對於黨和國家在新時期的政治製度建設、意識形態建設上都提過很多寶貴的意見，對於徹底根除黨的封建主義的曆史殘餘思想都做過相當多的有益的工作，可惜的是，他們的看法和觀點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甚至是被忽視了，他們本人也再一次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從古至今就沒有不犯錯誤的聖人，而犯了錯誤並且能夠積極的改正錯誤並且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借以告誡後人避免重蹈覆轍，這是比較難能可貴的品格。晚年的羅瑞卿、陸定一和李維漢都是這方麵很好的例子
。如果用蓋棺論定的解讀方法來看，這三個人都不愧於追悼詞中對他們的評價。這也是我想寫寫羅瑞卿的一點動機吧。
羅瑞卿的祖父還是一個很能掙錢的地主，到了他父親這一代就廢了，因為他的父親是個典型的敗家子，家裏的一切都靠羅瑞卿的母親來做，這點上羅瑞卿和毛澤東很有共同語言，也就是都厭惡父親，喜歡父親甚至是崇敬。羅瑞卿的祖父鮮錦堂對他很看重，認為這個外孫將來很有可能出人頭地，對他加意培養。
羅瑞卿少年時就是一個高個子，很喜歡打抱不平，同學有難時都有他的身影出現，也喜歡看俠客一類的小說，學習雖不用功，但是，頭腦很聰明。像《三國演義》、《水滸》這一類的書給他一生的影響很大，羅想轟轟烈烈的幹上一場。這時候，他的好友任白戈把他介紹給四川的共產黨的負責人之一吳玉章，吳玉章多少知道一些羅瑞卿的性格，就給他說：“人這一輩子如果碌碌無為那是很可惜的，大丈夫就應該及時的投身到建功立業之中去。”這話很對羅的胃口，可見，我黨在早期革命實踐中並不是一律的張嘴便是大道理大帽子的。
第二個給羅瑞卿畢生難忘教誨的就是羅瑞卿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時的老師中共烈士李鳴珂，李對他說：“打仗死人都是尋常事，軍人就該不怕死，而且在戰場上被子彈打死也不是什麽特別痛苦的事，那麽一穿過去就完了。”（《回憶李鳴珂烈士》）羅瑞卿對這番話記憶的很清楚，幾年後當他擔任了軍隊的領導之後，特別是做政治工作時就經常對戰士進行這樣的教育。國民黨軍將領胡璉晚年回憶對共產黨作戰時不得不承認“毛共軍隊人皆懷必死之心，焉能不勝？”（胡璉《出使越南記》）
羅瑞卿在中央蘇區擔任過紅一軍團的保衛局局長，肅反時期，羅瑞卿不僅沒有亂殺過人，還保護了一些同誌，聶榮臻回憶這段往事時說：“紅一軍團重在批評，沒有殺過一個幹部。”（詳見《聶榮臻回憶錄》）有一次，軍團衛生部給下邊的戰士為了止痛，下發嗎啡，結果搞錯了，變成了奎寧，戰士吃了不對，反映上去，一查是搞錯了，當時的衛生部長薑齊賢恰好是國民黨俘虜過來的，薑自己也嚇得要死，還是羅瑞卿發話不讓追究，作為一般工作失誤處理了事。一軍團肅反沒有殺人，這和林彪、聶榮臻的具體工作方針是密不可分的，可是，作為保衛局長可以直接“通天”的羅瑞卿在其中的好作用也不是能夠簡單忽略不計的。
羅瑞卿是一個比較看重戰友情義的人，四軍軍長王良犧牲時，羅瑞卿抬著王良的屍體，冒著炮火親自予以安葬，王良身上的懷表羅瑞卿到死時也帶在身邊，羅的警衛員回憶，羅每次打了勝仗之後都不忘了把
懷表套出來說：“老夥計，我們又打勝了。”在我軍曆史上如此重情義的人有記載的就是賀龍、羅榮桓、彭德懷幾個人，當然不是說沒記載就沒有深厚的戰鬥友誼了。
羅瑞卿一生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老師就是毛澤東，他在江西的時候就被人稱為毛澤東身邊的六大“名人”，也就是紅軍時期流傳很久的
“二羅”、“二蕭”和“二譚”，毛澤東叫羅榮桓為大羅，叫羅瑞卿為小羅，以後又有了羅長子的外號。陝北時，毛澤東送給羅瑞卿一副對聯叫“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說明毛澤東對羅身上的弱點看的很清楚。毛澤東給予羅瑞卿的已經不單單是吳玉章、李鳴珂他們的那些單一教誨，而是係統的教導羅怎麽去做一名優秀的領導幹部。毛澤東對羅的影響是羅一生都難忘的，也是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的，這也就是羅後來拖著殘腿仍舊給毛澤東守靈的原因之一。從政治思想上他和毛澤東已經密不可分了。用羅自己的話說：“那是棒打不散的。”也因為如此的思想左右，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後逐步走向極左，而羅瑞卿也與有力焉，甚至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包括廬山會議和軍委擴大會議上，羅瑞卿成為批判彭黃張周最為賣力的人之一。這些都應該和羅的成績一樣不能被遺忘的。
羅瑞卿能夠被毛澤東看好並且一直重用，並非簡單的聽話和服從，我黨早期革命之際，用人是第一要務，而處在開基立業階段的毛澤東更不會單單因為某人的盲目服從進而大加提拔，值得注意的是羅瑞卿的能力，羅是一個精力充沛、頭腦清醒的人，作風強悍、雷厲風行，這點即使多年之後準備打倒羅的林彪也是深以為佩服的。羅瑞卿死於一九七八年八月，直到次年的一月，中央才勉強派耿飆來接替羅的軍委秘書長的位置，鄧小平等人多次感歎羅的早逝，特別是胡耀邦生前對羅的病故的惋惜程度已經溢於言表。羅的能力的突出主要體現在他擔任公安部部長時期，五十年代，中國凡事學蘇聯，唯獨在公安部，蘇聯顧問門可羅雀，羅瑞卿頂住一切外來壓力，堅決不讓蘇聯人過問公安工作，公開說：“我們的公安部不是蘇聯的‘格伯烏’（內務部）
。”現在五十五歲以上的人大多還能記起中國五六十年代治安的平靜和祥和，這和羅瑞卿狠抓公安工作有著極大的關係。有一年，羅瑞卿下去視察工作，當地的公安部門負責人匯報說：“我們這裏很好，沒有出什麽大事，也就是工人丟了自行車、小孩被車撞了一下，還有幾場小火災。”羅當時就扳起臉來：“工人一年收入是多少？買一輛自行車等於全家最大的奢侈品，丟了還不心疼死？你還說是小事？小孩被車撞了，是傷殘了還是治好了？人命關天能是小事？封建王朝都講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們新社會如果還讓工人的自行車隨便的丟了，小孩子走在馬路上隨便的被車撞了，我們算是哪門子的社會主義？你我還配叫公安人員嗎？”而當文革中砸爛公檢法和百廢待興之後的八十年代初期，很多公安戰線上的老人回憶起羅瑞卿做部長時的負責認真都不免發出感慨。
羅瑞卿最為閃光的是他的晚年的思想上的覺醒，真理大討論開始後，中央黨校吳江寫了一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被人頂住不讓發，羅瑞卿第一個看了，以後就堅決讓《解放軍報》登出來，胡耀邦那時候是衝鋒在前的，然而幫手很少，大家輕易不敢表態，羅瑞卿是最早鼎力支持胡的，胡耀邦說過：“羅瑞卿同誌和我是心心相印的
。”羅瑞卿認真的檢討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自己的“跟風”，對黨內的封建主義的思想的橫行做了極為深刻的論證，在抵製左的錯誤方麵，羅也是敢於開風氣之先的，打破沉悶的政治局麵，部隊方麵羅是第一人。當時，軍隊中能夠這麽勇於回顧曆史和檢查曆史的不多，一個羅瑞卿，一個楊勇。而羅瑞卿的威望又是比較高的，晉察冀野戰軍重組時，司令員楊得誌在大會上說：“中央讓羅瑞卿同誌做我們的政委，羅政委在當師長時，我還是通信班長，以後我們都要按照老政委說的去做。”在人物凋零的七十年代末期，羅瑞卿的資格和威信更是不可或缺和異常突出的。不少人甚至假設如果羅瑞卿不那麽早逝的話，有些事情可能要重新書寫，自然曆史是不能假設的。
我們經常說曆史是公正、客觀的，他沒有回避羅瑞卿的種種錯誤，也沒有忘懷他的反思和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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