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讀史劄記（73）－－明成祖靖難始末之東角門定計

2.東角門定計： 對封建諸王的感覺猶如芒刺在背的不僅僅是卓敬、葉伯巨們，還有被朱元璋稱之為“仁明孝友，天下歸心”的皇太孫朱允炆。朱允炆和他父親太子朱標不同，朱標雖然也是以仁慈、寬大著稱，但是，按照封建的禮法，朱標是諸王的長兄，古有長兄代父一說，所以，朱標對於諸王來說也還是敬畏有之的。而朱允炆身份減朱標一等，淪為諸王的侄子，而且，因為被立為皇太孫的時間不長，威望沒有得以充分樹立，和皇祖的學習也沒有得到很好的施展，所以，在諸王中間特別是軍功顯赫的燕王等人看來其人不過是孺子而已。而朱允炆雖則年輕，卻也聰明，他對諸王的看法和乃祖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作為旁觀者的他，相對於朱元璋更加貼近於現實。 朱元璋祖孫之間曾經有過一次簡單的對話，直接反映了他們對藩王問題的真實看法。朱元璋躊躇滿誌的對朱允炆說：“現在，內裏的跋扈的大臣也已經被我除掉，外麵有藩王為你鎮守四邊，你以後就可以端拱而治了。”朱允炆則說：“諸王如果和朝廷一心倒也罷了，倘若諸王起兵謀反，如之奈何？”朱元璋一時語塞。朱允炆就說：“如果諸王反叛，隻好請用祖製，效法漢代的做法，削藩。”朱元璋點點頭說：“沒有比這個辦法更好的了。”朱元璋自己對這番談話後來顯然沒有足夠的重視，而朱允炆則把這次談話作為自己今後的既定方針來看。 朱允炆同時還把自己的擔憂和親近的黃子澄說了，一次在東角門，朱允炆問黃子澄假如諸王謀亂怎麽辦？黃子澄信心很足，他慷慨的回答道：“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這番大道理很讓朱允炆滿意，而後朱允炆就是套用了黃子澄的話來回答朱元璋的，史稱：東角門定計。 然而，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黃子澄的話就會發現這個主張未嚐不是好的，可是卻也空乏的很。黃子澄不過是個書生，隻知經而不知權，隻知目的而不知手段。當然，關於這點建文君臣自己都是渾然不覺的。 當時，建文帝的智囊團的主要人物包括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其中隻有齊泰一人知兵，史書上記載齊泰的發跡是這樣的：“太祖嚐問邊將姓名，泰曆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所以，他後來被用作兵部尚書。與黃子澄同參軍國事，成為實際的宰相。而方孝孺則是名重一時的老書生和當代的大儒。蜀王朱椿對他很是敬重，而朱元璋一眼看破，他說：今非用孝孺時。但建文對方孝孺卻是情有獨衷、破格使用，每每和他談論軍國大事，更為主要的是讓他出任《太祖實錄》的 總裁和負責國家官員的改革製度的實施。 應該說朱元璋留給建文的並不是一個十分令人滿意的朝廷，當適時，中央因為屠殺而中樞乏人，而四方的藩王因為厚養而權重。而由於朱元璋實行了多年的嚴猛的政治使得地主階級不免怨聲載道，特別是朱元璋對江南地主的嚴厲打擊，讓他們倍感不快。因而，建文甫一即位，立刻宣布政治上的改良。他在詔書中稱：“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對於過重的賦稅，建文也許諾給予減免。朱元璋死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當年七月間建文帝就下詔行寬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詔說：“朕即位以來，小大之獄，務從寬減，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國榷》卷十一）。此後，建文元年二月，又詔均江浙田賦。太祖時江浙賦稅獨重，悉與減免，每畝納稅不過一鬥。同時廢除江西、浙江、蘇州、鬆江等地人不準在戶部任職的規定，仍得在戶部為官（朱元璋認為這幾個地方的人很奸詐，不適合在管理財政的重要部門任職，後來朱棣等皇帝仍舊堅持朱元璋的看法，以明英宗為最）。 除此之外，建文君臣開始對官製也做了一定的修改，建文責成方孝孺總其事，用為翰林院侍講，參據《周禮》更定官製。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陸續進行，至四月大體告竣。所謂更定官製，其實隻是某些官員品級的改定、機構的調整和官職名號的更易，並非製度上的實際改革。如六部尚書由正二品改為正一品。工部增設照磨司，兵部裁革典牧所。都察院改為禦史府，設禦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員職名六部侍郎改稱侍中，原通政使改稱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稱大理卿。他如太常寺卿改稱太常卿，光祿寺卿改稱光祿卿等等，大體類此。地方官製主要是改左、右布政使製，隻設布政使一人。提刑按察司改為肅政按察司。這件事純粹屬於無用功，而且書生氣十足，對於建文政治毫無實際用處，而從側麵也反映出建文君臣的務虛和繁瑣。 然而，無論是改訂官製還是削減賦稅，這都不是建文君臣念茲在茲的大事，他們最關注的還是藩王的問題。建文問黃子澄：“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回答：“不敢忘”。所以，朱元璋屍骨未寒的洪武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建文帝就對那些不安分的權力極大的叔叔們動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