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清史雜談（11)－－施琅·康熙·鄭成功

我在《三藩之亂》一文曾經寫道：“說到底，此人就是典型的軍閥，心目中隻有自己的利益 ，自然，人不為己，那就不是人，然而，以天下人的利益換取一己的私利，這總說不過去罷 ，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很多，諸如被稱作解放台 灣的將領施琅等人都是這個類型。”有人就說施琅是這樣的人物嗎？特別是所謂以天下人的利益換取一己的私利的嗎？我於是就想請大家看看我原文中真正的意思所在，我是指施琅是和吳三桂一樣的典型的軍閥，心中隻有自己 的利益，這是斷句，而非聯句。下麵，我對施琅的為人做一個簡明的介紹吧。 施琅和鄭氏家族的淵源很深，順治三年跟隨鄭芝龍降清以後，因為滿清對其人沒有足夠的重視，重新回到鄭成功的身邊。成功最初對施琅是非常信任的，（《清史稿》中對此居然回避 不談，完全美化施琅的二次叛變事件）然而，廈門事件之後，施琅和鄭成功之間開始出現裂痕，施琅以大功不賞不滿於鄭成功，而鄭成功以施琅驕橫跋扈對其日漸疏遠。此後不久，施琅擅自殺掉鄭氏的舊部曾德，使得鄭成功和施琅公開走向決裂，鄭成功派人抓捕施琅， 憤恨之餘囚禁施琅父和弟，而施琅居然越獄得逞，投降滿清，成功得報就此殺掉施琅的父親 和弟弟，而施琅也就此死心塌地的服務於滿清。 鄭成功、施琅交惡一事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台海的局勢，進而使台灣的曆史得以改寫、鄭氏家族的命運得以轉折，可謂大矣。究其原因，施琅本人的性格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證明。施琅於明清鼎革之際，以軍事才能見顯於世，而其人抱定用我者上之，棄我者下之的個人本位主義，在他的眼中，沒有那個時代應該具有的起碼的民族大義的概念，所以，他的忽明忽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們國家曆來比較推崇忍辱負重的精神，特別是在異族進入中國時期，這種精神更加被上升到相當的高度，由此而進入一致對外的境地。今天，我們似乎沒有必要以此來苛求前人，但是，我們仍然不能脫離當時的曆史環境來評價有關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否則，就會陷入一種新的怪圈。施琅的舉動在那樣的曆史階段中就是視同叛逆，這是毫無疑問的。不論你的個人的追求和性格以及其他方麵是如何的，如果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滿足或者因為受了委屈就走向反麵，這實在是說不過去的，而隻有軍閥類型的人物才不會在乎這樣的所謂大是大非的基調的。施琅是之謂也。 接著，我們來看鄭成功，以往因為收複台灣的原因，我們把鄭成功視作少有的民族英雄看待 ，這是不可否認的，雖然鄭成功打著抗清的旗號，但是，他卻是一直把自己家族的利益或者說是把自己部眾的利益擺在大局之上，也是不容否定的，而且，鄭成功為人偏狹、暴躁。缺乏統帥應有的氣度和雍容，從他殺害抗清名將張名振就可以看出來，而後失約於李定國等都是他的局部利益、團體利益超越全局的重要表現。施琅為什麽在後來康熙的駕馭下如魚得水 而和鄭成功則冰火難容呢？這也是鄭成功終於也隻是一個優秀的愛國軍閥兼民族英雄的症結所在了。 接著，我們繼續看看投降滿清之後的施琅，康熙七年，正是三藩亂起的頭一年，施琅說：“賊兵不 滿數萬，戰船不過數百，錦智勇俱無。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賊勢立絀；倘複負固， 則重師泊台灣港口，而別以奇兵分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賊分則力薄， 合則勢蹙，台灣計日可平。”此後此事沒有進一步規劃。繼而在康熙二十年，也就是剛剛平定三藩不久，施琅再度上書：：“賊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際，颶風時發，我舟驟難過洋。 臣今練習水師，又遣間諜通臣舊時部曲，使為內應。俟風便，可獲全勝。” 在克複台灣以及之後，施琅的一些做法還是非常到位的，比如他對於鄭成功的家族的處理說過這樣一句話：：“絕 島新附，一有誅戮，恐人情反側。吾所以銜恤茹痛者，為國事重，不敢顧私也。” 這也就是施琅之所以是施琅而非吳三桂之處。 但是，在攻克台灣的問題上，姚啟聖的功勳是不應該磨滅的，而施琅在陷害姚啟聖的事情上 再度暴露了他性格的最大缺陷所在。康熙二十七年，皇帝對施琅說了這樣一番意味深長的話 ：“爾前為內大臣十有三年， 當時尚有輕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後三逆平定，惟海寇潛據台灣為福建害， 欲除此寇，非爾不可。朕特加擢用，爾能不負任使，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餘。 或有言爾恃功驕傲，朕令爾來京。又有言當留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用爾勿疑， 況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爾複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 從中也可以看出施琅之所以慮此不見容於其主的內因了。所以，《清史稿》作者就此大發議論說是“非聖祖善馭群材，曷能有此哉？”雖則溢美之詞見於言表，但是，也由此看出康熙 之不同於鄭成功或者高於鄭成功等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