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譯）戈爾巴喬夫回憶錄

當然是與中國有關的部分，主要是他訪問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思，最主要的是他與趙紫陽會談，可惜的是他沒有記錄趙說的那句話--你懂的。
來自：Memoirs 作者：Mikhail Gorbachev，英文翻譯是Wolf Jobst Siedler，由Doubleday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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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人對蘇聯國內聽到二次世界大戰後與中國關係新發展後的那種高興心情記憶猶新。因此我們（包括我自己）對許多年裏雙方的冷淡、互相的羞辱、公開的衝突和最後的分裂而感到極大的警惕和擔憂。我們的人民一般對我們的領導人處理與中國關係的方式都不接受不讚同。
今天，當年分裂的原因都公開了，也被理解了。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無法接受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CPSU）二十大上的態度和他所披露的一些內情。中方認為這些是對他們自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體係的沉重打擊。爭論開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都被卷入這場涉及所有左翼組織和運動的政治鬥爭。
中蘇分裂還有另一個因素，中國方麵對蘇聯拒絕提供製造原子彈的技術感到受到傷害和憤怒。我相信，蘇方的拒絕是有客觀理由的，因為到了那個時候，限製核擴散的思想已經被公認了。確實，赫魯曉夫的決定也許不是根據這個原因而是想保持蘇聯對中國的控製。赫魯曉夫真正的錯誤在於他大規模地從這個撤走蘇聯專家。中國方麵認為他的這種作法太專橫也是有一定理由的。
我們方麵後來也並不是沒有努力減少緊張局勢，但是相對於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做的不係統，也很不夠。
積累了幾十年的衝突就這麽延續下去，這種慣性阻礙了變化的可能性，我們的領導中的大多數本來就不想改變這種狀態，因為他們生長在深深的相互敵意的環境中。雙方一些頭腦清醒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專家們為減少緊張局勢的哪怕是微弱的努力都被看作是國家利益的背叛。隻有來自最高層的政治激情，加上係統性的，艱難困苦的不懈工作才能建起新的互相信任的橋梁，來取代四分之一世紀前拆毀的老橋梁。
（P488）1988年12月初，我接待了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請他轉告中國領導人，我們希望兩國關係正常化，且條件已經成熟。我們向錢外長坦率地介紹了我們國內的情況，以及我們對外政策的新思維。錢外長轉達了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對我的問候並邀請我訪問中國。
1989年5月14日，我們飛抵北京。空氣中滿滿的激動與期待，在降落前我們接到通知，歡迎儀式將立即在機場進行。。。。5月16日上午，我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會談，他84歲，但是他在談話中很活躍，很隨意，沒有稿子。他問我是否記得三年前通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賽斯庫轉達的一個信件，他建議，一旦阻礙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個障礙消除，就與我見麵。我說我很感謝這個步驟，他的信激發了我們的思路沿著同一個方向前進。
（P489）鄧小平說：“今天我們可以正式宣布，中蘇關係正常化了。”我們握手，鄧小平補充道：安排在下午進行的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會談將意味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正常化。他用了八個字來形容我們會見的結果：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我們同意這個結論。雙方都希望加強經濟、文化、科學方麵的交流、教育和培訓。
我還想利用與鄧的會麵，推進中國和越南關係的正常化，但是我剛提出中越應該恢複對話，鄧小平就回道：“隻有蘇聯能影響越南。” 他不相信中越會談沒有蘇聯的影響能有任何成果。我跟鄧小平的會談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他使用了很多老一代人的名詞和用語，但是，他並不是語言的奴隸，而是讓它們服從於現實生活的邏輯。他對曆史事件和當下的發展都具真知卓見，我認為他對中國曆史進程之所以有如此巨大影響力，關鍵是因為他豐富的經驗和實用主義。
當天晚些時候我與趙紫陽會見時，整個會談在良好願望和互相理解中進行。會談的主題不言而喻是改革。我們兩黨麵臨的一個共同的，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個對國家和社會都越來越民主化的環境中如何開展工作。
（P490）總書記主動談到了天安門廣場，“學生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太天真太簡單，這很自然。他們以為他們隻要提出一個口號，黨和政府就可以在一天內解決他們的問題。目前，大家普遍感覺，黨和政府部門與年輕人和學生互相不理解。我們不是很了解他們的狀態，他們也並不真正了解我們。我們國家是四世同堂，互相之間的理解非常重要，我屬於第二代，學生是最小的一代，鄧小平是第一代人。”我對他的觀點的邏輯表示讚同，我們遇到相同的問題，我們也有我們的頭腦發熱分子。
然後趙紫陽似乎是自己問自己：“一黨製能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它能對負麵現象實施有效的控製嗎？它能打擊黨和政府部門內的腐敗嗎？”
從趙的論點可以推斷,中國領導人以及準備走政治改革之路，在一黨製下，給群眾更多的民主權力。他斷定，假如這條不成功，就不可避免要實行多黨製。另外他強調，有必要加強公民的憲法所授予的權利，同時要創造一個法律和民主的最佳關係。法律必須以民主為基礎，民主必須依靠法律。趙紫陽說，中國人民非常關心蘇聯進行的政治改革。“知識分子對此尤其關心，他們要求中國向你們學習，模仿你們的作法。”
坦白地說，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會見時表現的這種開放性讓我感到驚奇。會談期間我一直在想這意味著什麽，直到後來我才了解到他所經曆的內部權力和價值觀的爭鬥。他是非常接近鄧小平的改革者，一名新型政治家。（p491）很多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追隨他。現在，趙紫陽麵臨著學生們民主化的挑戰，他肯定知道很多人要求恢複秩序，因為學生示威是一種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但是示威者中很多人是他的追隨者，這是他的困境。
5月18日，在政府駐地舉行了歡送儀式後，我們前往飛機場，我們沒有經過北京的市中心，但是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出來為我們送行，這不可能是政府組織的。我們到了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和市長朱熔基到機場歡迎我們。上海街道上也有很多人歡迎我們，有些純粹是好奇，也有很多想表達對我們的友好。在莫斯科計劃行程的時候，我就強調，除了北京，一定要訪問上海。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城市，另外選擇上海也是因為我想見見江澤民。莫斯科得到的情報顯示他是“新浪潮”（new wave）中最顯著和有意思（interesting）的人之一，他是上海科技學院（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顯然莫斯科情報有誤，應該是上海交通大學），1950年代他在莫斯科的一間汽車廠實習，他從未扔下俄語，這在我跟他見麵時得到驗證。
江澤民對上海民眾心態的深刻理解，也許加上他平和（calm）、不偏不倚（balanced）和待人親切（gracious）的個性--這是他給我的印象--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麽上海的學生運動漸漸就自己沉寂下去了，沒有演變成悲劇結局。因此，1989年6月，當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接替因學潮辭職的趙紫陽的時候，我們一點都不感到奇怪。江澤民當選並不是強硬派的勝利，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找到了一個政治上的妥協和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平衡。提拔力推市場改革的朱熔基，在我看來也是順理成章的。
除了跟中國領導人會見外，跟中國年輕人的接觸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甚至某種程度上沒有預料到的印象。很多我們的中國專家說，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願望，大多來自老一代中國人的懷舊。他們設想，中國年輕人成長於中蘇爭鬥的年代，即使他們沒有變得反蘇，至少他們對蘇聯感到無所謂，乃至形成親西方，親美國的態度。在北京上海與中國年輕人的麵對麵交流，我們發現這些都不確實。年輕一代人，大學中學生、工人、坐辦公室的有點猶豫地參加交談，表達他們想到蘇聯過一段時間的願望，我對他們那種生動、真純的對我們國家發生的一切的興趣以及對恢複我們兩國關係的熱情深深打動。
我記得一次我們從長城回來，遇到大隊的示威人群，警衛人員想讓我們車隊轉到一條小路上去，我要求他們直接開過去。看到我的車，學生們熱情的歡迎我們，我停下來，走出車子，跟他們握手。現場秩序極為良好，示威者們自動組成一道人牆，我的車子緩緩施過，警衛車子跟在後麵。
跟中國年輕人的接觸，更讓我相信我的不推遲訪問時間的決定是正確的，雖然我們很多同誌擔心北京的學生示威會幹擾我們訪問的順利進行。坦率地說，我們在莫斯科沒有預料到示威的規模，示威的高潮正好與我到達北京的時間重合，但是這兩者間沒有關係，雖然一千二百多外國記者中的很多人想找到某種聯係。
1990年4月，中國總理李鵬訪問蘇聯。1991年5月，江澤民來訪，我們相見，就象老朋友一樣，他訪問了曾經工作過的Likhachev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