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發）加拿大記者看中國

這篇是摘取前麵發過的博文中的一段，我認為在今天貿易戰的背景下可以參考。那是50年前的話，今天看看是否還有些價值呢？
那是從1960年代，加拿大的環球郵報派駐北京記者查爾斯.泰勒回憶錄（Reporter in Red China，作者是泰勒-Charles Taylor，由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6出版）中編譯的。前麵的兩篇見鏈接（第一篇，第二篇），這裏摘錄的來自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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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5年初期，中國似乎在爭取亞非世界和共產黨國家領導人的活動中，取得了一個勝利又一個勝利，共產黨國家還未從蘇聯赫魯曉夫突然下台（這印證了中國很久以前的一個預言）的震蕩中恢複，傾向中國的黨派不斷增加。原子彈爆炸和早先周恩來總理在非洲的成功巡回訪問，都似乎在顯示中國就要把亞非國家聯合成一個軍事集團，這個集團在北京的領導下，要與美國和蘇聯對抗。
忽然一下，天塌了下來，1965年接下來見證了一係列的倒退，阿爾及利亞Ben Bella倒台，第二屆亞非大會的失敗，周恩來後來的不成功的訪問，以及非洲領導人對發動革命的反感（注），印巴戰爭中中國的錯誤幹涉，印度尼西亞親共力量的失利，以及與古巴的分歧。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中國共產黨處於守勢，而蘇聯在新的領導人表現出比赫魯曉夫更明智的舉措之後，爭取回來失去的陣地和失去的盟友。
  關於這些失利，有很多理由，包括美國在越南打下去的決心（這至少顯示美國並不一定是北京宣稱的紙老虎），和莫斯科更加熟練的戰術。某種程度上，也要把中國在亞非地區的太直接了當的方法考慮進去，比如，周恩來經常被重複的說法，“非洲的革命形勢已經成熟”，這句話甚至讓肯尼亞的老革命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都覺得不安。中國的損失，部分來自於他們缺乏外部世界的經驗，除了周恩來和陳毅，最高領導人中幾乎無人到過比莫斯科更遠的地方，還有部分原因是海外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員的錯誤報告。中國人在海外過著孤立的生活，很少離開他們的住處。值得懷疑的是，來自國外的中國外交官的報告，可能在模仿前朝欽差大臣和其他地方官員的先例，他們總是隻說天子想聽的，而不是實際發生的，害怕引來龍顏震怒。
但是，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失利似乎還與中國傳統的對外部世界的觀念有關聯，中國人在曆史上從來沒有與外人合作的框架。曆史上，他們隻知道一種外交關係：向北京進貢的臣屬國，他們習慣於一次隻與一個國家打交道；即使在今天，除了國慶節，中國官員參加外交聚會的一個約定俗成的規則是，他們隻參加沒有第三國人員到場的聚會，如果某位外交官打破了這個常規，他會發現他的中國客人悶悶不樂，以後也幾乎不會再接受他的邀請了。
  中國人不習慣於有來有往的合作外交，他們最高興的似乎是類似於西哈努克親王那樣的符合傳統模式的國家元首。當他們救世主式的共產主義爭取主宰亞非和共產黨領土的時候，他們不願意折衷他們的好戰教條，也不能接受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一心想把任何聯盟變成接受北京領導的君臣關係。
  與蘇聯的關係肯定也是如此，在他們28年的權力爭鬥中，中國共產黨從俄國人那收到的幫助微乎其微。更關鍵的是，他們經常發現自己的利益被斯大林出賣以達到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剛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在1949-1950年期間把自己的命運與蘇聯聯係在一起，是因為從經濟需要出發並考慮到大多數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敵意，他們那時沒什麽其它選擇。
  有意義的是，這是曆史上中國政府第一次選擇這樣的聯盟，隨後的事件並沒有給中國人太多理由，來證明這個實驗的合理性。從一開始蘇聯方麵的經濟軍事援助的條件就很苛刻，當中國被迫加入朝鮮戰爭（當聯合國軍向鴨綠江逼近，威脅到中國國家利益的時候），蘇聯僅提供了要價昂貴的武器和裝備，1958年的離岸群島（Offshore Islands，是指金門馬祖嗎？）危機中，蘇聯也隻提供無足輕重的支持。赫魯曉夫在美國戴維營與艾森豪維爾的會談中的表現，在中國人眼裏是嚴重背叛了中蘇聯盟。最後在1960年，蘇聯突然切斷了經濟援助，撤回專家，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打擊。
這個經曆，讓中國人不再對盟友存任何幻想。進一步地，因為他們的中央之國的世界觀，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肯定對在一個基本上是源於歐洲的蠻夷運動中處於從屬地位感到不自在。早在1920年代後期，毛澤東就很灑脫地不顧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和莫斯科的指示，堅持中國革命必須以農民為基礎，而不是城市無產階級。1949-51年期間，其他中國領導人宣稱毛澤東發展了馬列思想寶庫，中國革命而不是蘇聯，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真正模式。
  今天，這種中央帝國世界觀的心態，存在於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和亞非世界每一個激進戰略的背後。 一方麵，中國領導人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的革命，沒有什麽外來幫助，他們衷心相信毛澤東思想豐富了馬列主義，為世界提供了一種不可避免的革命模式；另一方麵，他們也是懷有民族主義抱負的中國人，具有傳統的文化和民族優越感，和重振中央帝國雄風的決心，讓世界感受中國的威力。在與蘇聯的論戰中，中國一直遣責“大國沙文主義”，同時也表達了對平等互利原則的殷切期望。但是，越來越多的亞非國家從中國強硬外交的失措中看到好戰的共產主義與傳統的種族傲慢的雙重危險。
  盡管如此，要重提“黃禍”的恐懼是愚蠢的，象某些西方領導人那樣談論中國的霸權野心也是可笑的。這類觀點僅僅是中國謾罵“美帝國主義”的翻版而已。對於西方來說，重要的是對當前北京的舉措中區分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成份，還要研究共產黨在實際中作的，與他們發出的威脅進行對比。比如，當中國宣布世界革命的產生，以及農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圍城市（西歐和北美）的時候，這並不是中國侵略或擴張的藍圖，雖然中國確實支持那些地區人民的革命運動。相反，這是以儒教傳統來表達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無論在實踐中是否可行，目的是影響其他人。另一方麵，當中國宣布，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是他們最基本的一個民族主義的目標，在這一點上他們絕不妥協。
  關鍵是，要區分中國人所說的（非常強硬）和他們實際所作的（一般都很謹慎）。1949年以來，中國人並不是特別激進或具擴張性。當他們使用武力（比如在朝鮮，西藏和台灣）的時候，都是在界定很清晰的範圍之內，而且僅僅是當他們感到他們的國家利益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的時候。中國人非常清楚他們自己的利益，這可以從他們一直以來對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香港（他們從香港賺取大量的外匯）的容忍中看出來，也可以從他們與非共產黨的巴基斯坦，柬埔寨或緬甸的友好關係中看出來。他們也非常清楚他們的經濟和軍事能力都是有限的。他們也許在遠境的外交關係上走了錯著，但是至少在邊境周邊，中國在使用武力上是很現實和克製的。
  如果說冷戰思維已經過時的話，同樣關鍵的是應該擯棄任何不現實的，對過去的中國的感情上的牽掛。美國領導人似乎尤其總是用共產黨陰謀的角度來評價中國，說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壓迫那些可愛的人民，人民的基本觀念還是反對共產黨的傳統儒家的孝悌，家庭責任和保守等特質。從某種非常真實的意義來說，官方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恰恰是中國所持有的“我們熱愛偉大的美國人民，我們反對狹隘的美國統治階級”這樣一種心態的反麵。如果說美國人對這種說法會感到奇怪的話，中國人也會對林登約翰遜1964年的一個講話裏所謂“我們的老朋友，那些中國大陸上的智慧勇敢的中國人民”感到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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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本博引用內容，多倫多的環球郵報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很有意思，1960年代中國大陸基本上封閉性的，外部的新聞記者很少進入中國大陸，尤其是西方記者，上麵的這位泰勒說，他到北京的時候，中國隻有4名西方記者。當然環球郵報進入中國也不是順理成章的，進入以後前後派過好幾位記者駐北京，泰勒是其中之一，而且這幾位記者幾乎都寫過書，回憶他們在中國的經曆，另外報紙的某領導也寫了回憶錄，其中提到環球郵報進入中國的來由。以後有機會可以把這些書整理一下，但是這些書的資料不知放在哪個文件夾裏了，得花時間找。

注釋：關於周恩來訪問非洲的言論，有很多資料，這裏選手頭可以查到的一本，The Reds and the Blacks，a Personal Adventure，作者是William Attwood，由Harper& Row， Publishers出版社於1967年出版。第249頁，說6月初（應該是1965年）周恩來訪問坦桑尼亞，宣稱，非洲的革命時機已經成熟（ripe for revolution）。非洲領導人非常生氣（“要革誰的命？”），乃至於周恩來在坦桑尼亞之後發現沒地方可去了，肯雅塔明確地告訴他，內羅畢（肯尼亞首都）不歡迎他，中國大使館也被嚴密監控（African leaders were so indignant（"Revolution against whom？”）that Chou found himself with no place to visit after Tanzania. Kenyatta let him know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he was not welcome in Nairobi, and the Chinese Embassy was put under close surveillance.） 作者William Attwood是一名美國記者，作家，編輯，還是一名外交官，肯尼迪時期擔任過美國駐西非國家幾內亞大使，他在二戰中當過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