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譯）馬歇爾格林回憶錄（部分，參考傅立民篇的上海公報）

傅立民回憶錄裏提到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時發表的上海公報草稿裏，有一個問題，結果是格林（Marshall Green）發現的。這篇就是摘自格林自己在同一個外交口述曆史項目中的回憶資料。

格林（1916-1998）在1969-1973年期間是負責遠東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1972年伴隨尼克鬆總統訪問了中國。翻一下他的回憶錄，發現他的職業生涯很有意思，1958年大陸炮擊金門，格林是美國國務院杜勒斯手下負責遠東的地區規劃顧問（Regional Planning Advisor），直接涉及美國對此事的態度和政策，1965年印度尼西亞反華，他是美國駐印尼大使，了解很多內情--與我們大陸了解的版本不完全一樣。這裏隻摘譯關於上海公報裏他發現的那個問題的前前後後。下文中“我”指格林

哦，忘了，請勿轉載！！！重要的話打三個感歎號！！！

我第一次有機會閱讀已經批準（approved）的草稿（draft）是（1972年）2月26日，就是我們離開北京前往風景優美的杭州作一天停留休息的那天，接著我們就會在最後一天去上海。我們到了我們在杭州的旅館以後，國務卿羅傑斯給我看業經批準的文字，我很快地讀著，發現了一個大問題，我立即就提請給羅傑斯注意，他同意我的觀點，Al Jenkins也同意。這個缺陷是這樣的：
雖然美國在公報的文字中再次確認美國對日本，南韓，菲律賓，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和太平洋共同防衛組織（ANZUS Australia，New Zealand，and the United States）的安全條約的義務，卻沒有提及我們對台灣的條約義務。這將幾乎肯定會被全球的媒體捕捉到，尤其是共和黨中反對總統此次訪問的人，內閣的高層領導比如副總統Agnew和財政部長John Connally都私下表達了對總統中國之行的強烈關注，以此來攻擊總統出賣台灣，美國單方麵且未事先通知地終止了對台灣的條約義務，這甚至可以解釋為是向北京建議，他們可以進攻台灣而不會把美國拖進來。羅傑斯一下就理解了我的意思，他也回憶起國務卿艾奇遜因為顯示一張美國在東亞的主要防衛目標地圖裏沒有南韓而受到猛烈攻擊的事。羅傑斯立即給住在附近的政府賓館的總統打電話，是Haldeman（H.R. Haldeman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接的電話，Haldeman說總統已經睡了，他拒絕去把總統吵醒，何況，總統已經批準了草稿。那天晚上在杭州革命委員會為尼克鬆總統舉行的晚宴上我的心情很不好，Ziegler（Ronald Ziegler，新聞秘書）注意到了，問我什麽事，我告訴他以後，他顯然去找了Haldeman，夜裏1點還是2點左右，John Scali（總統外交事務顧問）來敲我的門，說：“總統套房已經全亂了（all hell had broken loose）”顯然Haldeman還是羅傑斯找到了總統，給他說了這個問題，總統震怒。
根據基辛格回憶錄，總統對國務院大發雷霆（整個美中關係改善的過程，美國國務院被甩開了，是由尼克送和基辛格直接操辦。），說我們那麽晚才對公報挑這麽多的刺，總統同時也擔心，如果不糾正這些“小刺”（nitpicks），可能會導致國務院對公報說壞話（Bad-mouth）。實際上，並不是什麽挑刺，而是一個大問題，有意思的是，之前沒有人看到這個問題。總統可能是生基辛格的氣，因為這讓總統難堪。第二天早飯時，國務卿羅傑斯告訴我，頭天晚上，是他總算找到了總統，表達了我們的擔憂。他說他也不知道總統會做些什麽。早飯後，我們去機場飛上海。就在我走向我的飛機的時候，基辛格攔住我，他對我汙蔑（poor-mouthing）公報表示憤怒。在我跟基辛格在一起的三年中，這是我第一次沒忍氣吞聲，“什麽時候開始國務卿表達建設性的批評被定義成汙蔑？”我進一步提醒他，國務卿具有憲法賦予的權力對總統提出建議，尤其在如此關鍵的，可以影響到總統之行的整個結果的問題上。“但是你去跟Scali說什麽呢？他沒權力被扯進來”，基辛格的反擊不是太有力。我反駁說Scali作為總統新聞顧問有權了解。然後基辛格一下子換了個人，他顯得很真誠地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參加當晚上海公報發布時的全球新聞會。我答道，如果總統下命令我就參加。我對把自己跟一份有著重大缺陷的公報聯係在一起的可能性感到不高興，也不知道這個缺陷是否會留在公報裏。所以我到達上海時心情是憤怒的。直到當天晚些時候，我被告知，基辛格跟中國的副部長在頭天晚上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我還被告知，總統明確要求我跟基辛格出席新聞發布會，並要我總結羅傑斯和中國外長的對等級別會談（counterpart talks）進行的情況。基辛格一直沒告訴我具體他是如何與中方解決我指出的關鍵性問題，但是在2月27日上海下午6點舉行的那個大型發布會上，解決方案就是雙方同意把公報中有爭議的句子刪除，基辛格在回答預料中的問題時--由洛杉磯時報的Mr. Kraslow提問：“為什麽美國政府沒有確認對台灣的條約義務？總統和您以前無數次地重複過。”基辛格回答道：這個問題在此時此地討論起來極其複雜，但是，“在總統的世界報告（world report）中我們表述了我們在此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我們說這個條約會被維持下去，這個立場絲毫沒有變化”。基辛格說，他希望這是他的最後回答。大家都遵重他的這個要求。就這樣，一個潛在的嚴重危險被很有技巧地回避了。總統和基辛格都一直沒有就此事感謝過我的主觀能動性（intiative）。總統可以理解地表現得好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過一樣，而基辛格則自說自話地就此事件在曆史上給他自己加了一分，他的版本有誤導性，且讓國務院受傷害，那麽多年後，我必須出來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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