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傅立民英文名是Chas W. Freeman，Jr.,他生於1943年，是個神童級的人物，1960年17歲拿全獎上耶魯，1963年就畢業了。1965年投身美國外交界，去過印度台灣，學了好幾種語言，包括中文。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時，他是首席翻譯。下麵的內容，來自美國的外交事務口頭曆史項目（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中傅立民的采訪，文中的“我”為傅自稱。雖然隻是摘錄，還是比較長，第一部分講傅立民學習中文的過程（都說美國人愛玩比較懶，看看神童小傅同學是如何拚命學習的），裏麵有對台灣大陸社會的觀察，可以參考，多了解些外國人看中國的視角，據說知己知彼是中國人的傳統嗎。第二部分介紹他參與的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問中國大陸的前前後後，當然，周恩來是一個重要部分，可以看看傅立民這樣的神童極人物，對周恩來是怎麽評價的，這絕不可能僅僅是對周恩來誇他年輕有為的投桃報李。本博結構比較亂，可以說除了懶以為，還有一個故意的因素在裏麵，不知道本博的內容會不會敏感。總之，我不博點擊率（這也是我博客總的意圖），先警告一下，您如果不喜歡可以現在離開。但是，我還是要說，這個亂，也是因為我是撿原文中比較有意思的，或者是比較有信息量的，可供做對比，參照，等等的內容，所以有跳躍，段與段之間沒有一定的邏輯關係或者時間，文法上的起承轉合的線路。
想到一件事，可以說又是一個中國的坊間傳言（city legend），說周尼會談時，美方用了一個詞Parallel，中方翻譯翻成“兩國平行性”，突然一位美方年輕翻譯說：“總理，我能不能插一句？”周同意，美翻譯說，我覺得Parallel這裏翻譯成“殊途同歸”更貼切，周總理很讚賞。。。。不知是不是就是傅立民？另外周總理對美方團隊的年輕化很羨慕，認為中國應該學習。。。
1971/72年基辛格-尼克鬆訪問中國，中美關係破冰，這是個改變世界的舉動，應該認真地寫寫她的曆史，資料也不少，美方有基辛格的詳細記錄，當然會對他自己有過譽之嫌，但是仍然是美方最高層參考資料的首選，而幾位從中國大陸出去的學者用英文記錄了中方近年公開半公開的內部資料（比如陳建（？Chen Jian）），這就象是符節的兩半一樣，雖不能嚴絲合縫，但是大模樣出來了，同樣有價值的，也是我最感興趣的，恰恰是傅立民這樣的參與者的細節描寫，可以給大的框架貼上活生生的眉毛鼻子眼。。。
還有就是請勿轉載！本來一直想翻譯這篇，但是他們這個項目也有請勿轉載的告示，後來看到已經有學術性的書中大量引用他們的資料（包括傅立民的，見唐耐心（Nancy Bernkropf Tucker）），所以我也不揣冒昧，發個摘譯，但是，請勿轉載！這也可以說是為什麽本博比較亂的原因之三（還是四？）吧。不廢話，下麵是正文。
。。。。我離開了印度，集中精力學習中文，並繼續關於中國和其它有關中國的閱讀--蘇聯，當然還有印度，以及東南亞，同時拚命想擠進中文語言課程，他們不太想讓我進入，因為我會說不少其它語言，可能外交係統（Foreign Service）考慮究竟為什麽要再把培訓費用花在我身上。不管怎麽樣，最後1969年新年後，我終於進入了中文課程。
在這之前，我被派到當時的東亞事務局（Bureau of East Asian Affairs）下的地區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Regional Affairs）工作，那個部門的Louise McNutt和Ruth Bacon這些人，在把共產黨中國排除於聯合國大會之外方麵，作出了英雄般的努力，我也成了這項工作的一分子，把他們拒於聯大門外，這涉及各種花招（shenanigans），包括讓美國海軍去迎接馬爾代夫代表團，然後再用飛機把他們送到紐約，趕上就阿爾巴尼亞議案投票。我們在這項不那麽神聖的事業上占了上風，我也學了很多關於聯大的知識。參加這個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並不特別讚同它的旨意（Thesis），但是我發覺從技術角度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學習過程。
1969年新年後第二天我就去中文課報到，另外有兩個其他同學，都有密西根大學的中國研究的研究生學位。但是管事的語言學家George Beasley（後來也加入了外交係統，在東亞地區主任位上幹得非常出色）對他們進行了測試，發現他們的語法和發音非常糟糕，決定讓他們從頭開始，這對他們來說很丟人。我則感到對我來說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害怕我會拖他們後腿，在某種程度上毀了他們這次學習的機會。所以我下決心好好幹，追上他們。我學的非常刻苦，結果是，大概三個月內我超過了他們，六個月內，我在中文上考了two-plus two plus（不清楚是什麽個分數體係，應該是非常高的分數），這個分數據我所知是沒有先例的（unprecedented）。所以，他們沒讓我在華府的外交學院（FSI）讀下去，而是把我送到台中的語言學校去了。我是1969年8月到台中的，繼續玩命學習。我說服了老師們讓我每天上九個半小時的課，一般是從6：30開始。幾個月後，我得了three-three（同前），這是兩年課程的目標。我一心讀書學習，最後在國語（Mandarin）上拿了個 four plus-four plus（同前，不清楚評分係統）。
這期間發生了一些事，我決定學習閩南話（Taiwanese），它跟國語的區別，就象荷蘭語跟英語的區別一樣。我的最後成績是S three plus。進入1970年後，國務院尋找一位替代Don Anderson的翻譯，1970年3月我接到電話，問我願不願意去華沙作翻譯，當時跟中國共產黨的會談在那舉行（是中美大使級談判，應該是最後幾期了，最高層已經在互相試探接觸了）。我到了美國駐台北使館，讀了有關中美會談的記錄資料，當然還有Kenneth Young的書（Young是親曆者，寫了一本書《與中國共產黨談判》--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1953-1967--，以日記的形式描述了華沙會談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過程，以後有機會上博文）和其它的相關資料。
我可以說我在台中幹的一件事就是把圖書館的書讀完了（是不是想起了清華錢鍾書？），結果我為學生們寫了一本圖書館的書目注解（annotated bibliography），所以，即使我每天要早起為6：30的課寫一篇千字論文，我還是在閱讀。但是我減少了學習閩南話的時間，集中學習國語的使用，閱讀文化大革命的樣板戲，和人民日報這些東西，都是我沒興趣的內容。在台中的學生群體，我是唯一，（沒有之一的唯一），不想去中國大陸的人，我想去台北。我心想，共產黨大陸可以以後去，台灣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學習閩南話可以使我成為政治方麵有價值的參與者。但是我還是同意接受這份翻譯的工作。就在我一切就緒，準備去華沙的時候，尼克鬆總統決定進攻柬埔寨，中國人取消了會談以示抗議。本來會談定於1970年5月20日舉行。後來我就留在台中，接著撿起了閩南話學習，還開始學起了客家話，最後，1971年早期，我被調離。
我妻子來自新澤西，也學習中文，我們放棄了英語，在家隻說中文，我的三個孩子都懂中文。我最小的孩子，到台灣時還是嬰兒，離開的時候不懂英文，隻會中文。我為孩子們看書說話把《指環王三部曲》翻譯（sight translate，應該是一邊看英文原版，一邊用中文讀，錄下來）成中文，我可能是唯一（又是沒有之一?)這麽幹的人。
有一次，我去了大使館，有很多當地的高級領導們，都是1949年從大陸過去的說國語的，跟我們的官員說英語，然後他們互相說國語，很蔑視地評論我們的官員，而一些台灣本省人，則用閩南話，同樣蔑視地評論說國語的外省台灣人，還有兩個客家人，蔑視地評論台灣本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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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當時最悲催的是，我對國語懂的多了以後（並且在1972年當我作為尼克鬆總統首席翻譯去大陸的時候被嚴重確認），我發現，大使館，美國，乃至台灣人都不理解台灣發生了什麽，這是曆史上第一個現代化、資本主義的中國社會初級階段。中國的這塊地方，正在形成具有現代化的特征。隨後發生在台灣的好事的所有種子，就是使得她成為長長的中國曆史上迄今為止最繁榮和管理的最好，以及在很多方麵也是最受讚賞的中國社會的所有種子，都是那個時期生根發芽的。但是國民黨意識形態強調，國民黨才是堅持中國傳統，並且代表了中國的過去。而共產黨是破壞這個傳統的。實際上，國民黨無意中在台灣幹的，恰恰是相當徹底地打破了中國的過去，而共產黨，雖然努力要改變在大陸的中國社會，在很多方麵是鞏固了過去。家族係統，傳統的大家庭，傳統的作事方式，重官輕商，低看科技，好男不當兵，這些中國特色都在大陸得到加強，而在台灣則被現代化擊碎了。那個時期，台灣在試驗某種形式的地方選舉，以及今天台灣享受的民主體製的過程。
我跟台灣（駐美）使館的不少人建立了非常好的朋友關係，我盡力對他們坦率地表達我所理解的美國戰略思維的演化，同時不泄露機密也不提供任何細節。我也同樣對待日本人，我記得後來成為日本外交界很偉大的人物佐藤由紀夫（Sato Yukio)在基辛格訪華後跟我說：如果我對你以前講的話聽得更仔細的話，這件事就不會那麽令我震驚了。
國務卿羅傑斯，他不是個非常聰明的人（這句政治正確的真實意思是：他很笨），很喜歡打高爾夫。我生命中一個奇特的時刻就是給羅傑斯和姬鵬飛之間的談話作翻譯。姬當過獸醫，當時的中國沒有什麽外界的消息，當然他不知道Sam Snead是誰（應該是高爾夫的大咖吧），羅傑斯是Sam Snead的粉絲，所以羅傑斯滔滔不絕地談Sam Snead，而姬鵬飛聽了不知所雲。作為翻譯，我無能為力，隻能是他們說什麽，我翻譯什麽。
P45,來自Administrative Bureau（可能相當於我們的中央辦公廳管理局） 的John Thomas 必須得專門去處理其他人留下的災難性後果，主要是由白宮打前站的Ron Walker造成的，Walker喜歡支使別人，幹這個幹那個，他在北京告訴韓敘（當時的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他必須得這樣這樣來安排美國方麵的新聞媒體人，他跟韓敘說："I don't give a rat's ass what you say, we're going to do it this way. We always do it this way."韓敘反問：“What's a rat's ass？”慢慢地知道了這是什麽意思以後，韓敘非常憤怒，感覺被侮辱了，就不再跟Walker說話了，這一下就僵住了。所以John Thomas被派到北京去解決問題。
P46尼克鬆想看些有關中國的書，我借了一些給他（傅讀過兩千本關於中國的書，全部讀完），但他從來沒還我，我還專門給他寫過信請他還我，我肯定他讀過這些書，就是沒還給我。那段為尼克鬆訪問準備期間，我每天工作20，21個小時，吃的也很少，體重減輕很多。
我觀察的尼克鬆其人，是個完全不會跟人閑談，缺乏個人風度，也不懂在與人交往時所需保持的距離。
P47我們出發後第一站是夏威夷，在那我給羅傑斯作背景介紹，但是他的注意力集中的時間很短，不一會就沒興趣了，徑直就去打高爾夫球了。然後我們又去了關島，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該幹些什麽，問了很多人，仍然不得要領。
我們是從上海進入中國的，我坐的是備用飛機，比尼克鬆的空軍一號要早到達，所以我們是在上海很糟糕的小機場看著尼克鬆抵達。我之前給尼克鬆夫人寫過些建議，比如不要穿紅衣，因為在中國，紅色要麽是婚禮上穿，要麽是妓女穿。但是她下機時穿的恰恰是大紅外套。這就是所謂的建議的用處（確實是建議的用處，作為過來人，我知道，那個年代的大陸中國人，根本就沒有這些概念了，妓女消失了20多年，還要再等10年才漸漸卷席重來，結婚則穿的越土越革命，況且，那時大陸中國人看老外就象看外星人，誰會在乎外星人怎麽穿衣服呢？），不過紅色到是挺上相的。後來我們到了北京，我還是不知道該幹什麽，基辛格雖然有很多很多優點，但是他不是個管理者，他不管細節，管理細節的是白宮的人，而他們主要是關注總統，所以其他人沒人管了。
P48我們在北京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我們有三個翻譯，我是高級翻譯，還有Cal Maehlert，中文非常好，他是從西貢抽出來參加尼克鬆訪華的，另一個叫Paul Kovenach，他是由某個什麽人招募來的。我們這一組人很奇特，Cal是極端親台灣的，他是蔣經國的好朋友，訪問歸來後，他立即去了台灣，跟蔣經國一起去打獵，很可能把所有情況都告訴蔣經國了。他的所有相關資料（briefing book）都不見了，至少他說不出來那些資料到哪去了。Paul Kobenach則支持台灣獨立。
到了釣魚台，我們被叫到尼克鬆的別墅去，說到那就知道我們該幹什麽了。到了，尼克鬆出來跟我們握手，說很高興見到我們，然後就又進去了，還是什麽也沒說。當晚有個宴會，但是尼克鬆突然被告知要去見毛澤東，羅傑斯和國務院的人都沒去。2月21日晚八點過了一點，晚宴被推到九點半，我突然又被叫到總統的別墅去，那裏有一些人，中國的翻譯也在，冀朝柱，唐聞生，還有一些禮賓方麵的人員。總統的日程安排秘書Dwight Chapin出來跟我說：你翻譯今晚的祝酒詞。我說，行啊。請把稿子給我看看，我好進行準備。他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沒有講稿吧。
P49我說：我知道有講稿，肯定有。中文可不是法語或西班牙語，要想翻得好，你得仔細考慮怎麽翻。我肯定有講稿，如果你能幫我弄到它，我非常感謝。他走進總統的辦公室，出來說：沒有講稿，總統讓你來翻譯。我說：我敢肯定有講稿，我真的需要拿到講稿，我這人過目不忘，我隻需要看一遍。Chapin又進去了，出來說：沒有講稿，總統命令你翻譯。我說：我可以告訴你，今晚祝酒詞的第一稿是我寫的，有幾句毛澤東的詩詞插在其中，如果你以為我能在整個中國政治局成員麵前臨時把毛澤東的詩詞翻回到中文去，那你就瘋了。他說：好吧。然後就把講稿從口袋裏拿出來了，把講稿給了中國人。最後是冀朝柱翻譯的，他事前跟我討論了一些翻譯上的不少問題，裏麵確實有毛澤東詩詞，如果由我來翻，結果會很糟糕。
宴會上，我坐在主桌上，尼克鬆周恩來，姬鵬飛，李先念，記得還有喬冠華，喬是外交部的主心骨，另外還有羅傑斯，當然尼克鬆夫人也在。我看到總統從桌子對麵向我瞪眼，顯然對我很生氣。我仔細琢磨了為什麽尼克鬆不願意讓我知道有一份講稿，原因之一是，他喜歡脫稿講話，想表現出是臨場發揮的講話，如果我站在那拿著稿子（當然我不會拿稿子的），那就露餡了；另外他還有個習慣就是用對方的翻譯，這樣就不會泄密給美國媒體和國會了。
P50，兩天後，尼克鬆向我道歉。他把我叫過去，跟我說：“對不起，是我不好。那樣做是錯的，我不應該那樣做。”他的眼裏含著淚。後來他還作了些其它事，作為對我的補償。
那個時候我不抽煙，戒了很長時間了，然後李先念，中國的計劃經濟專家，後來的國家主席，給了我一根煙，從那開始我就又抽起來了，那時我非常緊張。宴會上，羅傑斯又談起了Sam Snead，尼克鬆夫人說了些家常話。周恩來和尼克鬆幾乎沒怎麽說話，唐聞生負責那邊，我負責其餘的人。既然沒有人說話，我就跟喬冠華和其他幾個中國人說起了中文，都是無關緊要的事。後來我翻譯了外長級的會談，非常緊張，乃至於一年後，我都能記得當時說的每一句話。我還能反著看中文，看桌子對麵中方的資料簡介(briefing book)。因為我以前自己專門練過，猜想能用得上。他們的外長，基本都是按著資料簡介上的東西說話，而羅傑斯也是，按著我們的資料簡介說話，我們還有人給他提示。
P51我們這塊的談話主要是在細節方麵，另外就是互相抱怨，以及曆史的解讀之類的。其中某些部分對羅傑斯來說很不熟悉，比如朝鮮戰爭的起源和過程，以及美國在各個階段的立場。中方拿出很多新聞資料，力圖說明美國是霸權主義。他們的翻譯和我，就某些關鍵概念爭論的很厲害，比如deterrence，他們翻譯成“恐嚇”，而我不同意。當然他們有他們高度傾向性的詞匯。他們沒有受到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影響。他們不覺得在表述中加入價值觀有什麽不對。跟我們不一樣，他們使用主觀性，而不是描述性的語言。可以想見，我們爭得很熱烈，但是並沒有產生什麽結果，隻是表達各自的觀點而已。
在我們去之前，發生了913林彪事件。說起來，我可能是美國政府裏第一個發現這件事的人，但我也是相當偶然發現的。我讀到四川報紙的一篇文章，他們突然發起了批判孔夫子的運動。媒體上充滿了這類文章，我在讀那篇文章時力圖從中尋找文章背後的邏輯，進而推出為什麽要開展這樣的運動。我的結論是，有人試圖發動軍事政變，我給上麵寫了份備忘錄，但是沒人相信。接下來我們知道了林彪的事。這件事說明，在毛之下是有分歧的。
周恩來總是毛的政策的忠誠而又文雅的執行者（implementer）--我說執行者，用的是這個詞的最好的含義，他能把寬泛的概念轉化成可操作的事情。我讀了很多關於周的資料，（p52）我記得哈馬斯舍爾德（Dag Hammarskjold，50年代聯合國大會主席，為了解決被中國大陸擊落逮捕的美國飛行員而訪問過中國，後飛機失事去世）對周的評論，大意是：當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時候，他平生第一次感覺自己是站在一個文明人麵前的很不文明的人（20190706補記：今天微信上看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魯迅，裏麵提到70年代《參考消息》報道周恩來見聯大秘書長，“歎其風貌，說是在你麵前，我們西方人還是野蠻人。”）。周恩來身上有一種非常高雅的風度和魅力。在我們訪問的第二天的晚宴上，周恩來跟坐在桌子對麵的我交談，了解我的背景，在哪學的中文，我對這次訪問的看法，諸如此類，中方的翻譯在邊上給總統翻譯。
記不清是哪一天了，但是通過中方的默許，我偷偷跑了出來，到了王府井大街的新華書店，我想買一套《二十四史》。中國每一個朝代都為前朝作史，這些曆史寫得很客觀，很專業，是現存所有人類文明中最完整的。我在情報資料中看到，他們出版了這套書，所以我帶了很多鈔票，想買一套。書店裏的人告訴我，學者們還在忙著準備這套書的出版，目前尚未完成。周恩來手下顯然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在我們訪問的最後一天，午飯時他對著桌子對麵的我說：“聽說你想要《二十五史》？”我不知道他們已經寫了民國史，我倆就這個話題談了一會，周恩來為了尼克鬆的緣故介紹了這套書。他說書還沒出版，但是因為我對這套書感興趣，他會送兩套18世紀的原版給美國，一套給白宮，一套給國務院。確實，在國務院圖書館裏，後來就有了這麽一套帶封套的百衲本（Bo Na Ben)二十四史（18世紀，清史還沒完成吧？既然是百衲本，清史應該是後來補的）。他還另外送了我3本文學評論的書，是關於一個非常有名的詩人，由毛澤東最喜歡的一個文人寫的，這個人是中方某翻譯的父親，那位翻譯與外交部長在戀愛，然後嫁給了他（不需要考證了吧？章含之，章士釗嗎）
話說回來，就是這次談話，導致在杭州，尼克鬆把我叫去跟我道歉，我上麵提到過。在我給尼克鬆和周恩來的談話翻譯時，尼克鬆說了一些讓人非常不好意思的話，他說：“總理，我請你注意這個年輕人，”我翻譯了這句，然後他說：“因為他很可能是美國第一任駐中國大使。”那時我27，28歲，我暗想：上帝，他要麽是說，30年後我們才能有中國大使館，直到這個家夥長大；要麽是說，他們要派最不重要的，最年輕的大使去中國。我很難堪，沒有翻這句，是唐聞生翻譯的。周恩來低語了一句，類似於“會有這一天的，”這件事就過去了。
P53，結束後，周恩來讓我留步，我們又談了一會，他問了一些我們的外交人員的情況和其它一些事。事後我感覺良好，總統道歉，總理誇獎。
我們到華東地區去的時候，遇到兩位中國軍官，這是周恩來自林彪事件後第一次來華東地區，軍隊都是提心吊膽的，我跟他們兩人談朝鮮戰爭，兩位都參加了。喝酒時，我專門跟他們兩位幹，很快他們兩人就喝高了，他們站起來，繞著桌子敬酒，他們很失態地跟周恩來說話，我在一旁聽著，他們說：“自從那個不幸的事件，我們一直沒見您到這來，我們想向您表達我們對您的忠心，總理。”在場的中國人很尷尬，認為都是我把他們給灌醉了。這麽說，也不全錯。於是喬冠華就衝著我來了，要把我灌醉，他酒量是出名的。他是中國指定喝酒的人，我記的我們喝了23杯茅台，
P54 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承認隻有一個中國，爭議在於誰應該代表這個中國，在中美上海公報裏，美方使用很有藝術性的語言指出，美方注意到了這一點，對此沒有異議，這是美方的一個基本點。據我回憶，基辛格在公報的語言上還想作更大讓步，想超出這個基本點。但是Marshall Green（Green在這個外交官口述曆史項目中也有回憶錄，談到這個問題，基辛格的回憶錄也簡單提了，但是，就像前一篇Payne日記裏顧維鈞的說法，老派的外交官說話都是輕聲低語，等到說自己的失察，可能都快聽不見了。）出麵勸阻，並讓國務卿羅傑斯出麵，結果沒有讓步，這一點上，Marshall Green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公報實際上是在杭州通過的，我和冀朝柱一起研究公報的中文版，我發現，中文的翻譯盡了最大努力反映美方的保留意見，他們翻譯的非常專業而又很有藝術性。（是不是這個原因基辛格對章文晉的書麵英語非常讚賞？）
解釋Hegemony。。。。。
我到一個地方，總要看看當地人讀什麽書，在北京，沒人讀書（70年代，兄弟，70年代，整個中國無書可讀）。毛主席語錄已經不再發行了，我還是在上海，逼著一位書店經理（應該是新華書店革命委員會主任）給我從櫃台下拿了一本，這是一個文化沙漠。
---版權不歸我有，雙重請勿轉載---
如果您堅持到了這兒，祝賀您！謝謝閱讀，謝謝合作！
20180703 補記：
看到一張傅立民的照片，與鄧小平握手，卡特總統站在一邊。沒說時間地點
來自：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由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編輯,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
“殊途同歸”那個翻譯真是很棒，讚！
chen jian 很可能是陳兼。
那個評分係統當是美國政府的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ILR Scale). 2+ 就已經是高級水平了。4+基本就是大山那個水平並且具備專業知識，比大多數中國人的中文都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