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前麵上過一篇，中國觀察家，但是那個不係統，這裏再來過。
China Watcher，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作者是Richard Baum（University of Washing Press， 2010），他的中文名是包瑞嘉。包瑞嘉是美國加州的猶太人，1960年代上大學，大四時為了協調打工時間，他隻能選了門中國政治史，遇到一位好老師，是到過中國的美軍上校，把包瑞嘉引上了學習研究中國問題的道路，還在班上戲劇性地遇到謝偉思。下麵是書中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情節：
前麵說過包瑞嘉在大學學習中國問題專業的因緣，他在讀博士時，到台灣學習中文，當然他非常想到中國大陸，但是1960年代作為美國人那是不可能的，再後來他又到了香港，因為香港是當時了解大陸，收集大陸資料的最前沿，那裏有一個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專供博士生來學習研究。1968年早春的一個星期天，天氣非常好，包瑞嘉帶著妻子孩子去香港深水灣，他看到六十來個中學生在一起舉著毛主席語錄，唱著歌頌毛和文化大革命的歌。令人吃驚的是他們不說廣東話，而是說普通話。包瑞嘉就走了過去與他們交流，其中一個負責的是個中年婦女，開始她還有些懷疑，對包瑞嘉的問題，她回答說，學生們都是毛主席的紅小同胞。談了一會，那位女人變得放鬆了，拉著包瑞嘉的手走到學生裏麵，帶隊的老師請作者跟他們一起唱，包瑞嘉唱起有點跑調的“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學生們笑著圍上來，給包瑞嘉全家別上毛主席徽章，包很高興。但是第二天一大早，他還沒起床就被電話吵醒了，美國駐香港總領館的副領事在電話裏說:”Baum,你知道你幹了什麽嗎？”包瑞嘉一頭霧水，副領事說，你到外麵去買份文匯報（這是份親大陸報紙），然後再給我打電話。買回來以後，包瑞嘉翻到第5頁時吃驚地發現一張自己的照片，正是昨天與學生們唱歌的情景，照片的解說詞是：“外國朋友熱愛毛主席。”下麵是文章，介紹一組革命學生與一個上岸帶著家人休息的法國航海商人的偶遇，當然這是編出來的，那些學生老師沒有問他是哪個國家來的，他也沒有主動告訴他們。法國是最近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所以文匯報就把作者定為法國人。當包再給美國副領事打電話時，副領事（Allen Whiting）本人也是為中國通（英文是Old China Hand，包瑞嘉專門加了拚音zhongguotong）（Allen Whiting寫過好幾本關於中國的書），聽了以後笑了起來，半開玩笑地說：既然你已經成了一位公開的外國朋友，你可以拿著這篇文章去另一家親大陸報紙《大公報》，那裏的一位英文編輯對西方學者相對比較友好，Whiting猜想，也許能利用你新獲得的朋友身份拿到大陸簽證。1968年前後，大陸嚴格限製西方人進入大陸，美國人更是不容易，幾乎就不可能。（美國政府也禁止美國人進入共產黨國家）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幾個星期後，包瑞嘉在一次社交活動中正好遇到那位大公報編輯林博士（Dr. H. C. Ling）。手裏拿著那份文章，他請林先生幫忙辦簽證，林有禮貌但不動聲色地聽完，答應幫忙問下，然後告訴他結果。幾個星期了，還沒聽到消息，包瑞嘉鼓起勇氣打電話問林先生，林說他把這事跟上級說了，上麵說，很不幸，這事現在不方便（這裏也用了拚音，bufangbian）。包瑞嘉後來了解到，“不方便”是大陸方麵比較婉轉的拒絕方式。
這就是文匯報的照片
1972年1月，基辛格助手黑格（Alexander Haig）訪問中國，為尼克鬆的訪問打前站，當時江青等人意圖破壞他的訪問。當黑格一行到達杭州考察這裏是否適合作尼克鬆訪問的地點的時候，他們到西湖坐遊船，一般情況下，來訪的貴賓船上都會有暖氣（當時是1月），並配有充足的食物飲料，那一天，天氣很冷，船上卻沒有暖氣，也沒有吃的喝的，陪同美國人的翻譯章含之發現了以後很吃驚，她立即給北京周恩來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周恩來請示了毛澤東，據說毛澤東對美國人受到的不友好禮遇感到震怒，這件事不可能是疏忽，因為當時的中國大陸，對外事活動極為重視仔細（那時的口號是：“外事無小事”），肯定高層有人作了手腳，後來章含之也確認了這一點，她說這是來自上海革命委員會。上海市政府，當時是四人幫的基地。1974-1975年期間，中美交流更加頻繁，但是那時還沒有建交，所以這些來往在美國是由非官方組織（NGOs）安排的，主要的有兩個，一個是美國科學院下的中國學者交流委員會（CSCPRC--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主管科技方麵的交流，和美中關係全美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China Relations),主管文化交流。美國訪問中國的代表團，裏麵都會塞進一個中國問題學者，一個外交人員，一個記者和幾個委員會的行政人員。中國方麵代表團也有同樣安排。包瑞嘉參加了美中關係全美委員會，所以他也有資格參加代表團，但是要訪問中國人太多，他還排不上。直到1975年，包才陪同一個田徑運動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在廣州，他們5個人到廣州最好的大飯店北苑裏啜了一頓，一共花了54元人民幣，當時合每人6美元（當時美元好像是1：2），是一般中國人半個月工資，所以絕大多數客人是西方人，參加廣交會的。包聽說過誠實的中國人歸還客人物品的故事，所以吃完了他故意一個小徽章和一包香煙留在他們包間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裏，然後坐的士回旅館。一個時候左右以後，旅店大堂管理員沒敲門就進了包的房間，也沒留意包的不高興，他兩眼放光，自豪地舉著包留下的香煙盒，徽章也在。他們沒有預定飯店座位，所以沒有留名字，旅館，電話什麽的，的士是在離飯店有距離的地方叫的。中國方麵是怎麽找到包瑞嘉房間的？有人在暗中注視著他們。
當包瑞嘉去長城的時候，他一直在拍照片，而且他專門拍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景象，比如在地裏勞動的農民，挑擔子的人，路邊睡覺的人，和坐馬車的人。他的導遊李小姐對此有點反感，過了一會，她拍了拍包的肩膀，說：“你好像喜歡老式馬車啊，你為什麽不拍我們的現代化大樓呢？”包說，美國有的是大樓，但是沒有馬車，也沒有肩挑擔子。李小姐不高興了，給包上課，談到用相機撒謊的危險，包問她是什麽意思，她說兩年前一位意大利人安東尼奧尼就到中國拍了一部撒謊的電影。他隻拍落後農村，老房子，穿著破爛的農民。他就是用攝影機撒謊，就像你現在在幹的一樣。包說，安東尼奧尼隻是拍了他所見，他所見也都是真實的。李小姐說：我們的觀點跟你的不一樣。她也不想再多說，這事就不了了之。幾年之後，江青被抓，中國向安東尼奧尼倒了歉，並邀請他再次訪問中國。
在上海，包用了一個隨手編的假的船名和假的人名（Dick Deadeye--Richard簡稱就是Dick，HMS Lollipop--Lollipop是棒棒糖）進了外灘的海員俱樂部，在那裏，正宗的Johnnie Walker Black Label威士忌隻要13元人民幣，約7美元，比美國便宜一半，所以包瑞嘉後來每次去上海，都會買兩瓶享受一下，直到1980年代海員俱樂部搬到管理比較嚴格的地方去了。在田徑隊與中國運動員的比賽中，一名美國運動員贏了以後跑到觀眾台上與中國人互動，一個觀眾塞給他一張紙條，回到旅館，兩名便衣警察來找這個美國運動員，詢問紙條，是誰給他的。為了保護那個觀眾，他說他已經把紙條扔了，也記不起誰給他的了。警察走了以後，這個美國運動員來敲包瑞嘉的門，問他紙條上寫的什麽字，上麵很潦草地寫著：“中美兩國人民友誼萬歲！”包建議說，如果你想留著這張紙作紀念，你應該把它藏在你的鞋子裏，並且出門之前記住你放東西的位置。結果真的，晚上回來以後，運動員發現他的東西被動過了，但是紙條還在，沒被搜走（誰知道？也許警察發現了紙條，但是上麵寫的很好，警察拍照後把紙條留下了，後來警察根據筆跡查到了那個觀眾，單位大大地表揚了他的行為--這是我的穿越）。
有一天，包瑞嘉一個人在街上轉，看到一家的門開著，就走了進去，裏麵有一位老人，他就跟他打招呼，有點害怕老人不理他甚至把他趕出來，可是老人很友好，讓他坐，兩人談了起來，可是不久，一名戴著紅袖章的老太太來了，應該是街道委員會的，問老者為什麽跟外國人說話，態度比較嚴肅，警惕性很高，說著說著，外麵圍了一大堆人看熱鬧，警察也來了，問了以後知道是場誤會，就把居委會大媽勸住，讓包離開了。包還怕連累那位老人，請他的導遊，一位教育部的人，請他幫個忙，打聽一下這件事的後果，會不會給那位老人帶來麻煩，導遊問了以後告訴他，老人沒事，那位街道大媽作了自我批評，因為她當著一名外國人的麵罵了老者，她引用了當時流行的說法，說自己受了四人幫的毒害。
這次美國田徑代表團最後一天在北京，美國駐中國聯絡處舉行了晚會招待，處長老布什出席，講了話，到場的還有很多中國的領導。開始大家都還一本正經的，後來茅台喝多了，另外比賽也結束了，沒事了，美國人的原型畢露了，開始放肆了，在場的包瑞嘉聞到一股在大學時很熟悉的味道。老布什準備發表他的祝酒詞，突然一陣騷亂，一位來自得克薩斯的撐杆跳高運動員醉醺醺地跳起來，衝向布什：“我要殺了這個王八蛋！”在場的運動員把他給摁住抬了出去，老布什好像什麽也沒發生一樣，繼續祝酒。後來聽說這個家夥下午開始就一直在喝酒，還吸了大麻。
就在那天下午，包瑞嘉坐在北京的工人體育場裏的VIP席位，邊上是位中國政府官員，他看上去很沉悶，而且遲到了，兩人匆匆自我介紹了一下，包對他的名字不熟悉，也沒記住。他覺得有點失望，他希望能遇到個重要的中國官員。比賽過程中，包幾次試著跟這個官員說話，但是官員顯然沒有興趣交談，對比賽也沒興趣，所以包也就不跟他說話了。8個月後，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中國問題專家們了解到，總理繼承人在鄧小平和張春橋間爭鬥的很激烈。1月28日，新華社報道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訪華，並有照片，照片配有文字：代總理華國鋒迎接施密特。這條消息一見報，世界各國中國觀察家都開始互相打聽，這個華國鋒是什麽人？大家隻知道他是湖南地方官員，1971年進京參加調查林彪事件。華一定被毛看中，1974年他擔任了公安部部長。包瑞嘉看照片，覺得眼熟，把過去在中國的照片全翻出來一張一張看，結果就是那個工人體育場坐在他身邊不愛說話的官員。包非常後悔，為什麽那時他沒記住那個名字，為什麽沒多談談。
（p55）包瑞嘉的同事兼同學，朋友Michel Oksenberg，是個中國學者，卡特總統時期，在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手下工作過，1978年5月，Oksenberg陪同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建議下，第一次公開指責蘇聯的霸權主義（hegemony），之前的尼克鬆和福特政府為了保持美國與中蘇之間的平衡，一直沒有對蘇聯使用“霸權”這個標簽。當時是中國外交部官員陪同布熱津斯基爬長城，他挑戰中國人說，我們來個比賽，誰最後一個爬到長城頂部，就去埃塞俄比亞抗擊蘇聯人。結果是布熱津斯基贏了。然後一群中國水手要跟他合影，他說：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是和一個帝國主義分子合影？一名水手說：我們不怕，我們是在和一個北極熊的馴熊人合影。作者想象了一下當天晚上中南海裏人們的興奮，第二天晚上的一次官方宴會上，布熱津斯基又一次暗示了美國對蘇態度的改變，他在祝酒詞中第一次強調了中美雙方反對霸權主義的共同利益。他又說美國已經決心要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雖然他沒有點蘇聯的名字，但是大家都明白說的是誰。
緊接著，中美雙方關係的發展加快了步伐。CIA在新疆設立了一個監聽站，專門監聽蘇聯的導彈試驗和部隊調動，得到的情報與中國共享。1978年12月，中美公布了關係正常化協議。這些都有Oksenberg的工作在裏麵。鄧小平也從華國鋒手裏拿回了權力，他於1979年1月訪問美國，期間向美國示意要懲罰越南在蘇聯支持下進攻柬埔寨的行為。中美成了對抗蘇聯的聯盟。Oksenberg也成了當時卡特政府裏的中國政策第一人。包瑞嘉跟他的友誼變成了嫉妒，兩人關係破裂。
1978年秋天，包瑞嘉訪問了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是陪一小組美國的計算機科學家去的，他們是第一批訪問合肥校園的西方人，他們的到來，在科大年紀比較大的教師中引起情緒波動，很多人明顯的很激動，一些人忍著眼淚，有些則哭了起來。他們穿得很邋遢，人也比較虛弱，看著比實際年齡要老，談話中一直有人咳嗽，喘息。42歲的方勵之也來了，一位工程老教授是1949年前在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研究生畢業，他說他自1957年被定為右派就沒有說過英語，老教授用顫抖的聲音背起了英文版的林肯蓋底斯堡演講，幾位美國人，包括包都拚命地忍著眼淚。
從合肥到北京後，包瑞嘉有一天和另一個美國人去圓明園，78年的圓明園，一片廢墟，沒有車通到那裏，他們花了很多時間才找到地方。他們以為肯定沒有什麽人，結果卻發現有很多中國人在朗誦詩歌（記得那段時間，中國人寫詩的熱情很高，自己結社，寫詩讀詩，出了海子等等），有人在寫生畫畫，還有人在彈吉它唱歌，他們唱的居然是Bob Dylon的“Blowin' in the Wind”，但是他們彈唱的有點不著調，包跟著一起唱，這些人就讓他教他們英文歌詞和唱法，整整一起渡過了兩個小時，春天到了北京。
同去圓明園的美國人拍的包瑞嘉與中國人彈唱的情景，小老外是拍照人的兒子。
那次美國人還訪問了南京大學，包瑞嘉提出參觀南大圖書館，據說是中國最好的圖書館之一，一位南大曆史係的教授陪同參觀，在英文書裏，包瑞嘉撿出一本被蟲子咬了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經典，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一時好奇誰會看這書，作者翻到最後一頁的借條，上麵最後一次借出赫然是1957年4月。包詢問，他所屬的加大洛杉磯分校（UCLA）的學者們，能不能有機會使用南大的資料，教授請他重複一遍校名，然後想一下說，不行，隻有威斯康星大學的學者可以使用我們的資料。UCLA的人，必須去中大（中山大學），原來，1978年春，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大會，會上確定中國前10名大學和美國大學接成姐妹學校，南大對口的是威斯康星大學，中大是UCLA，北大--哈佛，清華--MIT，複旦--伯克利。當時這個計劃沒有對外公布，包瑞嘉知道後非常興奮，馬上通知了美國聯絡處管教育的，立即與美國有關方麵聯係，他自己回UCLA也立即向學校作了匯報，著手準備與中國的學術交流。
1979年，中山大學校長副校長訪問UCLA，開展雙邊教育交流。中大校長應該是背對鏡頭的老者，麵對鏡頭的女士應該是UCLA的人，雖然可能也是華裔，但是中大領導不可能那麽年輕，加州華裔非常多，大學裏更多。（20170801注：經網友提示，麵對鏡頭這位女士，可能是成露茜（Lucie Cheng），她是成舍我的女兒，UCLA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