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加拿大前總理克雷蒂安回憶與中國領導人交往

加拿大前總理讓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於1993年11月到2003年12月擔任加拿大總理。從名字看他就是法裔，來自魁北克省。本文來自他的回憶錄My Years as Prime Minister，（Alfred A. Knopf，2007)，他在書中記錄了與中國領導人的交往。以下是該書中相關內容的編譯，其中的“我”指克雷蒂安自己：

（p339--）在人權方麵我們跟中國的來往最為敏感，中國經濟趕超美國和歐洲隻是個時間問題（那是2007年前說的話）。自我當選之時，我就把中國作為優先課題。上任後第二年我去了中國，我與江澤民見過太多次麵，以致於他稱我是他的英語老師。相當於其它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有一定的優勢。加拿大在1908年第一次就派出貿易官員去中國，到1961年加拿大避開冷戰限製向中國出口小麥，1970年加中兩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那是在皮埃爾特魯多當總理的時候。跟經濟同樣重要的是人權，而我的性格使我在送苦藥的時候，總是能加點糖。在盛大的歡迎國宴上，李鵬總理主持，他是偉大的周恩來總理的養子，1994年的這次國宴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有上千人出席，我對李鵬說：“在一個民主體製中，你必須得當選，要想當選，你必須對你遇到的每個人友好，對他們說‘你好’，跟他們握手。這很難，跟我來，我跟你演示一下。”我們站起來，從一個桌子走到另一個桌子，握手，開玩笑，大家都哈哈大笑，鼓掌，他們感到很有意思。我對李鵬說：“你看，你做得多好！你可以成為一個非常棒的街頭競選人，當然對一個有七億選民的國家來說，這是件大事。”1995年2月28日我又給他發了封後續信（follow-up letter），雖然外交方麵有警告，中國可能會對加拿大在貿易和投資上進行報複，另外，如果我們不放棄在聯大上讚助一項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決議，中國可能會阻擾加拿大加入聯大常任理事會的努力。我在信中寫道：“從我近來的訪問中你會了解到，我相信，真誠的對話，合作和互相尊重是處理對國際責任不同理解的基本出發點。因此，我歡迎你所表達的，對加深雙方就人權問題進行對話的承諾。”但是，我們要承認，加拿大雖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我們並不是一個國際決策者。你隻要到上海去隨便看一眼就知道，加拿大人口還不如中國一個省。1994年3月在Shediac，New Brunswick，我很累，一幫記者圍著我，建議我應該就人權問題向江澤民說些什麽。我回答道：“現實點吧，我是一個兩千八百人口國家的總理，他是一個十二億人口國家的總統，我尚且不能告訴Saskatchewan省總理該怎麽做，怎麽可能告訴中國總統該幹什麽呢？如果你們想讓我去管理世界，可以，但是如果我搞砸了，你們可別批評我。”

（p341）1995年，李鵬訪問加拿大，我們得非常小心，因為在其它地方，當有人抗議時，李鵬拂袖而去，他對他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高興。當他到渥太華的時候，抗議人數並不多而且李鵬看不到。但是出現那天晚上在蒙特利爾的Sheraton Centre的國宴時，幾百人出現在街頭揮舞旗子，喊口號，李鵬不可能看不到，他很生氣。我對他說：“你來看！”我走到窗前，假裝能讀到旗上的字，“他們在抗議我！”很幸運的是，李鵬覺得這很有意思，雖然他還是不高興，但是到沒有走人。我跟李鵬的繼任朱熔基關係要更近一些，他女兒在加拿大學習。朱學的是工程，接受過經濟學訓練，曾任上海市長。他是中國現代化的主導人之一，也是非常好的人。我們主要討論的是經濟問題，他對加拿大的銀行係統和社會工程很感興趣。但是，最大的突破來自1997年江澤民對加拿大的訪問，那時溫哥華剛剛主持過APEC峰會。跟往常一樣：人權問題還是討論話題的最後一項，我會提出這個問題，他也知道我會提。他也會以非常友好的方式告訴我，這不關我們的事。我們會一起去見媒體，我會說，我們討論了這個話題，他會說，不作評論。在去見媒體的路上，我對他說：“總統先生，我警告你，記者會上，加拿大記者會問你人權問題，為什麽不表達一下你的觀點呢？我是說，你有你的觀點嗎，也許對加拿大人來說，你說的不太有說服力，或者聽著不舒服，但是你還是可以說嗎。”

結果真的是這樣，記者會上第一個問題就是個很難的問題，由多倫多環球郵報（Toronto Globe and Mail）記者提問，我沒有回答，而是示意江澤民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很平靜地說：“中國在整體上接受人權問題的原則，但是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獨特性，比如集會自由，中國憲法保證這個權利，但是如果集會造成政府運作的混亂，那就不能允許。”中國公民的戶口問題，雖然自由選擇居住地是個好主意，但是這可能意味著三年內會有五千萬人湧入上海，想象一下三年內七百萬人進入多倫多吧。這次事件，標誌著加中關係開發的新階段，我們的律師和教授幫助培訓中國法官，並在合同法，刑法程序，婦女權益，公開審判，法律援助等方麵給予建議。1998年11月20日，在清華大學，這座非官方的中國未來領導人的培訓基地，我坦率地和學生及教職工們談民主原則的重要性，，以及法製，並有一個答問環節，還有媒體參加，據說這是第一次西方領導人在這樣重要的場合談這些話題。

老夫聊發少年狂。1998年，英國伯明翰，與克林頓避開保鏢，越牆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