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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卡門自傳（二）---1937年訪問中國

(2016-11-11 12:35:59) 下一個

1937年6月，我結束了在蘇聯的講座，取道西伯利亞前往滿洲裏，開始中國之旅。當時華敦德（Frank Wattendorf，馮卡門前學生，時已在清華大學擔任空氣動力學教授）打電報給我說他會到邊境來接我，並帶來去北京的票。我所知道的是這次去中國主要是去清華大學講課，並視察華敦德所在的航空工程係的進展情況。離開莫斯科旅館的時候，我發現身上沒錢了，感到很尷尬，就告訴了一位蘇聯朋友。他聽後說沒問題，我幫你解決。我到車站的時候，一位男士在那等我，他從口袋裏抽出一大疊盧布，點也沒點就塞進我手裏，這件事暗示著，蘇聯的審計製度不是很嚴格，不過我沒什麽意見。

我在山海關入境中國，正在過海關的時候，開來一輛軍車，一隊日本兵跳下車四處布哨。華敦德來接我，帶我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在車上，他告訴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原來所謂訪問清華及其航空工程係不過是個掩護，實際上是要幫助中國政府建立一支現代空軍，蔣介石希望以此來阻止日本的進犯。中國的現代化國防策略不是建立鐵路係統，而是直接進入航空時代。中國空軍的基地在南昌，飛機主要是從美國和意大利購買。為了把國際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此處我的翻譯略微歪了點樓），中國決定在南昌郊區建立自己的飛機廠，清華大學被選中來主導這項工程，華敦德負責提供科技指導，他提議中國要建一座風洞，他設計的風洞，具有國際標準，中國方麵擔心費用，於是想請馮卡門來訪，並作榮譽顧問，給他們的建議增加份量。有意思的是，我對日本的航空業的幫助給中國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們認為我能理解一個落後國家在科學和工程上要進步需要的是什麽，既然現在日本已經超越了中國，那麽中國也想趕上去。我的主要使命，是說服蔣介石和宋美齡（宋當時是空軍司令），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進行這項建設。

我是1937年7月6日到北京的，在北京飯店的樓頂上與政府官員和大學領導進行秘密會談，結束時他們說會安排我會見蔣宋。會後我參觀了清華大學，我在1929年來過。清華產生於美國的庚子賠款，美國把她的那部分賠款存入紐約的Chase National Bank，用於中國人才培養教育。中國航空學科的第一門課程始於1929年，是我提出的建議，這次回來，我很高興地發現，這一門課已經成長為清華的一個係了。不過我還是覺得，正如我在日本感到的那樣，學生們要想得對航空科學中的重要問題有所感受的話，必須把理論與實驗相結合。我強調指出，對於中國的航空事業來說，這種方法比單純從外國獲取製造飛機的許可，即複製外國的設計要好得多。我說，中國航空業成敗的關鍵有賴於未來的大學生們，取決於他們的研究和實驗能力。我們西方人知道，中國人擅長於數學理論，卻因為他們的傳統，不太容易接受實驗方法。華敦德舉了個例子，他讓學生們用一種試管（Pitot tube）測量流過一段管道兩端的流體的流量，然後他就離開實驗室去作其它事。一小時候他回來的時候，學生們都走了，桌子上有一張學生留的條子：“教授，實驗作完了，你沒有進一步指示，所以我們回家了。”華敦德把能通知到學生的全叫了回來，“誰說作完了？你們的橫截麵圖在哪呢？”橫截麵（traverse）圖能表現一段流體中不同地點的流速的圖像。華敦德耐心解釋道：“這個實驗的目的就是顯示你們不能作理所當然的假設，實際情況跟你們想象的不一樣，因為管壁的摩擦力，流速並不是常數，會逐漸變小。”學生說：“當然，我們知道，那是因為不理想狀態，我們以為你隻對理想狀態的規律感興趣。”這就是儒家思想，中國人習慣於絕對的推理，也就是隻考慮純粹性和完美性。所有不完美的，都是大自然的缺陷，不需要太在意。他們總是說：“如果你要找缺陷，你總能發現它們。”華敦德說，這種世界觀在他的學生中是如此的強烈，以致於其中一名學生跟他家裏鬧翻了，因為他家裏反對他學工程專業。這件事發生後，華敦德專門給學生們布置來自實踐中的實驗問題，學生們很不情願，但是這樣做，卻能使學生們在當工程師以後遇到實際問題時有所準備，包括南昌風洞建設和運行中的問題。我也經曆了類似的中國思維方式的實例，在南京我在中國官方的要求下，提交了一份設立一個科學研究所的方案，某領導看了以後說，這方案行不通。第一個研究所應該是天文研究所，你把它給忽略了。我反駁道：“中國不需要天文研究。為什麽不從實用的東西開始？”領導說：“朋友，在中國，你要想建立一個教育機構，你必須得從最老的學科和科學的皇冠開始，也就是天文學。”我知道南京有一個明代建立的天文台，所以，我算老幾，能跟六百年的傳統對抗呢？我改變了計劃，納入了天文學。

我在北京待了一天，然後在1937年7月7日登上“上海快車”前往南京和南方的其它目的地，參觀防空學校和其它航空方麵的設施，這些設施蔣介石還在對外界保密。上海快車連夜向南方飛馳，早上我們被一聲大吼和吵鬧聲驚醒，這裏是濟南府，在北京和上海的中間，站台上人們跑來跑去，在報攤上爭著買報紙，互相之間大嚷大叫著。我問一個車上的服務員是怎麽回事，他說打仗了，一名日本兵在盧溝橋被打死了，日本借此發動了戰爭。天津以南的鐵路都被切斷了，北京已經與南方隔絕了，華敦德與我坐的是北京到上海的最後一班快車。當天晚上我們到達浦口，坐輪渡過長江進入南京過夜。當時長江上沒有橋，南北方不能很好地來往。第二天早上在南京我們與周將軍會見，他在中國的地位相當於美國的空軍部長（應該是周至柔）。星期六（查日曆，星期六應該是1937年7月10日）我坐飛機去了南昌，視察了空軍基地。基地的規劃很好，但是按照歐洲的標準還比較原始。風洞建得跟西方工業國家的風洞不相上下，當地工人住在工地，三班倒，每天不過三毛錢的工錢。我還參觀了一家飛機廠，這是由意大利人建的，已經開始出產飛機，但是空軍基地的指揮官毛將軍（與毛澤東沒關係）告訴我的，證實了我的猜想：外國飛機對於中國人來說太複雜了。

我還記得一件事，某天，毛將軍告訴我，他在南昌一家店裏看到一些罕見的古瓷瓶，他知道我和我妹妹對東方藝術的愛好，所以他問我是否願意去看看。那些瓶子確實好，我給我妹妹買了一兩件。但是有一件非常漂亮的瓶子太貴了，我沒買。我把這事跟毛將軍說了，第二天，我在我房間裏看到了那個瓶子，是毛將軍送的。多年後，我在首都華盛頓又遇到了毛將軍，他是中國國民政府的使節。後來他卻突然不辭而別，因為中國政府開始懷疑托付給他用於購買軍事器材（一直沒有運達）的兩千萬美元的下落。當他在墨西哥被逮捕的時候，他正在享受奢侈的生活，家裏有4個傭人。他辯解說，這筆錢他不拿，政府裏也總會有人挪用。聽說了這些我就在猜想，買那個瓷瓶的錢是從哪來的。

我的中國之旅的最高潮是與蔣介石的會見，那是在廬山牯嶺。我們是坐一架三引擎的意大利轟炸機到九江，那天很熱，我們每個人都坐上由4個赤腳苦力抬的轎子上。在那一天裏，我們真的是經曆了最現代和最古老的交通工具。上山的時候，每當竹子作的轎子上下顛動，苦力們嫻熟地借助於竹子的彈性的時候，我擔心的不是他們的技術，而是這些竹竿是否經過科學檢驗。大約2小時，我們抵達蔣府，別墅的房子更像是西式的，看著很舒適，卻不奢華，門口有2名武裝哨兵把守。宋美齡出來迎接我們，她是韋斯理畢業生，說一口漂亮的上流英語，她把我們介紹給她丈夫。蔣穿了一身簡單的長袍，很瘦，臉色蒼白，我們聽說他還沒從西安事變中完全恢複過來。午飯時，蔣宋兩人坐在桌子的兩端，我靠宋美齡坐，華敦德靠著蔣介石。那位神秘的澳大利亞顧問端納坐在中間。宋美齡給她丈夫翻譯，但是我懷疑蔣能聽懂英語，我感覺他是不想說不連貫的英語，這樣的話會在外國人麵前暴露他的弱點。午餐吃的是美國西餐，這是我在中國吃的唯一的一次美國西餐，顯然宋美齡喜歡美國餐。我們談起不久前發生的盧溝橋事件，但是蔣介石說，這不是什麽大事，他認為日本不會發動全麵戰爭，他會誘敵深入，直到他在中國南方的力量足夠強大，他把希望全放在空軍上了。最後，話題轉到了航空研究上，這是我訪問的主要目的。空軍司令宋美齡很優雅地說道：“現在我終於跟大師麵對麵了，請您解釋一下什麽是風洞。”我盡力解釋了一番，風和飛機的相對運動，風洞是在實驗室模擬飛機在空中的飛行狀態。她聽的很認真，完了後，她微笑著說：“我不敢說我全聽懂了，但是您談到風洞時的那種投入讓我相信它們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同意，中國也需要一個風洞。”我的感覺是，她其實完全聽懂了，我心裏想到：真會說話啊，多聰明的女人。這說明我已經讓蔣宋認識到了繼續建設中國空軍的必要性。我又強調，實驗和研究應該處於同樣重要的地位，必須同步發展，沒有經驗的人需要實驗。

回到上海後，別人警告我們不要回北京，因為日本人就要發起進攻了。我還有些行李留在北京飯店，後來是一位大學生幫我把行李拿過來了。1937年我跟華敦德離開中國去日本，我計劃在東京帝國大學舉辦講座。朋友們經常問我，走動於兩個馬上就要開戰的國家之間有何感想，尤其是其中一個國家被美國和歐洲視為侵略者。我覺得，我對我的朋友們作為個人的同情，超過了國家行為誰對誰錯的評判。我期望著與10年沒見的日本朋友重逢，也想看看在我以前的訪問研究中播下的種子，長成了什麽樣的樹苗。在東京住的旅館外的街上，我聽到響亮的“萬歲”聲，不禁想到，我更喜歡20年代的日本，那時的日本人很開放，有哲理，熱心於科學進步。過去的10年間，民族主義在日本生根，且瘋長成惡性腫瘤。征服中國，成為很多日本人的夢寐以求的目標。跟日本人交流的同時，我一直有種不安的感覺，就在旅館我的房間裏，放著我和華敦德討論過的中國報告的初稿，我們談到中國人的武裝是如何的落後（北方軍隊不少戰士還背著大刀），而他們又是那麽迫切地想發展他們的空軍來抵抗日本。

在跟川西家的人們交談了之後，我對國際形勢的感覺好了一點。川西家族仍然掌控著日本最大的飛機製造廠。他們父子在政治上都是溫和派，他們對日本局勢的發展感到擔憂。他們的觀點讓我感到，日本並不是在極端份子的全麵掌握中。不幸的是，日本不是由川西家族統治，他們的觀點被淹沒日本的備戰狂潮中。我的觀點是，我們要用長遠觀點看事件的發展，科學發展最終會征服暫時的動亂，並讓所有人帶來長久利益。

我在東京大學的講座很受歡迎，在回答問題的環節，我又一次注意到日本人是如何的重視讀書，日本人跟中國人一樣也非常尊重老師。跟德意誌帝國一樣，日本教師是天皇的教授，僅次於神。在選擇美國體製--在美國教授是很普通的--還是德國-日本體製--教授是聖者--之間，我傾向於走中間路線。我在離開日本前，大學為我舉行送別宴會，食品很可口，但是餐後甜品我不知道是什麽，於是我問邊上的日本人。不知道他是否本人就是個不喜歡直接了當的人，還是語言的障礙，他看著我沉思道：“這就像是你們美國的奶酪，但又不完全是。”這類模糊的回答讓我不滿意，但是怕冒犯他，我沒說什麽。當我告別的時候，這位先生問我對日本航空研究的看法，我說：“我可以實話實說嗎？”“請說。”“日本的航空研究就像是美國的航空研究，但又不完全是。”

幾天後，我還在回美國的途中，華敦德非要回被日本占領的北京，他覺得他是美國公民，日本人不會傷害他，他想留在那裏保護他花了那麽多心血的風洞，不讓日本軍隊毀了它。他坐日本船到天津，然後坐火車去北京。後來他告訴我，大多數同事都逃走了，或者隱居了。日本人到的時候，他正坐在大學裏的書桌邊。帶隊的日本軍官看了他的護照，然後還給了他並向他道歉。他說他帶部隊來清華，就是想保護新建的風洞不落入中國匪徒之手。他對華敦德說，資產沒收隻是暫時的，他讓手下取張紙來，在上麵鎮重其事地寫了個實驗室和風洞的收據。把收據交給華敦德的時候他說，實驗室會完璧歸趙的。華敦德說他是世界上唯一從侵略軍手中拿到實驗室和風洞收據的人，他願意在收回它們的同時，交還收據。

1937年8月，形勢更加嚴峻，日本人下了最後通牒，限中國三天內投降，否則將對南京進行24小時不間斷轟炸。中國拒絕了最後通牒，日本人對南京開始轟炸。華敦德正是此時，來到南京，口袋裏裝著相當於清華大學全部資產的一張30萬美元的保付支票和一小瓶鐳。他後來得了重病，輾轉回到美國，病治好了，但留下了走路略有點跛的後遺症。

今天中國的航空業的狀況很難估計，因為美國跟紅色中國交惡，但是我的海外朋友時不時會告訴我中國發生的事情，比如，科學研究得到長足的發展，北京大學有6千學生，還有一個航空研究所，滿洲裏也有一個類似的研究所，清華大學也擴大了，他們仍然在使用華敦德建立的風洞，1962年的估計說學生數量在10年裏翻了一番，中蘇科學家的來往已成常態。

我不理解為什麽美國有成百的專家在監視蘇聯的活動，卻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隻有曲指可數的人在監視中國。我相信中國已經打破了過去束縛科技發展的枷鎖，一旦他們麵臨的國內國際問題解決了，其潛在的科學發展威力將會充分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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