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本文是《The Making of an Army “Old China Hand”-A Memoir of Colonel David D. Barrett》一書中相關內容的編譯。包瑞德是Barrett的中文名，他也是一名中國老手（old China hand）。
本書信息：作者是John N. Hart，這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叢書中的一種，版權是1985年，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下麵就是書中內容，可能有點不連貫，主要是想選其中比較有意思的部分。
這一套叢書都是這個封麵。
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 1962年10月2日在台北。
1927年，包瑞德在駐天津的美國陸軍步兵第15團工作過一段時間，那時該團的執行官是馬歇爾中校，第二營則由史迪威少校指揮。
包瑞德1928年完成任務，離開中國。1931年，他回中國，成為天津第15團的正式一員，他一直在15團待到1934年，同時繼續中文學習，教他的是以前在北京教過史迪威的老師。
1934他回美國，1936年又回到中國，一年後，包瑞德升為少校並擔任美國駐北京的助理武官。那時美國駐北京的公使（minister）是約翰遜（Nelson T. Johnson），而武官是史迪威上校。
另一位熱愛中國的美國陸軍軍官是弗蘭克道恩（Frank Dorn），道恩1934年被派到北京學語言，他和包瑞德住隔壁，兩人成了終身的好朋友，道恩非常懷念地描述北京：
我的房子和帶牆的花園在東總布胡同裏，月門倒映在池塘靜靜的水裏，垂柳枝葉隨著微風搖曳，就像女人的長發，掃過花壇。。。還有私人教師，他們勇敢地擔起教我說讀寫中文的重任，時不時會離開去眯會覺。他們稱我的花園是典型的文人花園，可惜就是沒有真正的文人居住其中。
與中國港口城市裏嚴格的內外別居不同，外國人在北京可以培養與中國人的友誼，社交聯係的建立和維持也不會給任一方帶來歧視。包瑞德後來說：“北京社會並不嚴格地分成中國人和非中國人，或者‘外國人’，即通常對我們的稱呼”，這正適合包瑞德。包瑞德寫道:
不瞞你說，我承認我很容易就被中國人征服了。總體上說，我覺得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到目前為止），最迷人，在很多方麵最文明，同時毫無疑問是最好看的民族。沒有任何其他社交圈能像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中國人的社交圈更能讓我享受，我說的“上層”是指具有紳士風度的人，而不一定取決於他的家庭出身。我曾經有一個廚師，他來了不久我就不再把他當作傭人而是當作一個真正的，忠誠的朋友，跟他交往，給我帶來極大的快樂。
你要問我為什麽對中國人，無論男女，有如此的尊敬，喜愛和欣賞，你可以去觀察他們在一個人很多的場合下的表現，比如一個大型社交聚會。他們的行為絲毫也不拘謹，教養又是那麽優雅，他們盡情享樂，卻一點也不吵鬧或低級趣味。【六，七十年後的今天讀之，大汗淋漓啊！】
包瑞德也觀察到一些他不喜歡的中國人的特性。他舉例：
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意識到中國人無止境的好奇心，尤其是他們根本無法領會，看別人的信件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或者以任何方式打聽別人的事，都是最大的低級趣味。我相信，這是因為中國曆史上一直以來都是人與人距離太近的緣故，也是因為他們缺乏正常的消遣。換句話說，生活通常都很枯燥，哪怕一點點不太平常的事，也自然會讓中國人浮想聯翩。
另一個中國人讓包瑞德頭痛的習慣：
中國人對我來說是最會玩權謀的人，他們的一個習慣能讓我發瘋，就是當你招待他們的時候，他們會問，其他客人都有誰？我聽到這話的第一反應是：幹卿底事？經常，我要招待的高官的下屬會問我這個問題，其動機當然是不願意有任何級別等同或高於自己的競爭者，或者是避免他不喜歡的客人。
包瑞德還批評一個他發現中國人經常公開表現出來的壞習慣：
中國人喜歡在人種混雜的場合愛說中國話，是另一個他們排外傾向的證據。因為懂中文的洋鬼子比不會說的要好一些，所以他們願意跟你說中文，這樣是把你當作自己人看待。
總結起來，包瑞德認為中國人的優點彌補了他們的缺點，他說：“不管中國人有哪些缺點，我堅定地相信，將來他們會統治整個地球，而且他們也不會溫文而雅的統治，相反，他們會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盧溝橋事件後第一個趕到現場的外國觀察員，是包瑞德少校，他於7月8日駕一輛武官辦公室的1929年道奇車到達。此時的雙方還僅僅是堅守各自的崗位，互瞪互罵。很快包瑞德就知道外人是不受歡迎的，當他離開的時候，看到了被擊斃的日軍士兵的屍體還躺在那，周圍站了一排他的戰友們。後來包瑞德陪著史迪恩又來到盧溝橋，這次，更加緊張的日本兵向他們開火，幸好沒打中。
1939年，包瑞德正在重慶忙著安家時，他妻子於北京去世。包瑞德未再婚，雖然他承認，如果他想再婚，最可能娶的是中國女人。他解釋為什麽沒有這樣作：
對於一個軍官來說，要在戰爭期間娶個中國姑娘是不可能的，另外，領館武官不可能娶外國女人，除非他們不在乎立即被撤職。這個規定不是針對中國人的，即使是與加拿大人結婚也是同樣待遇。
包瑞德解釋中國婦女對他的吸引力：
大多數男人，如果享受過一個真正愛你的上品中國女人的甜蜜，溫柔，優雅，和無我之後，美國女人的愛就再也不能滿足他們了。沒有人比我更愛我的祖國，也沒有人比我更讚賞美國女人的優良品質，但是我很討厭很多美國女人所表現的那種自負，傲慢和自私。另外，對我這樣年紀的人來說，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相比於中國女人，美國女人老了以後就越來越不優雅了。
千百年來，中國婦女沒有地位，但是她們從來就不象日本女人那樣在男人麵前卑躬屈膝。在我認識的中國男人中，怕老婆怕得要死（懼內）的人不在少數。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很久，包瑞德就被他看到的中國軍界的情況所震驚，他說：“中國士兵是好樣的，就是被愚蠢的領導給浪費和背叛了。”
1942年10月，在1940年大選中被擊敗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作為總統特使訪問中國，包瑞德是“地陪”，他寫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
這次訪問的“前線”是潼關，隔著黃河，和日本人占領的地區是正對麵，威爾基一行人被允許透過一個炮兵觀察鏡，察看一個穿著汗衫的日本兵坐在河對麵一條運河口。這景象讓人熱血沸騰，真的！離“前線”這麽近，我可以在我的亞洲戰區勳章綬帶上再加一個戰星，我已經榮獲兩個了。
包瑞德清楚地記得威爾基訪問西安的情景：
歡迎活動是認真準備的，上千的學生經過認真的訓練和排演，高呼“威爾基萬歲！”那些可憐的逆來順受的教師們則仔細地看著威爾基的車隊，生怕錯過示意學生喊口號的最佳時機。
在重慶，中國人為威爾基安排了大量的社交活動。包瑞德參加了一個孔祥熙主辦的一個大型晚宴，他寫道：
我永遠忘不了晚宴前的一個事件，蔣總統沒有出席--上帝不參加晚宴，但是蔣夫人來了，渾身上下都散發著美麗，周恩來和夫人也來了，蔣夫人以最優雅的姿態迎接他們倆，你會以為他們是至死不渝的好朋友。中國人那種對自己痛恨的人都能表現得非常可愛的能力真的讓人佩服。如果這是虛偽，那我愛虛偽。
我感到有些吃驚的是鄧穎超穿了身西式晚禮袍，雖然不是迪奧（Dior）製作，但她穿出了一個好身材--她不能算美麗，但也絕不醜。但是周恩來沒有屈就這個歡樂場合，他還是穿著普通的藍色棉布共產黨製服，裁剪合體，熨燙筆挺。我覺得今晚他遵守普羅尼亞斯的忠告：“忠實於你自己”（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包瑞德在重慶擔任美國武官直到1943年秋，那時他發現如果他一直待在這個職位上，是沒有希望拿到將星的了，很多他的同齡人，甚至比他還年輕的，在作戰部隊或是參謀位置上人都超過他列在了提升的名單上，因此包瑞德請辭並被批準。
1944年夏天，美國決定派軍事觀察組進駐延安，史迪威問手下，誰最適合，包瑞德的名字被提出來，史迪威同意。去延安可以說是包瑞德生涯的高峰，但是也為他將來的低穀埋下伏筆。包瑞德有一本（可能是他唯一正式出版的著作）《Dixie Mission》記述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延安活動。
包瑞德在二戰的末期擔任與中國軍隊的聯絡官，日本投降後，他留在中國，重新擔任武官助理，他跟自己好朋友多次威脅說，如果他寫回憶錄，題目將是《在25年內，從武官助理到武官助理》。
1946年12月，包瑞德回到美國，住了四個月，這是他到十年裏第一次離開中國。
1948年10月，包瑞德和領館二秘想去北邊看看，獲得第一手資料。到了北京飛機場，卻沒有向北飛的飛機，二秘在日記中記述，包瑞德在機場看著一架架飛機降落，裏麵的貨物被卸下來，然後他對二秘說：我已經看到我想看的了，當將軍們開始把他們的金條和小老婆（二奶，還是小蜜？）往後方運的時候，末日已經不遠了。
1949年2月中旬，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一個“外國人事務辦公室”，但是美國在北京的總領事館（總領事O. Edmund Clubb和包瑞德）被告知，此辦公室不會以官方身份與他們打交道，因為“地方政府與外國政府沒有外交關係”。到年中，該辦公室被“外僑事務辦公室”所取代，但是名字的變化並沒帶來態度或政策的變化，美國外交官還是沒人理，理由還是沒有外交關係。包瑞德和Clubb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處理方式，回到了中國人總是羞辱和阻止那些想與中國人打交道的外國人的年代。包瑞德發現，他在北京街頭遇到在延安時很熟悉的共產黨人，他們會假裝不認識他。
1950年，所以美國外交人員離開中國，包瑞德去了台灣，擔任美國使館武官，他寫道：
自從1922年第一次看到北京，我就一直期望從陸軍退休後能住在那。可是，當我真的退休的時候，去大陸已經不可能了，去了也會被銬起來，所以我認定，我從1950年到1952年在那工作的台灣，應該是我的第二最佳選擇，我也從美國陸軍部獲得批準。於是我就從舊金山向美麗島出發了。
走前，我到中華民國總領館去申請簽證，他們告訴我，這事被遞交給台北處理，我還以為這隻不過是個程序問題，每個人都得走這個過程，我申請的太晚了。於是，我給美國駐台灣大使發了一封航空信，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請他代我把入境的事情在我到達前辦妥當，然後我就這麽稀裏糊塗的登上了船。在基隆上岸時，他們告訴我，我被禁止進入台灣。
蔣介石親自通知他在舊金山的總領事，不要給我發簽證。不提前告訴我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的詭計，當然，那人也沒這個責任通知我，除非他能作一個正直的人該作的。
我被允許在台灣逗留一個星期，之後我去了香港。在為中國和台灣服務了26年之後，我卻被拒之門外，我還驕傲地以為我享有“一位中國最可靠的朋友”的好名聲。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為什麽我被禁止入境，當然我有我的判斷，也有我的情報來源。
包瑞德的好朋友，大使蘭金（Rankin）向蔣介石申訴。蔣總司令堅決不肯改變決定，而他唯一的解釋是，“我有我的理由。”
外界流傳著很多種說法，了解包瑞德也了解中國的美國軍界人士普遍認為，國民黨領導的最高層對包瑞德在他們身邊就是不自在，自從這批人還在大陸擔任小軍官的時候，他就認識他們，因此他知道這些人太多的秘密。包瑞德自己認為，這件事的根子在1944年，他去延安與蔣總司令最仇恨的敵人會談；他還認為，他可能得罪了蔣經國，一次有美國人參加的會議上，蔣經國的翻譯不知是有意還是無知，犯了一個大錯誤，包瑞德以最有外交手腕的方式指出這個錯誤，之後蔣經國就痛恨他；還有就是他對國民黨的批評，被人從華盛頓泄漏給國民黨。
E.J.Kahn（China Hands的作者）提出一種解釋：在台北大家都認為，是包瑞德在一次晚宴上說的話把他自己給害了。坐在他旁邊的一個很迷人的中國女人問他，你認為蔣總司令多久能反攻大陸。包瑞德不是個隱瞞自己觀點的人，他說他認為這永遠不可能成功。那個女人，原來是宋子文弟弟的妻子。
最有戲劇性的解釋來自包瑞德在北京的日子裏的老朋友道恩，道恩那時在五角大樓工作。道恩說包瑞德參與了一個1952年下半年在台灣發動政變的計劃，這是一個中美雙方的計劃，其目的是推翻蔣介石，用一個中國軍方和美國政府都能接受的人來代替。這個行動的中心人物是國軍總參謀長孫立人將軍。孫是佛吉尼亞軍事學院的畢業生，自從遠征軍時期後，在美國軍界非常受歡迎。蔣介石的情報機構偵得了消息，整個計劃被粉碎，孫立人被軟禁。這件事把包瑞德牽涉進去，道恩說，某位已經退休的美軍上校得到消息，必須在一小時內離台，否則就會被逮捕。一位陷入政變計劃很深的美國上校不得不坐一架美國軍用飛機離開，他隻有不到一小時的時間，來不及帶任何行李，以避免被捕。道恩沒說這個上校是誰。
如果包瑞德牽涉其中，他把這個秘密帶到墳墓裏去了，他在這件事上非常謹慎，而在其它事上，他總是直言不諱，甚至不隱瞞自己對蔣介石的不滿和蔑視。但是，如果包瑞德真的與此計劃有牽連，他應該不會在失去外交豁免權的保護之後，還要申請去台灣。
包瑞德坦率地說，自1939年他妻子去世後，他在經過一段恰當的守孝期後，認識了一位非常可愛的中國女朋友，她也願意與他結婚。但是，如果在退休前結婚，他就會失去保密等級，也就因此不能再擔任武官了。他這次去台灣的一個目的就是準備與她結婚，這下這件事也沒希望了。對於他在海峽兩岸的遭遇，包瑞德引用了一句中國俗語：我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說到底，包瑞德痛苦的是他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熱愛隻是他一廂情願，跟很多同時代人一樣，不管是軍人，商人還是傳教士，他在對待中國和中國人的態度上，也沒能擺脫一種討好的性質。他感到不解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拒絕了他，所以他染上了另一種愛恨交加綜合症，中國和中國人給他的生活帶來如此多的歡樂和如此多的痛苦。到了最後，他一方麵仍然完全迷戀陶醉在這個國家和人民當中，而另一方麵，他也對自己陷入這樣一個超級魔咒而深深地感到怨恨。因此，他能夠絕對誠實地說：“我很幸運能在中國工作，我是如此的幸運，假如我能不需要任何收入就可以生存的話，我願意不拿任何工資而僅僅為了能經曆我所經曆的而在中國工作。”
在另一種自我批評的精神狀態下，包瑞德也可以同樣誠實地抱怨道：“有時我真想向上帝祈禱我從來就沒見過一個中國人，因為他們實實在在地給我造成極大的精神上的困擾，還不說更嚴重的麻煩。但是，即使如此，中國人也給我的生活帶來如此多的快樂，以致於我根本無法與他們分離，就像我無法與美國分離一樣。我對他們是五體投地，我也仍然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迷人，最聰明，總體上說最漂亮，也是最有意思的人民。”
對於台灣海峽兩岸的宣傳，他憤怒地說道：“居然沒有中國人能寫出一本象樣的需要誠實的思維，研究，整理資料和客觀態度的書，我一想到這就冒火。中國人能寫出美妙的詩歌小說，還可以寫哲學論著，但這些都不一定需要誠實，智力或其它方麵的。任何一個中國人，不管他是不是共產黨，都不理解什麽是公平或忠誠或客觀地考慮任何題目。有了這些障礙，你怎麽能期望他寫出任何有些許價值的關於中國狀況的親身經曆呢？”
包瑞德1962年寫道：“也許我在延安時就應該知道，歸根結底，共產黨人始終是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我沒象有些人那樣相信中國共產黨是‘農業改革者’（agrarian reformers），但我也承認，某種程度上我也被這種說法蒙蔽了。現在我可以清楚而又痛苦地看到，我在評判中國共產黨時犯過錯誤，其中一個是認為他們首先是中國人，然後才是共產黨人。我和很多人一樣，總是事後諸葛亮。”
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舊金山的一家軍人醫院去世，享年84歲。
老兵不死，他們隻是隱入虛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