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下麵的內容，可能有些曆史或政治背景】
抗戰結束，去北京參加馬歇爾軍事調停國共。
這段時間，工作與中文無關，閑時，我把自己的小地方中國口音改成大城市的口音，與國共雙方的官員有很多社交性和官方的聯係。這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了解比 較中共和親國民黨兩派的不同信仰，思維方式，甚至語言。我在消化個人的印象和信息時，越來越對共產黨宣傳所造成的對傳統觀點和品行的扭曲感到難以致信。
這種新的教義，甚至影響到語言。共產黨說的中文，與國民黨說的不一樣。很清楚，他們在那時就意圖改變中國的語言文字。
在北京，我經常毫無準備就被臨時叫去翻譯對話，演講，敬酒，和最難翻的笑話。這類事與會議室翻譯風格不同，需要意譯，一般用間接引語比如，“將軍說，”或“上校在這個快樂時刻希望敬祝。。。”
這種並非隨意的意譯，兩次把我帶進馬歇爾停戰談判的核心圈子。一次，軍調部的共產黨委員葉劍英，相當成功地運用自己的個人魅力跟美國委員 Walter Robertson套近乎，他說他希望能就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事務麵見Robertson，可是他自己的翻譯病了，能否請艾克維爾少校擔任翻譯？葉的翻譯是黃華，後來在板門店在跟迪恩（Dean）大使的談判中出了風頭，現在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的重要人物，他那時就已經不僅僅是一名翻譯了，所以葉劍英很可能是不想有一個可能對他自己不利的證人在場。
葉劍英同時是想避開其他所有的翻譯，不管是國民黨方麵還是美國方麵的，因為他們都是中國人，因此在東方人的思維方式來看，依然是中國的民族文化集體的一 員，也就與正在撕裂這個民族的內戰總是有著無法避免的牽連。這就是為什麽我被選中來翻譯，因為涉及太敏感的話題而不能使用官方翻譯。
另一次，在類似的情況下，我是三人調停小組的語言調停人。美方委員是Walter Robertson，國民黨委員是鄭介民，共產黨委員葉劍英。爭論到後來，鄭介民和葉劍英不自覺地說起了他們的方言，是一種非常地方性的廣東話，不久兩人 就互相大吵起來，大部分內容我也不懂，所以隻能請他們用官話重複，這樣Robertson先生才能了解兩人分歧的程度。
北京的經曆，是以很特殊的方式，對我與中國共產黨翻譯和談判進行準備的最後一課。
所有北京的經曆中，在第25軍調小組的工作從某種特殊的意義上，完善了我與中國共產黨進行翻譯和談判的準備過程。
1946年夏，一隊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天津到北京之間的路上執行日常供給任務時，遭到襲擊，有傷亡。軍調委員會責成第25小組對此調查，我也參加，主要任務 是澄清雙方所說的話。我的對手，是中共在第25小組的代表黃逸峰，現在他已經是一名高官了，但就在那時，他就顯示出了共產黨員的了不起之處：他可以就一個 潛台詞而爭鬥幾個小時；他可以不顧證據或事實而改變立場；他還可以使用扭曲的邏輯來把任何爭論轉成支持共產黨的論點。他比他的國民黨對手在技巧和辦法上優 秀得太多，以致於我那時一邊在打口水仗，一邊總是擺脫不了共產黨最後要勝利的念頭。
他能說英語，總是威脅地瞪著證人和翻譯，對我的澄清或補充也總是猛烈攻擊。在我們走訪的一個又一個地方，我和他一次又一次地就證詞和已經確認的事實發起語 義上的戰爭，我倆之間的敵意也在不斷升級。在事發地點附近的共產黨指揮部裏進行的一次關鍵的調查中，在交叉盤問當地的農民證人時，我一次次地占上風，我們 之間的敵意發展到白熱化的地步，國民黨代表看不下去了，對馬丁上校說：“告訴艾克維爾少校，明天別再說話了。明天是最後一天，共產黨的謊言已經充分暴露 了，沒必要再多說了。我害怕有人會扔顆手榴彈，我們畢竟是在他們的指揮部裏，那樣的話，再後悔也不能讓艾克維爾起死回生了。”
更有意思的是，那天我們還使用了另一個語言技巧。黃逸峰懂英語，所以他的優勢在於他能聽出我跟馬丁上校之間討論的大意。一次，被他毫不害臊地偷聽時臉上那 種掩飾不住的得意所激怒，同時注意到上校麵部某種黝黑的高盧特征，我突然用法語問道：“上校，你說法語嗎？”，他也用法語答道：“是啊，當然了，我是路易斯安娜州的法裔。”從那時以後，我們就毫無顧忌地說任何想說的話，而黃逸峰因為聽不懂而氣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最後他一拳砸在桌子上：“25小組很特別。特殊的人，美國人講中文，講法語，什麽都說，就是不說英語。為什麽不說英語？”
我總算報了一箭之仇。回到北京，在執行總部，還有另一個獎勵在等著我。中國共產黨方麵的最高級別的委員向馬歇爾要求立即將我調回美國，因為我繼續留在中國， 會損害整個馬歇爾使命。馬歇爾將軍自然是拒絕了這個要求。我頗有些躊躇滿誌地一直待到馬歇爾使命的結束，然後另一個任務把我派到了遙遠的中國西北。
1953年10月，我成了迪恩大使的翻譯。
我在北京認識的黃華，那時是葉劍英的翻譯，而且那次那麽巧地生病了。而這次，他在談判桌上成了中朝代表團的大使。當他看到我時，他張大了眼睛，算是跟我打了一個帶點調侃的招呼。但是此時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我是一名翻譯，不允許以個人身份來回應這種相識的人。
他的助手普壽昌在哈佛讀的博士，現在以翻譯的身份跟隨周恩來在西方和中立國家間穿梭訪問。 他們兩人都理解用中英文說的話，
預備會議沒能完成任何預備工作，反而陷入無盡的互相指責，最後導致迪恩大使著名的退場以抗議中國方麵指責他無信義。那次會上，氣氛越來越緊張，句子越來越 短促，話語也越來越露骨。這種無情的爭論持續了四小時，一般一名翻譯兩小時後就不行了，甚至他很熟悉的詞句也想不起來了。但是那天，語言已經進入短兵相接 的階段，一個句子緊接著下一個句子，平時說話裏的鋪墊，婉轉也都被拋棄了。在這種刺激下，我也超常發揮，大腦和口舌比任何時候都敏捷，一句句近乎完美的簡 潔翻譯脫口而出。
迪恩大使簡短的“what rubbish--what garbage”翻譯成中文有一種微妙的正義感，使得談判桌對麵的那些人的臉上發燒，而當他們聽 到英語原文時，雖然他們都懂英文，卻沒有這種感覺。然後我跟著迪恩大使退場，黃華大使的在外麵背後叫道：“回來！”
關於這次退場有大量的爭議，某種說法是，即使這不算是違反指示，也是一個戰術上的錯誤，因為當時一種很流行的擔憂是，如果談判中斷，就會重新開始對抗。雖然翻譯不應該有自己的見解，至少不能表達他自己的見解，但是本翻譯這次要站出來說，這次退場標誌著中美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從那以後，中國方麵再也不覺得我方好擺布了。我從他們的語言和態度中感到，我們從此在心理上有了一個此前從未有過的優勢。那天之後的每一次會議（我參加了所有的會議）上，他們對他們自己和他們立場也不是那麽自信了。
在板門店停戰談判時，戰爭還在進行，詞語都是射向談判桌對麵的子彈。為了打贏這種戰鬥，隻有最不妥協的字眼才有力量。一旦到了軍事停戰委員會的討論中，調 子就變了，因為一些事情需要雙方的配合，而合作就排除了戰爭，語言不再是子彈了。預備政治會議上，一切都是務虛，禮貌的措辭和惡毒的攻擊卻奇怪地混合在一 起，因為各方在履行外交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戰爭。在日內瓦，雖然衝突很激烈，但是畢竟是正規的外交活動，字詞用語不再鋒芒畢露，語言內在的微言大義和隱喻占 了主導地位。
在板門店，按官方規定，三種語言：英語，中文和韓語是平等的。實際上，所有韓國談判者都說中文，而韓語雖然與中文不屬同一語言家族和結構，但是曆來受中文 侵淫甚深，在正式的韓語講話中，大量的常用語都可以被懂中文的人聽出來。中文和英語也是平等的，實際上，即使不是全部中方談判者，也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對 英文有極好的理解，而沒有一個美方談判者懂任何中文。
這個所謂的平等性有時會走到令人可笑的極端地步。當中英文翻譯一起準備協議或聯合聲明的文本時，美國的中文翻譯說英文，而中國的英文翻譯說中文，所以即使文本編輯也是在兩個不同的語言平台上進行，
中方一名參謀官和談判者，普山（Pu Shan，哈佛博士，前某中西部學院的教授,即普壽昌乎？20181230補：是浦壽昌弟弟），說的英語好過他的翻譯，可能比與他談判的某些美國官員還要好。但是按規則，他隻能說中文，這讓他很難受，卻讓我們很好笑。他的中文說得很有感染力且經驗老到：他的停頓，遣詞造句既引經據典又才華橫溢。但是這些坐在對麵的美國官員都感受不到，因此他形成了一個習慣，每當他提出一個觀點的時候，就看著我，因為他知道，至少我能感受他那種幹脆利落，恰到好處的格言警句的力量。他在結束他的評論時會帶出那麽一絲自我欣賞，然後向後一靠，等待英文翻譯。但是他的翻譯把他典雅的修辭扔進翻譯的絞肉機，出來的卻是被宰割和扭曲的詞句，普山臉上的自滿就漸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耐煩甚至痛苦。他會坐立不安，直到他再也受不了了，他此時早已不再看我了，而是叫住他的翻譯，狠狠地底聲說：“不對，不是那個，讀這個！”他自己把英文寫出來讓翻譯去讀。但是表麵上還是維持著三種語言是平等的這種假象。
中國談判代表黃華本人就曾經為北京馬歇爾軍事調停的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作過英文翻譯，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的西方記者們發現，黃華作為新聞發言人，英文 說的很流利準確。但是在與迪恩大使的六個星期的談判中，他從未說過一句英文：問好，爭論或客套話中，當他的翻譯犯了翻譯常犯的難堪的錯誤時，他也沒有糾正過他。但是他的英文知識是他的一個優勢，他能在迪恩大使說話時就理解他的所有意思，而不需要等著翻譯，省下時間來思考他的回答和反駁。
我知道，他在聽我翻譯時帶有一種很有意思的感覺和一點惡意的好奇，想看看我怎麽把他已經充分理解的英文翻譯成他的母語。有時我覺得我能從他的目光中感到他對我選用的詞句雖不服氣卻不得不首肯，但是大多數時候他就是覺得有意思。然後，某天，我卻碰上他在幹應該是我幹的活。那天會議一開始，迪恩大使開場白說了 三小段，前兩段不很困難，但是翻譯第三段讓我出了一身的汗，那些語句就是不好組織，我很泄氣地感到我的翻譯最好也是很粗糙的，說壞點就是搞砸了。
三個小時和千萬個詞語之後，黃華突然反駁道：“今天早晨迪恩先生說”，然後他用中文引用迪恩大使的開場白，前兩段聽起來有點熟悉，但是黃華說得不像他通常說話那樣流利，而是帶有猶豫，停頓，突然我反應過來了，他是在把他麵前的迪恩大使講話的英文稿翻譯成中文，他作的是我三小時前作的一模一樣的事。
當然，他翻譯得很好。我不得不承認，他的中文的遣詞造句比我的更通順，也更地道。中文畢竟是他的母語和官方語言啊。另外，他的優勢在於，他是翻譯一個修改版，能夠使用翻譯在聽到詞句說過了以後才想到，卻沒有機會再使用的更準確的完美的選擇。但是，他在翻譯那個第三段也出了問題。
【下麵談到口譯的風格】
莫洛托夫和赫魯曉夫的翻譯，特羅亞洛夫斯基是hi-fi翻譯的典範。他的美國英語流利精確，他父親在華盛頓當大使時，他在馬裏蘭州上學。他本人總是麵帶微 笑，看上去很可愛的人，當他翻譯時，他卻成為一個變色龍，隨著譯主的現場發揮而變換角色。在一次萬國宮的晚宴上，他的譯主和藹可親，故意帶著幾分嘲諷性的 哥兒們派頭，特羅亞洛夫斯基那張可愛的臉也帶著微笑，此時的他不僅彬彬有禮，而且還有一種大男孩般的魅力。
但是談判桌上則是另一副麵孔。1954年夏天印度支那會議上的一次會談中，柬埔寨代表突然指責越南的共產黨遊擊隊襲擊了一輛載有平民的柬埔寨巴士，打死了不少人，包括婦女兒童，打傷更多人。他引用的消息來源是一份電報，柬埔寨代表團團長宣讀了這份電報。
這時莫洛托夫發言，他用緩慢的拖腔，含混的音調，以及卷起的嘴角進行指責和侮辱，對所有發過言的人都不相信，包括柬埔寨代表團團長，法國的比多，南越的 庭。比多像被鞭子抽了一樣臉上一陣白，一陣紅；柬埔寨人象有心靈感應般揮舞著一張紙，桌邊的所有代表都在座位裏扭來扭去，很不自在，但大家卻一個字也沒聽 懂他說的話。莫洛托夫停下來，向翻譯示意，輪到特羅亞洛夫斯基了，一個接一個的侮辱，那種聲調，那份蔑視，那種裝出來的不敢置信，屬於莫洛托夫，但是語言 是英語：“我們聽了很多，據說有那麽一份電報，但卻沒人看到過，沒人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也不知是誰發的，發給誰。。。。”，等等，等等，夾雜著很多含糊 不清的發音和險惡的影射。
比多向主席示意要求發言，柬埔寨代表急忙把電報遞給伊頓，就在莫洛托夫含糊的聲音借著特羅亞洛夫斯基的英語不停地說著的時候，大會議桌邊的聲音越來越響。 最後一句：“本次大會有更重要的事項需要處理，而不是在想象出來的什麽電報上浪費時間。”掛在特羅亞洛夫斯基年輕的嘴唇上的是莫洛托夫那種嘲弄的譏諷，這 是hi-fi翻譯的最佳典範，卻是為醜惡的目的服務的。
與自己的譯主盡最大可能的融為一體，是口譯師達到此類保真度的秘密。口譯的一條基本規則是口譯師決不能讓自己的想法，感情，偏見或信念影響他在完成任務時的表現。
在朝鮮的軍事停戰委員會開始工作之後不久，中國人帶來的翻譯中有一位是中國的女兵，很羞澀的姑娘，她說英語帶有一種獨特的單純柔和的口音，有時還忍不住露 出一絲微笑。聯合國軍的某位談判者可能是發現總算有一個人可以真正理解他說出的理由和邏輯，之前都算是說給聾啞人聽了。他總是直接對著她發表他又長且充滿了信賴的訴求，請她“給徐上校解釋我的意思。”，而他的對手，徐上校坐在對麵，又好笑又好氣地看著。實際上，真正可笑之處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博士畢業的 徐上校，比這個聲音柔和的小翻譯更懂英語，甚至可能比她說得還要好。
在1955年夏天約翰遜大使和王炳南大使的一次非正式會議上，後者發表了一個很長的述求，充滿了潛台詞和隱含的承諾，而不是公開的保證，然後，在翻譯的時 候，他坐下來專注地看著我，他明顯感到，他的翻譯僵硬又浮華的表達，沒有翻出原話那種非正式但又帶有暗示的意味，也就失去了那種請求的本意。從我臉上的表情，他可能也發現我理解了他沒說但暗含的意思，於是他直接對著我，以一個中國人對另一個中國人的方式說道：“艾克維爾上校，你知道我想說什麽，是不是？”
此時，你很容易開口回答，至少點個頭，但因此你也就變成了一名談判者。而正確的作法，是表現出不偏不倚，也對與你的譯主沒有關係的任何事情不作表態。我沒有說話，也沒有點頭；但我不肯定我的臉上是否浮現一絲暗笑。
他嘲諷我們害怕真相和事實。任何反駁的他話都是沒有意義的，我方沉默不語。然後他突然扔出一顆手榴彈。“這裏的艾克維爾上校作了很多少數民族和他們的文化的研究，他應該到中國來完成他的研究，然後著書出版。我們歡迎他，我們歡迎所有文化交流的科學家。”我的耳根子都紅了，但是保持直視麵前桌上的筆記本。然後王大使把目光從約翰遜大使轉向我，再一次挑逗道：“艾克維爾上校，歡迎你。”
他打破了所有規則，把一個機械的回聲，變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成了中國文化包容的成列品，因為我對西藏語言文化的了解而被拖進來，成了一個不情願的同謀，王大使洋洋得意地笑了。
來自實踐經驗的翻譯規則，翻譯者永遠不要增加任何他自己的東西，哪怕是為了澄清譯主所說的；反之，翻譯者也永遠不要減少，既不能減少也不要省略。增減的誘 惑，僅僅一個短語或一個詞，可能會很強烈。翻譯有時有一種感覺，似乎他自己是唯一真正用心聽的人，雙方的對話就像是在聾子之間進行一樣。隻要一個精確的詞，就能清除所有的誤解，他甚至會相信加這個詞是翻譯的最高境界。他內心深處知道自己譯主想要表達的意思，僅僅是需要澄清而已，但是澄清，事實上可能恰恰 是要避免的。
我記得在板門店，一次參謀會議我自始至終都不滿意，在我看來，我要翻譯的內容，每一句每一個短語都是那麽頑固不馴，是我聽過的最奇怪的一堆自相矛盾的語言。我覺得我知道想要說的是什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我忍不住地想加上個把解釋性的詞語，這樣所有意思就清楚了。但是，我頂住了誘惑，堅持忠於譯主的用詞，到了最後，我兩手全是汗。
對方要求再翻譯一遍，這意味著問題出在我身上，我必須得承受恥辱，同時也感到某種無助的憤怨，因為這不全是我的錯，但是不管誰的錯，掛在恥辱柱上的都是我。然後他們要求再說一遍，但這次並不比上一次更清晰，翻譯過程中我又冒汗了，桌子對麵的人還是迷茫地搖頭。接下來是長長的問題和回答階段，直到所有人都累壞了，最後，在雙方共同的困惑中，談判休會。在回汶山裏基地的路上，我的譯主說：“艾克維爾，幹得好！”
“但是，長官，他們沒聽懂！沒人聽得懂，休會時還是沒人知道是怎麽回事。”我還是感到沒完成任務，雖然暗地裏仍然覺得不全是我的錯。“這就對了。如果他們懂了，我就知道是你翻錯了。本來就沒打算讓他們明白，我是故意把水攪渾。幹得好。”
誘惑更大的是把原話中沒有意義的東西壓縮掉，精簡詞句，尤其是使用中文的時候，因為漢語的最大特點就是可以構建無比精簡的雋語警句。我見過的最偉大的壓縮大師是安德羅那科夫，1955年日內瓦的亞洲和印度支那會議時，他是法國代表團的一員，擔任法英俄三語雙向翻譯，他的速度和才華沒人能及得上。
壓縮技巧能讓人上癮，但是我從來不敢在很嚴肅的討論中用壓縮翻譯法。隻有一次在板門店，我無拘無束地翻了一把。那次是對媒體開放的會談，所以戲劇性比嚴肅 性要多一點。那次會談向聯合秘書處介紹中立國監督委員會，我的譯主是位話多的主，在這次會上逮著了機會，在講話裏塞進成倍的廢話。因為這不是什麽實質性的內容，所以我就大開殺戒壓縮那些沒用的話，把50個音節壓縮到20，甚至10，乃至有一次壓到四個字的成語。我的譯主有點被嚇到了，他可能之前從來沒有察 覺到，怎麽那麽快又輪到他說話了，但他對此無法控製。我倆管風琴賦格與鼓點的雙簧就這麽演下去，直到新聞界人士禁不住笑出了聲。
【下麵是日內瓦會議的一次事件】
1954年夏，在內瓦舉行了亞洲大會，最後一次會議上。大會使用五種語言：英語，法語，俄語，漢語，韓語。那天的主要語言是法語，也即，會議廳裏，翻譯們 將講話翻譯成法語，然後在翻譯室裏的翻譯再對此法語版講話進行同聲翻譯成為英語，俄語，漢語和韓語。當然，如果發言的人說的就是法語，則直接進行同聲翻 譯。
我知道，翻譯室裏的中文翻譯不會法語，所以必須得聽著英文來進行漢語翻譯。這使漢語的同聲翻譯總是比其它人慢了一個語句。另一件事是，中國代表周恩來帶著自己的翻譯，坐在他旁邊，這名翻譯將周恩來說的話，翻譯成英語，然後對此英文，其他人進行同聲翻譯。
一個嚴重問題就從這個複雜的語言環境中產生了，比利時總理亨利斯巴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之間的語言交流是從法語到英語再到中文，然後從中文到英語 再到法語。我正好這三種語言都懂，因此我能夠一個耳朵聽會場上的代表發言，一個耳朵聽耳機裏的翻譯。斯巴克帶著西方世界一位領袖的權威並以法製抗衡人製的 發言人，表達聯合國的態度，他沒有讀講稿，而是自由發言。他的個性和理想在他的雄辯中得到充分和令人信服的展現。聯合國提案的全麵性和真誠使得再考慮任何 其它提案都是多餘的。最後他說：“Cette declaration est contenue dans notre texte.”英語同聲翻譯成 “This statement is contained in the text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這個 聲明包含在停戰協議的文本中）。後來發現，英語翻譯把“dans notre texte”（在我們的文本中） 聽成 “dans l’autre texte” （在另一個文本中），他覺得l’autre模糊，要解釋一下，於是加進了他自己的澄清，插入“停戰協議”。我 播動耳機旋鈕去聽中文翻譯：“此聲明包含在停戰協議文本中。”
在周恩來聽來，斯巴克是說中國的提案是包含在停戰協議之中，而實際上與之毫無關係。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什麽時候周恩來聽到這句話的，因為很多人都知道出事了，但是不知道是怎麽回事，也不知道事情的來由。但是沒人出來掌控局麵，所以雪球繼續滾動。
斯巴克和周恩來，以三語交匯允許的最快速度，此時已經深深地陷入他們倆人之間的激烈指責，否認和解釋。但是同時也很奇怪地，一種個人友情在兩人間發展，其 中夾雜著相互之間的迷惑和同樣急切地努力想把問題一勞永逸地解釋清楚。他好像被蜜蜂蟄了一樣地驚了一下，然後示意主席安東尼伊頓，要求發言。這是周恩來的 第一次國際大會，他不負眾望，取得驕人成績，風頭甚至壓過了他的戰友，莫洛托夫同誌。直到那一刻，他一直掌握著主動權，並尋找對手的破綻。此時他以為他發現了破綻，他抓住了偉大的西方代言人的一個笨拙的錯誤。他發言的時候，帶著正義感和受害者的憤怒，聲音高亢，充滿了憤慨。
“主席先生，代表們，在這個我第一次參加的，偉大的國際會議上，我對會議如此缺乏理解而感到震驚，我認為我被嚴重誤解了。比利時外交部長，斯巴克先生剛才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提案包括在停戰協議中，這個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斯巴克望著周恩來，臉上的表情是一種略感興趣的漠然，夾雜著明顯的不明白為什麽周恩來這麽激動。也許他還在想，尖利的漢語的音節對他剛用優雅的法語所展現的內涵的美的一種奇怪的對答，當然更想知道這些不熟悉的音節說了什麽，他調節了一下他的耳機。當漢語通過英語轉換成他能理解的法語的時候，這次輪到他感到憤怒和震驚，口手並用地請求發言。主席安東尼爵士看上去被搞懵了，整個會議廳代表們開始騷動，人人坐直了身體，觀望著東西方的交戰。
斯巴克厚厚的鏡片後麵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帶著一種被傷害的表情，站起來向主席說話，並向周恩來警告性地搖動這手指：“主席先生，我請求周恩來先生注意聽我要說的話，因為他誤解了我前麵的話，我沒有說過他的提案包括在停戰的條件裏，我從來沒說過！”
錯誤象滾雪球一樣越來越不可收拾了，聯合國翻譯又開始重複他的錯誤，然後急忙糾正他自己，這說明他已經知道自己犯下的錯誤了。
周恩來抓住這個機會，呼籲道：“如果16個聯合國成員國發表的聲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發表的最後提案雖然有某些分歧，但都懷著同樣的願望，為什麽此次日內瓦會議上的19個國家不能在一個聯合協議中共同表達這個願望，而僅由16國發表單邊宣言呢？”
脫稿發言速度很快，在一片混亂中，周恩來的翻譯在翻譯時漏了關鍵詞語：“雖然有某些分歧”，斯巴克聽到的法語是一個無限製語的請求，在共同的最終解決爭端 的願望下達成協議，這聽上去甚至象是中方接受了他為之辯論了半天的觀點，他甚至覺得，周恩來到底被他說服，終於表現出理性了。在激烈的爭論中，他已經不能 冷靜地思考，隻是急切地想表現他也是有理性的，他脫口而出：“En ce que me concern et pour eviter tout doute, je suis pret a affirmer-affirmation ou vote-que j’accepte la proposition de delegue de la republique chinoise”（用網上的翻譯工具，這段的大意是：“為了避免任何疑問，我可以接受中華共和國代表的提議。”）
法語“la republique chinoise”並不是官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但是周恩來沒有就此糾纏，而是接受斯巴克的聲明，認為這是聯合國成員國代表團們的一個新協議，他要求再考慮一下。
大廳裏炸了鍋，西方世界的發言人斯巴克似乎突然背離了最後會議之前好不容易達成的共識和團結，走進敵方陣營裏去了。澳大利亞總理凱西，菲律賓副總統加西亞 以及其他代表團的領導人們都要求發言，美國代表團團長，史密斯將軍則是兩件事一起作，一是要求發言，一是不讓南韓代表團離場，因為韓國人覺得自己被背叛 了，開始要退場。安東尼伊頓爵士在一片混亂中明顯不知道斯巴克是放棄了自己的立場還是從中國人那獲得了讓步，他也不知道到底該把發言權給誰。接下來的45 分鍾，聯合國代表團們懷著困惑甚至憤怒，在誤解中的發言又加深了相互的誤解，而共產黨代表們則充分利用這場混亂帶來的機會，斯巴克同樣被同伴們的遣責和對 手的讚揚而感到困惑和受傷害，因為他覺得基於他所聽到的，他應該表現出理性。最後，聯合國成員國們總算達成共識，回到了最初的決議，共產黨代表團則在這最 後一分鍾占了上風，並在共產黨國家的新聞報道中全力宣傳，而自由世界的新聞界則對此不是很起勁，因為他們認為共產黨發表的內容基本都是虛假的。
這場大混亂的原因，是兩條翻譯規則被打破了。一名翻譯為了澄清主談的講話，增加了一個短語，另一個翻譯，在快速的臨場翻譯的壓力下，不自覺地略去一個短語。
補：下麵是另外一本書裏的內容：
《Peking’s Approach to Negotiation》--北京的談判方式，1969年由美國政府印刷所印行，供政府運作委員會參考。裏麵選擇了一些參與過與共產黨談判的人員的回憶分析文章，包括艾克維爾（選了Faithful Echo一書的第六章），下麵選自參與談判的迪恩在紐約時報雜誌1966年10月30日的文章
聯合國軍的軍營在板門店附近的汶山裏。哈裏遜中將（Lieut. Gen.）把他的漢語翻譯艾克維爾上校和韓語翻譯堪朋中尉配備給我們。哈裏遜將軍還給我一個密封的信封--錦囊妙計-，他告訴我等我回到我自己的帳篷裏在打開。信封上寫著：“如何與共產黨談判。”裏麵是一張紙，上麵簡單地寫著：“不談”。板門店離漢城約35英裏，它的意思是：“木頭作門的旅店。”共產黨方麵的哨兵故意挑釁，把他們的刺刀盡量往前伸，但是又不切到從他們之間走過的美國人身上。
進行談判的屋子是共產黨蓋的，裏麵放著一張蒙著綠絨布的桌子，這張桌子正正地橫跨38線，桌子中間是一條褶子。聯合國方麵不得越過中朝那邊去，反過來也一樣。連對方兩個吸煙者的煙灰缸，也不得越過那條褶子。除了周日，每天的談判於上午11點開始，規定是於下午2點結束，但是實際上，它們會持續4，5，或6個小時，沒有食物，咖啡，茶或其它吃的東西。一旦坐下，談判者不得離開桌子，除非投票決定暫停。誰都不得以個人身份向對方的任何人說話，會議的開始和結束，也不得交換問候語。中國人目視前方，麵無表情，好像我們不存在。我們也不得邀請他們或北朝鮮人到聯合國這一邊來喝點飲料，吃個飯，或者說個話。沒有比這更糟糕的和平談判地點了。
每次我去會見地馬亞將軍（Thimayya，印度人）或瑞士或瑞典的中立國監督委員會（被任命來監督停火）的領導，一大批報紙，電視和電台記者就會聚在外麵想立即知道他們討論的內容。其中有一名澳大利亞記者是同情共產黨的，維爾福德.伯謝特，他會向共產黨方麵傳遞信息。
那張桌子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北朝鮮的國旗與美國國旗，沿著那條綠絨台布上的縐紋並排放著，這暗示著承認共產黨國家以及與聯合國同等地位。在我堅持下，旗子被移走了，然後我才進屋。
中國人一般公開地忽略北朝鮮人，而北朝鮮人總是說：“我同意”（me too）。
日程表之爭對共產黨談判者來說至關重要，因為他們相信可以用待討論事項的順序來羞辱對手並贏得會議的第一場勝利。共產黨盡力想引導世界輿論指責美國方麵阻撓板門店會議的日程。不熟悉與共產黨談判的人們總是問：“首先談哪一個議題有什麽區別呢？”區別是，一旦你同意了共產黨的日程順序，你不在第一個問題上向他們屈服就不能討論第二個問題。聯合國方麵提交一個關於會談的構成，日期和地點的日程表，共產黨方麵拒絕了。經過幾天的遣責，共產黨提交一個修改過的日程表，事實上，兩個日程表幾乎完全一樣。很快，雙方就達成一致。至此，會談花了4個星期，每天5到6小時，隻是在3個簡單事項上達成共識：政治會議的日期，地點和構成。
地馬亞將軍的軍事和非軍事顧問們當然可以與共產黨方麵一起吃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實際上到北京去與周恩來會見。一天晚餐時，地馬亞將軍告訴我，共產黨告訴他的手下，他們根本就不想達成協議。一旦一個共識達成，他們就會改變立場，這樣朝鮮不能擁有永久和平的責任將落在美國身上。華盛頓方麵收到這個報告後，非常擔心。
一件有意思的事是，美國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就蘇聯在朝鮮的政治會議上的角色進行了很多天的激烈爭論，聯合國方麵不能接受蘇聯被定義為“中立”方（西方一般認為朝鮮戰爭就是蘇聯在背後策劃的），而中國則斷然拒絕讓蘇聯成為共產黨方麵的一個具有全部投票權的成員，中國共產黨顯得並不希望蘇聯在政治會議上作為一名“參與者”。開始，我們以為這是想掩蓋蘇聯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隨後，我們才發現，這顯示了北京想與蘇聯保持距離。我們決定利用試探一下這種可能性，我方提出很多“中立”的學術性，乃至諷刺性的定義，來嘲諷蘇聯搬演的角色，讓中國難堪。
黃華和他的受過哈佛教育的翻譯普壽昌都理解我們說的英語，因此比我在語言上要占便宜，幸好艾克維爾上校坐在我的肘後，給我提供即時翻譯。黃華總是稱我為資本主義騙子，強奸犯，小偷，專搶寡婦的強盜，從死人身上偷錢的，雜種，等等，等等。如果他隻用一種惡名稱呼我，我可能會暴跳如雷，但是當你被一連串的壞名字稱呼的時候，你會感到好笑而不是生氣。
一天，在指責李承晚總統，艾森豪維爾總統，杜勒斯國務卿和我是殺人犯，等等之後，黃用中文說我手上沾滿鮮血，是躺在陰溝裏的羊糞中的殺人犯。。。黃華的翻譯普壽昌，變得很不自在，不願意翻譯這些罵人話。黃華的臉色發紫，脖子脹粗，他命令普壽昌翻譯。
在談判進行了約6個星期後，終於談不下去了。1953年12月8日，我提交了一份全麵協議草案，盡量滿足中方的很多要求，但是共產黨方麵立即將其否決，幾天裏，他們一直攻擊這份提案。12月11日，12日，黃華攻擊美國政府的誠信度，指責其陰謀違反有關戰俘的協議，稱其背叛，罪惡行為等等。好幾次，我提議暫停，來清醒一下頭腦，停止這種攻擊，但是黃華拒絕在下午一點按正常時間休會，堅持會議應該繼續。他的惡意攻擊更加猛烈，其他中國人互相交換著難堪的眼色。到了最後，黃華一次次稱美國背信棄義，不可信賴。我冷靜地警告黃華，如果不立即撤回背信棄義的指責，他這種作法無異於使會談無限期地中止。我然後又退了一步，提議，如果蘇聯作為正式代表參加的話，南朝鮮願意參加政治會議，並遵守會議的決定。這個聲明被嘲笑了一番後就被置之不理了。
華盛頓已經嚴重懷疑這些會談繼續下去的必要性，並要我回美國進行谘詢。華盛頓方麵還建議，如果有適當的機會，我可以暫時休會或中斷會議。當黃華的攻擊更加猛烈的時候，我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走出會議室，單方讓會談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