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美國老記者回憶報道中國的經曆，周恩來，宋美齡

     1982年11月，一批1930，40年代在中國工作過的美國人在亞利桑那州的Scottsdale聚會，來的主要是當年的記者，也有部分外交官和知名學者。聚會上大家的話題討論，包括一些未能參加的親曆者（比如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書麵材料，經過整理，一本那些年代關於美國的中國新聞的口述曆史書籍就誕生了--報導中國。其中某些老記者，也許沒有斯諾和史沫特萊那樣出名，但是象斯蒂爾（A. T. Steele）和德丁（Tillman Durdin）在當時卻有著更廣泛的讀者群。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那時的新聞工作者，很多出自密蘇裏大學的新聞學院，斯諾就是。

    第一個問題，當年的美國記者是不是偏向中國共產黨呢？這些老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們說，他們都意識到，雙方都在努力操控他們，而他們的基本態度是不輕信。

     中國戰爭年代的記者們不禁要思考，四十年以前他們的表現如何。曆史學家費正清認為：“我們都努力了，但是我們失敗了，而且是曆史上重大的失敗之一。我們沒能教育人，也沒能與人交流。我們都太膚淺，學者，政府官員，新聞工作者，我們隻是一個小集團，我們從未跟農民交談過。”

     但是大多數人不同意費正清的觀點，利伯曼（Henry Lieberman）總結道：“總體來說我們幹得相當不錯。”

     抗日時期的漢口，很多人都曾參加過西班牙內戰，也去過莫斯科。所以他們的政治觀點比較國際化，這些人很容易適應中國局勢，因為中國也在進行一場正義的戰爭。、

    那是一個抗日戰爭中的理想主義的年代，也是統一戰線的高峰時期，周恩來當時也在漢口。

     今天回憶起來，那時的周恩來和共產黨代表團有著特殊的意義。周恩來當時的身份更多的是政府的一員，他把自己看作是某種政府發言人，所以也就不能比國民黨政府官員比如負責新聞的董顯光透露更多的消息。到了重慶時期，國共雙方的關係已經出現裂痕，周恩來也就向記者說了很多關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的不光彩的事。

    在重慶，新聞的主要來源一個是董顯光領導的政府的新聞辦公室，一個就是共產黨的聯絡處，在那裏記者們經常可以與周恩來或他的某個助手交流。

    利伯曼（抗戰時是Foreign News編輯，之後是紐約時報記者）：我關心的是，推動中國的是什麽力量？很快我就發現，根本就不可能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也絕不可能對農民進行民意測驗就能得出結論，在農民想什麽和國民黨政府作什麽，以及共產黨作什麽之間，無法建立一種對應關係。我對此很感困擾。

     另一次與周恩來的交往，使我說：“今天我是個男子漢。”我象當時的很多美國人一樣，被周恩來迷住了。但是，有一次，發生了一件與國共停戰談判有關的很重要的事情，蔣介石和蘇聯的協議規定，國民黨軍隊有權恢複所有蘇聯軍隊占領的中國領土。而周恩來聲稱，內蒙古有兩個地方--熱河的赤峰和察哈爾的多倫是在人民軍隊手中，不應交給國民黨政府。

      波特和我剛從滿洲裏回到南京，卻發現赤峰和多倫是那時的熱點新聞，我們當時就決定去內蒙古看看那裏發生了什麽。我們到了赤峰，發現那裏有人民軍隊，但是也有蘇聯軍隊。我拿出一張10盧布的鈔票，讓一名蘇聯軍隊在上麵簽名，但是他不願意，堅持說在蘇聯，在鈔票上亂塗亂畫是一種犯罪。回到南京後，我們去見周恩來，我們的英雄對我們說了謊，所以我們去與他當麵對質：“你怎麽能這樣對我們？”他僅僅是聳了聳肩。

      這對我是個沉重打擊：我心中的英雄誤導了我們。回想起來，我不是真的生周恩來的氣，但是這件事使我對中國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他們的政治是毫不留情的，而我隻是個小卒子，可以隨意操控，從此我就提高了警惕。

      謝偉思（John Service，美國外交人員)：這些新聞界人士在多大程度上被受到了當時的風雲人物和新聞人物的影響，比如周恩來和蔣介石？白修德（Theodore White，紐約時報記者）在給大會的信中稱周恩來和他的公關專家龔澎對“我們的思維有著無法估量的影響”。

     珮姬德丁（Peggy Durdin，德丁妻子，當時為Nation，Atlantic和紐約時報寫專欄）：我覺得，你幾乎不可能喜歡蔣夫人，而另一方麵，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比周恩來更有吸引力的人。真的，在南京的馬歇爾調停期間，周恩來給我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於我丈夫德丁（當時他暫時在馬歇爾手下工作）某天對我說：“珮姬，清醒一下，你被周恩來迷得太深了！”（我得說，這就是有公眾意識的丈夫的用處之一。）

     在國民黨方麵，沒有人能與周恩來的說服力和橫溢的才華比肩，國民黨方麵也沒人能與周恩來的公關負責人龔澎比肩，那個溫柔，漂亮的龔澎，是我見過的最優秀的公關人物。

      亨利利伯曼：周恩來是我遇到過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這是因為他的魅力，他的技巧，他的思維能力和演技。最重要的是，我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演員之一。這是我對周恩來的認識。我可以給你們一個例子，就我所知，周恩來的英語並不好，我花了大量時間跟他在一起，試著去了解他。他會運用一個技巧，我認為這個技巧甚至把基辛格都給糊弄了，以為周恩來的英語很流利。翻譯會給周恩來的話作翻譯，到了采訪中的某個戰略性的節點上，周恩來會停住翻譯，然後用英語對他說：“不對，不是這個詞，是那個詞。”

    斯蒂爾（Archibald Steele，New York herald Tribune，Chicago Daily News,  New York Times）: 作為男人，我不想說我被周恩來迷住了，雖然我絕對是被龔澎迷住了。在討論周恩來時，我覺得我們還沒有談到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象周恩來這樣的人，尤其是周恩來，在多大程度上操控了在中國的記者的觀點以及他們對中國事件的報道。請注意，那個時代的重慶要得到一件事的真相有多困難，從中國的新聞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獲得他們的空洞的公報又是多麽的無益，這些公報很容易就被證明是假新聞，通常也多是一紙胡言。然後，你會去重慶一條小巷裏的一間小屋子，那裏有中國共產黨的聯絡官，他們當時是我們的盟友，你能聽到周恩來這樣的魅力人物來給你解釋國民黨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在遙遠的內地的最新衝突，他會提供那裏發生的詳細的事實，

     你很容易就會傾向於詳細又具體的這個版本和極具說服力的周恩來的說法，同時多少會忽略國民黨發布的公報，而且大多數情況下，這樣做是正確的。

     勒文（Steve Levine，當時在中國的職務不詳）提出一個問題：在和周恩來在一起的時間裏，你們是否聽過他說過一句偏離黨的路線的話？

     拉文豪特（Albert Ravenholt，合眾社--United Press）當我們在1946年聽說蘇聯在拆卸滿洲裏的工廠的時候，我在一次采訪中問周恩來：“你對此事的真實看法是什麽？”他說：“當然，我反對這種作法，但是我們不能這麽說。”這是周恩來承認他的觀點與黨的路線是相反的。

     麥爾比（John Melby，負責新聞的外交人員）：龔澎很坦率，他們反對蘇聯在滿洲裏的行為，實際上，她憤憤不平。她說：“但是你能怎麽辦呢？他們就這麽幹了，我們無法阻止他們。”

      波特（Philip Potter，Baltimore Sun ）：我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裏負責報道馬歇爾和周恩來之間的談判，漸漸和周恩來變得很熟悉。我回到重慶後，第一件事就是去見周恩來，問他對於蘇聯拆卸滿洲裏的態度，他不見我。我在報道中寫到，周恩來反對這種作法；在中國共產黨中，有兩派，一派對蘇聯是無條件的信任，另一派則對中國的這個北方鄰居持更現實的態度，而周恩來是後者的領頭人。後來我再去他的辦公室，他們告訴我，周恩來不願見我，從此除了新聞發布會，直到我幾個月後離開中國，我都沒見到他。

     德丁（Tillmen Durdin， 紐約時報）：我從來沒發現周恩來偏離官方政策，事實上，他很強調官方政策也在不斷變化。1950年代周恩來的出國訪問中，一次他在仰光，我正巧也在那裏。緬甸政府為他舉辦歡迎儀式，我也應邀前往。我遇到周恩來的時候伸出了我的手，他不跟我握手。我們在重慶的日子裏互相非常熟悉。幾個月後，他在尼泊爾，我當時不在那裏，但是政策變了，他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看著集合在那的記者們，問道：“德丁在哪裏？我沒看到他嗎。”政策變了。

     我自己對周恩來和他的那批人的幻想在某種程度上破滅了，因為在重慶的日子裏，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宣傳戰中，共產黨總是推出一些受歡迎的組織，他們會突然發現西北人民政治協會或者貴州人民政治組織或者其它類似的什麽組織。這些組織都純粹是編出來的，在重慶你找不到什麽西北代表或者貴州代表，他們不斷地編造類似的東西，我最後受夠了這種行為。

   [被問到重慶年代，中共的路線是什麽的時候，德丁回答]在重慶的日子裏，中國共產黨會說：“我們與蘇聯的政策沒有分歧。我們是獨立的，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我們國內的革命的進程。”這似乎是他們公開的立場；對於美國而言，看上去是理性，溫和，試圖與美國建立關係。周恩來總說：“我對曆史上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是傑弗遜。我的期望之一，是某天能去美國，也請你們到延安來看我們。”他們的態度是尋求美國的好感和好關係。

     利伯曼：前麵我說過察哈爾和熱河的事，我想強調的是，當我知道被騙了以後的震驚感過去以後，我漸漸理解了，對於周恩來說來，這是非常自然的，無論如何周是他的政黨與國民黨進行非常重要的談判的代表，他會全力爭取盡可能多的利益。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他去南京的中山陵野餐，我問他馬歇爾的調停，當時已經很明顯共產黨將占領全中國，而蘇聯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說了類似於，他對來自任何人的幫助都持懷疑態度，這樣的話。我記得很清楚，他說：“如果你接受外來幫助，你就永遠不能確定你自己的獨立性。”對於處在他這樣位置的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聲明。在後來的一次采訪中，我問他：“為什麽隻有共產黨的領導才會有幽默感，還能顯示他們人性的一麵？”但是他回避了這個問題。但是確實，當你接觸一位共產黨的高級官員時，他可以盡量表現出他自己的真麵目，而級別較低的黨員就不能這樣作。

     拉文豪特：對於曆史，我覺得有一個角度我們很容易忽視。抗戰期間，我會從前方回到昆明，偶爾會和胡誌明一起吃飯。那時陳納德的飛虎隊和美國還沒有發現他的存在，我跟他坐在一起，長時間討論當時發生的事件。他很窮，住的屋子大約是10x12英尺大小，同時也是他的辦公室，他連地圖都沒有。我給了他地圖和一些用具。胡很聰明，跟他聊天很有意思。到了1946年春天，四月裏，我去了河內，見到了胡誌明，他還是穿著布鞋，住在河內的法國最高指揮官的官邸，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問他：“為什麽你與法國人作交易，讓15,000名法國士兵駐紮在越南？為什麽你同意參加戴高樂的法屬聯盟？”他說：“這是唯一能保護我不受中國的國民黨迫害的措施。我不得不控製這些中國人，而法國人能保護我。”

      然後我犯了一個錯誤。在我們一個半小時的討論結束時，我說：“噢，順便說一下，你的一位老朋友要我問候你。”我給他一張方方將軍的名片，方方是抗戰時中國共產黨在海南島的指揮官，當時是馬歇爾調停在廣州的共產黨代表。我在廣州待了一個星期，在那裏一直跟他們一起吃飯，因為他們的廚子很好。當我去河內的時候，方方將軍說：“你知道嗎？胡誌明是我的一個老朋友，我給你一張名片。”我把方方的名片遞給胡誌明，他一下就不再理我了，也幾乎不再說話了。顯然我讓他對聯合陣線的使命等等感到難堪了。最後我站起來，說：“總統先生，在我們這些人看來，你們在取得政權之前比取得政權之後要有用的多。”他也站起來，摸著他的胡子，說：“是的，我認為你說得對。”

     這也是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記憶。二戰期間，我們跟他們來往的時候，他們手中無權，因此比較平易近人，一旦你掌了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迪恩（Hugh Deane，ChritianScience Monitor自由撰稿人）我認為，總的來說，周恩來把他的政治目標和個人的修養非常成功地結合在一起。在中國，很多人都有這種看法，他是最受愛戴的人，也是很多動情的故事的主角。

    索爾斯伯裏（Harrison Salisbury, 合眾社）：我與周恩來有一次經曆，雖然隻是偶遇，卻能體現一種特殊的品質。

    那是1954年在莫斯科。周恩來從日內瓦會議歸來，他覺得自己為中國爭取到了一個偉大的突破，但是後來他自己卻為之感到遺憾，因為這個所謂突破，並不象他想象的那樣偉大。但當時他卻是載譽歸來，經過莫斯科時，蘇聯為他在斯比羅多諾萬大廳舉行歡迎宴會，這還是赫魯曉夫時代，記者們都應邀前往，以及所有這種場合下到場的人物。蘇聯人對宴會有一種很特別的等級製度。所以低級官員和記者聚在中心大廳裏喝伏特加，吃魚子醬,然後是按級別大小排列的內部房間，每個人都不能離開你所在的房間。自然，記者是唯一到處走動的人。我們總是溜到下一個房間，然後如果可能的話，再進入內部密室。這一次，我們幾個人也是如此，這次，內室門口有一名警衛，他站在那裏，他的肘部的姿勢使得你不能越過他，但是你可以把身子傾著越過他看到裏麵的情景。

    周恩來正在邊走邊敬酒，客人們是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政治局成員，當時包括馬林科夫，布爾加林，莫洛托夫和其他人。除此之外，那間內室裏還有四個旁觀者，他們是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的大使：英國，法國，印度，記不清第四個是誰了【索爾茲伯裏的書《To Peking and Beyond-A Report on the New Asia》裏談到這件事時提到瑞典，所以這第四者，應該是瑞典】。我對這些人也感興趣，但是我的注意力還是被周恩來吸引過去了，他用英語在敬酒。這看上去沒什麽特別的，畢竟有四個說英語的外交官在場。

    但是問題在於，蘇聯政治局那幫人裏沒有一個人懂一個英語單詞，我立刻覺得有戲。周恩來說英語，他的祝酒詞必須從英語翻譯成俄語。我開始往裏看的時候，他正好走到米高揚跟前，然後英語向他敬酒，米高揚不太禮貌地打斷他，說道：“周，為什麽你不說俄語？你的俄語非常好啊！”周恩來用英語回答道：“為什麽你不說中文呢？”米高揚感到很不好意思，說道：“中文是一門非常難學的語言。”周恩來說：“沒那麽難，明天早上到我們使館來，我們很高興教你中文。”

    就在這時，我們被從門口推開了，但是我看到的一幕已經足夠讓我了解了很多事。這個小插曲，顯然不是演給我們記者看的，因為我判斷他沒有看到我們把腦袋伸進去窺探。那麽，他是演給誰看呢？俄國佬，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顯然是給外國外交官看的。他肯定是在發送一個信號，不能用語言準確表達的信號。他在展示1954年中國和蘇聯的距離和分歧，他在微妙地強調這些分歧，各種各樣的潛台詞都表現在他那天的行為之中了。我一直感到，這是他的最高成就之一，也是他的表演才華發揮的淋漓盡致的一次。他自己都陶醉在其中，我也是。

     法地曼（Annalee Jacoby Fadiman，時代周刊，生活周刊）：1941年是個蜜月時期。國民黨政府中大家都象英雄一樣勇敢，非常好。我到重慶的第一個星期，我受邀與蔣夫人共進午餐，她聰明誘人，英語說得非常好（比大多數美國人說得好）。她給了我一支煙，那時的中國飯店都有布告寫著：“愛國的中國人不抽煙。”所以我說：“不抽，謝謝。”到了下午三點，我們還在談好萊塢和女人喜歡的話題，然後我說：“蔣夫人，我其實抽煙，但是我以為這會冒犯你，我看到飯店裏的布告。”她很可愛地笑著說：“噢，那是給老百姓看的。”

    （大家似乎同意蔣夫人正好是周恩來的反麵，她很難讓人喜歡，也缺乏坦誠。但是，費舍爾記得，有一次，她放下了她的戒備。）

    費舍爾（McCracken Fisher，燕京大學新聞係畢業，合眾社）當我在1941年到達重慶，我要求並獲準采訪蔣夫人。我問她：“你是不是有時會對一直要顯出一副眾人眼中的英雄形象而感到厭倦？”她說：“假如你發表這個，我要你腦袋。不過，是的，我確實感到厭倦。”我一直沒發表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