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章 人心浮動盼春光
粉碎四人幫後監獄召開了政治犯大會。及時的向政治犯講明了有關政府的政策，寫申訴政府出信紙、信封和郵票。金七桂找了山杜鵑，把自己的冤枉都說出來了。山杜鵑說：“現在需要平反的案子很多，一時忙不過來，你得有耐心和信心把申訴繼續寫下去，隻要是冤假錯案就一定會得到平反和改正。你的手怎麽樣了？可以動一點了嗎？好像是已經一年了吧。”“大拇指和小手指已經恢複了，接上的三個手指才剛剛能微微地顫動。”“你要堅持到醫院做理療，自己做理療，平反的事你要相信政府。但你要有思想準備，你們的案子因為牽涉到兩個被判死刑的人，當年判是驚天動地的，如果是冤假錯案，平反起來也將是驚天動地的。那將比其他沒有死人的案子更需要人力物力。”“山隊長，你說的話我懂了，謝謝你了。”“要沉得住氣，不要在犯人中說什麽。學習的時候也不要談論自己的案子，案子平不平反，在於案情的本來麵目，那都是記錄在案的東西，是一種客觀存在，所以不用多說什麽，言多必失，有時還會招來麻煩。”“我擔心個人的恩怨影響我的平反。”“那你可以向各級政府發出申訴信啊，不會各級政府都有人和你有個人恩怨吧？你要相信撥亂反正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誰敢阻擋啊？”“我能用用生產辦公室裏的油印機嗎？我的身體尚未完全恢複，寫多了看多了就眼花，若能用一下油印機，我就隻要寫一下抬頭，那就簡單多了。”山杜鵑想了想說：“可以，但你不要讓其他的人知道。等哪一天開大會，我把你留下來，你就可以作這個事。你想想近百個政治犯，大部分都是要申訴的，一部油印機哪裏夠用啦？”“好，目前我就寫寫吧。”“你可以做事去了。” 金七桂回到生產辦公室心裏很不平靜，她已經坐了近八年牢了，聽山杜鵑講的話她肯定會得到平反，此時此刻她更加懷念自己的胞妹，七年前她就想到了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是她堅定的信念，還是曆史的巧合呢？被牽涉的十多個人中她年紀最大，文化程度最高，寫申訴不是她個人的事情，關係著十多個人的命運，關係著死者的名譽。想到此她開始動筆了。她的確不知道案情，怎麽寫呢？寫什麽呢？就把當時的情況實事求是地寫寫吧。她寫了兩份，一份是寫給湘西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一份是寫給省高級人民法院。她把申訴送到獄吏辦公室，上午還是山隊長，怎麽下午又換了大理石呢？她還是硬著頭皮進去了，“報告指導員，我寫了申訴，請政治寬大幫我郵出去。”大理石拿了一個信封放到金七桂的麵前說：“你先填寫信封，我先看看你的申訴。”金七桂想說還要一個信封，但大理石反正要看她的申訴的，就等她看後再說吧。“你這申訴裏一點事實都沒有，這叫申訴嗎？”“我不知道是為什麽事判了二十年，且不更冤嗎？”“你真的不知道為什麽事嗎？如果你們做的是一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的事呢？”“那功勞也是屬於做過這件事的人，不會屬於我。”大理石又遞給金七桂一個信封。“填吧，我還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案子，我希望你說的是真的。”金七桂把兩個信封都寫好了遞給大理石，大理石看後把信封和申訴書一起遞給金七桂，還遞了兩個八分的郵票和漿糊說：“封好貼上郵票放進郵箱。”她指了指辦公室角落裏放的郵箱。金七桂做完了對大理石說；“我能走了嗎？”“等等，我還有話要問你呢。你原來在社會上是從事什麽工作的？”“小學教員，一個鄉村的小學教員。”“不在城市裏嗎？”“我不是說得很清楚嗎，是一所鄉村小學。”“犯罪前受過那些政治處分？”“我曾被劃成右派分子，一年後摘帽。我曾被打成小鄧拓，下放老家當農民。刑前我是農民。”“判刑前認識山隊長嗎？”“她是哪兒的人？我怎麽會認識她呢？”“認識不認識都不要緊，我隻是隨便問問，她在湘西工作過。你的手恢複得怎麽樣了？”“比原來有進步，但進步得很慢，不理想。”“如果你得到了平反，你這手還動不得，你打算怎麽辦呢？”“這個問題是政府考慮的事，我相信政府會給我安排好。”金七桂知道這是她無話找話說，平反的事才遞申訴，八字還沒有一撇唉，大理石就是問問她原來是否認識山杜鵑，其他都是隨便說說的。但她不能隨便，她必須認真地得體地回答她問的每一句話。“你丈夫是離了還是在等著你？”“沒離也沒等著我，他死了。”“怎麽死的？”“害病死的。”“害什麽病死的？”“不知道。”“怎麽能不知道呢？”“他也是教書的，教中師，我們相隔三百多裏路。他得急病去世後是他單位辦的喪事，辦完後用汽車送到老家，我連遺體都沒能看一眼。”“啊，原來是這樣呀。”“家裏還有些什麽人呢？”“還有爸爸、媽媽、兒子、哥哥嫂嫂、侄兒男女們。”“如果你平反了，你願意在監獄工作嗎？”“現在八字還沒一撇呢？到時候再說吧。”金七桂想到自己的手是這個樣子，如能留到監獄工作，是在這兒受的傷，說不定在這兒工作有利條件還多一些。大理石看來也不想和她侃下去了，她停了停說：“你申訴有百分之幾的把握呢？”“隻要各級政府百分之百地執行了黨的政策，我的申訴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金七桂自己覺得她的回答是上成的。
就在金七桂開始寫申訴的那天，她們小組來了一個新犯人，當晚學習她自我介紹姓張名文春，本省綏寧縣人，十六歲參軍，參加過抗美援朝，抬過擔架，上過前線，經曆過槍林彈雨的洗禮。回國後上過北醫大，畢業後一直擔任江青的私人醫生。四人幫倒台後，說她追隨江青四人幫，被判無期徒刑。自我介紹後她認真地聽著別人的發言，政治犯都是在會上談自己的冤枉和委屈，都是盼早日接到平反判決書。她聽了幾個晚上，聽出了些道道，她開始發言了：“聽了幾天，我聽出了你們都說冤枉委屈，你們再冤枉，趕不上我冤枉，你們再委屈沒有我委屈。說我追隨四人幫，四人幫一個個坐在北京，沒動他們一根汗毛，我這個給人治病的醫生判了無期徒刑，我的丈夫大大小小也是個文化部的部長兼黨組書記，就為我的事把他一摟到底，放到北京電影製片廠當一般工人，你說我們老兩口冤不冤，屈不屈。你們冤什麽？屈什麽呀？你們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嗎？我家老薛可是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啊。你們扛過槍，過過江嗎？我可是扛著槍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了的。那上層建築出了問題，能怪我們這些蝦兵蟹將嗎？要我當江青的醫生，我敢不當嗎？要我老薛當文化部長，他敢不當嗎？那不是不服從分配，不聽黨的話嗎？革命幾十年，越革越糊塗，黨到底是一個組織還是一個人呢？......”她越說越起勁，口若懸河，大家一個個聽得目瞪口呆，但誰也不想打斷她的發言，她所說的一來是國家上層建築的情況，二來也是四人幫的一些實實在在的情況，大家覺得聽聽新鮮。
可是話講三遍無人聽，就像祥林嫂講阿毛一樣，張文春講了幾天後終於有人給獄吏匯報了。政府的獄吏在小組裏隻說：“有冤假錯案可以申訴，不要在小組裏講。”粉碎四人幫後獄吏對政治犯態度好多了，政治這個事情講不清，今天是階下囚，說不定明天又是大英雄了。這近百個政治犯除文化大革命前入監的外，凡會寫的差不多都寫了申訴，有幾個自己不會寫字的也找會寫的人寫了，政治犯真是人心浮動。大家都盼望著那重新判決的判決書。
但最先接到平反判決書的是一個從未寫申訴的人，她叫王寅珍，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約五十歲了，高挑的個頭園園的臉。平日學習很少發言，小組認為她沒文化，怕她講錯，不發言就不發言吧。她剛來就弄錯過一次，那是七一年春節擊鼓傳花，花傳到她手裏鼓聲停了，走到中間拿了一張條，打開一看是請她唱一個歌。她說從來沒有唱過歌，隻會念大海航行靠舵手，隊長說念就念吧，反正是娛樂。她念道：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反革命思想。大家嚇了一跳，獄吏宣布把擊鼓傳花改成批判大會。大家講去講來，好比瞎子點燈白費蠟，那天值班的隊長是山杜鵑，她怕她再講錯，不要她回答問題。開了兩個小時的批鬥會，記了一次大過。大家都沒有想到王寅珍會第一個接到平反判決書。她離開監獄的那天是星期日，縣裏不知從那兒弄來了一部敞篷車，還用紅綢子紮了一朵篩子大的大紅花，在車間和獄吏辦公室之間的坪場上把王寅珍弄上了敞篷車，戴上了那朵綢子紮的大紅花。周圍蓬滿了犯人用羨慕的眼光望著她，文化大革命後入監的政治犯都在心裏想著自己也會有這一天。人民日報的記者，婦女雜誌的記者，省報的記者，地區日報的記者雲集，好像是一次盛會。記者開始采訪了，人民日報的記者問：“王寅珍同誌，請你談談，在當時那樣的政治高壓下，你為什麽有那樣高的覺悟說小平同誌好，小平同誌打不倒，幾下幾上會更高。”“王寅珍同誌，請你談談，在當時政治烏雲密布的情況下，你的慧眼是怎麽看出我們的鄧小平同誌幾下幾上會更高呢。”王寅珍望著黑壓壓的人群有些不自在，不知所措。大理石鼓勵她：“你當時怎麽想的就怎麽說，不要有顧慮，你現在已經平反了不要怕。”她終於鼓足勇氣說：“我不認識什麽鄧大平、鄧小平的，他好不好我不知道，他打不打得倒我也不知道，高矮我就更不知道了。”大家聽得麵麵相靦，怎麽會這樣？監獄管教科的年輕的科長說：“那你是怎麽到監獄裏來的？”“那不好說，也不好意思說啊，家醜不可外揚啊。”那科長耐不住性子，大聲地吼道：“今天不說也要說。”王寅珍怯生生地說：“這事說起來醜人，是我現在的丈夫和我與前夫生的女兒勾上了，嫌我在家礙手礙腳，就說我吹捧鄧小平，就把我送到這兒來了。其實在這兒很好的，比在家裏過的日子好多了。我真的願意就在這兒，一輩子都不回去，眼不見，心不煩。”大家始料不及，這件事怎麽會弄成這樣，本省本地的記者還好說，可是好多北京來的記者真可謂幾千裏迢迢啊，監獄的領導不斷地向遠方的記者道著歉，但他們也向這些記者說明責任不在於監獄，監獄隻能照判決書辦事。至於判決有誤，那是原判單位的事，像王寅珍這件事，應該歸她原判單位負責。敞篷車是原判的縣裏準備的，接人的幹部聽王寅珍這麽一說，才知道這個案子並不簡單，他走上前去與大理石商量暫時把王寅珍帶進辦公室，等大家散去後他們再走，在這麽多犯人麵前說多了影響不好。大理石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就把王寅珍喊下了車，要她到辦公室休息一會，把那些記者都安排到一間辦公室裏。大理石大聲地吆喝著犯人們都快點散去。
第二個接到改正判決書的是石遠梅，說她是輕罪重判了，由原判二十年改判成有期徒刑七年，她是按刑滿釋放處理的。是她丈夫來接她，石遠梅原來是因為寫日記和把有毛主席像的報紙墊在地下坐判的刑，她是湘西一個藥材公司的會計，因堅持原則得罪了不少的人，這次刑滿回家，公司不準她住在家裏，說公司宿舍不能住勞改釋放犯，她們一家被趕到一處原來做了倉庫的幾間破房子裏。她回家後沒有了工作，三個孩子都年幼，她不得不開了一個飯館。但她還是不同意對她的結論，每到夜深人靜，無人用餐的時候她就寫她的申訴。
謝君秋也接到改判判決書了。盡管判決書上寫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定的政治錯誤，但不應該判刑，她的當地政府和她的大兒子、二兒子還是到監獄來接她了。她說就在監獄裏好，不願回去。兩個兒子都說：“媽媽，您是不是有神經病？”謝君秋說：“我才沒神經病呢，像你們接一個沒有任何關係的老婆婆才有神經病呢。”兩個兒子才想到登報的事，大兒子說：“媽，你不知道我們在外麵過的什麽日子，又捱批鬥又捱打，你看我的後腦殼上好多疤，兒子跪下來低著頭讓媽媽看。我真的願意去種田，不當這個縣委書記，但我去那兒種田呢？我有老婆孩子，身不由己啊。”謝經秋扶起大兒子，二兒子走上前也想效仿著哥哥給媽媽跪下叩個頭，謝君秋擺擺手，意思是要老二不要跪。老二還是跪了下來，並說：“男兒膝下有黃金，跪天跪地跪父母，給媽媽叩頭，讓媽媽消消氣。”謝君秋雙手扶起了老二，她說：“改判判決書給媽媽留了一條尾巴，就不能恢複工作。到時候媽媽怎麽過晚年呢？”“媽媽，我們兄弟姐妹十二人，還養不活一個媽媽嗎？”“我辛辛苦苦地幹了一輩子，到頭來單位不養我的老我不甘心。”“那我們出去了還可以上訴啊。媽，我們還是回去吧。”謝君秋經不起兩個兒子苦口婆心地勸說，終於坐上車回去了。
到家裏休息幾個星期後她踏上了上訪之路，她去了八次北京，每一次都是提個饅頭買張月台票上火車，如果查票員查到了她，她就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向查票員訴苦，有的查票員心軟，不趕她下火車，到吃飯的時候還給她送點吃的。有的心狠不買她的賬，將她趕下火車，下了火車她又買張月台票上下一趟火車，京廣線上的火車不要等半個小時就有下一趟火車，去了八趟北京，花了二十八塊多錢，把給她留的政治尾巴甩掉了。還跑得了兩級工資，她退休了，拿起那點退休工資悠哉悠哉地在兒女家輪流住。
八中隊的政治犯一多半都平反了，金七桂的原判單位也來了兩個幹部，一見麵那幹部就說：“金七桂老師，我們是大壟縣人民法院派來接你回去的。你不要有什麽想法，當初判你的刑是正確的，今天我們接你回去也是正確的。都是黨的政策，判你的刑是那時黨的政策，接你回去是現在的黨的政策。”金七桂認真地聽那幹部的話，沒有一個字的道歉，沒有一個字的撫慰，同時說的話既不講道理又不講邏輯，她按捺住心中的不快，義正詞嚴地說：“你們今天來接我如果接對了，那麽，當年判我的刑就是錯誤的；反之，當年判我的刑是對的，那麽，你們今天接我就是錯誤的。二者必居其一，決不會兩者都是正確的。你們接我回去，我總要聽聽你們對我的結論吧。”“那當然有啊，你聽著，我念給你聽：金七桂，原係我縣天門小學教師，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過激言論，被不當判有期徒刑二十年，經複查，確屬錯判，現予以改正，撤銷原判，予以無罪釋放。你可以談你的看法，也可以上訴。”金七桂細細琢磨改判書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既是改判。原是以反革命集團罪判決的，是一大本集體的判決書，為什麽現在是她一個人的改判書？為什麽不提反革命集團？是不是所謂反革命集團的罪都不成立？推理是整個反革命集團的罪都不成立。否則，他才不會給予改判呢。既然如此，何不爭取集體的平反呢。她想清楚了就開始說了：“我是以反革命集團罪判的刑，現在怎麽又變成了過激言論了呢？另外，我真的不懂，何謂過激言論，請略舉一二，也好讓我知罪。”來的兩個幹部聽得麵麵相靦，其中一個馬上說：“現在都天各一方，為便於處理，現在是一個人一個人處理的。”“當初也是要天各一方，為什麽一起處理呢？”“金七桂，我聽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說你們整個集團都要平反，是不是？”“我不是說的那意思，我是說當年是為反革命集團判的刑，現在為什麽不按反革命集團改正。”“好，你提了，我隻能記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是上傳下達的，是辦事人員，上麵怎麽說我們就怎麽辦。還有我們這次是來接你回去，回去了你還可以去法院直接找他們，那不是更方便一些嗎？”“我聽明白了，你們無緣無故地給我留了一個尾巴，這麽多年的盼望，心中所盼的結論不是這樣的，請你們把改判的判決書留下，我不回去。”“那你還要政府說你有功不成？”“我無所謂功，但我也絕對沒有罪，並沒有什麽過激言論，不求有功，隻求清白。”“你既然改正了，還能在監獄裏坐嗎？”“我想憑我這麽多年的貢獻，留在這兒還能作貢獻，是能留到這兒的，不信，你們問指導員吧。”坐在旁邊的大理石對倆個幹部說：“上麵有政策，她不願回去，可以留在監獄。”山杜鵑對金七桂說：“你既然不同意改判的判決書，你不能留下判決書，你隻能抄下來。你留下了判決書就表示你已經接受了改正的判決。”金七桂還隻從那幹部手中接過判決書在看，還沒有在送達的回帖上簽字，金七桂從山杜鵑手裏接過紙和筆，心裏想，要不是山隊長提醒，自己差點犯了錯。她把感激表現在眼神裏，她隻能把山杜鵑的關心按常規視為一個獄吏對犯人的教導，因為是在大理石和兩個原判法院幹部的麵前，她很快就把改判判決書抄下來了，把原件退給那位幹部。那幹部接過判決書說：“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親人們都盼望著你早日回去，這麽多年，你難道不想念他們？”“誰說不想念他們啊？是文化大革命剝奪了我的親情。我要帶著被冤枉了的結論去見他們，我不能給自己臉上抹黑，也是為了不給他們臉上抹黑。”“好吧，我們說不服你，但你還是想想，想通了，你可以告訴你們隊長，我們在這兒等你兩天。”“不耽誤你們時間，我意已決，你們可以回去了。”“年關將致。回家過個團團園園的春節多好啊。”“我何嚐不想，但那條尾巴不允許我回家過團團園園的春節啊。”
那兩個幹部和大理石走後山杜鵑找金七桂談了話。山杜鵑問金七桂：“你不是說你不知道案情嗎？你就對你妹妹的案子那麽有把握會平反？我看那判決書是所有回去的人結論最好的唉。”“我不知道我妹妹的案子，但我從他們把我和當時集團分開處理來看，這就說明我妹妹的案子一定會平反。如果反革命集團的罪成立，他們一定會首先肯定反革命集團罪是成立的，隻是把我錯判了，這才是合情合理的。他們不提反革命集團，那一定是那集團提不得，因為那不是一般的案子，牽涉到兩條人命啦。”“萬一你妹妹的案子平不過來呢？”“我沒有為我妹妹辯護啊，我隻是為我的結論與他們爭論哇。八年前我妹妹臨刑前與我接見，她對她的案子平反很有信心，她的信心永遠在我的心中。妹妹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我不完全知道她做了什麽，但我相信她做的是對的。我還要申訴，實事求是的申訴，並且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在申訴本人案子的同時，要求複查整個反革命集團案。”山杜鵑說：“那兩天後你真的不打算跟他們回去？”“真的不打算跟他們回去，如果我回去了，我就是服從了改判的判決，我如果在外麵申訴，他們會拖我，拖著不辦，不光是我一個人難受，親人們跟著都難受，如果我不申訴，我還背負著我胞妹的囑托，我會終生內疚的。在這兒，反正就那麽一回事，我已經習慣了，就在裏麵把問題弄清楚了再回吧，為了我生的和死的親人。另外，原判法院已經來人說了我的案情，這兒的政府對我原來將信將疑的態度也會改變，我等於在這兒還做我原來的那份工作，等我申訴的結論。”“我個人認為你的選擇是對的，聽說現在謝君秋等人留了尾巴回去了很被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