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心齋
每個人都是王子或公主, 心靈是我的王國
餘世存：今天怎樣讀曆史？
一．曆史跟中國人的關係
胡平和王康是同齡人，他們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說：曆史是中國人的宗教。我後來不斷引用了這個說法。曆史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於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個理念的民族，猶太人是一個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個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個聖戰的民族，但你很難想象中國人跟他們有多少類似之處。中國人的特點是入世的，曆史的。曆史在中國人心中有著極高的意義。
中國人缺少宗教，準確地說，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國人不是沒有超越的時刻，不是沒有道德的堅守。在別人那裏，由宗教提供的東西，我們這裏，由曆史提供。我們相信，人可以通過他的德行、言論或功業來成就一生的價值，來流傳後世。我們不相信末日審判，我們相信曆史的審判。我們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們相信有公正的曆史。我們不相信有天堂地獄，好人死後會升天堂永享至福，壞人死後會下地獄永遭懲罰，我們相信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壞人將遺臭萬年。
和其它文明古國相比，中國有著最悠久、最豐富、最連續、最完整的曆史記錄。按照胡平的說法兒，跟其他國家的史書相比，中國的曆史寫作至少有兩個特點：1、它堅持真實性，不畏權勢，秉筆直書；2、它強調道德裁判，春秋筆法，意含褒貶。我們可以看到，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轉型，這種史官文化，這種史書寫作傳統仍未中斷。即使有意識形態史觀或黨派史觀的橫切，但中國人仍接近並洞察到了曆史的真相；比如抗戰、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災害等等，有這些那樣的禁區，但今天的中國人仍像無師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曆史階段。對其中活躍的曆史人物，中國人也寄予了相當的同情。
對曆史或曆史寫作的這種信念，相信曆史所具有的審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國人的生命哲學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於世的時候，他就退而寫史，他作春秋而亂臣盜賊子懼。像司馬遷遭受男性奇恥大辱，隱忍苟活，也在於他相信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人，以待來者。秦檜設計害嶽飛，一度猶豫不決，怕死後遭唾罵。像文天祥從容就義，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劉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辯，隻能用一句話安慰自己及妻子兒女，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至於其他人，陶鑄、彭德懷、陳毅這些人，他們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了一個黨或一個領袖，但在他們最後的日子裏還是把自己存在的價值托付給了曆史。
對曆史的這種信仰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比如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時期，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第一次訪問中國。周恩來接見了他，在會見後送客時，周恩來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說：“竹入君，我們中國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說罷轉身就走。竹入告訴李慎之，他當時分明看到周恩來的眼裏噙著眼淚。比如80年代，陳雲針對黨內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慣用手段打壓對手時說，難道過幾年還要我們再去給人平反嗎？
這種對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於對宗教的信仰。當宗教都被曆史進程打壓奴役時，人們就會本能地信仰起曆史的正義。比如俄國雖然有東正教，但東正教在極權主義橫行的曆史時期低頭了。1943年，阿赫瑪托娃在列寧格勒監獄服刑時遇到一個女人。那女人“嘴唇凍得發紫”，完全有可能從未聽到過女詩人的名字， “她從那種我們每個人常見的麻木中驚醒過來，把嘴唇湊近我的耳朵（那兒每個人都是低聲說話的）問道：‘你能描寫這兒的情形嗎？’”阿赫瑪托娃回答說：“我能。”於是，一絲朦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過了這張曾經是人的臉孔。阿赫瑪托娃執行了她的諾言，跟索爾仁尼琴一樣，他們的經典寫作，詩歌、小說，都是上個世紀人類最偉大的曆史敘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比如半個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車回家，司機突然問我知道不知道王丹、陳子明，我說我不僅知道，也在最近幾年見過兩人；司機一下子顯得很激動，他滔滔不絕地跟我說他的生活，他聽法廣、BBC，對社會細節的了解比我還要多。他說像他那樣的人這麽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說不出來。他還跟我說，他是膽小，怕事，但司機中也有了不起的漢子。有一個司機，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個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說是主席的孫子；司機就說，中國的事就是你爺爺搞壞了。孫子不服，要教育司機，最後司機把孫子趕下車了。我遇到的這個司機跟我說了一路，最後分別的時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願要我的錢。我知道，他不曉得用什麽語言來表達自己的心理。他其實是以自己的生活證實了我們中國人曆史感的存在。
說白了，從中國人的理解來看，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題目是可以置換成我們怎樣讀人心人性的。對曆史的信仰就是對人心的信仰，我們相信自己作為人的價值。這種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為它內在於人，它更樸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觀外在的知識、上帝更有靈活性，它經常在危機時刻進行救濟，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機的時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時候，他們也要訴諸於曆史的審判。
二．因果論式的曆史感及其文明機製
這種曆史感是一個早熟的民族對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關於人對世界的看法，按傳統的劃分有這麽幾類，認知的、意誌的、情感審美的。涉及到人類的話語言說方式，就是科學敘事、曆史敘事、審美敘事。別人也有曆史感，隻是他們的曆史感跟中國人的曆史感側重不同，對這些人類心智世界的側重強化，導致各個傳統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曆史感是一種知識論式的，他們強調曆史可以抽象出客觀規律，抽象出理念或絕對精神來；信仰民族的曆史感是一種宗教觀式的，他們強調總體性審判，末日審判，他們相信曆史有一個神正目的，有一個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當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樣的。各個傳統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終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現代化以來，各個文明的差異性越來越小了，全球化理論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承認，各個文明的同質化程度會越來越高，而各個文明內部的個體差異性會越來越大。因此，我們說中國人的曆史感隻是一種相對的說法。
單純地看曆史感，尤其是我們把這種立身處世的感覺跟其他文明的感覺相比，我們可以說，怎麽評價中國人的曆史感都不過分。
它當然是一種文明觀，一種世界觀，一種宗教信仰情懷，又是一種方法論，一種人生態度，一種倫理態度。
跟那些把一切關係建立在客觀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國人更注重自身的修為；跟那些把一切關係交給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國人自己可以審判一切。像孔子說的，求仁得仁。像王陽明說的，我心光明，夫複何言？跟那種講求真偽美醜的民族不同，中國人覺得真偽美醜就在曆史裏寫著。跟知識論、宗教觀的曆史感相比，中國人的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熱，也沒有神正目的論關於世界和人類方向的想法，但它的關懷更自覺具體。它是把祖先和曆史人物事件召來，一起參與自身的現世成就，所以它更親切更有人情味。
那麽，能不能用一句話來說明我們中國人的曆史感跟知識論的曆史感、跟宗教觀的曆史感之間的差別呢？我想過這個問題。雖然這幾種人生世界觀在終極問題上一致，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體的人生實踐上，在表現形式上還是有些差別。不用說，大家都同會理解，我們中國人的曆史感是倫理的，我們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萬物有關係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對這種倫理的曆史觀更強調其中的一方麵，即我們的曆史感是對因果論的敬畏。這種因果論大於西方人說的因果律，也不同於信仰民族所說的末日審判。這種對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齡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說的就是行為決定命運。她寫道：如果過去的日子曾經教過我們些什麽的話，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個行為都有一種結果。宋美齡甚至說，這種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礎；它不僅適用於今生也適用於來世。Ifthe past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is that every cause brings effect----everyaction has a consequence. This though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ral foundationof the universe; it applies equally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對因果論的敬畏，中國人的表現是非常可敬可愛的。就是說，中國人在社會上的言行蘊含了某種敬畏。即使他們一朝權在手，他們並不自大自戀，而是表現出某種謙卑。我的《非常道》裏收了很多這方麵案例，比如說這些故事。
——張作霖在孔子誕辰的時候，會脫下軍裝，換上長袍馬褂，跑到各個學校去，向老師們打躬作揖。張作霖說，我們是大老粗，什麽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虧諸位老師偏勞，特地跑來感謝。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在龍泉寺，陸建章負責執行。陸說袁曾手示八條保護太炎，如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說經講學文字，不禁傳抄；毀物罵人聽之，物毀再購；早晚派人巡視，恐生意外，等等。陸建章對人說：“太炎先生是今之鄭康成。黃巾過鄭公鄉，尚且避之。我奉極峰命，無論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護之；否則並黃巾之不如了。”
——韓複渠曾視察青島大學，由青島市長沈鴻烈陪同。沈市長介紹時說：“主席，這是我們自己的學校，你不必客氣，有什麽指示，盡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韓主席沒有什麽指示，他隻嘿嘿了兩聲之後慢條斯理地說：“我沒有什麽話說，各位老師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當中共領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後，立即下令全力搶救。周恩來密令上海地下黨，一定要弄來延安沒有的抗生素盤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須的藥品。地下黨負責人萬般無奈，最後硬著頭皮去找上海聞人杜月笙幫忙，杜看了單子後半晌沒說話。地下黨負責人有些著急，一字一句地說：杜先生如果肯幫忙，我們是絕不會忘記的。杜月笙說：這次藥單的確有些難辦，與以往我幫忙的小事兒不一樣，不過人家一個外國人能不要命地來幫助我們中國人打小日本鬼子，我們中國人自己還有什麽好說的呢。請明天晚上黃浦江口接貨吧，所有費用就算我捐助了。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遊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麽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劉一向順從毛，此次竟“有些動感情”地頂了毛：“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對因果論的敬畏，中國人的表現也是相當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過去，中國人一旦在原始積累時昧了良心，他肯定會想辦法彌補的。我們經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個民風淳樸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給井水裏撒點藥，讓村裏人得點病，他來醫治，這樣積累起家業；到了兒孫長大時，他要麽做善事，要麽勸兒孫搬家；為什麽，因為他相信報應。
比如千家駒，浙江金華第一個共產黨員，大經濟學家，後來被批鬥，他買一瓶二鍋頭到香山鬼見愁自殺未遂，說兩句牢騷話，兒子都給他告密，他為此反省，認為是自己前半生狂熱革命而泯滅人性的報應，他還說過吳晗。深入在民盟內中共秘密黨員吳晗和盟內的左派批“章羅”之瘋狂狠辣，使千家駒為之心冷。當他後來寫到吳晗時，說道：“沒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鈞還慘，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難道不是因果報應嗎？”
對這種因果論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還是那些社會化程度較高的人，那些對社會的其他成員有更多支配資源的人。比如毛澤東，他曾經流淚，因為他想到中國人說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也經常引用俄國人的例子。當代俄國最著名的富豪之一，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是個呼風喚雨的人物，他少年時代的夢想是成為一個物理學家，他在蘇俄轉型的年代發了橫財，但他承認自己無能麵對人性的陽光，“我不能說我是一個絕對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樣。”古辛斯基承認俄國人的黑暗、肮髒和醜惡，“任何一個從1985年之前的這個國家熬過來的人，或任何一個1985年之後建功立業的人都不能說是。我們都有對我們的孩子難以啟齒的事。”這也是一個對因果有著敬畏的人所說的話。
說到因果論，你們可能還會想起北島的詩，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北島的詩在當時之所以有那麽大的反響，也是因為他激活了中國人的曆史感。
你們可能還會想起食指的詩，相信未來。但隻是相信未來並不是因果論的內容，因果論不僅承認過去和未來，也承認現在。這是一種了不起的存在主義，一種樸實而偉大的關於人的學說。宋美齡說的是，我們日複一日地寫下我們自己的命運，因為我們的所為不留情麵地決定我們的命運。這是最高的邏輯及人生的法則。我們可以舉例，比如宋朝的範仲淹，因為正直，多數被皇帝貶官下放，但他並不覺得有什麽倒黴的，他的言行獲得了社會的回報，他自己認識到，仲淹三貶而光，多次被貶反而在民間有更大的聲望。我們還可以舉例，比如，現在不少經濟學家，在大眾心中隻具有戲子的意義，有些朋友甚至直言勸經濟學家不要幫閑幫凶，不要主動做替罪羊，不要活著時看到自己的葬禮。因為確實，社會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埋葬了他們。
中國人的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機製。它是普適的而不是特殊的。它是關於個人的文明認同的。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因果論式的曆史感跟知識論、宗教觀的曆史感不同。社會學家證實，一個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關，比如調查江南明清以來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榮幾代甚至十幾代的，都有著善良、誠信、正直、謙讓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虛偽之人，雖然暴發，仍會破落。這種曆史現象，如果用知識論式的曆史感來表達，人們就會發展出一大套人類文化學、社會學的知識來，從中得出結論，人要誠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觀式的曆史感來表達，人們就會得出結論，這種曆史現象在於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撿選的人。但用因果論式的曆史感來表達，就是中國人都知道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種直覺，使得中國人活著有一種相當踏實的認同，他活在這種曆史裏，他也在寫自己的曆史。
這種曆史感在各個階層裏有不同的落實方式，我們簡化一點說，它在老百姓那裏是因果報應，它在儒生和士大夫階層那裏是因果律，它在統治者那裏是天象天譴天命和人心向背。它也有知識背書機製，比如個人修史傳統和朝廷修史傳統，無論哪一種曆史寫作，都是要進行道德審判，在這種審判裏，中國人完成了自己的價值和生命認同。它當然也有物質財的表現形式，比如宗祠、廟堂、各種民間組織，有儀式、節日、有祖先崇拜，但它更是一種現象學式的處理態度。現象學有一個詞叫懸擱，直取本質，中國人也是，中國人把客觀規律或上帝什麽的都懸置起來，中國人的曆史儀式實際上也是一種方便，是孔子說的，祭如在，是老百姓說的，信則有；為什麽要祭，要信，還是要解決中國人的精神或心理問題。中國的曆史感及其文明機製在於中國人求放心，在於救濟中國人自己。
三．當代中國人的史觀
通過觀察中國人的曆史感，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曆史感正是一種非常堅實的信仰情懷，是一種做人做事的信念。對中國人來說，曆史不僅屬於過去，它也活在當下，活在我們心裏，並成為我們的營養，成為我們教養自己和後人的財富。
我們可以說，這種曆史感是一種堅定的入世宗教。我們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沒有經過別人那種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就是因為因果論的曆史感，它比經院哲學和修道院論證上帝存在更有社會關懷，更有個人關懷。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過現代化來完成除魅的任務，中國人是通過因果論式的曆史感來完成的。
如果我們也俗一把，說一些別人有的我們古已有之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說，自由主義的精神中國早有了，中國人的自由意識是通過曆史感的意識來表現的。19世紀的俄國赫爾岑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說今天的知識分子也少有達到：自然並無計劃，曆史亦無劇本；原則上，並無任何單一鎖鑰、任何公式能解決個人或社會問題；普遍的解決並非解決，普遍目的亦絕非真實目的，每一時代各自有其質地，各自有其問題；捷徑與概括不能代替經驗……但他的這種思想在中國人因果論式的曆史感裏有著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決之道。中國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從價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從上帝的選民等角度來相信，中國人從來不說，我種下了龍種獲得了跳蚤，中國人習慣說的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WeChinese have a saying: “If a manplants melons, he will reap melons; if he sows beans, he will reap beans.” And this is true of everyman`s life: good begets good, and evil leads to evil.
這種曆史感在傳統文明裏，借助於儒生、士大夫階層和史書寫作而得到了加強。但到了近代，這種曆史感開始出現問題了，林則徐晚年感慨，青史憑誰定是非？中國人一旦對曆史產生懷疑，它能否沉澱出真實，能否對人物和事件達到公認的道德定論，傳統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動搖了。
我們可以說，現代轉型上百年就是為了解決這種曆史危機的。隻是上百年的曆史進程都沒解決得很好。這主要表現在中國人的史觀出現了問題，曆史正義反而被意識形態教條和政黨學說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說法，我們作為後發民族的現代化曆史，其特點是觀念先行，協同進化的曆史。但觀念，必然比不上現實更生動更不確定，甚至也比不上傳統文明模式那種大成包容的一麵。所以新儒家們認為中國文明的現代化是坎陷的曆史，中國文明是一種智慧，一種佛家所說的般若，一種直覺，但在現代轉型的曆史裏，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為識，一種死的知識。這種知識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稱自己是宇宙的法則，是曆史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型的東西。
在這樣一種現代觀念麵前，不僅傳統文明、而且人本身都顯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務於這種曆史主義，曆史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對曆史的解釋不再是由人心人性來完成，而是由觀念、階層、政黨、國家來完成。曆史文本的說法出現了，人隻是曆史文本借以書寫的工具。
實際上，這種曆史危機自宋明以後就開始了，以至於王陽明不再訴諸曆史審判而直接訴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當然不足以挽救傳統文明的危機。傳統文明確實需要其他文明的撞擊才能新生。
但這樣出現的史觀就跟傳統史觀不同，它是一種曆史決定論式的史觀。這種史觀首先是由黨派和階層來表達，它們的拳頭粗，力量大一些，這種意識形態史觀支配中國人一百多年，比如有人說國民政府的史觀延續了傳統史觀，又有所變化，孫中山承繼文武周公等人的道統；又有人說中共的史觀早期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式的，把傳統曆史看作人的史前史狀態，把中國曆史看作一片黑暗，隻有自己能把中國人帶入新天新地；後期史觀則是黑格爾式的，把執政當作現實存在，現實的是合理的，它的執政是中國特色的絕對精神。
這些史觀對曆史和現實的解釋當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個人史觀仍在黨派史觀的極權籠罩下發揮了自己微薄的作用。這些史觀我們可以數得出來的不多，比如民國的時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觀、梁啟超的大曆史觀、陳獨秀魯迅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觀、雷海宗等人的史觀。
最近二十年來，在個人史觀方麵有所闡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們數得出來的，柏楊的“醬缸”文化說，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認為中國人的文化和曆史是一個大醬缸，不能流通，不重視活的生命。
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說，他認為中國社會之所以未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封建專製的曆史那麽長，就是因為中國社會有一種超穩定結構。孫隆基的深層結構說，則是偏重於文化層麵來揭示中國人的醜陋。
還有一種蘇曉康的大陸文明說，即說中國文化屬於大陸型文化，今天要開放就得引進海洋文化，就得習慣海洋文化。
這些說法大同小異，都是要指出中國人、中國曆史或中國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進步的努力。他們都屬於曆史主義史觀的範疇。
屬於這一範疇的還有唐德剛和黃仁宇。唐德剛在宏觀上提出了中國國體“轉型論”之說，這一“轉型論”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內外社會科學領域最流行的一種理論。“轉型論”將我國自西周以來的社會曆史劃分出兩個轉型期，第一個轉型期發生在秦以前的戰略階段，由公元前4世紀中葉“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到漢武帝與昭帝之間（公元前86年前後），才大致安定下來。前後“轉”了二三百年之久。“轉型”的標誌可以概括為12個字：“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轉型之後的中國，照唐德剛的說法兒，是千年不變。第二個轉型期發生在“鴉片戰爭”時期（1839－1840），秦漢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逐漸維持不下去了，我們的傳統製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製度大轉型”。在這一轉型期，中國曆史幾乎十年就要變一變。這第二次轉型期被唐德剛喻之為“曆史三峽”或曆史的“瓶頸期”：“中國的近代史就如過三峽，非兩百年不為其功，現在已快出峽，約再有三四十年，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就能走出坦途。”黃仁宇也是大曆史觀，他的史觀認為每一階段的曆史都有它在大曆史中的任務。比如他說蔣介石時代，中國人完成了上層社會的整合；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完成了下層社會的整合。
還有一些史觀，比如大家熟悉的吳思先生的潛規則，大家不熟悉的任不寐的災民史觀，還有我本人的類人孩史觀。
這些個人史觀都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它們跟傳統中國史觀相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忽視了曆史中的個人，就是從人心人性的位置上後退了，退到曆史決定論、曆史主義的懷抱。這些史觀雖然表達得極富個性，卻從孔子、司馬遷那類個人寫作的曆史傳統裏退後了一大步。那種建基於人心人性之上的曆史審判功能，經由孔子、司馬遷等人示範的懲惡揚善的意義，就被一種轉型的曆史目的代替，為這一曆史目的服務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處。這些史觀雖然突破了黨派的意識形態史學，但他的史觀跟意識形態曆史沒有太大的差別。
這種現代史觀跟傳統因果論式的史觀有很多差別，它不再敬畏了，它出於理智地神話了曆史。現代曆史本來是一個祛魅的過程，但我們的史觀反而給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這種現象帶來了很多後果，最嚴重的後果就是使得中國人的曆史感出現了危機。中國人失去了自我審判能力、失去了現實和曆史的審判能力。凱恩斯說，從長遠看，人都是要死的。當代中國人在這樣的知識麵前繞不過去，而失去了自我。中國人因果論式的曆史感，隻是有個體自覺，隻具有個案意義。中國人開始在因果論式的曆史感之外，尋找另外的拯救之道，比如離開自己的同胞，到另外的地方謀生，但他們仍有不安；比如因信稱義，因名稱義，他們信仰宗教，去做禮拜，熱愛自由主義，去讀經典，但他們仍有不安；這都是離開自己的心和自己的曆史去尋找一種替代方案。
而別人的文明在現代轉型裏不僅通過除魅化的世俗過程，消除了文化傳統、宗教信仰那種神聖崇高的一麵，而且通過新聞出版、學校教育、政治製度等多種形式明確了是非善惡意識，明確了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他們的曆史感跟傳統中國人的曆史感一樣，跟當下緊密地結合起來了。他們比傳統中國人的曆史感更進一步，他們的審判監督功能是及時實現的。在他們社會裏，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政治正確”機製，這種機製監督一切官員、商人、學者，使他們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錯誤，一旦犯錯了，社會也會逼使他們認錯，如果不認錯，社會有力量使他們出局。
可以說，發達社會的製度功效正是中國人理想的曆史審判能力。遺憾的是，今天中國人的曆史感還沒有強到超越古人，達到跟發達社會同步的程度。我們今天的現代轉型在這方麵的工作做得還不夠，比如我們雖然也有審判監督意願，但我們的社會機製沒有建立起來，社會意識走在社會機製的前麵，這些經濟學家、學者們之所以還能夠做秀、表演，是因為我們的社會還未形成一種良性機製來審判他們、來認識自己。
因此，怎樣讀曆史，其實是怎樣讀我們自己的內心，讀我們與世界的關係。隻要我們還有心，我們的曆史感就不會喪失。我們仍會用自己先輩們常用的方法立身處世、安身立命。從今天社會轉型的過程來看，我們中國人的曆史感正在恢複，正在從個案向普適性轉變。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民間對陳寅恪、顧準、林昭、王小波、黃萬裏、李慎之的紀念活動，都表明一種曆史價值評判機製的啟動；比如網絡所代表的民意，不管人們說那些民意多麽民粹，盲目，但它仍是了不起的，它反映了網民要求自己選擇自己做主的主體意識。還有這些年曆史圖書的熱銷，讀經運動，傳統節日、民族服裝的討論，都象征中國人曆史感的恢複。我相信，假以時日，一種以因果論的曆史感為基礎的文明重建工作也會卓有成效。這樣，我們活在當下，也是活在曆史裏，活在未來的世界裏。
跟傳統曆史感的個人領悟不一樣的是，今天的中國人要想在現代化曆史裏獲得堅實的曆史感，一定要參與社會公共活動，要使自己充分社會化。這種公共參與要通過知識產品、人物事件、社會運動來實現。比如，行己有恥一條，你不能說你活了一大把年紀才知道什麽是光榮恥辱，你也不能把這些光榮恥辱灌輸給別人，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標準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當然，你也不能說你打小就知道恥辱所以不屑於別人討論什麽是恥辱，一切都取決於互動之中。傳統文明的美好的一麵是需要在今天以製度化和其他方式來保守下來的。我記得在民族危機的時候，章太炎講學的核心就是講行己有恥。還有，我們不能因為自己跟西方人的知識係統不一樣，就妄想重構我們的現代化，就覺得我們不需要西方人的政治、道德標準；我們可以借用他們的知識工具，來加深對自己的曆史的了解，像我前麵說的，江南幾百年的家族變遷，就完全可以寫出很好的曆史作品來。這種公共參與就是要把儒生們說的“智的直覺”轉換成社會秩序建設上來，把人的充分個體化跟充分社會化結合起來了。倫理的、因果論式的曆史感就會在我們的社會裏紮下根來，我們生活其中就會免於恐懼和匱乏，我們也有著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這樣的現代公民才是一種人格自我完善的人。
一． 王康是說不盡的。
2001年5月，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公告了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王康是首屆得主之一。學術委員會公布的授獎辭是：王康先生懷抱理想主義，他以布衣之身憂國憂民，對於俄羅斯民族的啟示，對於中國的統一前景的展望，在小範圍內流傳，影響了年輕一代學人。
盡管首屆當代漢語貢獻獎的授獎辭較之後來顯得簡單，但對王康的頒獎仍透露了足夠多的內容：王康是一個小眾範圍內的漢語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響周圍，成全自身，進而推動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個關懷悠遠的中國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漢語的曆史、世界的當下經驗，並有著極為人性的願景。在王康那裏，連接了漢語世界的曆史和未來。
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積極健康的一麵而言，王康是傳統文化在當代的人格象征。
二． 傳統文化在轉型的當代中國已被割裂。對大多數生長在大陸中國的同胞來說，他們身受這種割裂而不自知，他們站在生存和一種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對立、割傷、侮辱或損害。少數先知般的聖賢，幾乎是無望地守望著道為天下裂的漢語世界。
1949年，經過四年內戰，兄弟般合作兩次、共存了28年之久的國共兩黨強弱易勢，並修改了自處並共處的依存法則；國民黨訓政的國民政府成為弱者，弱者幾無葬身之地，最後棲身於海島，強者則統一了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統中國文化信仰的陰陽生成之道、傳統中國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實對立統一之平衡、傳統中國人遵從的因果邏輯，在國共兩黨爭霸的過程中，喪失殆盡。轉型年代的中國人信奉了一個黨、一個領袖、一種強勢的順勢勢利思維。
1949年，王康出生於重慶。王父曾在四川大學物理學讀書，因愛情轉入化學係，天性超脫，習自然科學，對中國式的政治了無興趣，畢業後做了一個小職員。國共易勢之後，前政權的小職員也成為另類。1950年，王康的父親被捕入獄，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讀書時跟蹤某地下黨員同學，1957年出獄。1982年，父親在灘子口木材加工廠“退休”後，其工齡僅有四年，問題也得以“改正”。其檔案中曆史反革命罪狀竟無任何證據。所屬單位政工人員說，可能是弄錯了。王康後來回憶說他父親在臨終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斷斷續續地說，人是最不好的動物，最不好的動物也比人好。吸了兩口水，艱難地咽下，又說，生為一個中國人，實在太慘了。餘無所思，但求早死，這是他最後的念頭。”
王康的母親研習化學，新中國成立後，她注定隻能做一個普通的中學化學教師，“像所有中國女性一樣，作為女兒、妹妹、姐姐、妻子、母親、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媽、舅媽、兒媳、弟媳、嶽母……，母親在中國發明的所有加諸女性的角色中，都拚命地盡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著極好國學修養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寫下了一百多萬字的日記，當她的兄長、中共元帥陳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陸，最後在香港去世時，她為早已名聞中外的大哲學家兄長寫下了感人的短詩——
悼 兄
一、一樹五枝，頂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為芻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奪走。
三、昔日夢裏驚，醒來暗慶幸。今日夢裏驚，醒來淚濕衾。
落月滿屋梁，音容何處尋，追思成往事，不覺淚縱橫。
這樣的家庭給予了王康足夠的屈辱和悲情。以至於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後謝世之後，王康感慨說：性靈中國、悲情中國、道義中國正在解體，中國老一代知識人正在徹底離開。對這個時代，他們兩手幹淨，兩眼清明，靈魂高潔。他們是這個“大時代”最無辜的苦難承受人，罪惡見證人。他們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與這最荒唐的人生訣別時，後來人能體驗其中滋味於萬一嗎？
這樣的家庭也給予了王康足夠的靈性、道義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後，王康開始接觸港台“新儒家”。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師範學院中文係，他在西師組建了一個哲學小組。小組雖然沒有堅持下去，但王康個人已經深信不疑，他們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踐行天意：1949年以來的中國，是近代以來中、外若幹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結果，並非中國常態，更非中國終極形態；中國必將再次回到它的傳統和大道去尋找存在的連續性和動源。
這樣的王康當然是被關注的對象，畢業後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學教體育。理想、才華、詩書滿腹的王康不滿於做一個體育老師，他的目光盯上了當時中國啟蒙的先驅者們，他在假期自費到北京做了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先生的助手，他在當時中國一流的先驅、聖賢們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雖然一開始他就遠離了“第二種忠誠”，無論他的行藏如何，他隻是忠誠於人性、曆史和中國文化。
這個年輕人在運動不斷的大陸中國當然隻有顛沛流離的命運。他離開了體製，在大陸流亡，顛沛於是，造次於是。但他沒有忘記他的夢想，“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為了夢想，他做過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齡人一樣去學習做局、講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隻是他的夢。他實在生就了思想家的頭腦，卻沒有半點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濟，他的公司員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筆。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卻舍不得開除員工，員工們在公司裏有心無力，無所事事。王康不開除員工，就隻有拚命給人寫稿子掙錢來給員工發薪水。這樣的情況以至於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後的結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還在，隻是他一人和三四員工撐著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計中養育了生命的元氣，一種充塞天地曆史之間的浩然之氣。
三．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說，王康是“最浪漫最華美的中國人”。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陳獨秀屬於同一個家族，這個神聖家族有著至大至剛之氣，其個體生命的存在一直處於不止息的燃燒之中。這種燃燒既源於天命，近於神性，又來自於人格的自我欺許，基於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這種極富於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蕩人格在曆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為曆史和後來所紀念。它最終被納入中國文化，成為我們文化中極具悲劇性的美。因為它一再被一種世俗力量、樂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毀滅。這種自由人格很少能夠得到寬鬆的生存環境，它一再被打壓毀滅的命運因為使得人性之美成為東土子民最罕見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氣魄等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為中國文化對立而不能統一的兩極，搖蕩著中國數千年的曆史。這種神秘或現實之謎為高爾泰洞明，他說：美是自由的象征。
但是，由上層精英主導的中國文化沒能厘清有教無類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類的猜想裏強化了獨裁專橫，無論政統還是道統都讓道於正統，夷夏變異、漢賊不兩立的正統意識，體製生存或正統中心主義因此成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絕對命令。二元多元之間的對立依存很少得到倫理共識和製度化的保證，反之，其此消彼長之勢是中國文化認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過於文化心智中喪失了平等意識，對他者不是承認其自性，而是征用、管製、毀滅，並給自己美化、雄起化、神聖化。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結論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後來的錢鍾書和費孝通在漫長的治學生涯裏獲得了文化自覺，錢鍾書承認：“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費孝通則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隻是這種文化自覺隻有少數人領略，曆史進程中的事實更多地表現為文化的不自覺。
中國的現代轉型，是一個祛魅的矛盾因而艱難的過程。它需要英雄、聖賢、先知們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領走向世俗，一元專製的力量又會借世俗來打壓神性和人性的自由，來扼殺人性之美；專製生活的“三幫分子”（幫忙幫閑幫凶）則會不斷地跟風，不斷地論證維護現實的合理性，不斷地論證今天的進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學、學問突顯思想淡出、學人治人與專家治國、技術知識分子人文知識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與世俗理性、主義與問題、宏大敘事與微觀關懷，等等，都曾為三幫分子們追隨，他們在不同時期與時俱進地追隨並論證一元的正當性，最終毀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處依存的效用，他們最終打壓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導致的精神危機在社會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眾患上“冷漠症”。全社會對自由獨立人格的避而遠之、視而不見和冷漠，使得民族最優秀的個體總是得不到回應、聲援，得不到展開的可能。時過境遷，犬儒者們又會百倍熱情地給予前賢以懷念。現實對龔自珍、陳獨秀、高爾泰們的態度即是如此，盡管曆史已經還給了龔自珍、陳獨秀、高爾泰們以無上的榮譽。
王康即是鄉願犬儒的年代裏又一個自由的人格。
四．曆史給予王康成全大命的機遇幸又不幸。
不幸的是，曆史沒有給予他上述曆史人物那樣的因緣際會，沒有提供給他施展的舞台。曆史隻是給予了他和他的同學、朋友、同齡人們自我教養的可能。幸運的是，社會給予他的生存的縫隙，使得他能夠自我成全，並影響周圍。社會同樣冷漠地對待王康，這種冷漠跟經濟決定論的號召，跟悶聲發財、一夜暴富、沒事偷著樂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參照，反證出社會之惡。英國人蕭伯納認定：“對同胞最大之惡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無人性的本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猶太作家威塞爾說：“對我而言，冷漠是惡的集中體現。”他還說：“愛的反麵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麵不是醜，是冷漠；信仰的反麵不是異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麵不是死亡，是冷漠。”亞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懼你的敵人，他們頂多殺死你；不要恐懼你的朋友，他們頂多出賣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關心的人們，隻有在他們不作聲的默許下，這個世界才會有殺戮和背叛。”
王康身邊有過很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來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懸置理想而務實，很多人做了高官、發了大財，隻有王康還在堅持他自己的夢想。然後富貴起來的人們多作壁上觀，看王康一人折騰，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窮處就給他一點兒幫助，看他獨自前行。
年過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順。但在王康卻更為隨性。隨著電視、網絡等傳媒手段的介入，王康為更多的人認識，借助於口耳相傳，王康成了精英權貴、仁人誌士、熱血青年們遊曆重慶的一個旅遊景點。有人也專門坐飛機去重慶去看王康。於是，王康在重慶的生活，也多了一種傾聽。他的時間多半在陪客人傾訴了，他是最好的聽眾，那些野狐禪式的年輕人，滔滔不絕地跟他說上五六個鍾頭，他可以一言不發。但他絲毫不給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實的言辭。當一個讀書極富的年輕記者飛到重慶，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訪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對政治沒有興趣”，王康的回應是“那你現在就給我滾！”當來訪者在王康的辦公室裏高談闊論半天，輪到王康表示，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不喜歡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麵；或者，相由心生。長期專注於自己的內心世界，王康甚至獲得了相麵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長相就不喜歡你！”“不要把知道讀書當寶！”
王康不喜歡金庸，他自己卻像金庸小說裏的絕頂高手風清揚，如同風清揚超越了劍宗氣宗的分別，王康的自由人格近於人文卻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顛峰狀態打量了所有來向他傾訴的人，他從來沒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靈。
這個極為高貴的人卻有著同樣極為謙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卻對女性給予最完美的體貼。一個打字員的喜怒哀樂會讓他縈懷；一個一麵之緣的女孩向他傾訴，他事後會再寫上一封長信來安慰人家。畫家王建稱道老康，“有著不可思議的體貼心。”他不喜歡精英權貴，卻跟重慶的普通民眾交上了朋友，他當仁不讓地教育他們，又極為謙卑、慈悲地布施、擔當、同事。劉慰榮，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車夫的出租司機，與老康接觸了幾次，就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從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機，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席慶生，一個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業，他一人呆在重慶：因為重慶有老康。
王康的生存姿態甚至感動了媒體，鳳凰電視台的眾多編輯記者們關心他，不少人成為他的粉絲。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編輯們在策劃“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時，仍然把重慶的王康列入候選人名單，王康是入選中唯一的布衣。
王康因此給了他的朋友們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傳在網上流傳，有人在前麵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憫、純潔，大隱於市的思想者與文學癡漢，讀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濃焉。”這個小傳中的王康是——“生於中國現代曆史一個最關鍵的年頭：1949年。這個年頭使他成為一個宿命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大學期間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為西南最高師範學府自1957年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並因此自決於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耿於沉思，疏於著述，不求聞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之五集政論片，論者稱為‘冷戰結束後對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長篇詩評《俄羅斯啟示》傳布四方。抗戰勝利50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眾多業內人士；60周年又組織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尚未問世，已臻不朽。對中美關係、台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五． “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續家譜，痛煞後來人。”
這是王康在江津陳獨秀舊居留言簿上的即興之作。他對一切真正的個人、真正的民族之子從來不吝惜熱情。
王康熟知唐德剛、黃仁宇們的中國現代史觀：在一個二百年的三峽論中，個人的存在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曆史文本借以書寫的手段；即使按照傳統王朝的史觀，如果我們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緒之際，生活在民國，我們能把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帶出三峽或埃及嗎？如果不能，我們生存的正當有效性有何依據呢？
王康身體力行的是唐、黃們忽視的現代轉型中的個體價值。他從陳獨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種遠高於曆史目的、未來願景更大的信仰情懷，一種植根於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種活在當下的大道和人生正義。西人說，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話：做一個人，是中國國民最偉大的成就。
2006年底，餘英時先生獲美國“克魯格人文獎”，奠定“西方學界繼胡適之後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國知識精英大師”地位。餘英時是錢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創辦的新亞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在王康和餘英時之間有著不小的距離，兩人是不同氣象的峰巒、大海。餘英時是道問學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為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邁的王康仍給了嚴謹的餘英時最高的敬意。
王康說，對中國曆史的基本態度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分野。一個是1949年以來，愈演愈烈的曆史虛無主義，另一個是要接通曆史，存亡繼絕，這對中國來說太重要。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宗教、曆史就是中國的宗教。割斷曆史，我們已經嚐到夠深的苦果了。如果繼續把曆史虛無主義延續下去，一代兩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將不僅僅是中國。現在中國，一方麵是官方史學界集體的道德淪喪，他們既愧對中國孔子、左丘明、司馬遷以來偉大的古代史學傳統，更愧對中國現當代曆史。麵對如此苦難、複雜、豐富的現當代中國，他們交出的幾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為虎作倀，粉飾太平，淪為專製和獨裁的奴婢。
寫作精簡是必要的!
公共參與就是要把儒生們說的“智的直覺”轉換成社會秩序建設上來，把人的充分個體化跟充分社會化結合起來了。倫理的、因果論式的曆史感就會在我們的社會裏紮下根來，
我們生活其中就會免於恐懼和匱乏，我們也有著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這樣的現代公民才是一種人格自我完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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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這是一個必要條件.
他基本上"愛名大於他的中國心"!
美國的一黨兩派,也是個很成熟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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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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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似是而非,實在是胡說八道!
請你寫的精簡一點好嗎?
但是，人類世世代代和邪惡的戰爭永遠不會停息。
這就是高於世俗的人類英雄，這就是人類希望所在。
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在善與惡的對決中，善良總是無辜而悲壯地被殺戮。在風起雲湧改朝換代的日子裏，成功的英雄們無不諳熟這一天機。因果論無非是成功者捆綁潛在挑戰者的工具。
請參見我的文章《博弈論與人性的善惡》。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806&postID=22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