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回眸

往昔回眸(1)：

芒街的“鬼屯”

法屬時期，殖民政權在越南到處修建軍事設施，最常見的是碉堡據點（越語稱為??n“屯”）。因芒街是邊關，當年法國人在這裏駐紮相當一個師的兵力。雖然不少是雇傭兵，但統帥是“五劃官”，師級軍銜。一九七八年以前，歌龍河畔有一座相當規模的法式建築，西周圍牆，牆有槍眼，出入口有哨崗。外邊另有幾門十九世紀造的土炮，炮口瞄準河對岸，虎視眈眈。這就是所謂“五劃樓”，法駐軍司令官邸。

但“五劃樓”並不是真正的軍事據點，其功能主要是行政而非軍事。芒街的軍事據點乃在別處。單市區範圍，規模較大的至少有兩座。一座是位於“五劃樓”後麵數百米處的“高山屯”，另一座是位於北侖橋頭的“鬼屯”。因為華人管法國人叫“鬼佬”，“鬼屯”因主得名。“鬼屯”盤踞一小山頭，河水嘩啦啦山下流過，臨河峭壁冷冷而立，極之險要。臨街的一邊同樣直如刀切。不太陡斜的西邊攔著鐵絲網，東邊緊靠橋頭。“鬼屯”居高臨下，站在山頭北端，不但可以鳥瞰對岸東興全境，還可以監控橋上一切動靜。當年法國人在此屯兵，斷然是看中這個咽喉要塞的優勢位置。

小童時期，我們住的地方距“鬼屯”隻有百來米。我常常跟隨著大孩子們上“鬼屯”玩耍。那時法國人已離開越南好些年，“鬼屯”連個鬼影也沒有，空城一座。穿過山腰幾片木薯地的土埂，再往上爬十來米，便到了這個軍事據點的中心設施 — 一座四方形的碉堡。碉堡有地下一層，加上地麵兩層，共高三層。要通過地道才能進入碉堡內部，而地道又與周圍的土戰壕相連，形成一個相當密實的防衛係統。從地道進入碉堡後，裏麵有一架破舊的鐵梯，直搭頂層。鐵梯很陡，兩邊沒有護欄，地麵還鋪有鐵樁和星散的軍用殘物，如手榴彈殼等。要爬上去，別說小孩子，就算是大人，也會膽戰心驚。稍不小心，隨時會有摔下來的危險。由於怕大孩子們說自己是膽小鬼，我還真尾隨他們上過頂層，而且不止一次。上到上麵，透過槍眼窺望山下，得到的是一種勝利感、成功感。那還是北侖新橋落成之前，自己不過四、五歲；現在回想起來，深深地感到後怕。

“高山屯”比“鬼屯”還要高，同樣是座山頂碉堡，與“鬼屯”遙遙對望。這裏原是法軍大本營，越軍接手後，繼續留為軍用。雖然是禁區，平民不準進入，但山上不再屯兵，一則沒有必要，二則供水上山不易。六十年代末，出於好奇，我曾夥同一個“小頑皮”兩度從東側爬上山上（因西側是正麵通路，容易讓人發現）。上去後大有發現：這裏的地下通道比“鬼屯”的規模得多，戰壕四通八達，還有地下室。周圍到處是鐵絲網，另有小型防衛堡壘好幾座。除了法軍留下的舊痕殘跡外，我們還在地下室內發現搬離不久的越軍丟留的日用品，如皮帶、牙刷和漱口盅等。“高山屯”的碉堡是當時芒街置地最高的建築物，俯視歌龍河下遊。若不因為是軍事據點，這裏大可以設為山峰旅遊風光觀景台。除了“鬼屯”和“高山屯”，芒街還有兩座建在平地上的碉堡，一座在“中渡”西岸，另一座在彎山（後來的菜市）附近。兩棟都是獨立式建築，旁邊好像沒設壕溝係統。據說上世紀四十年代日、法兩軍曾在彎山碉堡裏外廝殺，雙方死傷慘重。

在位於郊區約五公裏處的“獅子嶺”，還有一個很少人知道、但規模相當大的法軍舊據點。“獅子嶺”在通往茶古公路左邊的海域，潮漲時四麵圍水，是完整的小島一座；潮退時灘地連陸，可以徒步上島。“獅子嶺”的型狀像一頭伏地的獅子，頭尾有幾節火車那麽長。同樣是在六十年代末，我和上麵提到的那個小夥伴也曾經上過島上去“探險”。但見那裏藤條攀樹，青苔蓋石，不見人煙。同樣，在此我們也發現一個完整的鋼筋水泥防衛設施，地上有不少破殘的軍用物品，如子彈殼、鋼盔、軍靴甚至斷折的刺刀柄。島上有一口水井，水清幽幽，蛙臥井底，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獅子嶺”離北侖河口不遠，法國屯兵此地，其意圖可見一斑。

幾十年過去了，如今“獅子嶺”的“屯”是否存在不得而知，但“高山屯”和“鬼屯”早已不複存在（六二年“鬼屯”拆除，改建邊防人員宿舍）。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類似“鬼屯”這樣的建築都得以保留，甚至開拓為陳列館，供遊人觀摩學習、回顧曆史。澳門的舊兵營就是其中表表實例。很可惜，芒街的碉堡沒遇到這樣“寬大處理”的運氣。它們先後在現代化城市建設的大風大浪中成了祭品。這裏記錄一下，姑且當作一次精神上的“故地重遊”吧。

            

往事回眸（2）

友誼機器廠

去年某天，碰見一越婦，她家原住芒街和樂街“天生堂”藥鋪附近。她說，咦，咱倆是老鄉，怎麽我以前沒見過你，你住哪條街？我想，如果我說某某碗廠，她未必知道（碗廠老號通常隻有華人知道）；於是我說，我住在“舊機器廠對麵”（nhà máy c? khí c?）。本以為她早已忘記，誰知她說，“沒忘。記的牢著呢”。

芒街“機器廠”座落在友誼街北段，旁挨北侖橋頭的“鬼屯”，背靠“牛骨插”淺灘。法屬時期，這裏是發電廠，人稱“電燈局”。遠在東北極端的邊疆小城，國界大橋旁邊，有這麽一個規模還算不小的發電設施，與邊關防衛需要有關。“電燈局”的前樓是一棟長形平房，隻有一層，但顯法國款式。“電燈局”大門向南，門內兩旁兩株大椰樹傲然挺拔。法國人撤後，這裏照樣供電，但門衛遠沒有原先那麽嚴實，外人有時還能進去走走瞧瞧、遛個彎兒什麽的。相隔僅幾十米，“電燈局”的電工和對麵碗廠的工人低頭不見抬頭見，麵熟眼熟。五十年代末，我曾由大人領著入過“局”裏。隻見草坪中央，兩個巨型渦輪和好些遺棄的舊機器懶洋洋地躺著在地上；旁邊高地上，還有幾盆超大型的熱水鍋。眼前一切，威嚴又荒涼。有一回，一位正在清理舊物的電工還送給我一個特厚玻璃製的法國小燈泡。我將這小巧玲瓏的燈泡作為寶物，一直藏著房間的寫字桌下。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越兩國正處在卿卿我我的蜜月佳期。中國廣東援助鄰幫兄弟省越南海寧一係列經濟項目，其中包括在芒街重修“北侖河友誼大橋”、創建芒街機器廠和搭造歌龍河石拱橋。好幾批中國專家先後來到芒街（瓷廠和部分農村單位亦接待了好些相關專家）。就芒街機器廠而言，計劃部門就地取材，將“電燈局”搬走，在原址通過改建和擴展成就了這家全省獨一無二的機器廠。因“友誼大橋”剛落成不久，前邊的街道又叫做“友誼街”，機器廠以“友誼”兩字標榜其名，順理成章。一九六零年，“友誼機器廠”工程竣工，廣東省領導遠道而來，出席為機器廠舉辦的落成典禮。那是一次隆重的集會、國際性質的聯歡活動。禮賓舞台就搭在機器廠門前，前邊是一排排臨時擺設的椅子。那天正好是周末，碗廠工人休息。北侖橋頭人山人海，仿佛全城的人都湧到這裏來。會場標語奪目、彩旗飄揚。由於閑雜人等不能進去，未獲邀者隻能在場外遠眺。但我們這家碗廠的寫字樓正好在機器廠對麵，居高臨下，透過窗戶可以看見會場的一切。如果沒有弄錯，我記得當時有人指著講台上一位身著“四大口袋中山裝”的致辭者說，他就是重量級嘉賓、廣東省省長陶鑄先生。

當晚，隨同代表團來參加慶祝活動的湛江木偶團還在這個臨時搭建的會場獻藝。之前木偶團曾用大卡車沿街搖著木偶做宣傳，招攬觀眾。其實不用宣傳，觀眾亦肯定是人山人海。很多人下午四、五點就來會場“占位子”。因地得宜，剛入幼兒園不久的我也在碗廠門口的高處弄了一張長板凳子，準備“遠眺”木偶表演。誰知未等晚會開演，早已困得撐不開眼，並很快就暖入夢鄉。第二天醒來時，發覺自己是睡在家中的床上，早已後悔莫及。

另外還有一件事，至今還記得很清楚。那就是慶祝活動前一天，布置會場時，一名“電燈局”電工攀上一杆木頭電燈柱，正要安裝什麽來著，突然電線的電源開通，撲通一聲掉下來，當場斃命。這一幕就在我眼前三、四米處發生，把我和在旁的幾個大人目睹者嚇到臉無血色。

“友誼機器廠”建成後，到底生產了些什麽，不太清楚，反正裏邊聲音隆隆不斷，不分晝夜。胡主席來芒街時，還專門進去參觀過，出來時一臉悅容。一九六四年，海寧和鴻廣煤區合並為廣寧省，省會遷離芒街，“機器廠”帶著全體廠工“移情別戀”，投進下龍灣鴻基市的懷抱，“海寧省友誼機器廠”變為“廣寧省友誼機器廠”。後來這個廠的命運如何，是否健康成長，長成個什麽模樣，也許如今的芒街居民中，沒幾人知道、關心、過問。這裏囉裏囉嗦，漏洞難免；但若能喚起回憶，也就不算白費筆墨。

 

往昔回眸(3)：

                小學雜憶 

芒街開埠以來曾經有過多少間華人開辦的學校，如今知道實情的人可能不多，圖書館也不可能找得到這類資料（也有住在芒街但過東興去讀書求學的人）。不過，至少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個邊疆小城曾經有過兩所華文小學，一所是“吳園民立小學”，另一所是“芒街市華文小學”。“吳園”還設有幼兒園，但因課室不足，小學隻辦到四年級。大約在六二或六三年，“吳園”關閉，剩下“華文”獨樹一幟。

一九六零年秋我入讀“華文”一年級。“華文”在“紅橋仔”碼頭旁，校園四麵有圍牆，西臨歌龍江，東望天主教堂，建築風格屬於“中西合璧”：中式的是一座完整的關帝廟，西式的有校務處和好些教室。中心地帶是一個蓋頂的舞台，舞台的前邊和左邊各有一空地，分別是沙地操場和籃球場。後門旁邊還有一大叢黃竹。由於學校就在市中心，早年，這籃球場的人氣特旺，星期天常有球賽，圍觀群眾行行成牆。學校正門是一座獨立式的四方門樓，對望芒街天主教堂。門樓兩層高，上層掛著一口銅鍾，下麵便是出入學校的主要通道。門樓左側的房間住著一個叫做“六伯”的老頭。“六伯”是門衛又是敲鍾人，兩樣都幹得十分賣力。逢上、下課時間，大鍾當啷震耳。低年級的同學都怕“六伯”，因他習慣言出倉促，對小童毫不客氣。放在西方國家，我想“六伯”飯碗難保。

“華文”還有一個令學生害怕的人，那就是校長。校長姓何，帶深度近視眼鏡。他舉止斯文，但有一招獨特的懲罰學生的方法：兩隻手指托著受罰者的腮，再慢慢地往上抽。受罰者往往不敢低頭，隻好盡力踮起腳尖，越踮越高，直至腳尖酸軟。不管多頑皮的學生，一見到校長，都馬上變得唯命是從。反而校長的夫人黃老師總是媚慈目善，深得同學愛戴。有一年黃老師的妹妹還插入我們這個班。那時好像河內還未防空疏散，黃同學為什麽遠道來芒街讀書，不太清楚。但一九六五年後期起，外地（尤其海防）來的插班生明顯增多，其中好些人後來繼續升學陳富初中，甚至高中。

“華文”一直使用白話講課。但我們這屆升三年級時，新來的班主任試圖推廣普通話教學（也許全校一樣）。這個班主任也是姓黃，涼山人，河內初師畢業，人靚歌甜。那時雖然大家喜歡學普通話，但畢竟之前沒基礎，做起功課來不容易。幾個月後，黃老師不再堅持用普通話講課，但音樂課還是學點普通話的。每學一首歌，學生必須學會用普通話讀歌詞。雖然讀得馬馬虎虎，但接著學起歌來，順口很多。黃嗓子好，但遠不及六年班班主任梁老師。梁老師歌喉全校公認，但整年僅隻代過我們班的一節音樂課。

上四年級後，音樂老師是宜安來的王老師。王老師教唱歌同樣是先讓大家學讀歌詞，然後才學歌譜、唱歌。那一年我們跟王老師學了不少歌曲，如《誰不說俺家鄉好》和《中國—古巴》等。至今我還記得《中國—古巴》的開頭幾句：

北京哈瓦那

中國和古巴

遠離太平洋

團結如一家… …

一九六三年海寧和鴻廣區合拚時，“華文小學”易名為“黎文八小學”。課本增加了好些有關越南的素材（之前主要使用國內發行的教科書，課文計有《三五年是多久》、《毛主席看望關向應同誌》、《搶渡烏江天險》、《朱德司令愛勞動》等等）。約莫記得，四年級的新課本有一篇題目叫做《海防，恢複了青春》的課文；開頭的幾句是：“海防，在我幼小的時候，就聽過她的名字，當時人們把海防描繪得如畫一般……”。

上五年級那年，接近年終大考時，班主任宣布：明年開始，全部華文小學由六年製改為五年製。也就是說，明年所有同學集體“留班”。聽了這個消息大家很失望。老師解釋說，你們是“多讀一年書”，而不是“重讀一年書”，因為新五年級課本將會有全新的內容，可學新的知識。就這樣，我們成了最後一屆小學讀六年書，但考取的卻是“五年級小學”畢業證書的班級。

不久，不知什麽原因，“黎文八小學”又分成兩半，大半留在原址；另一小半搬到位於菜市旁的一排淡黃色的平房去，取名“統一小學”。我們這個五年班在“統一”呆了一陣子。後來，出於防空需要，“統一”又轉移到北侖橋以東“廣裕隆碗廠”的舊車間。那時正好是“第二個五年級”剛開學不久。有一天，班主任黃乃祥老師把我找來，說國內某省某小學六年級學生集體寫來一封信，聲援這邊的抗戰救國運動，你代表全班寫一封回信。我拿著這封來信回家，但卻沒寫成，因為家裏要我盡快轉校去山區小學。據說後來是班主任自己代表班裏回複了那封信。大前年乃祥表兄從多倫多過來旅遊，但碰頭時我卻忘了同他證實此事。不知他還記得否？

 

往昔回眸(4)：

“電船”年月

十九世紀末法國人來越南之前，從越南腹地到邊疆的芒街並沒有一條正式的陸地通道，起碼沒有像現在的人們所認識的那種公路。後來，為運送兵員及各種物資以控管邊關，殖民政權開通了一條直達茶古海灘的土路。不過即便如此，商業性的陸地客運服務仍未形成。也就是說，芒街的陸地客運是一九五四年法國人離開後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在此之前，要去河檜潭河等附近城鎮的，芒街人必須徒步或乘坐畜力車輛。直接要去內地，隻有先取道水路去海防，然後再前往目的地。而且，在還沒有機動船之前，人們乘搭的還是靠風力開動的帆船。

十多年前筆者遇見一位海防來的華人老者（今已故），在簡短的交談中，他提到上世紀四十年代，自己還在海運行業工作時，曾多次到過芒街。他說那時候芒街是個繁華的小商埠。他們的貨船通常停泊在“拉溪根”船埠（粵語：洋桃樹根碼頭）。但由於船多碼頭小，有時還得停在更遠的“三叉江”，待前頭的船離開後，才能將船開進來裝卸貨物。海寧和鴻廣煤區合拚前，芒街的海運都是直達海防港的，無論是貨運還是客運。拚省後鴻基（有時加上錦普）才成了中轉站。

這位老伯所說的景象，也許是芒街最興旺的時期，年輕一輩未能親身經曆、體會。到了五十年代末，童時的我開始懂點事時，家人有空時間或帶我落“拉溪根”船埠湊熱鬧，看滿載乘客的小火輪“嘟嘟嘟”地進進出出。那時候的客船都是私家經營，計有“龍珠河”、“海東”等小火輪（當地華人稱作‘電船’或‘火船’），船主都是華人，其中客家人陳八的輪船還因堅持準時開船而名聞一方。因要等潮漲水滿才能進出碼頭，客船很多時候是在半夜抵埠或起錨。人們對客運航程時間也很熟悉。每逢是夜晚“船期”，小小的船埠總是人聲嚷嚷、燈光火明。那時芒街沒有巴士，的士就更不用說了，上落客船的旅客，行李少的徒步，行李多的就坐“識路”三輪車。直至六十年代中期，芒街的三輪車還相當活躍。隻是到了後來，因國家經濟“一天天爛下去”、多數人連一日兩餐都顧不上時，拉車的“識路佬”也不得不“砸鍋賣鐵”— 拆賣了心愛的鐵騎，改做別的行當謀生。

出於防空需要，自六十年代中期起，“拉溪根”舊船埠暫停使用。乘船的旅客要在歌龍河下遊的“三叉江”上船（白話稱為“落船”）。沒多久，船埠又從“三叉江”遷到六、七公裏外的玉山。這麽一來，要乘船先得乘車去玉山。六十年代末，北部灣沿海被水雷封鎖，船隻不敢出海，海運陷入冬眠。芒街的長途客運隻能靠陸路運輸。七二年巴黎談判有結果後，水雷撤走，沿海運輸逐漸恢複，芒街的小客輪又忙碌起來。自那時起，雖然間或客輪在“拉溪根”起航，但船埠已移到用於起落物資的碼頭。而且，“海東”“龍珠河”等也先後被新的船隻代取。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玉山的客運碼頭地位基本上完全固定。

十年前短遊芒街時，我發現“拉溪根”沿河一帶已改建為“壽春港”(C?ng Th? Xuân)，原來的菜市不複存在。而乘船的旅客，得先乘專線巴士去玉山才能上船，那裏修建了一個鋼筋水泥的碼頭（有公安人員檢查護照）。但由於近灘的水太淺，到了玉山乘客還要搭小艇才能轉上停在深水處的客輪。我還注意到，如今的客船比前的“摩登”多了，就像巴士一樣，人人對號入座。船速也快多了，到下龍用不著三個小時。前不久，我再次去芒街時，卻發現好像沒人提客船了。大巴車多了，陸路交通相對更為方便、合算。這樣下去的話，說不定待到芒街—溫頓高速公路建成後，這條有著幾十年曆史的芒街—海防海運線路將有一天會切底退出曆史舞台（步梧州—廣州水路客運的後塵）。以後，“拉溪根”這個原汁原味的粵語地名，以及那些曾經為人熟悉的小火輪，再也不會有人記得，再也不會有人提起，最多隻能間或在像我這樣“食古不化”的人的腦子裏出現。

 

往昔回眸(5):

球迷雙城記

聽前輩們講，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芒街的籃球運動發展蓬勃，市內十三家碗廠，幾乎每家都有一個球場和一支業餘籃球隊。雖說稱芒街為“籃球之鄉”純過度誇大，但芒街人熱愛籃球倒是有根有本的事實。到了六十年代初，瓷器廠公私合營，十三家碗廠編為一個陶瓷企業，含五個分廠。盡管名義上每分廠還有一支球隊，但因整個企業隻有一個球場，人們玩球的機會大大地減少。芒街的群眾性籃球運動是退燒了還是比前更加發燒了，恐怕隻有曾經親曆早期“盛況”的前輩們才有發言權。

硬件少了，打球的機會少了，但人們愛看籃球的習慣“五十年不變”。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後期，除了防空形勢特別嚴峻的幾年外，芒街每年都舉辦各種地方性的籃球比賽，包括瓷廠各分廠在裕豐球場的決鬥和芒街各部門在東池球場的廝殺。陳富中學隊就是六十年代末殺出名堂來的一支勁旅（廣寧省隊和第三軍區隊均有陳富出身的學生）。在廣寧省範圍，芒街還是舉辦曆屆籃球比賽的主要基地，每年來自河檜、馬嘶農、潭河、先安等地的球隊匯聚在這裏拚搏、獻藝。芒街還多次邀請外省甚至境外球隊來打友誼賽。一九七八年越南排華前，來過芒街作比賽的外省球隊計有河內郵電隊（及其二隊河內郵政隊）、海防隊、海軍隊和體工隊。而金星（武裝公安）隊基本上是在芒街“橫空出世”。來芒街打友誼賽的境外球隊計有東興隊和湛江青年隊。芒街隊本身也曾經“出訪”東興，盡管“過江猛龍”帶回來的戰績讓人不敢恭維。

說起東興，既然和芒街隻一水之隔，其籃球觀眾自然少不了芒街人。較之芒街，東興的硬件更充足。而像芒街一樣，東興每年也舉辦全縣範圍的比賽，來自防城、企沙、那良、江平等公社的球隊紛紛到東興爭頭銜奪獎旗。東興的球賽從來都少不了芒街觀眾。由於比賽多在夜晚進行，人們經常得在黑夜中涉水過境。即使冬天河水冰涼，球迷們仍興趣不減。像東興人一樣，芒街觀眾對東興的“球星”也相當了解。除縣內賽事外，東興還舉辦過地區範圍的比賽，參賽球隊來自北海、靈山、合浦、上思等地。七十年代中期某年，廣西代表隊還來東興與東興聯隊打過三場對抗賽；隻是後者連續三場的得分同樣是讓本地觀眾不願重提。

去年秋天筆者回過一次東興，但在市區範圍卻不見有籃球場，除了市政大樓後麵一個破落不堪、燈光嚴重不足的露天場地外。每晚夜幕降臨，十來個年青的“散仔”在這裏“摸黑打球”。聽說如今東興甚至沒有一個籃球代表隊（也沒有電影院）。至於在芒街，排華前一年，那裏曾建了一個燈光球場，還是當時北越最好的籃球場之一。但這燈光球場今已不知去向。據相關網站介紹，如今芒街每年都搞一些小規模的籃球比賽。稍早前筆者乘車路過芒街的“新路頂”時，無意之中看見兩個看來是新落成的籃球場，旁邊還有好些如高低杠之類的設施，整個環境有點像中國某大學的操場，隻是規模稍小而已。後來看清楚門口的標牌，才知這是一家中方投資的工廠。看來，如今芒街的球迷不需像過去那樣，非得在晚間頂風冒雨涉水過河去看球賽，因為東興的籃球場已經搬到芒街來。雖然“東興的球場已經搬到芒街來”是個很誇張而且有點晦氣的說法，但目前這兩座城市在籃球運動硬件方麵的比較，不能不令像艾仔這樣的“昔日芒街球迷”感到有點費解和遺憾。

 

往昔回眸(6)：

河檜買雞一日遊

前不久兩度乘車路過河檜，但見這裏如今路寬樓靚，麵貌一新，三十多年前那種濃鬱優雅的嶺南氣息不複存在。河檜與芒街唇齒相依，有史以來是北越富庶一方的華人聚集區。但河檜到底有些什麽特產？其名氣為什麽這麽“火爆”？看來還真是個值得聊一聊的話題。現在的情況不得而知，但以前，很多人會說河檜特產是蔗糖，也有人說是玉桂八角甚至“塘花茶”。但我對這幾樣產物都不太清楚。反而，河檜出產的肉雞倒留給我不少記憶。河檜，白話的讀法是“夏該”(隨音寫字，但也有寫成“下居”的)。所以河檜產的雞又叫做“夏該雞”。

河檜距芒街僅隻三十五公裏，一九七八年以前，逢年遇節，芒街都有不少人去河檜買活雞。為啥跑去這麽老遠買雞？原因有二。首先，河檜雞味道勝過其他地方出產的雞。河檜養的雞，嫩滑鮮美，煮出來的雞湯清甜可口，屬一等上湯。為什麽河檜雞比其他地方的雞更好吃些，雖然各有各雲，但多數人認為水土優質是主要的原因。其二，相對來說，在河檜買雞會比芒街便宜不少。也許環境不適宜養雞，芒街的雞農好像沒河檜那麽多。再說，芒街產的雞很多都帶過東興去賣。東興的購買力比芒街的強，人民幣比越南盾有價值。拿兩隻雞去東興菜市換“大團結”，要比在芒街賣三隻以上劃算得多。由於本地產的雞多選擇“飛象過河”，芒街市場的雞就因為缺貨而貴了很多。有空閑的芒街居民，於是就幹脆去河檜“趁墟”（趕集）。一可以省錢，二雞肉鮮美。再說，去河檜“趁虛”，還可順便買其他農土產品。河檜的農土產品不單種類豐富，而且因為土生土長，貨真價實，讓人買得放心，食得滿意。

那時，從芒街去河檜買雞的多是騎腳踏車去的。路不好走，踏車一般得兩至三個小時，還要早出晚歸。雖然有班車，但因通常每天隻有一兩班車，一票難求。再說，開車的司機也不想讓自己的車變成運載家禽或其它雜物的工具。河檜原來的墟場在鎮內，離小河渡口不遠。後來也許是出於防控疏散的需要，也許是因為人口漸漸增加，墟場遷往鎮外一教堂前的空地。早上從芒街出發的，到河檜時一般還未到十一點。此時墟場漸入高潮，人聲熙攘。卸貨上貨的、討價還價的、算賬數錢的……現場情景果真有點像嶺南鄉村市集。時到下午，來買雞的人們，大籠“閹雞”綁在車後，若不去見熟人朋友，或再買些什麽別的，便就打道回府，爭取在四、五點鍾前回到芒街。

在芒街那些日子，我本人專程去河檜的次數不多，多數隻是路過，因去內地可乘“電船”。而專程去河檜的那幾次，目的隻是要運回一張讓人定做的西式紅木床。但後來床沒弄到手，吹了，落得個財物兩空。既然很少去河檜，專程去買雞的就少之又少，就那麽一兩回。有一回，大約是在七十年代中某年春節前夕，一位娘家在河檜郊區的瓷廠女工動員她的鄰居和朋友隨她去河檜買雞（目的是幫鄉下的雞農推銷）。出於好奇，我神推鬼使地加入了這些大哥大姐們的行列。那天一早，老老少少一行好幾號人，騎車直取“境外版江南古鎮” -- 河檜。

醉翁之意不在酒，遠道早行不在雞。其實遊山看水才是我們這些隨行客的真正意圖。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如沐春風。中午時分，接近女工娘家時，隻見小道崎嶇，村屋錯落，四周密林，好些時候自行車得推著走。盡管如此，大家仍然玩得極為開心，因平時難得一見這樣清香濃鬱的自然風景。鄉親們也很好客，買賣歸買賣，到了吃飯時間，主人還是為來客張羅了好些農家小點，其中有水煮花生、木薯餅（“乙”）等鄉村美食。隨後，“買雞隊”又推著車子（和綁在後座的雞籠）去河檜鎮的市集轉了一圈，然後才掉頭回家。夕陽西下，車隊回到歌龍橋時，每個人都有一種“一騎二鳥，不枉此行”的成功感。幾十年過去了，至今那次隨鄰居“拉隊”去河檜買雞的情景還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想忘也忘不了。

 

往昔回眸(7)

粵曲“一陣風”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海防有一位老伯隻身來芒街“賣唱”兼說書。老伯視力有障，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盲公”。“盲公”除了一把破舊的二胡外，好像再沒別的家當。碗廠的粵曲迷們，每到晚上，便三湊四合地糾集一文幾毛什麽的，請老伯唱粵曲、拉二胡給他們聽。雖然不懂粵曲，但童年的我常常擠在人群中聽老伯“講古”。我記得聽過老伯講《薛仁貴征東》和唱《萬惡淫為首--乞食》、《賣花女》等選段。他邊拉邊唱，聲樂兼備，功夫十足。在人們眼裏，老伯是名副其實的“大老倌”。老伯回海防後，歌迷們還經常提起他。

那時期，碗廠工人對粵曲的喜愛“風湧雲起”。我們家所在的碗廠有一台留聲機，可能是老闆南下時丟棄的，也可能是後來廠領導買來的，反正廠裏的幾個青年幹部經常拿出來唱“大戲”。《搜書院》、《昭君出塞》等劇的選段幾乎天天在碗廠的寫字樓前飄逸，令不少過路的人陶醉著迷，有的還跟著哼哼唱唱，學得有板有眼，成了“粵曲發燒友”。唱得較好的幾個，甚至還擁有自己的“粉絲”。此時，鼓樂手也是人才湧現。一個規模小但五髒皆全（含粵曲和時代音樂）的文藝隊在瓷器廠應時而生，活躍在工人文化生活的舞台上。

風來雨至，一九六一年，廣東粵劇團來越巡演，路經芒街。我還記得，粵劇團抵北侖橋頭之後，下車步行到橋中央照相留念。芒街這邊的橋頭聞訊而來的人聲沸騰。團員走過芒街這邊後，又以大橋為背景，再次列隊照相。“瞧，那位就是馬師曾！”，“看，紅線女多漂亮！……”橋頭觀看的人群中驚呼聲此起彼落。接著幾晚粵劇團在歌龍河畔的“大教場”露天舞台上演《關漢卿》、《劉胡蘭》等劇目。藝術大師造訪為這座北越邊城吹來一陣清風。隨後來過芒街的還有廉江粵劇團和湛江粵劇團。其實六十年代初期，由國內來芒街獻藝的先後還有兩個雜技團，一個是海軍雜技團，另一個好像是湛江青少年雜技團。

自然，人們對粵劇粵曲的喜愛方興未艾。一九六三年，海寧省宣布成立粵劇團，並在海防和海寧兩地招募學員。很多在校中學生為此抽空練歌練喉，報名應征。在芒街試場，麵試地點就在舊“法儂”學校後麵的一個大廳內。麵試的那幾天，大廳外邊特別熱鬧。那時筆者剛入讀小學，因鄰居有人報考，所以也夾在看熱鬧的人群之中，可惜這幾位老兄的歌喉並沒獲得評審團的青睞。入選的數十人後來前往湛江學藝。據說原計劃要學戲數年，但後來出於意外原因，學業提前結束。雖然在湛江的日子不長，但凱旋歸來的“廣寧粵劇團”並沒有令觀眾同胞失望。劇團在“大教場”開鑼上演了《三月三》和《斷橋會》等折子戲，熟練的演技讓人們看得貼貼服服。海寧、鴻廣合並後，粵劇團撤離芒街去了康海。後來好像還搞了一些與當時的抗戰題材有關的話劇劇目，巡演各地。不過好景不長，隨著相關政策的收緊，粵劇越來越沒有立足之地。到了六〇年代後期，劇團的好些人先後被“息演”。筆者認識的前輩中，有好幾人就是從劇團解甲歸田的“小生”。他們都不得不為生活從新尋找生計，在藝術之外的領域演繹新的角色。至於劇團後來如何落幕收場，就有待親曆當年事件的老倌名伶們來解答了。

直至七〇年前後，從海防疏散來芒街的華僑還有不少。但那時的防空形勢早已沒有先前那麽緊張，晚上擺茶檔的賣香煙的還“照常營業”，街上似乎還有丁點“夜生活”的氣息。此時，前邊提到的那位“盲公”老伯又在芒街出現。每到晚上老伯又在碗廠街一家叫做“金城銀行”的煙草小攤檔前拉二胡、唱粵曲。但這回他是義唱獻藝，並沒收捐。老伯的出現同樣是吸引了不少街坊鄰裏前來圍觀。然而，好事也能變成壞事。這樣的民間歌藝聚集很快就刺激了當地官員的神經。未久，老伯又一次消失在芒街粵曲發燒友的視野。自此之後，很少再有群眾性的粵曲娛樂在芒街公開出現。

轉眼間幾十年過去了，往事仍曆曆在目。正如其它華人聚居的越南城鎮一樣，芒街也曾經卷起過一陣“粵曲風”。雖然沒人確知何年何月開始吹起，但大家都很清楚的是，此風未能形成穩定的氣候與當地的地理環境有關。這裏我把自己能記得起的一些瑣事寫下來，僅隻是出於對往昔歲月的緬懷。上麵說過，鄙人不懂粵曲，而迄今世界各地的前芒街粵曲發燒友仍大有人在，上麵所述尚有不當之處，懇望知情者大加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