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佬》

                        《鬼佬》

     讀書筆記：布斯的香港童年回憶錄

    《鬼佬》（Gweilo）是英國小說家、傳記作家馬丁·布斯的絕筆之作。二零零二年，五十七歲的布斯被醫生證實患上絕症；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他決定寫一本有關自己在香港的童年生活的回憶錄，同時可作為給子女的“曆史交代”。布斯一生出過不少書，但《鬼佬》是他最後的一部遺作。二零零四年布斯在完成這部回憶錄的初稿後，撒手人寰，走完了他充滿意義的一生。

一九五二年，布斯剛好七歲。在英國海軍服役的父親老布斯被派駐遠東，小布斯和母親隨其同行。郵輪離開英國，沿途經非洲阿爾及爾、埃及紅海、印度孟買、新加坡等多個國家和地區，一個月後抵達香港。那時候的香港還很貧窮落後，山邊到處是木屋，大批內地難民擠宿在破爛的臨時收容區。街上要飯的、光著胳膊拉三輪車的是當時一道風景。高樓大廈並不多見；位於中環的（前）中銀大廈是全島最高建築物。戰後的香港百業待興，情況極之混亂。

布斯一家人被安排暫居九龍的“四海”酒店；酒店成了布斯在香港最早期的家。“四海”雖隻有幾層，但住滿來自三山五嶽的常客：有剛從朝鮮戰場回來的英美軍人，有販賣鴉片的黑社會，有開房賣笑的妓女，還有形形色色的江湖人馬。酒店的員工們見來了一個金發小孩，對布斯格外友好，不久便和他混得很熟絡。布斯通過與他們的接觸，很快地學會一些簡單粵語；出於對新環境的好奇，他還喜歡獨自到處“闖蕩”。每天放學回來，布斯都到外邊走走轉轉。很快，他對尼頓道、界限街、油麻地、旺角、尖沙咀一帶了如指掌，而且還結識了好些街邊小販、三輪車夫和碼頭苦力，其中有的人還經常邀他一起逛街、放鞭炮、“吃大排檔”，有時他們還爭著替他買單，為他省了不少父母給的零用錢。與鴉片有染的某人還帶過他去九龍城。當時的九龍城名臭全港，是毒販、蛇頭、妓女、扒手等黑社會群體的大本營。九龍城讓布斯大開眼界，在此他看見一個普通遊客無法看得見的香港。但像這樣的冒險經曆，布斯從來不告訴母親，怕她從此限製他的活動（父親出差去了日本）。 

韓戰期間，西方軍人頻頻出入香港；而此時從上海租界逃難而來的白人也為數不少。英國退伍軍人吉姆在日本被俘獲釋回港，也留宿四海酒店。此人行蹤古怪，心事重重。有天他將布斯拉入房間，抽出一支0.38口徑手槍。他讓他掂著手槍，表示可送他同樣的禮物。另有一次，布斯和母親乘巴士路過大街，後麵忽然追來一歐裔老婦。布斯多次見過此人，但卻不知其真實身世。老婦將一顆鑽石塞在布斯母親手中，說要換取400港幣。布氏原先並不想買，但後來還是付200港元將它收下。事後才知，此物價值不菲。原來老婦是俄國貴族後人，落難至港割舍寶物以持晚年。可見香港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名副其實的“有錢能使鬼（佬）推磨”的大千世界。

     父親從日本回來後，布斯全家又遷到港島的半山區。那時的半山區純屬港英政府要員和軍人家屬的住宅區，華人不準在此地買樓或租住，不準開店鋪做生意。布斯家的住宅比前寬敞得多，設備齊全，有電冰箱，有大沙發，還有傭人。然而這裏人煙稀少，四處幽靜。布斯懷念九龍那邊熱鬧的街坊氛圍，安定下來後，便開始摸索附近環境。山上樹林密布，且常有野鹿出沒。太平山頂觀禮台離家也不遠，有纜車上山；但布斯喜歡獨自徒步，爬山觀賞香江下邊的良辰美景。

     布斯的母親是位善良的英國女姓，富有同情心。她熱愛中國文化，喜歡和華人鄰裏接觸、交流。石夾尾木屋區半夜失火，幾十萬人無家可歸，她毫不猶豫捐出衣物，救助災民。她報讀廣東話班，勤學苦練；她與傭人友好相處，從不對她們發號施令。但老布斯卻恰恰相反，他瞧不起“不修邊幅”的三輪車夫，要兒子少和他們接觸。他甚至指責妻子過分熱衷於“本土化”；倆人因此而經常發生口頭頂撞。但她始終堅持原則，認為上帝麵前人人平等。某天有人半夜得病，一女傭見事情緊急，不能怠慢，推門直入布斯父母臥室求救。布斯回憶說，當時父母正在做愛，但未婚的女傭毫無禁忌，信步來到床前，一把將女主人拉起。女主人不單沒有責言，事後還讚女傭責任感強，是位可信的員工。布斯就是這樣在母親的影響下成長，自小養成一種和諧處世的態度。 

     布斯在香港度過三年長的童年生活。三年裏，他闖過很多大人也未必到過的地方。他入過廟宇，燒過香。他到過難民營，進過賭館，溜過墳場，見過麻風院。他知道哪些人是自梳女，聽慣街邊巷口傳出來的麻將牌九碰撞聲，喜歡圍觀舞獅、舞龍和形形色色的街邊賣藝表演。第一次看見出殯車隊時，他還以為是馬戲團在沿途吹打演奏。在新界郊遊時，他見過耕作的水牛，聞過清明掃墓時節的野外香火。他去過離島的海灘，嚐過中秋月餅，聆聽過有關風水的詮釋，還曾不止一次地和本地人過節度年。正是因為這樣的零距離接觸，使他有機會深刻地了解當地的民俗文化。直至一九五五年五月父親奉命回國時，布斯才依依不舍地告別了這塊讓他陶醉迷戀的東方熱土。

《鬼佬》從“鬼佬”的角度觀察香港、解讀南粵文化，將半個世紀前的尖沙咀、港島半山區的人間風情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麵前，讓讀者對昔日的“東方之珠”有所認識，有所了解。在這個意義上，《鬼佬》稱得上是一部比較獨特的回憶錄。沒有那三年的親身經曆，沒有敏銳的生活洞察力，作家不可能將所見所聞分解得那麽淋漓盡致。不過，《鬼佬》也存在一些未能讓讀者完全信服的描寫。譬如回憶錄把人物的對話繪得太過形象化，使人有讀小說的感覺（作者當時隻有七、八歲，能準確地記得人物所講的每一句話嗎？）。作者還把香港人的床叫做“炕”(Kang)，把香港的小街小巷叫做“胡同”(Hutong)。雖然很多外國作家都犯過這種張冠李戴的錯誤，但此誤出現在“中國通”的作品中，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當然，這些因疏忽而造成的誤點並不影響《鬼佬》的可讀性。讀者在書中看得出作家對香港山水的熱愛，對社會底層的華人的關注，對自己的童年歲月的無限懷念。作家在本書的前言中這樣寫道(暫譯)：“說實話，我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香港。那些街道，那些山坡，那些樹木繁茂的山穀，還有那眾多的島嶼以及空蕩的海灘，與我這個充滿好奇而又有點刁滑的、敢於冒險的七歲街頭小精靈緊緊地連在一起。我在香港生活的那些日子，就像戰時卡通影院的片子一樣，始終重重複複地在我腦海裏演繹，永不息止”。

                                                                     

M B (2004) Gweilo  – Memories of a Hong Kong childhood.

If the truth be told, I have never really left Hong Kong, its streets and hillsides, wooded valleys, myriad islands and deserted shores with which I was closely acquainted as a curious, sometimes devious, not unadventurous and streetwise seven year old. My life there has been forever repeating itself in the recesses of my mind, like films in wartime cartoon cinemas, show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s if on an endless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