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過去和未來的春天,幹杯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五邑人,婦女還保留著從中囯帶過來的紮腳舊習慣。我們鄰居的五邑籍女孩從小就用長布條帶把自己的腳紮起來,盡量使腳長不超過四英寸。在當時,小腳女人被認為是高貴、斯文,而“大腳婆娘”可以說是粗野、不文雅的代名詞。
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發生武裝衝突,當地政府開始采取防範華人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華人的活動受到限製。人們隻準許在規定區域內出入,不能隨意行走。例如我就不準在市內的學校讀書,要到郊外去上學。我上學的那個學校,假如拿現在的倫敦來打比方,就相當於在M25環城國道的範圍之外。那倒是幾十公裏的路程!我必須向公安管理辦公室申請特別許可,才獲準在加市的市區內就讀。
山邊起火,路人遭殃。邊界戰爭使中印兩國關係惡化,華人被冷落,無可奈何地成為國際政治紛爭的替罪羊。正是因為這種來自政府的不公壓擠,不少華人的店鋪生意一落千丈,有很多甚至被迫關門結業,人們生活在彷徨恐慌之中。我父親也曾經無緣無故地被警察扣留起來。有條件的華人開始想辦法離開印度,到別的國家去。一九六六年,為我的前途著想,父親安排我上了一條希臘貨輪,將我送往海外。那時候除了乘船之外,沒有別的途徑可以離開印度。當時同行的還另有八人。我們每人每天付給船主的費用是一英鎊,一英鎊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次年,我們乘坐的貨船到達香港,但港府卻不肯收容我們。我們這撥人頓時成了沒有人要的垃圾,被各國政府推來推去,無家可歸。 雖說在印度土生土長,但我們不屬於印度公民。雖說持有英國海外公民護照,但我們沒有居留英國的權利。雖說是華裔,香港卻不願意為我們提供棲身之所。
就這樣,我們被各方拒絕入境:印度不願意把我們接回去,香港不讓我們上岸,英國又沒有收容我們打算。這三個國家你推我閃,一時沒有著落。正當三邊討論如何處置我們這些人的命運時,我們的希臘船主決定讓我們先飛雅典。我們在雅典呆了幾個星期後,“三國談判”有了結果:我和另一個人獲英國收容,其餘七同行者被印度接了回去。我和那個一起獲準來英國的人驚喜萬分。現在回想起來,我想我和他獲英收容並非偶然;倘若我倆不是都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語,被英國收容的應另有他人。可惜到英國後,我和這個同伴各奔東西,從此不曾相見,盡管小時候我們曾經是多年的同窗學友。
在印度時我主要講印度話和英語,定居英國後,為了學中國話,我到一家中式酒樓去打工,跟那裏的華人同事“打成一片”。那時外賣店在英國還不太流行,中餐以“雜碎”為主。華人也主要是廣東人,沒有人講國語,所以我隻能學粵語。數年之後我離開餐館, 到另一家華人開的公司當司機,又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粵語。一九七三年,我遇到一位來自香港的女士。同年七月我們結婚,幾年後我們先後有了兩個孩子。
我的大兒子一九七七年出生,兩年後老二又成為我們家庭的新成員。可惜,由於我和妻子是兩個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我們之間的溝通漸漸成了一種負擔。最後我們不得不都承認對方並不適合自己。九二年十二月,我們的婚姻走到了盡頭,我也離開了我們的家和那曾經苦心經營的生意。當時我想,分開以後孩子們必定還會來探望我。誰知我的希望落了空,打那時起我再沒有見過他們的影子。在彷徨之中熬了幾年後,我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又遇上另一個人 — 我現在的菲律賓籍妻子。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第二次走進結婚的殿堂。三個月後,美國紐約的雙子塔被襲。這次恐怖襲擊令人震驚,讓人感到世態的殘酷。有時我想,住在倫敦貧民區簡陋的平房,說不定會比住在市中心哈勞區華麗的公寓更能讓你覺得心平氣靜。我的意思是,人生需要的就是一種平和的環境。人們都說平安是福,我想這個道理一點不假。如今我不再做全職工作了,空閑時我去幫人做些力所能為的事。這幾年我還從新認識的華裔朋友中學到不少新的粵語詞匯,使我的粵語大有進步。回過頭來看,我在英國生活已整整四十個春秋。雖說至今兩袖清風,還有這樣那樣的遺憾,但我覺得幸福,小日子過得還算“滋潤”。也許體能不及過去,但我覺得自己還精力充沛。我打算今年夏天搞一個慶祝我旅英四十周年的派對,邀朋友們來聚一聚。我要感恩。我要為過去和未來的四十個春天高呼一聲:幹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