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之殤—漢服消亡簡史(1)[轉帖]

漢族，這個又被稱華夏民族或中華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華”便是來自她美麗的肌膚——服飾。“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尚書正義》注“華夏”：“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左傳·定公十年》疏雲：“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2003年10月，中國姑娘王珊身著中國唐式服裝參加國際小姐選美，並獲得“最佳民族服飾獎”的殊榮(見右圖)。然而，時至今日，就是創造這個服飾的民族，卻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民族卻不多。中國56個民族中，藏族、蒙族、維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裝，唯獨漢族卻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1964年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10元券，俗稱“大團結”，票麵上的各民族穿著各自的民族服裝，漢族卻穿著中山裝。1987年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描繪了中國人口總數在百萬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圖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服裝，唯獨10 元券上麵的漢族和1角券上麵的滿族，卻穿著同樣的服裝……”

“今天的中國人，大多數都認為自己是漢族，可是他們畢生都沒見過自己的民族服裝。甚至，在許多國人的心目中，漢族從來就沒有民族服裝，穿民族服裝是少數民族的特色。”

沒有民族服裝，使漢族人在很多場合陷入尷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聯歡活動中，五十五個少數民族都身著各自的民族服裝，而漢族金花卻身著西式黑色晚禮服。

其實，漢族並非原本就沒有自己的民族服飾。從上古時代開始，自成一係的漢族服飾，就伴隨著華夏人民的生活點滴，構成華夏民族延續上千年的獨特風景線，成為古典中國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創世傳說中，她讚頌著先祖炎黃的豐功偉績，在曆史長河中，她記錄著華夏民族的演化軌跡。禮儀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國的工藝使她華美，的雄威使他莊嚴，盛唐的光環使她絢麗，她豐富，她悠遠，她高潔，她遠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綻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時候，卻突然從神州大地上消失了，僅留下一片廢墟瓦礫，長伴殘陽如血。

《文明的失落與複興》將帶您穿過時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賞漢族服飾的華美，再探華夏文明的源泉，領略中華文化的淵博，重溫古國往昔的輝煌和驕傲，同時也將帶您感受那曾經的恥辱與悲傷，體驗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脈動，感悟漢族服飾所代表的氣節和尊嚴、體會她的堅強和信念，以及她所屬的華夏民族的曆史、今天、未來的命運、抗爭和希望。

我們的漢服是怎麽消失的？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這是中國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禎帝自縊殉國。李自成進北京，派人招撫駐紮在山海關的原明寧遠總兵吳三桂。吳三桂經過考慮，決定歸順新朝，並回京朝見“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聽聞家產被抄，愛妾被虜，頓改初衷，回師山海關，占領關城。李自成聞訊，決定征剿吳三桂，21日，雙方激戰山海關，22日晨，吳三桂情勢危急，帶隨從衝出重圍，至關外向駐紮在關外覬覦已久的多爾袞部剃發稱臣，歸降滿洲軍，雙方合兵。26日，李自成敗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軍入關，“定鼎燕京”。



第一節　伴隨著滿洲入關而來就是剃發易服令

早在滿清入關之前，遼東漢民早已深受剃頭之荼。滿洲在明代稱為“建洲女真”，剃發是女真族的風俗習慣之一，這也是從其先世，女真金人那裏沿襲下來的（曆史上，剃發垂辮這一習俗，存在於多數北方遊牧民族之中，中原漢人因之泛稱其為“索虜”。），同時，北方遊牧、漁獵民族多屬馬背民族，為征戰、搶掠方便其間，其服飾多以緊身窄袖為特點，亦不戴冠，與中原華夏民族（漢族）的寬衣大袖，束發戴冠大不相同。17世紀初，隨著滿洲的興起和擴張，這一特定的風俗習慣轉而變成民族鬥爭之間征服與反征服、奴役與反奴役的政治問題。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稱後金汗，並攻掠明地，開始以剃發作為降服滿洲的標誌。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襲取撫順，“被擄軍丁八百餘人，又盡髡為夷。”（《剿奴議措》）天啟元年，（1621年）後金攻取遼沈，“驅遼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譴三騎持赤幟，傳令自髡剃不殺。”（《明熹宗實錄》卷三）後金的剃發政策，引起漢人的強烈不滿，以金洲、複洲、海洲、蓋洲南四衛，鎮江（丹東）等地最為激烈，“堅不受命，有剃頭者，群擊殺之。”（《三朝遼事實錄》卷四）鎮江（丹東）人民拒不剃頭，還殺了後金派去的官吏，努爾哈赤聞訊，派兵進行殘酷鎮壓，不剃發者悉被殺害，又搶掠婦女千餘人，據朝鮮史料載“時奴賊既得遼陽，遼東八站軍民不樂從胡者，多至江邊……其後，賊大至，義民不肯剃頭者，皆投鴨水（鴨綠江）以死。”（《李朝實錄》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後金為清，繼續推行剃發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滿洲式樣，男人不許穿大領大袖，女人不許梳頭纏足。”（《清太宗實錄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國（指明朝）衣冠，及令婦人束發裹足者，俱加重罪。”（《東華錄》崇德三）。皇太極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漢人風化的熏染，“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語言”，（《清太宗實錄》 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滿洲民族政權的長遠存在，為此，皇太極反複告戒滿洲貴族，應恪受滿洲衣冠和善於騎射的風俗習慣雲雲，-還多次下“上諭”強調這一點：

“當熙宗及完顏亮時，盡廢（金）太祖、太宗舊製，盤樂無度。世宗即位，恐子孫效法漢人，諭以無忘祖法，練習騎射。後世一不遵守，以訖於亡。我國嫻騎射，以戰則克，以攻則取。往者巴克什· 達海等屢勸朕易滿洲衣服以從漢製。朕惟寬衣博鮹，必廢騎射，當朕之身，豈有變更。恐後世子孫忘之，廢騎射而效漢人，滋足慮焉。爾等謹識之。”（《清史稿太宗本紀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漢俗，服漢衣冠，盡忘本國言語，（金）太祖、太宗之業遂衰。夫弓矢，我之長技，今不親騎射，惟耽宴樂，則武備浸弛。朕每出獵，冀不忘騎射，勤練士卒。諸王貝勒務轉相告誡，使後世無變祖宗之製。” （《清史稿 太宗本紀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極認為，女真金朝的滅亡是因為改穿了漢人的寬袍大袖，繼爾廢棄騎射，從馬上下來，“數世之後，皆成漢俗”。因此，為避免再度崛起的滿洲民族被“漢化” ，其裝束絕不能改變，這是保證弓馬騎射的必需！否則，就會有“祖業衰歇，以迄於亡”的危險。為此，皇太極還召集諸王、貝子，固山額真，“現身說法”“朕試為此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羅·巴魯圖（滿語：鷲一般的勇士）勞薩（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於尚左手之人何異耶？” （《清太宗實錄》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醜）這是說，一旦滿洲人放棄本民族的裝束，換上漢人的寬衣大袖，必定會廢棄騎射，繼爾淪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後食”的悲慘處境。這種看法未免淺薄，穿寬衣大袖未必就會廢棄騎射，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趙國一樣不免於亡，秦始皇穿戴著寬袍大袖的冕旒兗服，卻最終統一天下。（“冠冕堂皇”這一成語也是從漢族皇帝的傳統禮服，冕旒兗服來的。）但皇太極對他的想法堅信不疑，還以之“垂戒”後世，成為清王朝的基本“國策”。進一步的，滿洲貴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風俗習慣，還將其強加給被征服各地的漢族人民。在他們看來，隻要漢人肯剃發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傳統服飾，就會斷絕其複明之路，效忠滿清統治者，作滿清的順民；而漢人和明廷官吏則把堅守自己的服飾發式，作為民族大義的表現。雙方以之為衝突的焦點，進行殊死的搏鬥。

清軍入關，繼續推行這個政策。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軍打敗李自成進入山海關的第一天就下令剃頭。五月初一日，清攝政王多爾袞率領清軍過通州，知州迎降，多爾袞“諭令剃發”。初二進北京，次日多爾袞給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別發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撫，要求“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發，衣冠悉遵本朝製度”。（《清世祖實錄》卷五 順治元年五月庚寅）這是滿清進入北京後正式下達剃發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這一政策遭到漢族人民的強烈反對，在朝漢族官員遵令剃發者為數寥寥，不過孫之獬、李若琳等最無恥的幾個人。不少官員觀望不出，甚至護發南逃，畿輔地區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連吳三桂也極言之。“（吳）至齊化門，居民出迎，見百姓皆剃發，垂泣曰：“清人輕中國矣，前得高麗，亦欲剃發，麗人以死爭之曰，我國衣冠相傳數千年，若欲去發寧去頭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屬國耶？我來遲，誤爾等矣。”（《搜聞續筆》）多爾袞見滿洲貴族的統治還不穩固，自知操之過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順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諭旨中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發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 （《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軍入關後，剃發、易衣冠的政策隻實行了一個月。

然而，這一政策並未就此完結。當滿洲統治者認為天下大定之時，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態，悍然下令全國男性官民一律剃發。

清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軍攻占南京，多爾袞即遣使諭令多鐸“各處文武軍民盡令剃發，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十五日諭禮部道：“向來剃發之製，不即令畫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製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清世祖實錄》卷十七）這是對民眾的。同時要求地方官員嚴厲執行，更不許疏請維持束發舊製，否則“殺無赦。”這是一道嚴令，隻能執行，不許違抗。滿洲統治者其實把辮子作為的“良民證”使用！多爾袞在順治元年五月講到剃發令時，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別順逆”：“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發，以別順逆”！

應該承認，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降清的齷齪漢官起了一定的惡劣作用，最無恥是，就是上麵提到的孫之獬，孫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場上聲名狼藉，一度名列魏忠賢逆黨。清兵入京後，他為投*新主子，極盡巴結阿諛之能。為了表示他效忠滿清之誠。“於眾人未剃發之前，即行剃發，舉家男婦皆效滿裝。”（將良騏《東華錄》卷五）並迅速上奏清廷，諂媚滿洲統治者。據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雲：“我朝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製。……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為計，首剃發迎降，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人以其為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其為滿飾也，不容。於是羞憤上疏，大略謂：‘陛下平定中國，萬裏鼎新，而衣冠束發之製，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於是削發令下。而中原之民無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鬥，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於貪慕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1647年六月，山東謝遷領導的反清義軍攻破淄川，擒獲孫之獬，深恨其無恥，用錐子遍刺其身，插上頭發，恨聲不絕地罵道：“爾貪一官，編天下人之發，今我為汝種發！”孫之獬自知眾怒難犯，已無活理，破口大罵。義軍將其口縫上，淩遲、肢解而死，還把他在城中的孫子、曾孫殺個精光！民憤之大，於此可見！

是否由此就可以說，滿清的剃發易服政策是因為孫之獬而來呢？不是！“剃發易服”本來就是滿清王朝既定的“國策”，有沒有人出麵“奏請”，頭發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換的，隻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而且這一切，依據滿清的統治實力而變化。清廷“定鼎燕京”之後，當時還沒有占據全中國的野心，多爾袞下令剃發，有人認為這使得“南人聞風警畏，非一統之策也”多爾袞說“何言一統？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耳。”可見，對於能否一統天下，滿洲貴族這時還沒有把把握，在等待局勢變化。清軍占領南京之後，滿洲貴族才有統一天下的野心，這從“剃發、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來。“定鼎燕京”之後下達的剃發令遭到漢人的激烈反對，連吳三桂也極力要求罷除剃發令。這個時候，清廷還擔心自己立足未穩，害怕喪失人心，激成兵變、民變，所以暫時罷剃。多爾袞發一紙詔書敷衍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發，一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自此之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上同）清軍占領南京之後，認為統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勢，民族征服者的猙獰麵目就露出來了！這回，多爾袞也不管漢人願不願意了，反正是人為魚肉，我為刀俎“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上同）措辭非常嚴厲，結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強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譴兵四處瘋狂屠殺。滿清王朝的辮子、衣冠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來。

孫之獬的諂媚之舉無疑符合滿清貴族的征服、奴化策略，但它悖逆了廣大漢族人民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感情，因而招致了漢人的刻骨仇恨！而滿清統治者在推行這一政策的野蠻、殘暴、愚昧、荒謬、落後、反動，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至於孫之懈，不過是臣服在滿洲貴族腳下之一小小降臣，*豎仆役之類，不足道耳，何談參與軍政大計？即使果真孫之懈上疏奏請剃發，也不過正中滿洲貴族的下懷，他們正急切巴望著有這樣的漢族降臣出麵“奏請”，也好封漢人的口，讓其“國策”推行起來更加“名正言順”而已！道理很簡單，他們本來就不願意保留漢族的習俗，避免漢人因發式、衣冠的差異引發“華夷之辯”，產生“亡國之痛”，進而起來“驅除胡虜”。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轍。所以滿清的剃發易服政策執行的是如此的殘酷、血腥而又堅決、徹底！“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

剃發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動極為重大，它激起了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反抗以至於大規模的武裝鬥爭幾乎遍及全國，導致了長期的政局不穩，以至生靈塗炭。

當時，除了不願意剃發被斬殺的人之外，還有許多激於義憤，懸梁、投水而死的人，明少詹事徐開投水死，（《明季南略》卷四）中書舍人文震亨絕食六****，遺筆“僅保一發，以見祖宗於地下。”（《聖安本紀》卷六）有一個叫周之蘭的戲子，是個唱生角的名優，對妻子說“如果一定要剃我的頭發，我寧可去死！”，妻子回答說“那我也一塊死！”於是，夫妻兩個人一同跳井而死！“一梨園人周之蘭，裝扮正生角色，稱名優，剃發令急，語其妻曰，‘必剃我發我寧死耳’，妻應之曰，‘是則我亦死耳’，遂同投井而死。”（《崇禎忠節錄》卷四）更有甚者，舉家逃入深山，儼然桃花園中人，溫州雁蕩山區，有一徐姓人氏，“不肯剃發，約其宗族數十人，攜牛羊雞犬，耕織之具，凡人世資生之所需者畢備，攀緣而上，剪茅架屋數十間，隨塞來路，去之三十年，其親串莫得其音塵，不知其生死如何也。”（《黃梨洲文集》傳狀類）

這種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引起了漢族人民的極大憤恨。清軍占領南京之後，剃發令依次達到蘇州、常熟、太倉、昆山、嘉定等地，人心大嘩，群起抗命，紛紛挺身進行武裝鬥爭，清廷隨之進行殘酷鎮壓。六月十四日，清軍攻破常熟，清將佟某下令屠，殺戮甚慘“通衢小巷，橋畔河幹，敗屋眢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餘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海角遺編》）十六日，佟某等滿載金帛子女而歸，常熟複起自衛。八月十七日，清軍複來，見不剃發者即殺。八月二十五日，清兵北巡常熟以北之福山塘，迫令剃發，“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上同）。六月十三日，剃法令達到太倉，清將張某詭稱召集當地縉紳舉行會議，各縉紳來到之後，突然下令剃發，眾人方知受騙，即皆掩麵痛哭，旋被髡剃。（大概是一邊哭一邊被剃頭吧，這種滑稽又殘酷的場景，想起來簡直令人哭笑不得。）七月初六，清軍攻破昆山，總兵王佐才率兵巷戰，矢盡力竭，坐衙署中整齊衣冠自殺，舉人周室瑜、貢生朱集璜戰死，諸生顧炎武出逃得免。清軍屠城三日，“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兩縣續修合誌》卷五一兵紀）。

1645年五月，李自成敗死於湖北通山九宮山，之後，其部下群龍無首、進退無據，被迫先後投效於清廷阿濟格、佟養和部，但並未剃發。到十月間，清方剃發令下，農民軍堅不剃頭，紛紛倒戈，分別投向南明何騰蛟、堵胤錫部。足見剃發問題，對明清雙方的影響之大，清廷以剃發、易服作為屈服、效忠清廷的奴隸標簽，而蓄發、保衣冠則成為漢人捍衛民族文化千秋祖業和堅守民族大義的象征！不僅如此，當時的朝鮮、日本等華夏文化體係的國家，也把漢族服飾文化的消亡當作華夏文化衰落、消亡的標誌！1667（清康熙六年）年到北京的朝鮮使者回國之後，在其向朝鮮國王的報告中感歎道“漢儀不複見，何日變中華？”可見，在這位使者的眼裏，漢族衣冠的消失代表著中華文化的消亡！他並且說，當時的北京居民，見到他的衣服，低頭哭泣，神情悲慘。“見臣等著冠耳，指示其兒曰，此乃明朝舊製，垂頭而泣，見來慘然矣。”（《李朝實錄》顯宗八年正月），漢族人民遭受的精神摧殘於此可見！

實際上，寬衣大袖、峨冠博帶的服飾，加上蓄發、束發的傳統，共同構成華夏民族延續上千年的獨特風景線，也成為古典中國文明在外觀上最重要的象征！可以看成是華夏文明的外在軀體！正因為如此，漢族人民的奮起反抗，不是為一家一族的封建皇權而戰，不是為一派一係的學說而戰，而是為捍衛華夏文明而戰，為捍衛漢民族（華夏民族）的民族尊嚴而戰鬥！為保存漢族（華夏）之所以為漢族的存在而戰鬥！一位西方傳教士目睹了這個過程，記載說“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為保衛他們的頭發拚死鬥爭，比為皇帝和國家戰鬥得更英勇，不但把韃靼人趕出了他們的城市，還把他們打到錢塘江，趕過了江北，殺死了很多韃靼人。”（衛匡國在《韃靼戰紀》）

嘉定，因剃發被屠殺三次，史稱“嘉定三屠”另外，還有大家熟知的江陰人民反剃發鬥爭。時人陳確記：“去秋新令：不剃發者以違製論斬。令發後，吏詗不剃發者至軍門，朝至朝斬，夕至夕斬。”（《陳確集》卷三十）許多地方的抗清鬥爭不是始於清廷接管之時，而起於剃發令頒布之日。江陰人民壯烈的據城抗清就是在滿清委派的知縣宣布剃發之後，相率“拜且哭曰：頭可斷，發不可剃”的情況下爆發的。從閏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兩個多月期間，清軍對江陰屢攻不下，喪亡“三位王爺和十八員大將”，而江陰城中糧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戰士們卻士氣越發的激昂，高唱著“江陰人打仗八十日，寧死不投降”的雄壯軍歌。清軍又調來西洋大炮轟城，八月二十日，江陰城被清軍攻破。清軍攻進江陰後，十分痛恨江陰人民的頑強抵抗，就下令屠城，“滿城屠淨，然後封刀”。全城人民“鹹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大砍大殺了三天，被屠殺者達17萬兩千人，未死的老小僅有53人。江陰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達80多天之久，打敗了清軍二三十萬的大軍，殺死了七萬五千多清兵，使滿清侵略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中國通史》丁文主編）。在嘉定三屠後，當滿清統治者“如願以嚐”的將“削發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頭的時候，滿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載：在滿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內民眾無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滿清自入關到占領南京，其間無論是揮戈西征還是舉兵南伐無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許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傳檄而定，沒有受到十分頑強的抵抗。為何如漢人的抵抗態度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呢？明末朝廷吏治腐敗、貪瀆橫行，官貴殷實卻國庫空虛。為鎮壓農民起義和抵禦女真南下，明思宗不斷向民眾加派三餉(剿餉、練餉、遼餉)，民不堪命怨聲載道。鹹認明廷橫征暴斂不恤民艱。孟子所言：“君視民如草介，民視君如寇仇”就是這個道理。更早的詩經則有民眾的怒斥：“時日曷喪，吾及汝皆亡”！故無論思宗自縊煤山或弘光被擒蕪湖，民眾都不以為意。因風傳滿清輕徭薄賦，漢人反而對於滿清則翹首以望，隻要這傳聞屬實，漢民並不介意胡人帝於中華。在華夏民眾看來，雖然金鑾殿的皇帝變了，但隻要自己不受幹擾地照舊生活，中國仍然是中國，漢民照樣是漢民。賦稅反正總是要交的，如果滿清皇帝輕徭薄賦豈不更好？待滿清剃頭令嚴厲重頒之時，民眾如夢大醒，遂怒不可遏。原來滿清皇帝不僅是要交稅服役，還要變我風俗習慣，毀我文化傳統。按此胡服垂辮，華夏將成胡虜，中國將不再是中國，“言語、風俗、曆史，三者喪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書》）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熱血者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一夕之間竟成燎原之勢。

明儒顧炎武很明確地把“亡國”和“亡天下”兩個概念區別開。他在《日知錄》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曆史上改朝換代的“易姓改號，謂之亡國”，如滿清那樣使“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還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與有責焉”。這就是後人總結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換言之，曆史上的“易姓改號”的“亡國”就是“亡朝代”，“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國家”。著名曆史學家顧誠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節寫道：“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政權取代明朝隻是“易姓改號”，朱明王朝的掙紮圖存是宗室、皇親國戚、世襲勳臣之類“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紳士民沒有多大關係；而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發左衽”（剃頭改製），“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奮起反抗。”

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對此頗感不解。他們疑問為什麽“為保守頭顱柔順如羊之漢人，今則因保守其發而奮起如虎”？漢族人民先“保守頭顱”是不願為保衛昏庸腐敗的明廷上陣拚殺。後“奮起如虎”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民族尊嚴。漢族的發式衣冠是華夏民族文化傳統的象征。滿清要把漢族人民的民族尊嚴和民族感情踩在腳下，這就遭到了漢族人民堅決的浴血反抗。

綿綿青絲，
使君多情，
彤管在意，
念念不停。


綿綿青絲
以君多愁
漢簡在握
喻我同儔


綿綿青絲
為君多求
鋼刀在頸
碧血長流
　　――吳飛：《煩惱絲》

相應的，為了保證推行剃法令能夠執行到底，滿洲統治者對起義反抗的義軍進行武力鎮壓，這種鎮壓，還伴隨著搶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殺人立威。

清廷頒行“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不是百姓的口頭闡，而是滿清正式頒布的命令)，“不隨本朝製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王先謙《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順治二年六月丙寅）這是以多爾袞為代表的滿洲貴族發布的“屠城令”：有蓄發者立執而剃之，不服則斬，懸其頭於剃頭挑子所縛高竿之上示眾。

以嘉定三屠為例，滿洲統治者“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風柔弱”的江南民眾的反抗怒火，立刻在鬆山、昆山、蘇州、嘉興、紹興、江陰等地熊熊燃燒。嘉定城中民眾不分男女老幼，紛紛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臨時組織的民眾義軍無法與滿洲正規軍和漢*軍的聯盟對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後，清軍蜂擁而入。當屠城令下達之時，清兵“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叢棘，必用長槍亂攪。”“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麵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清兵“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若見年輕美色女子，遂“日晝街坊當眾*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紀事》）史家慨歎：“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業─滿清開國史》)。血腥屠殺之後，清兵便四出掠奪財物。“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屍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殺持續了一日，約三萬人遇害，“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屍滿河，舟行無下篙處”。更有甚者，清軍“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等物三百餘船”，（《嘉定乙酉紀事》）滿載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還有屠江陰，屠昆山、屠嘉興、屠常熟、屠廣州、屠贛州、屠湘潭，此外還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滿清政府甚至勾結荷蘭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廈門）義士百姓屠戮殆盡，屍積成山，血流成河。清軍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殺戮一空，其逃出城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王家楨《研堂見聞雜記》）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湘潭後的屠城；同年鎮壓大同總兵薑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朕命大軍圍城，築牆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後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累骸燼成阜，行人於二、三裏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痤焉，表曰共塚。”“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滿清侵略者標榜的“吊民伐罪”的偽善。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古語雲：“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顧誠《南明史》第6章第2節第20章第3節）。被滿清殺害的江西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變紀略》，僅有抄本傳世，該書於乾隆四十四年被滿清禁毀。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書中對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進行了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滿清兵將婦女抓來“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無晝夜”輪*的獸行，更是人間罕見。（顧誠《南明史》第16章第1節）。

從滿清入關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殺，全國南北皆成廢墟，直隸是“一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湊議，卷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湊議，卷4），湖廣是“彌望千裏，絕無人煙”（劉餘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4），素稱“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國溫江縣，民政，戶口）。許多繁華的大都市盡毀於清軍之手，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


剃發、屠戮總是和奴役並行。

滿清入關前後除了對漢族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剃發易服和血腥屠戮外，還進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獄、保甲連坐製等等一係列民族壓迫政策。史籍記載，1644年5月滿清政權入關，把燕京確定為首都後，便在京城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當於今日東城、西城的內城，隻許滿、蒙、漢三個八旗的將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來住在內城的漢、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則全部被迫遷移至京師外城——即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崇文、宣武兩區。另外，多爾袞以安置滿洲“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漢民“投充”旗下，強製實行落後的農奴製，原來的小農變成了奴隸。奴隸逃亡，即實行重治“窩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窩主”，加之連坐，不知有多少人為此喪家亡身。滿清將被圈土地分給皇室、王公、八旗官員和旗丁，又稱旗地。名義上是圈占無主荒地或明朝貴族的官莊，其實在圈占過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為官莊，把熟地硬說是荒地，把私田硬說成無主的荒地。同時，“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傾家蕩產，無以生計。結果大量漢人淪為滿人的莊客，成為供他們奴役、剝削的農奴。圈地運動持續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吳於廑，齊世榮主編）多爾袞不顧人民的死活，還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為剃頭、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牽連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八）

在這近兩代人的時間內，滿洲統治者不僅對反抗者進行血腥屠殺，而且，對已經順降者也實施嚴格的管控，隻要對剃發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頭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寧巡撫土國寶宣布：“剃發、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 ”鎮江知府從別處運來拒不剃發者的首級示眾，威脅人民，貼出告示“一人不剃發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

順治二年十一月，多爾袞往京東地區打獵，有人報告豐潤縣生員張蘇之子張東海“不行剃發”。多爾袞當即派人將張東海斬首，其父杖責五十，革去生員名色，莊頭和鄰裏四人分別受杖。

順治五年，黃州府廣濟縣民胡俊甫因居住鄉村，一度患病臥床，沒有剃發。知府牛銓下鄉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滿清法度的厲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麵前訴說災荒困苦。深得“時中之道”的牛銓一眼瞥見這個蓄發違製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廣總督羅繡錦處請功。結果“胡俊甫立正典刑，鄉保張讚宇、鄰佑張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該縣知縣郝光輔也以失察罰俸示懲。

順治十年，刑部擒獲了兩個沒有剃發的人，“供係唱旦戲子，故此留發；在外戲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頒詔雲：“剃頭之令，不遵者斬，頒行已久，並無戲子準與留發之例。今二犯敢於違禁，好生可惡。著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內外通行傳飭，如有借前項戲子名色留發者限文到十日內即行剃發；若過限仍敢違禁，許諸人即為拿獲，在內送刑部審明處斬，在外送該管地方官奏請正法。如見者不行舉首，勿論官民從重治罪。”（顧誠《南明史》第六章第二節）

值得一提的是，滿洲統治者在頒布剃發令所要求的剃發標準，並非現在人們常常看到的剃半個頭，而是將頭顱四周的頭發都剃掉，隻留一頂如錢大，結辮下垂。在頭頂留發一錢大，大於一錢要處死！那種清末才有的、現在不合事實地壟斷了所有清裝戲的陰陽頭發式，放在當時也得死，因為滿清規定：“剃發不如式者亦斬。”順治四年，滸墅關民丁泉“周環僅剃少許，留頂甚大”，被地方官拿獲，以“本犯即無*宄之心，甘違同風之化，法無可貸”為由上奏，奉朱批：“著就彼處斬”，縣官也以失察“從重議處，家長、地鄰即應擬罪”。

秦世禎《撫浙檄草》：“小頂辮發”每個漢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毀傷”的頭發屈辱地剃去，隻留下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小辮，叫“金錢鼠尾”式。將四周頭發全部剃去，僅留頭頂中心的頭發，其形狀一如金錢，而中心部分的頭發，則被結辮下垂，形如鼠尾，實在不堪入目。而1647年，（永曆元年）清寇攻陷廣州時的剃發易服令竟還無恥的說：“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福州遺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紀》憤怒寫道：“時剃頭令下，閭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膻。”“華人髡為夷，苟活不如死！”（顧炎武《斷發》詩）。

金　錢　鼠　尾

注：事實上，滿清發式從明代到清末是一直變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發式，與清末那樣的前剃後辮有很大距離，剃發數量與結辮粗細差別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萬曆二十三年，朝鮮派往赫圖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紀程圖記》一書中詳細記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的營壘裏所見到的各方麵情況。其中關於發式這樣寫道：“女真習俗都剃發，隻留腦後少許，上下二條結辮以垂。除上唇胡須隻留左右十餘根外，其餘都鑷去。女真男性的發式，即其剃發的習俗，是將大部分頭發剃掉，隻留腦後很少的一點頭發，結成辮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發式的全貌：腦後留下小手指細的頭發，擰成繩索一樣下垂，餘發全部剃掉。配合這樣的發式，胡須隻留上唇左右十餘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內藤因海難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韃靼漂流記》一書。書中這樣描寫清人的發式：“他們的人都剃頭，把頭頂上的頭發留下來，分成三綹編成辮子。他們男子把唇上的胡須留下來，把下麵的剃掉。無論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樣。”對於滿洲“留頭不留發”的標準發式“金錢鼠尾”，當時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遺編》敘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後事，記載滿人發式，是所謂“金錢小頂”。

1799年，日本寬政十一年，滿清嘉慶四年，中川忠英於長崎訪談清國商人，出版了一本專門輯錄清國人習俗的書《清俗紀聞》一書，其中《冠禮》卷的繪畫中，一側背站立的教書先生頭頂蓄發，編一長辮垂於後背，其長度已達腰部，辮尾有發帶係結。從這張實圖上看，頭頂蓄發，部位沒有變，但麵積已遠不止於一個金錢大，而是足有4個金錢大，相當於一掌心的麵積。按照圖上的式樣同清初金錢鼠尾的情況相比，蓄發從一個金錢變成四或五個金錢，數量比清初增多是明顯的，但是如果將剃發與蓄發相比較，剃發還是主要的，也就是說剃發占大部分，蓄發仍然屬於少部分。而再過100年，即在揚州十日200年後，清人的辮子變粗了，剃頭麵積變小了，由初期的金錢鼠尾式變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陰陽頭—半瓢”式。陳登原《國史舊聞》中描述得：剃發，就是把額角兩端，引一直線，依此直線剃去直線以外之發。現將清末發式與剃發令發式比較一下，結果令人吃驚地發現，兩者雖是繼承演變關係，但差別較大。前者幾乎將全部頭發剃掉，隻留腦後小手指細的結辮下垂。而清末則將大部分頭發保留下來，結辮下垂，僅剃掉極少一部分頭發。都是又剃又辮的發式，卻給人以判若兩人的印象。辮子和剃頭是成反比的，這時的辮子已經簡直比一條小蛇還粗！為什麽會長粗？遺老張鈁《清末社會鱗爪》記載：清軍“在打交手白刃戰時，將辮子纏於脖項，借以避刀砍。所以軍人的辮子較大，如發少則搭以假發，或加黑絲線，以壯其形態。”就這樣，滿清的辮子，經曆了：鼠尾——豬尾——蛇尾的發展過程，才發展到我們今天認識的陰陽頭的形態。

滿清的剃發易服令激起漢族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對，順治二年十月，孔子後人，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謤奏言：“近奉剃頭之例，四氏子孫又告廟遵旨剃發，以明歸順之誠，豈敢再有妄議。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莫要於冠服。……惟臣祖當年自為物身者無非斟酌古製所載章甫之冠，所衣縫掖之服，遂為萬世不易之程，子孫世世守之。自漢、唐、宋、金、元以迄明時，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誠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遺規，不忍令其湮沒也。即剃頭之例，當時原未議及四氏子孫，自四家剃發後，章甫縫掖不變於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變，使天下雖知臣家之能盡忠，又惜臣家未能盡孝，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發，以複本等衣冠，統惟聖裁。”（《清世祖實錄》一[過濾詞]五年十月初三日孔聞謤揭帖）孔聞謤搬出孔子這塊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為例，滿以為可以抵擋一陣子，保住先世蓄發衣冠。不料卻碰了個大釘子，得旨：“剃發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發，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製，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連孔子的麵子也不給。這就揭穿了滿洲統治者所謂“尊孔崇儒”的真麵目：“奉行儒術，崇飾觀聽。”不過是“南麵之術，愚民之計”（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罷了。對孔聞謤，算是比較客氣，“姑念聖裔免死”，把他殺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擺“崇儒”的高姿態。對另外的人，就沒這麽客氣了，而是“殺無赦”。

這種“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極端殘暴的民族壓迫政策，使外國人也無比震驚：“至今為止，用如此殘忍的手段迫使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風俗習慣，世界上還沒有類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類學入門》）。

剃發易衣冠成了順治年間社會矛盾的焦點。不僅激起了強烈新統區人民士紳的反抗，就連己然剃發的滿洲忠順之臣、甚至滿洲貴族中也對此政策提出了疑議。然而滿洲最高統治者推行剃發易服決心之大，態度之堅決，絲毫沒有通融的餘地。

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1654），自順治元年冬降清後，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統治者多爾袞、福臨的信任，官居吏部尚書、內院大學士的複社文人陳名夏，因私下議論“隻須留頭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處以絞刑。彈劾陳名夏的是早在滿洲還沒入關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內院大學士的漢臣寧完我，寧完我在奏疏中說：“臣思我國臣民之眾，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統一天下者，以衣服便於騎射，士馬精強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我國也”。（《清史列傳》陳名夏）其實，苟且乞憐的陳名夏隻是出於對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議論卻觸犯了清廷的忌諱諱，拍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斬殺也在預料之中。

滿洲統治者的全國統治確立之後，在滿洲貴族內部，也有人就冠服問題提出疑義，要求考慮恢複華夏衣冠，但滿清統治集團對內部的異議也堅決予肅整。滿清入關之前，文才極高曾甚受皇太極信任的滿族文臣庫爾纏因主張漢化終見惡於皇太極，被借故處死。同時，“衣服騎射，不可輕變”這也是皇太極早就告戒過滿洲貴族們的“祖訓”。皇太極總結以前遼、金、元的教訓認為：遊牧貴族一旦從馬背上下來，就很快淹沒在漢化的潮流之中。所以，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漢化”他們的裝束絕不能改變，更重要的：胡服是騎射的必要，騎射又是武力精強的必需，武力精強才是一切殖民政權進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證！

滿洲統治者的心願：誓死也要剃掉最後一個漢人的頭發，誓死也要換下最後一件漢族的服裝！

清廷在招降鄭成功、鄭經父子時，總提出以剃發、登陸為前提條件，鄭方則堅持相反的意見，雙方議論不決。1662年，鄭成功病故，鄭經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鮮舊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辮發易衣冠”，清廷不許。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經完全確立下來，“反清複明”也成了一句空話，清、鄭雙方還在為臣服的方式、辮子衣冠的問題爭執不下。最後，鄭經提出，台灣全島皆可剃發、換裝，隻有他一人不剃不換，清廷也仍不許。台灣軍民最終沒能保住漢式衣冠，1683年，清軍入台灣，消滅鄭氏餘部，滿洲貴族剃掉最後一個漢人頭發的鴻願終於“大功告成”！

在屠殺與抗爭了三十七年之後，漢服最終從華夏的土地上消失。滿服的長袍、馬褂、瓜皮帽，再加一條金錢鼠尾的裝束，就這麽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來。
第二節　滿清最高統治者為何如此堅決的要判處華夏衣冠死刑

從1644年清軍入關算起至此已四十個年頭，幾乎兩代人的時間。現代有些學者強烈批評當年滿清統治集團“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並指出這是激起漢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滿清統一中國的步伐本可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但結果卻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這些學者講的當然很有道理，但卻忽略了滿清統治集團所采取的這一血腥措施雖然增加了它統一中國的難度，但卻帶來了它的“長治久安”。說來，這也是它在吸取了許多曆史經驗教訓後所做出的深謀遠慮的決策。中國曆史上發生過多次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況。人數遠比華夏民族少的遊牧民族往往能憑借其悍戰和機動，通過殘酷的殺戮來征服農耕定居的漢民族。然而在占領中國全部或部份後，他們都永遠麵臨這樣一個難題：怎麽統治漢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將領向元主窩闊台建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 即殺光漢人，從而把耕地都變成牧場。不過持這樣瘋子般觀點的人畢竟還是極少數。因為稍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殘酷殺戮手段不是為殺戮而殺戮，而是用於征服漢人。征服漢人則是為了榨取漢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漢人都殺光了，誰來供他們役使？誰來勞作給他們的豪華奢侈生活提供各類消費品？不殺無反抗舉動的漢人而隻是壓榨役使他們，這就是說要統治他們。征服可以隻用屠刀，統治則非但不能隻用屠刀。而且更經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種製度。而製度又往往要以文字來體現和用語言來傳達。由於漢人的數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語言向漢族民眾下達征調的命令。又由於入塞少數民族文化上極為落後，沒有文字或隻有剛創製不久相當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難以使用它來陳述較複雜的條文。更不可能教化漢人去認識這種文字。有鑒於此，征服者不得不學著使用漢語漢文。如果事情僅此而已，那局麵還不算嚴重。問題在於征服者中的某些人會因“工作需要”學習使用漢語漢文而發展至對漢文化的向往和傾慕。在文化層麵向華夏趨同。另一些人雖厭於讀書，但定居的舒適生活使之疏懶怠倦貪圖安逸，以至弓馬廢弛刀槍崩鏽，有如過往毫無尚武精神的漢族士大夫那般。

滿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顏女真就曾走過這樣一條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後的蒙古也都走上這條不歸路。再往更遙遠的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強悍，最終也融化在漢文化之中。鮮卑拓跋部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殺統一了北中國。一百年後，有位叫陳慶之的南朝人有機會到洛陽。他一看真是大開眼界。回到建康到處對人說：“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 這說明經過幾代人的時間，拓跋鮮卑已完全接受漢文化。

滿清帝國的開創者努爾哈赤、奠基者皇太極、實際締造者多爾袞都通曉漢語漢文。努爾哈赤熟讀《三國》、《水滸》。皇太極、多爾袞對華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這一方麵使之施政能力遊刃有餘，另一方麵又使之深懷憂慮。祖先的前車之鑒時時在他們腦際敲著警鍾。

僅以保持本民族的統治地位為目的是不夠的。如果統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習俗上的徹底消亡為代價，那有什麽意義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於華夏，那統治地位也就隻是鏡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統治權輕易地轉到純粹漢人的手中。就象楊堅代周那樣。其結果是本民族徹底消失。

滿洲統治者懷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滿族對漢族的統治，又要務使不被漢族同化。換言之，決不重蹈先輩們的覆轍。從實際上考慮，確實不可能要數量數百倍於滿族的漢族民眾習滿文滿語，但卻可以要漢人丟棄自己民族的衣冠發式而依從滿族的衣冠發式。

民族文化的構成除了文字語言外還有衣冠發式風俗習慣等。如果說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內涵，那麽衣冠發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觀。滿清征服者不得已從漢語漢文，但若能令使漢人皆從滿族衣冠發式那也差強人意。而且很多時候外觀重於內涵。外觀一眼便及，內涵須進入才知。更何況大量的漢族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