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為第一人口大國是古代精英精心策劃的結果[轉貼]

中國成為第一人口大國是古代精英精心策劃的結果

送交者: 水寒 2006年11月20日19:05:50

中國成為第一人口大國是古代精英精心策劃的結果 --辯證看待中華傳統生育文化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古代生存條件惡劣，瘟疫、疾病、自然災害、猛獸、戰爭、饑荒等常使得人口劇減。人類繁衍非常緩慢，並且充滿風險。很多曾經輝煌的民族都先後滅絕。繁衍後代是一種動物本能。但是如何使得這種本領得到強化，就是生育文化。現在幸存的民族都經過長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這些生育文化支撐著民族的持續發展。 中華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較有利的地理環境外，更得益於獨特的中華生育文化。中華生育文化可以歸納成兩個點：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強調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勵；“萬惡淫為首”是通過將“性”局限於夫妻而保護生育器官、維持社會道德（看看現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和低生育率就知道為什麽“萬惡淫為首”）。因此中華生育文化可以濃縮成兩個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為先”，“性”指的是“萬惡淫為首”（筆者在《談性說愛論人口》將單獨討論）。 1、百善孝為先 《孟子.離婁》中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孝三事，趙歧的注釋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孟子認為，無後是比陷親不義，不贍養父母更為不孝的事。在孔子學說中，“孝”首先意味著生育傳嗣，延續香火。可見生育傳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視為了“孝”的最高體現，“孝”也就成了人們最強的生育動機。中國曆史上一直維持在幾千萬人口，“無後”所以“為大”者意義在此。孔門的孝的意蘊是豐富的。孝的生育動機對維係宗姓的存在，促進人口發展與社會進步，對創建東方特有的家庭道德準則，培養漢民族傳統的親子情感，對提高人的生育動機水平，使之遠離全憑性欲驅使的動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標誌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麵多重含義：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續發展是最重要的。 2、養老。 3、維持良好的社會道德。 有人說中國沒有產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產生時的幾千年之前，中國就已經有家廟、祖宗祭祀。據甲骨文記載，中國夏商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係統化的祖先祭祀儀式。紮根於每個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實是中華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這些生育文化將個人利益與繁衍高度掛鉤，並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養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還影響死後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沒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會結束，香火就會斷絕，家族就不能持續存在。因此孔子認為保持身體健康無病也是對父母的孝，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養老隻需要幾年、幾十年；而死後的祭祀卻需要數百年、上千年，比養老要重要多了。人死為神，並且這個神是自己家族的神，專門保佑子孫後代的，因此子孫的“孝”既有本能，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後保佑）。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國是祖宗崇拜。從心理學角度看，“孝”是驅動人們生育的動機力量。因此有人說：宗教是猶太人的曆史，曆史是中國人的宗教。根據《禮記·昏義》所說：婚姻的目的是 “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生育的傳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確。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還從贍養，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著生育動機作用。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子認為，孝不能僅局限於養父母，因為犬馬都能養主人，重要的是敬重雙親。怎樣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隻能算是贍養，尚不是稱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兒子在父母麵前要經常有愉悅的容色。《禮記.禮充》中說：“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無違”，即不違父母旨意。儒家學說通過對孝的規範，不僅製定了兒子對父母的行為準則，也把父母的生養、死葬和精神愉悅都托付給了兒子。這樣，對孝的動人後果的歧望與追求，必然成了推動人們從自身的“老有所養，老有所敬”諸方麵而去謀求生育兒子的強大動機力量。 其實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報”的概念，隻是表述不同而已。“孝”文化是人類各民族family security係統的核心，而familysecurity係統的確立使得人類走向文明。換句話說，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現在西方國家由於socialsecurity的建立，“孝”的觀念降低，很多中國人還以為“孝”隻是中華文化特有（其實隻是中華文化將“孝”文化上升到宗教高度；但是西方還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國卻沒有）。其實幾十年前歐洲的家庭模式與中國沒有太大的差別：老人在家幫忙照顧孫子、孫女，兒子、兒媳承擔家庭主要勞動。 《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就是說：如果對於去世者的喪禮能慎重地處理舉行，日久之後亦能定期舉行祭禮不斷追思的話，社會之風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漸漸篤厚起來的。換句話說，慎終追遠講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來。那麽慎終追遠之後，為何民德就可以歸厚了呢？因為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本能的、不講回報的，是心甘情願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無限的心血和愛意，人就會產生一種回報的心理，這種回報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此孝心經過不斷地培養、成長、擴展，最會形成了一個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質。這種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愛和孝擴展到全社會，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也就是為什麽儒家說“百善孝為先”。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行為規範，曆代統治階級不但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教化（古代還有舉孝廉的製度，最近也有學者和政協委員提出要將“孝”作為選拔公務員的標準之一），而且還在立法上進行多方麵的保護，甚至將不孝列入十惡不赦的罪行之一。 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國家庭結構被計劃生育政策所破壞，預示著今後道德的淪喪（事實上現在已經開始了，將本來應該用來養育小孩的精力化在歌廳、酒吧、牌桌上，社會道德能好嗎？）。幾千年來“斷子絕孫”是最惡毒的咒語（因為意味著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續發展），現在竟然無所謂了。“以德治國”必須以恢複家庭結構為前提。 ２、古人談人口與國家富強、社會穩定的關係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對於一個國家的繁榮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國家需要勞動力，需要征收賦稅，需要征發徭役，需要兵源，這些都需要人口的基礎。在我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國強兵為生育目的者不絕於史。南宋思想家葉適總結說：“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強調“以人為本”，中國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亞裏斯多德都先後論述過“以人為本”。春秋齊國名相管仲說：“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倉廩實而知禮節”。孔子說：“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孔子說這話的時候，中國人口占世界1/3以上，現在中國人口隻占世界的1/5，不久將下降到1/6），就是說國家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是發展人口，相對於土地和生產力水平來說，使得人口最大化。每當看到人口眾多時，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讚歎說：“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問：“人多有什麽好處？”孔子說：“富之”、“教之”，就是說人多才能富強，富強才能產生文明禮義。總結管子和孔子的觀點：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後才能懂禮節，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類似現代城市化的“聚集效應”。 戰國秦國改革家商鞅說：“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強調的是人眾，其次才是兵強，人眾是兵強和國富的基礎。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他認為生育眾多的人口是使一個國家富強最為迫切的事，人口多國家更好治理，社會更為穩定。“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資源而是人口）。他將大量進行生育看成是富國的基礎，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財，必將不足。”《尉繚子》說：“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製則國治”。孟子說：“土地、人民、政事”是國家的“三寶”。孟子就說，諸侯有三寶，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務管理。南宋葉適則進而論述了以富國強兵為生育目的的道理：“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由而然矣”，“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眾，所欲而必遂”。《資治通鑒》：“人口滋多，則斌稅自廣”。就是說人口多，生產多，賦稅多，兵員廣，國力就增強，也有能力進行救災、度荒，並且人均賦稅輕，人均承擔的國防任務也輕，老百姓日子就好過，國家也就容易管理，社會也就更加穩定。 因此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人口的增殖。為了盡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徠民”（招徠他國之民）政策；荀子提出“以德”、“以力”、“以富”三種方法來“兼人”（即兼並他國人民）的政策。孔子認為首先應推行仁政，愛護百姓，以招徠其他諸侯國的人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 可見中國古代先賢們早就認識到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綜觀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時期都國運昌盛；而視百姓為草芥的時期都國運衰敗。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現在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在鼓勵生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還在“徠民”（吸引移民）。加入“徠民”隊伍的國家將越來越多。 ３、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時代背景 由於生育對家庭有回報，對國家也有利，曆代統治者都鼓勵生育，多生多育意願、多子多福觀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詵詵兮，宜樂子孫，振振兮”，“卑爾昌而熾，卑爾壽而富”之類子孫繁昌的祝福歌謠。統治者還通過采取一些措施鼓勵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會鰥寡現象的“合獨”主張，他說：“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則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墨子反對“重喪”、“蓄私”等一些不利於生育的習俗和製度。在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願影響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們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點。 為了增殖人口，發展經濟，中國古代還提倡早婚早育。男人決定家族，父母催著兒子結婚；女人決定民族，政府催著女子嫁人。 《黃帝內經.素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發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就是說男子16歲、女子14歲之後就具備生育能力，可以結婚。齊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張“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墨子說：“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墨子解釋說：“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說，如果按三年生一個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個孩子。但是由於好不容易將女兒培養成勞動力，父母還想女兒為家裏多做一些貢獻，父母並不希望女兒過早結婚離開家庭。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就用法律來設置結婚上限年齡（現在的婚姻法卻是設置結婚下限年齡），防止晚婚。從古代墓誌等資料總結，古代女子在15-19歲結婚為多。古代平均壽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減少），要珍惜生育時間，早結婚的話，孩子長大成人就是幫手；要是像現在30歲才結婚，一方麵完不成生育六七個孩子的任務，一方麵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會死亡，孩子便成孤兒了。並且早育對晚育更有利於優生(使得大多數孩子都在母親黃金生育年齡出生）。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模式下，男子20歲、女子17歲已經接近人生中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鼎盛時期，具備養家糊口的能力，而這個時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無論從物質再生產還是人口再生產角度，這個年齡結婚都是比較理想的。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協調的。過了這個時候再不結婚，可能會因為性饑渴的原因出現社會問題。 由於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戰亂常使得人口劇減，這種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觀念對維持中華民族人口的數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與中華民族勢均力敵的民族都消失了）。 4、現在西方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還比不上中國古代 中國古代的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勵精圖治，最終雪恥滅吳的故事一直在流傳，其實越王勾踐是否真的臥薪嚐膽倒是不可考證，但是古籍《國語》卻明確記載了越王為了強國而鼓勵生育，經過20年的鼓勵生息終於滅亡吳國。現在西方國家生育率低下，人口減少，在鼓勵生育，但其政策力度還不如2500年前的中國越國。勾踐說：“我聽說古代的賢明君主，四麵八方的移民來歸附他就象水往低處流似的。如今我無能力吸引移民，隻能帶領男女百姓繁殖人口”。 越王勾踐 “令壯者無取老妻，令老者無取壯妻”，因為這種年齡懸殊不利於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卻沒有，導致夫妻不育 。現在在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有這種婚姻法。 勾踐對不實行早婚者還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現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歲的時候都還是單身，日本婦女還有一半的人到33歲還沒有生育過孩子。 勾踐並重視生育安全：“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這是說，孕婦臨產時要向官府報告，官府派醫生守之，免費醫療，確保母子平安。現在西方國家還做不到生小孩免費醫療的，還得靠自己繳納醫療保險費，保險外自己還得掏錢，比如日本生孩子時保險會給30萬日元的補貼，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費用為41萬日元，加上懷孕期15次的孕婦健康檢查，還有嬰兒用品和孕婦服，所有費用加起來平均為60萬日元。 勾踐尤其是大力獎勵生育：“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就是說，生男孩，獎給一壺酒、一條狗；生女孩則獎勵一壺酒、一頭豬；倘若生了三胞胎，則國家委派專門的乳母照料；生雙胞胎的，國家負擔其中一個的撫育費。那些孤老、寡婦、患疾病的、貧困無依無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養他們的孩子。越王勾踐時代生育一個孩子獎勵二壺酒和一條狗、豬（當時生產力水平低，糧食產量低，養一頭豬、一條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農民家庭一年也養不了幾頭豬，能夠殺豬過年就算不錯的家庭了），這個獎勵分量相當於一個家庭至少兩個月的收入（美國2005年家庭中間收入4.6萬美元，要達到越王勾踐的獎勵強度，得獎勵7、8千美元才行，但是現在美國生育一個孩子隻有1000美元返稅；日本家庭收入600萬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補貼2006年增加後也不到40萬日元）。對於生育雙胞胎的，還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承擔一個小孩的撫養費的，對於生育三胞胎的，也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提供免費保姆的。 漢高帝規定“民產子，複勿事二歲”，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職工平均工資收入為447．8萬日元，二年徭役意味著給國家貢獻986萬日元。日本政府現行政策隻給每個家庭區區40萬日元，要是依照漢高帝那種鼓勵政策，得給986萬，相當於節省三分之一的撫養費（日本養一個小孩從小到大要花3000萬日元）。 西漢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詔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代人口稅中有一種算賦，是15歲至56歲的男女成年人交納的，每人一算，120錢。惠帝這個法令使15歲至30歲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賦，且達常人的5倍。也就是說，你不出嫁，不生育，那麽應該生育的子女的人頭稅就要你來負擔。現在西方國家雖然通過納稅懲罰丁克家庭和單身，但是其力度遠遠達不到漢惠帝時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現在讚助媒婆，相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真是小巫見大巫。 西晉政府法律規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也就是說，女兒到了十七歲，父母不嫁國家包辦。日本要是采納中國西晉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會被嚇死。 唐太宗觀元年（公元627年）下詔：“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製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準粵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準戶減少附殿”。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將婚嫁情況作為考核官吏升降的標準之一。現在西方國家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將降低單身率作為政績考核的。 可見相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現在西方國家在鼓勵生育方麵一方麵氣魄不夠，另一方麵還太小氣。以西方國家目前這種不痛不癢的鼓勵措施，難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從上麵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並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精英們精心策劃的結果：一方麵得益於精英們設計的生育文化，一方麵也是曆代統治者苦心經營的結果。中國人口眾多，主要是生出來的，而不是同化來的（有些民族同化了上千年，至今沒有同化過來）。中國人口眾多，使得中國沒有像古羅馬那樣蠻族化，沒有像拜占延那樣突厥化，也沒有像印度那樣雜化。羅馬帝國被蠻族所滅，再也沒有複興過來；中國晉代五胡亂華，但是後麵隋文帝憑借眾多的漢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統一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