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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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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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斷裂的悲劇——被滿清割斷的明朝與近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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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車別
看了一本《李漁傳》，作者在楔子裏說“李漁是被曆史超前三百多年製造出來。李漁這樣一個另類的人物，創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而能夠理解他的隻有我們今天吧”
作者認為李漁有著多方麵的成就，他是一個傑出的小說家，是一個傑出的戲劇家，是一個偉大的戲劇理論家，創造了一個中國戲劇敘事文學理論，堪稱“東方的黑格爾”，李漁還是一個出版家，運用五色套版疊印這種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出版《芥子園畫傳》，還是生活美學家，是園林建築藝術家。
作者認為李漁多方麵的成就和思想，隻有到了近現代的中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稱他是超前三百多年製造出來。然而我卻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李漁生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時候，他已經三十三歲了，比後來壯烈殉國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還大上十九歲多，他的個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圍經濟氛圍政治氛圍哺育了他的成長。如果說在他所處的時代，和他同一個年齡段的人物中，隻有他這麽一個人，那麽或許可以說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還能夠說他是超前三百年嗎？
比如和李漁同時代的有一個張岱
在夏鹹淳著的《明末奇才——張岱論》中有這麽一段話
“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光輝燦爛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藝的人物，乃是人類的驕傲。明朝時期，中國也出現了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文化景觀。當時思想文化的精英們，不論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人文科學領域，抑或是在文學藝術的園地，都有著超越時代的卓越建樹。李時珍，徐光啟，吳有性，徐弘祖，宋應星，李贄，唐順之，王陽明，黃宗羲，方以智，朱載堉，蘭陵笑笑生，湯顯祖，袁宏道，袁小修，馮夢龍，張貸，張溥、唐伯虎，石濤，八大山人，徐文長，李漁，傅山這一顆顆明星將中華文明點綴得格外絢麗奪目，那時中國也有自己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菲爾，莎士比亞，塞萬提斯”
其實說那個時代的人超前曆史三百年的聲音不絕於耳，比如有人說李贄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說黃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顧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當這麽多的人都是所謂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問，究竟是他們超前了三百年呢，還是中國在後來的發展中了落後了三百年，停滯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後回首古人，才發出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歎
其實明朝晚期和中國近現代之間的關係，從中國在滿清統治下淪為半殖民地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維新變法派和革命黨人使用的許多思想武器都是來自兩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論作為宣傳的武器
下麵我們一一列舉明代中國出現的與近現代文明接軌的思想和事實
一、政治上
在君臣關係上，嘉靖萬曆年間的思想家何心隱藏提出君臣應該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師，君臣相友”“相友而師”
在輿論監督上
萬曆年間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
在權力分配上，
東林黨人錢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
王夫之提出的虛君立憲思想
“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讚成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預定奕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處，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恃貴戚舊臣以夾輔”
“以法相裁，以義相製，……自天子始而天下鹹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黃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專製本質的思想
“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經濟上
王夫之明確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財產的主張
“若土，則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雖為天地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談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為己
土乎”
不幹涉的經濟主張：
“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
三、對待外國文明的態度上
瞿太素說：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與陳遵之書》）
徐光啟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這一個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
在徐光啟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圍繞著編寫《崇禎曆書》而對西方天文數學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翻譯和引入，徐光啟死後，李天經接任了他在科學方麵的工作，不僅繼續完成《崇禎曆書》餘下部分的編寫，而且按照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原則，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對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
比如《坤輿格致》是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和中國人楊之華、黃宏憲合作翻譯，共四卷。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裏科拉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製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製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禎皇帝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隻可惜，隨著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的批示沒有辦法落實，連這本中國政府組織中西學者合力翻譯的書籍，在滿清統治下也徹底散失，在愚昧的滿清統治下，這是這種類型書籍的必然命運，《天工開物》都會在中國失傳，更不必說別的了。
四、在開眼看世界上
人們把林則徐，魏源所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實際上這種說法根本錯誤，比他們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殖民強盜
徐光啟在《複蘇伯潤柱史》信中說“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為本，張揚個性上
王陽明說：“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
王艮說“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羅汝芳說“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
湯顯祖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反自賤者，何也。”（《貴生書信記》《明複說》）
明末大思想家陳確說“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縛，解放思想上
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
王陽明又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
明代唯物主義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關之雞
“學者於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為抉擇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為函關之雞者幾希”
馮夢龍在《廣笑府敘》中說“又笑那孔夫子這老頭，你絮絮叨叨說什麽道學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魯迅在五四時期說的話，然而這是提前了將近三百多年說的話。
七、在社會進化論方麵
嘉靖時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說
“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類癡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之，楫讓之後為放伐，放伐之後為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於今，理因時致宜，逝者皆芻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變發展方麵
王夫之說“大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麋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則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
這段話，是什麽意思？就是說在大昊以前，中國人不過是麋聚鳥集的野蠻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臨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個地方存在一個比中國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會，隻不過因為人力不通，所以那邊文明正處於強盛時期的時候，中國這邊由於處於野蠻狀態，而不能知道罷了。而到了中國文明強盛起來的時候，那邊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顯示出它的光輝，所以中國這邊也還是不能知道罷了。
“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
“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說中國的文明一會兒明亮，一會兒熄滅，將來必定消失退化到沒有文明的狀態，人也退化返回到軒轅以前，沒有一個不是夷狄（“蔑不夷矣”）。顯然這裏的“夷”正是和文明對立的野蠻的同意詞。
九、在捍衛文明，抵抗野蠻上
王夫之說“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
“夷夏者，義之猶嚴者”“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
痛斥“敗類之儒，鬻道統於夷狄盜賊而使竊”
朱舜水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也很大，這有梁啟超和李大釗的話為證
梁啟超說“舜水尤為伉烈，他反抗滿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話）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觸電氣一般震得直跳，對於近二十年政治變動影響實在不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大釗說“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國大痛，間關出走，飄零異域，無時不以恢複中原為念。雖至勢窮力盡，曾無灰心挫誌，直至死而後己。……釗生當衰季之世，愴懷故國，傾心往哲。每有感觸，輒複淒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節製人口，計劃生育問題上
馮夢龍說“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少，何以養之？”（馮夢龍《太平廣記鈔》卷七，1626年，天啟六年出版）
宋應星說
“一人兩子算盤推，積到千年百萬胎，幼子無孫猶不瞑，爭叫殺運不重來”
十一、在提倡婦女解放，戀愛自由上
謝肇製在《五雜俎》中說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也擇夫也。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即今國家律令……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則於婦人女子也？”
淩蒙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中說：“
卻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汙了身子，是個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卻又憑他續弦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幹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沒有道他薄幸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為，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人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們心裏的所在。”
十二、在物競天擇，人由動物進化而來的觀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確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自然萬物並非為人所設，人不過是自然界萬物中的一員，隻不過人比其他動物聰明，所以才能駕馭趨勢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說“天地之生物，勢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強食弱，大賊小，智殘愚，物之勢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於造化。一而已矣。無大小，無靈蠢，無壽夭，各隨氣之所秉而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為公也。……但人靈於物，其智力機巧足以盡萬物而製之，或驅逐而遠避，或拘係而役使，或戕殺而肉食，天之意豈如是哉？物勢之自然耳。故強淩弱，眾暴寡，智戕愚，通萬物而皆然，雖天亦無如之何矣！”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大自然產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規律。無論形體的大小，無論智力的靈蠢，無論壽命的長短，都不過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質基礎而進行生命活動。天地變化規律之所以為公正就體現在這裏。……人比其他生物聰明，智力機巧足夠窮盡所有其他生物來加以控製，把有的生物驅逐遠離人類，有的生物則加以拘係役使，有的生物則戕殺吃它們的肉，上天的意思難道願意這樣嗎？不過是事物的必然趨勢而已，所以強大的欺淩弱小的，數量多的鎮壓數量少的，聰明的戕殺愚蠢，這個道理在世間萬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樣。就算是上天也無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變
王夫之說“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備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所謂饑則呴呴，飽則棄餘者，亦直立之獸而已”
也就是說，中國這塊地方，在軒轅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獸。在這裏王夫之，已經提出了動物禽獸進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學思想上麵
明代萬曆時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學派別叫做公安派
而這個公安派居然直接成為了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
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四十三頁中說
“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裏麵，減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響，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
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
“晚明和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漢字拉丁化拚音化，以及創建世界語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時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頭之一的方以智，主張漢字拚音化（比五四時期魯迅等人的主張早了將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評傳》中說“方以智主張文字拚音化，他仿西文列漢字成字母，依照音韻變化列出《旋韻圖》”“方以智欣賞西方的拚音文字，希望中國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設想進行文字改革必須先設立一個共同遵循的法則，有了它，可‘以近推遠，以今推古’。”
他說“數千載之下，億萬裏之外，皆可以對翻，小則明文字之音義，一貫而知，大則知無聲之原，以盡聲音之變，和樂律，通鬼神，格鳥獸”
《方以智評傳》的作者感慨道：“這對於一個堅持改革的啟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氣魄，但是方以智的時代卻不能給予他施展抱負的必要條件。他的願望停留在紙上，近三百年之後，才被炎黃後裔逐步化為現實”
事實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禎24年，這個時候他才28歲）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識》之後兩三年，滿清就入關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為明朝進士，受過崇禎皇帝親自見解，自然成為滿清肉中釘眼中刺，後流亡各地，被迫削發為僧，但到康熙十年，還是沒有能逃過滿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經過惶恐灘，也就是文天祥詩句“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中的惶恐灘毅然自盡而死。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方以智當然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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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提出建立以數學為基礎的整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學科構架
徐光啟在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禎皇帝上奏折《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轉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40頁）
第一，數學是天文學，氣象學的基礎。“利用數學可以計算日月無星的運行，從而推測晴雨水旱”
第二，數學是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精於度數，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製作各種機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數學是測繪學的基礎，“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山海原野，高深廣遠”，都可以用數學方法測繪，“道裏尺寸，悉無謬誤”
第四，軍事學：數學可以用於“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台等”，“精於其法，有裨邊計”
第五，建築學：“營建屋宇橋梁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
第六，財政、會計學：數學對“官司計會”，頗有用處，“理財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學：用數學，“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醫藥學：使用數學，“因而藥石針砭，不至誤差，大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學：“明於度數，即能考正音律，製造器具（樂器）。”
第十，計時：掌握了數學力學原理，可以“造作鍾漏，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說“此‘十事’涉及自然現象的研究、社會現象的研究和工程技術，就當時，無論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學科的分化。徐光啟能陳此十事相當不易。有學者認為，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現實、弘通的知識體係的劃分”
徐光啟的這個奏折，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反應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並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當時明朝隻過了十幾年就滅亡了，這麽短的時間內，徐光啟的設想是無法在全國上下全麵展開的。
尚智叢說：“徐光啟提出的“格物窮理之學”核心就是以數學的演繹推理和數量計算來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具有近現代科學的特征，醞釀著近現代科學的傾向，他把數學做為科學發展的基礎地位，在這裏他比伽裏略等近代科學先驅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繹推理，尋求事物的數學規律，形成“有理，有義，有法，有數”，使中國的科學思想在質上邁進了一大步”
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在當時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但結果卻沒有在中國產生近現代科學，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的統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毀滅割裂。滿清的黑暗統治下，這樣以數學為基礎，全麵發展科學的設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十六，對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劃分，以及兩者關係的論述
在這點上，明朝的學者領先於同期的西方，當西方還連哲學和科學的區別都弄不清楚的時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經明確提出概念的區分和關係的論述
方以智提出“質測”的概念，並下了一個定義
“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顯然這裏“質測”的概念就是現在自然科學的概念
然後方以智提出“通幾”的概念，並下了定義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於不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費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神神之幾也。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
這裏的通幾就是現在所說的哲學
然後方以智論述了自然科學和哲學的關係
“質測即藏通幾者也，有意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密之神者，其流遺物”
“通幾護質測之窮”
“不可以質測廢通幾，不可以通幾廢質測。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
方以智通過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學修養和哲學修養，對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傳過來的知識進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說“遠西學人，詳於質測而拙於通幾；然而誌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
方以智通過對《崇禎曆書》中第穀宇宙體係的分析得出結論“絕對靜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謂‘大造之主’不過是運轉不已的自然之天體。傳教士所謂的上帝不過是臆說。他用理論用邏輯批判了傳教士的創世說，諷刺他們‘詳於質測而不善言通幾，往往意以語閡’”
十七，軍事上
徐光啟在崇禎四年（1631年）上疏建議組建以全火器裝備的現代化陸軍
“臣今所擬，每一營所用雙輪車一百二十輛，炮車一百二十輛，糧車六十輛，共三百輛。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鷹銃一百門，鳥銃一千二百門，戰士兩千人，隊兵二千人。……行之為陣，止之為營。遇大敵，先以大小火器更迭擊之；……敵在近，則我步兵以出擊之；若鐵騎來，直以炮擊之，亦可以步兵擊之。此則實選實練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敵。……臣言三聚當用6萬人。若悉皆招募，費必不資，亦未可遽得。……若先練一營之人，先辦一營之器，兩者齊備，既成營矣。一營既成，更辦次營，6萬人當為15營。若成就四五營，可聚可散，則不憂關內；成就十營，則不憂關外；十五營俱就，則不憂進取矣。倘止完一二營，僅可協助大城為守，未堪野戰也。此臣所謂車戰之製，應須選募同強，教練同習，營陣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見在之兵，則速召孫元化於登州，令統兵以來，可成一營矣”
這個計劃得到了崇禎皇帝激切讚賞和大力支持。
遺憾的是幾個月以後孫元化被賣國賊叛軍孔有德俘，後放回，孫元化因為瀆職罪而被處死。使得徐光啟的練軍計劃落空，但他卻已經指明了中國近現代軍事的發展方向了。沒有滿清的中斷，中國在軍事上隻會領先於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後。
這裏介紹一下孫元化，他是徐光啟的學生，也是徐光啟新軍事思想的大力實踐者，孫元化本身在科學上有相當造詣，著有《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說沒有登州事變，沒有孔有德這個喪心病狂的賣國賊的叛變，他會訓練出一支相當強大的火器部隊來，徹底殲滅滿清是沒有問題的
十八，海洋力量
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發展成為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隻，超級龐大的海上貿易集團。根據當時書籍記載，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在王春瑜《閩南海商勢力的擴張》一文中說，崇禎元年，荷蘭人，和許心素聯手在東山島海麵上向他發動攻擊，鄭芝龍盛怒之下出動千艘船隻捕獲荷蘭人的兩艘大船和85名荷蘭船員。不久又攻入廈門港，把許心素抓獲處死並再捕獲一艘荷蘭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強大的中國海盜集團劉香勢力崛起之後，“荷蘭人與劉香勾結，在1633年7月12日突襲廈門，把港內鄭芝龍水師的二、三十艘戰船擊沉或燒毀，這些被破壞的船隻每艘上麵配備有16門、20甚至36門的大炮，可見鄭芝龍的明軍水師實力強大到什麽程度。而在短短兩三個月內，鄭芝龍竟能連續對荷蘭人發動兩次龐大的海上反攻。出動包括五十艘特大戰船在內的150艘戰船，使劉香海盜集團和荷蘭人遭受到重創。最後徹底消滅了強大的劉香海盜集團，並使荷蘭殖民強盜受到沉重打擊。這種戰果在中外交鋒的曆史上是罕見的。也奠定了鄭芝龍的明軍海上力量在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蘭人在見識了他的厲害之後，改變了對他敵對的態度，與他合作，以求在幾乎完全由他壟斷的貿易中得到一些好處”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 he 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於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淩駕在他君主之上”。
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麵看看這個中國的海上集團當時強大富裕到什麽地步。《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說“崇禎元年，台灣荷蘭長官與鄭芝龍訂立為期三年的購貨合同，議定鄭芝龍每年向荷蘭交付生絲一千四百擔，糖五千擔，糖薑一千擔，絹綾五千擔，荷蘭人支付29萬9700元，這項合同後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缺乏現金作罷。”
接替鄭芝龍的鄭成功集團，雖然實力至少縮水一大半，但仍舊擁有驚人的財力。鄭成功為了抗清，籌集資金，發展海上貿易，設立“裕國庫”和“利民庫”，相當於現在的大銀行，為海商們提供資金進行貿易，順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領出25萬兩白銀，進行出海貿易；順治十二年領出5萬兩商販日本，十一月又領出10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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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
明朝人王徵，萬曆二十二年中舉人，天啟二年中進士，根據台灣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製自行車、自轉磨、虹吸、鶴飲、刻漏、水銃、連弩、代耕、輪壺，同鄉人把他當作諸葛孔明複出。
王徵和金尼閣合作翻譯《西儒耳目資》，是中國第一部羅馬字注音專著。
王徵和西方傳教士鄧玉函合作翻譯編寫創作《遠西奇器圖說》，是中國第一部係統引進西方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說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則：“不甚關切民生日用……又非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則不錄，特錄其最切要者”
全書分三卷，第一卷導言九則：
（一）列舉從事機械學必須先學習的七個學科；
（1）重學 （2）借資 （3）格物窮理之學 （4）度學 （5）數學 （6）視學 （7）呂律學
（二）列舉參考書十八種（都是當時明朝政府和民間已經組織編寫或者翻譯出版的書籍）
（1）《勾股義》 （2）《圓容校義》 （3）《渾蓋通憲圖說》 （4）《泰西水法》 （5）《幾何原本》 （6）《坤輿全圖》 （7）《簡平儀》 （8）《渾天儀》 （9）《天問略》 （10）《同文算指》 （11）《敬天實義》 （12）《畸人十篇》 （13）《七克》 （14）《自鳴鍾說》 （15）《望遠鏡說》 （16）《職方外紀》 （17）《西學或問》 （18）《西學凡》
（三）列舉工具十九種
（1）度數尺（2）有驗地平尺 （3）合用分方分圓尺 （4）分方分圓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 （5）規矩 （6）有兩足規矩 （7）三足規矩 （8）兩螺絲轉闔閉定用規矩 （9）單螺絲轉闔閉任用規矩 （10）畫銅鐵規矩 （11）畫紙規矩 （12）作雞蛋形規矩 （13）作螺絲轉形規矩 （14）移遠畫近規矩 （15）寫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規矩 （16）螺絲轉母 （17）活鋸 （18）雙翼鑽 （19）螺絲轉鐵鉗
（四） 記號，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讀法之華字對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項
（1）柱分長柱 （2）短柱 （3）梁分橫梁 （4）側梁 （5）架分高架
……
斜輪、飛輪、行輪、星輪、鼓輪、齒輪、……
……
（六） 列舉動力二十九種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學，“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問題。
卷二論述機械學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車、輪、螺絲，還有斜麵等問題
卷三是圖說
除了和鄧玉函合作的《遠西奇器圖說》外，王徵還有獨立撰寫的《新製諸器圖說》，記錄的是他個人的發明如自行磨、自行車、輪壺、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寫的手稿，是對他的《新製諸器圖說》補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種機器
天球自轉，地塹自收，……水輪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轟、風輪轉重、風車行遠、雲梯直上、雲梯斜飛、氣足發矢、……、自轉常磨、自行兵車、活台架炮、活鉗擒鍾、……神威驚敵
在王徵寫的其他著作中還收錄一些其他發明的機器，如運重機器，活動地平，生火機，西洋神器測量定表，活閘自動開閉及常閘上下轉移之器，榨油活機，螺絲轉梯等等。
王徵在崇禎年間去登州協助孫元化訓練火器新軍，是孫元化的一個得力助手，應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亂中遇害了。
二十 現代醫學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
“不論對錯利弊如何，明代醫學家都力求在醫學領域走一條古人沒有走過的路。這種探索最積極的成果，就是李時珍《本草綱目》和吳有性的《瘟疫論》。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實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確性超過了以往所有本草學著作。……吳有性的《瘟疫論》透露著中華新醫學的曙光。
“吳有性認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狀，寫出了他的《瘟疫論》
……
“現代醫學的發展，主要得益於細菌病因說。雖然許多病因並非細菌，現代醫學也有賴於生理學甚至生物、化學的成就，……
“吳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衝破傳統的病因說”
吳有性根據自己對瘟疫的觀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厲氣的概念（就象現代醫學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學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樣）他描繪出厲氣致病的17個特點：
……
……
“吳有性的敘述，就是從今天的觀點看來，也難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氣之後，致病的真正原因是雜氣。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雜氣，並且要尋找新的治病方法。這一切都是新醫學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吳有性即遭亡國之痛，他的事業已經無人繼承下來”
所有上麵這些列舉出來的方麵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國與近現代中國的接軌，但遺憾的是由於滿清的統治，導致文明的發展被攔腰截斷，中國的文明倒退停滯了三百年的時間！
另外我上麵列舉的人物決大部分在明滅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長大的，正如龔鵬程所說“明朝滅亡時，吳梅村已經三十六歲，黃梨州三十四歲、方以智三十四歲、顧炎武三十二歲，王夫之二十五歲，朱舜水44歲，傅山38歲，李漁三十四歲，張岱47歲，金聖歎 36歲，陳確40歲，這些人的氣格及思想體式早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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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做對照，我們來看看明朝的崇禎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啟在1629年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
真是斬釘截鐵，字字有力！以翻譯為手段，以超勝為目標，這是何等氣魄，又是何等雄心！
這一個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
在徐光啟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圍繞著編寫《崇禎曆書》而對西方天文數學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翻譯和引入，這下麵會介紹到。徐光啟死後，李天經接任了他在科學方麵的工作，不僅繼續完成《崇禎曆書》餘下部分的編寫，而且按照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原則，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對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
比如《坤輿格致》是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和中國人楊之華、黃宏憲合作翻譯，共四卷。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裏科拉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製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製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禎皇帝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隻可惜，隨著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的批示沒有辦法落實，連這本中國政府組織中西學者合力翻譯的書籍，在滿清統治下也徹底散失，在愚昧的滿清統治下，這是這種類型書籍的必然命運，《天工開物》都會在中國失傳，更不必說別的了。
但是這本書中涉及的化學知識，實際上，有相當部分明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已經掌握了（當然隨著明代的滅亡，已經掌握的知識也會消失），在《中國通史 第九卷 中古時代·明時期（下冊）》中第三節《西方化學知識的傳入》有這樣的介紹
“中國最早記述無機酸的是徐光啟的一篇手稿《造強水法》。據研究，《造強水法》即製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綠礬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將礬炒去，約折五分之一。將二味同研細，聽用。次用鐵作鍋，約乘（盛）藥外，尚有空。鍋口稍斂，以承過筒。另用內外有油（釉）大壇一具，約乘（盛）四五十斤者則不裂。以玻璃或瓷器為過筒，一端合於鍋口，一端合於壇口。鐵鍋置炭爐上。壇中加水如損綠礬之數，如礬折一斤則加水一斤也。次以過筒接鍋壇二口，各用鹽泥固濟。鍋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漸加武火，滿二十四刻滅火，取起冷定，開壇則藥化為水，而鍋亦壞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黃金不化水中，加鹽則化。化過它金之水，加鹽則複為砂，沉於底，惟黃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點）之。……強水用過無力，或有它物雜之，仍用前之器製，則複為水，滓留於鍋矣。盛水壇下宜置一缸，恐一時迸破，水猶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識》提到：‘有■水者，剪銀塊投之，則旋而為水。傾之孟中，隨形而定。複取硇水歸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窯燒一長管，以煉砂，取其氣。道未公為予言之。’道未是湯若望的字，因此這是湯若望向方以智介紹的一種製取無機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銨，■NH4Cl）。但這段記載過於簡略，難於借以判斷硇水（或■水）是什麽物質。有學者認為，如將硇砂加入較濃硝酸（強水），則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對貴金屬（金、銀）起溶解作用。也有學者認為，如將硇砂加入綠礬蒸餾，則可得到鹽酸。究竟何者為是，尚有待進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識》還提到：“青礬廠氣熏人，衣服當之易爛，栽木不茂。”這裏所說的“青礬廠氣”，當指煆燒硫酸亞鐵（FeSO4·7H2O）後產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這類氣體遇水或濕空氣，會生成硫酸、亞硫酸或具有腐蝕性的酸霧，說明當時對於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觸和認識。”
在明代李天經時期翻譯的重要書籍還有《主製群征》，裏麵就牽涉到康熙等滿清主子奴才所認為的：“其所雲人之知識記憶皆係於頭腦等語，於理實為舛謬。” 根據《明清之際傳入中國之西方生理學》一文，這本書介紹了神經係統，裏麵“ 敘述了腦的結構功能以及與脊髓連為一體。還有腦神經的數量（六對），以及其中五對的功能。脊神經的數量（三十對），並初步描述了神經之遍布全身，另外還有神經的結構。”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際傳入中國之西方生理學》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明清之際”，但實際上裏麵真正介紹到書，全是明朝時期編寫的。列舉如下：
《泰西人身說概》（1635年）《人身圖說》（相同時期），《西國記法》（1595），《性學觕述》（1623），《主製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這裏沒有一本是清朝時期的書，隻有一部滿文的《解體全錄必得》，算是滿清時期的，然而這本書顯然根本沒有印行，隻是西方傳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隻供給滿清的頭目康熙一個人看的，所以所謂“現藏法國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第2009號手稿”，以至於這個作者隻能說“關於滿文的《解體全錄必得》，筆者未能得見，今不具論”。
在李天經時期，還有組織編寫翻譯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學譯著，這裏就不詳細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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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崇禎時期，難道就沒有人反對西方曆法嗎？當然有的！當時有個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獻給朝廷，並且和徐光啟進行了辯論。崇禎皇帝沒有象滿清那樣用行政手段來幹涉。魏文魁不是覺得自己的曆法好麽？那好，明朝政府就幹脆為他設立一個曆法機構，和徐光啟組織領導的西法曆局，還有原來的大統曆局，還有回回曆局，一共是四家機構，大家平等競爭，公開辯論。這樣有魄力的舉措，即便是幾百年後的現在看了，也不得不拍案，叫一聲好！
眾所周知，科學的進步，很達程度上來源於不同理論上的彼此爭鳴，互相辯論訐難。舊的理論被推翻了，新的理論產生了，而新的理論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論的挑戰質疑，隻有這樣，科學的發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斷的前進。象滿清那樣，製造恐怖氣氛，即使暫時勝利的是較為正確的理論，但這理論也會缺乏挑戰質疑，而停步不前，從而變的過時落伍。《崇禎曆書》在滿清的遭遇，從明朝同步於西方，到滿清統治下，又因為停滯不變，最後落後西方兩百年，這樣的事實足夠能說明問題了！當徐光啟麵對魏文魁的質疑反對，不但不厭惡反感，相反在辯論的同時，還歡迎他加入到研究中來，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質疑，崇禎皇帝也並不因為徐光啟是明朝高級官員、內閣大臣，而魏文魁不過是一個布衣平民而對他鄙夷不屑，相反為他專門設立一個曆局，用實踐來證明他的錯誤。這樣的胸襟，這樣的氣量，對比滿清那幫鼠目寸光的大臣，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歡自我吹噓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裏。
江曉原在他的文章《第穀(Tycho)天文體係的先進性問題——三方麵的考察及有關討論》這一段描述是頗精彩的
“李天經於1633年徐光啟去世後接替其領導曆局之職，也無形中繼承了徐光啟作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擊“西法”，一時也頗有影響。‘是時言曆者四家，大統、回回外，別立西洋為西局，文魁為東局。言人人殊，紛若聚訟焉。’其時外有滿清叩關，內有李白成、張獻忠輩問鼎，當此內外交困、大廈將傾之際，卻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學說的爭鳴繁榮，很值得玩味。”（原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1卷1期，1989）
正如李申在《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一書中所說的“統觀明代的改曆過程，這裏沒有神學觀念的幹擾，也沒有政治權利的無理幹預。無論是皇帝還是禮部官員，都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雖然某些人因為個人利益或其他因素為改曆設置過障礙，但一般說來，這些障礙都是新事物成長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礙。” “明政府設置四個局，讓各家互爭雄長、百家爭鳴，其措施也是正確的。其間可能有某些人為了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阻撓新法的情況，但無論如何，改曆的阻力，不是政權的無理幹涉，也不是什麽傳統觀念、保守閉關、盲目排外的情緒。”
正是在這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良好氣氛中，徐光啟、李天經等人組織的曆法變革征服了人心，還是引用江曉原的話
“
在‘言曆四家’辯論的熱潮中，有‘欽天監在局習學官生’周胤等十人聯名發表一篇與魏文魁論戰的文章，其中談到他們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過程：‘
向者己已之歲(即1629年——引者案)，部議兼用西法，餘輩亦心疑之。迨成書數百萬言，讀之井井，各有條理，然猶疑信半也。久之，與測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見其方位時刻分秒無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語語皆真詮，事事有實證，即使盡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無以難也。’
”
這裏有一點需要特別拿出來說，前麵已經提到“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那麽到了清朝，情況又如何呢？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叢著）一書有一張表格，列出了從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內，出版的格物窮理之學的著作，從這張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紹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譯最多的是16世紀30年代，一共有134種書，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組織翻譯編寫的，而到了滿清統治時期，最多的60年代，已經隻有83種了，而這裏麵大部分都是民間繼承明朝時期遺風而進行的譯著，以後總體趨勢就是不斷衰減。
另外在這本書的第五十頁，有一張表格列舉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窮理之學的主要著述，這張表格應該說相當不全麵，大量明朝時期的重要科學譯著都沒有收入，但至少能說明一些問題。原來的表格僅僅是按照學科來分類列舉，我現在不妨分別按照明清兩個朝代，來列舉一下，看看情況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論方麵的
《乾坤體義》利馬竇，1614年出版
《天問略》陽馬諾，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豐肅 1637年出版
《寰有詮》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紹托勒密-亞裏士多德宇宙體係
曆法
《五緯曆指》 羅雅穀 1637年 《崇禎曆書》中的一部 第穀.布拉赫宇宙體係
天文儀器
《表度說》 熊三拔 1611年
《遠鏡說》 湯若望 1626年
上麵是托勒密、第穀.布拉赫、伽裏略傳統
地球知識
《乾坤體義》利馬竇，1614年出版
地理知識
《職外方紀》 艾儒略 1623 歐洲中世紀地理知識和16-17世界航海發現的地理知識
人體生理解剖和心理學
《性學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製群征》湯若望 1636年
幾何學
《幾何原本》利馬竇和徐光啟 1613年
算術
《同文算指》利馬竇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紹西方算術，筆算
測量學
《測量法義》利馬竇和徐光啟 1607年
工程與機械
《奇器圖說》 鄧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紹16-17世紀的歐洲機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啟 1612年
邏輯學與方法論：
三段論演繹推理和辯證法
《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紹亞裏士多德邏輯學與辯證法
形而上學：
十個範疇；四元素說
《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31年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儀器：
《儀象誌》和《儀象圖》 南懷仁 1674年
地理知識：
《坤輿全圖》和《坤輿圖說》南懷仁 1674年
動物習性：
《獅子說》 利類思 1675年
僅從數量的對比上來看，明朝的是17種書，而到了滿清的統治下，隻有三種（或許勉強可以算五種）
從涉及的人員對比上，明朝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傳教士7人，中國人5人；而到了滿清時期，涉及的人員隻有兩人，而且都是西方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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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崇禎時期的徐光啟，竺可楨曾經把徐光啟和英國的學者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個比較，認為徐光啟絲毫不遜色於這位英國大學者,在許多方麵還超過了他.《科學譯著先師——徐光啟》的作者王青建對此作了分析，現摘錄如下：
“兩人生活於同時代，徐光啟小培根一歲，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兩人同為科學思想史上的一代開創者，又都向往著新的科學時代的到來；巧合的是兩人都做過高官。……培根是首創近代歸納法的大師，把經驗從一向受人鄙視，受貶抑的卑賤地位上升到一種科學原則，……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數學語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啟卻演繹推理鼓吹推廣到一向隻重視經驗歸納傳統的中國，並且特別把重點放在數學語言上，認為這才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兩人都強調科學實驗，但徐光啟本人就是大科學家，親自進行觀察和實驗，……徐光啟在實驗科學的具體貢獻是培根所不能比擬的，尤其是他對數學的重視和運用更遠遠超過了培根。……事實上，徐光啟的科學思想和方法論遠遠超過了西方傳教士之上。當時西方‘傳教士的科學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東西’，但徐光啟卻深刻的提出了科學必須其中有理、有義、有法、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辨不能著數’，這樣的思想正和近現代科學的思想吻合”
也許有人覺得這樣的比較，過於誇大徐光啟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麵的內容，就會明白，這半點都沒有誇大！！
徐光啟在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禎皇帝上奏折《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這比馬克思恩格斯論述數學在自然科學中的作用早了幾百年。徐光啟列出了十條（轉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40頁）
第一，數學是天文學，氣象學的基礎。“利用數學可以計算日月無星的運行，從而推測晴雨水旱”
第二，數學是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精於度數，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製作各種機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數學是測繪學的基礎，“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山海原野，高深廣遠”，都可以用數學方法測繪，“道裏尺寸，悉無謬誤”
第四，軍事學：數學可以用於“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台等”，“精於其法，有裨邊計”
第五，建築學：“營建屋宇橋梁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
第六，財政、會計學：數學對“官司計會”，頗有用處，“理財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學：用數學，“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醫藥學：使用數學，“因而藥石針砭，不至誤差，大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學：“明於度數，即能考正音律，製造器具（樂器）。”
第十，計時：掌握了數學力學原理，可以“造作鍾漏，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說“此‘十事’涉及自然現象的研究、社會現象的研究和工程技術，就當時，無論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學科的分化。徐光啟能陳此十事相當不易。有學者認為，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現實、弘通的知識體係的劃分”
徐光啟的這個奏折，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反應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並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當時明朝隻過了十幾年就滅亡了，這麽短的時間內，徐光啟的設想是無法在全國上下全麵展開的。
尚智叢說：“徐光啟提出的“格物窮理之學”核心就是以數學的演繹推理和數量計算來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具有近現代科學的特征，醞釀著近現代科學的傾向，他把數學做為科學發展的基礎地位，在這裏他比伽裏略等近代科學先驅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繹推理，尋求事物的數學規律，形成“有理，有義，有法，有數”，使中國的科學思想在質上邁進了一大步”
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在當時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但結果卻沒有在中國產生近現代科學，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的統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毀滅割裂。滿清的黑暗統治下，這樣以數學為基礎，全麵發展科學的設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難怪有人為此激憤的說道：“落後的建州女真貴族，在取代朱明政權，統一中國以後，為了維持他們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蠻統治，直到預備立憲的末日，始終處心積慮遏止全社會的進步。在經濟政策上，從瘋狂破壞生產轉到恢複小農經濟，已經是皇恩浩蕩了，過此再也不肯前進一步，生怕經濟的繼續發展超越他們的控製能力，就會直接威脅他們的統治。在思想領域裏，用高壓手段禁錮學術發展，使得全國讀書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從，不敢稍有立異，幹犯禁忌，觸及刑網。清朝統治者方以此為得計。徐光啟的企圖取代封建製度的政治、經濟、學術主張，當然不可能為竭盡權利維護其野蠻統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後不過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國就以1660年（順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學會而實現。隨之而來的，是工業革命和生產大發展。而徐光啟的“度數旁通十事”的擬議，在當時，雖然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支持和響應。但隨著明朝政府的滅亡，滿清空前殘暴黑暗統治的建立。這樣的規劃，一擱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進生產上發揮作用。在明朝時期同步於世界發展的中國，經過滿清的反動統治，遠遠落後於世界生產的先進國家，終於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徐光啟的不幸，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23頁）
補充資料
根據台灣學者方豪著的〈中西交通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南懷仁草成一手稿,六年後發表於德國《歐洲天文學界》雜誌，文章中說
“三年以前，我曾經試驗蒸汽之力，用輕木製成四輪小車，長二尺，且極易轉動。在車之中部，設一個火爐，爐內裝滿以燃燒之煤，爐上則設置一個汽鍋。在後輪之軸上，固定一個青銅製的齒輪。其齒橫出，與軸平行，此齒輪與另一個立軸上的小齒相銜接。所以當立軸轉動的時候，車子就被推動而前進
在立軸的上麵，另外裝一個直徑一尺的大輪。輪的全周裝置若幹葉片，向周圍伸出。當蒸汽在較高壓力之下，由汽鍋經一個小管向外急劇噴射的時候，衝擊於輪葉之上，使輪及軸急速旋轉，結果車子前進。在相當高的速度之下，計可行一個小時之上。以汽鍋內能發蒸汽的時間為準。
當試驗的時候，為防止此車直行過遠，在後軸中間，裝一杆，可以任意替換方向，……，……，用此種轉向裝置，可以使此車沿一圓周駛行。且按照使舵傾斜的程度，可以得到所行曲線的曲率變大變小的結果。
這個機器的實驗表明一種動力的原理，使得我能夠隨意應用於任何形式的轉動機械上麵。例如一個小船，可以由汽鍋中蒸汽的力量使它在水麵上環行不已。我曾經製造成功過一個，並把它獻給皇帝的長兄。汽輪本身放置在船腹之中。隻有蒸汽由氣鍋外出的聲音可以聽到。……其次，我曾經在氣鍋上另外焊接一個小管，分一小部分蒸汽，使由之逃出，並使得小管外端如同一個笛子的吹口。結果當蒸汽外逃的時候，所發的聲音，象夜鶯的啼聲。……
總之，這種動力的原理既然已經成立，則任何其它有利益或者有興趣的應用，都不難通過思索而得到”
下麵是方豪先生的評價
“南懷仁的模型原理，可以看成是Branca衝動式汽輪的試驗，並推廣其應用
南懷仁的試驗，其眼光和應用範圍，比西方同時期的要為遠大，就利用蒸汽為行車的原動力而言，比Stephenson的火車要早一百五十年，就利用蒸汽為輪船的原動力，比Symington的輪船早123年，就利用蒸汽為汽車的原動力而言比Bolle的蒸汽汽車早二百年……
在世界熱機史上，南懷仁的試驗和廣泛的應用建議，實在是Branca衝動式汽輪之後應當大書特書的”
應該說如果滿清的愚昧到極點的頭子康熙有崇禎皇帝一半的見識，中國也完全可以借南懷仁的蒸汽機以及應用建議，在世界範圍內取得領先至少也是並駕齊驅的地位，可是實際結果如何呢
在康熙這種愚昧又沒有自知之明的暴君統治下，南懷仁的試驗和發明完全被他們當成了個人的玩物，對於中國的發展沒有造成任何的影響
這真是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最先進的東西，已經送到他們麵前，他們都不知道去利用
此外清初，延續明朝的餘波，中國還出現了一位機械物理方麵的傑出人才黃履莊，他延續了明朝王徵的傳統，在機械物理以及各種儀器方麵有眾多成就，但在殘暴滿清統治下，當然全歸於無用，他發明的東西有顯微鏡，取火鏡，取水鏡，溫度計，濕度計，自動風扇，其他自動機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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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不修長城與沿海遷界
喜歡稱頌滿清的人常常喜歡拿長城來說事,滿清不修長城而邊境安寧,明朝修長城而邊患不斷,高下立判.常見的論調是長城是封閉保守的象征。愚昧無知而又自以為是的人還說過這樣一句話“曆史上修築長城次數最多、工程量最大的明朝，正是對北方和西北方少數民族敵意最深，也是最保守、最無能的王朝”。
這樣的觀點當然是不對的，經不起事實的辯駁，明朝恰恰是曆史上中國人思想最開放，精神最活躍，眼界最宏大，也是經濟上最富裕，強盛時期保持的最長久的朝代。
長城防的是北方的遊牧或狩獵民族，這些民族社會形態文明程度都遠遠低於中原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些民族每一次對南方的侵略搶劫，都在客觀上造成文明的破壞和倒退。長城的存在增加了這些野蠻民族侵略屠殺搶劫的難度，對文明保護和促進社會發展的意義是不容抹殺的。對野蠻侵略搶劫屠殺的開放，正是對文明進步的封閉扼殺。不修長城的滿清恰恰才是中國曆史上最封閉最僵化最保守的朝代，明末已經進入冷熱兵器交替的中國，到了清末卻居然回到了用大刀長矛來對抗洋人的槍炮，這才是鐵的事實。
喜歡歌頌滿清的人最喜歡引用康熙的一段上諭“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士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者是也。”
這一段話，真是唐哉皇哉，冠冕堂皇，義正詞嚴，儼乎其然。也真難怪一個叫王本道的人，佩服的筋骨發軟，精神上膜拜的五體投地，頌聖的話，由衷而出，綿延不絕。能肉麻到什麽程度，下麵就是了：“康熙皇帝300多年前的這番話，如黃鍾大呂，對我心存彌久的“長城情結”實在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衝擊波。正是這個康熙，從“修德安民”的思想出發，堅持與北方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禮尚往來的友好關係，……。正是康熙的開明、開放，使我國曆史上出現了一個階段性的盛世。也正是康熙的明智，使我國曆史上持續兩千多年修築長城的工程畫上了句號”。
看了這話，真有一種時空倒錯的感覺，懷疑所見的並非現代人的發言，而是三百多年前正宗的滿清奴才禦用文人穿越了時間隧道來到現在慷慨陳辭！
我們不必懷疑說出這些話的人的真誠。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不會覺得肉麻，也不會臉皮發紅，相反心安理得，虔誠得很，或許還帶點亢奮激昂。奴性到這樣的地步，確實是透入骨髓了。
但曆史的事實，畢竟無情，給這類無恥文人以難堪。康熙不修長城，這是事實。但滿清的入關，本就是滿蒙上層統治者互相勾結，進入中原燒殺擄掠，奴役人民，剩下的隻是如何坐地分贓，也確實沒有長城的用途，對於這昔日阻礙他們肆意屠殺搶掠的堡壘工事，自然不會有什麽顧念。北方的長城是形同虛設了，但整個中國的沿海，在那個滿嘴冠冕堂皇言辭的康熙統治下，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了，卻建立起一道無形甚至有形的長城，其規模之浩大，牽連之廣泛，長城與之相比，隻能望塵莫及。
沿海遷界，大部分的曆史書都是不談的，即便談到了，也多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仿佛是無足輕重，無關大雅。然而個人以為沿海遷界這個事件的重大性是被嚴重低估的低估，其殘暴程度，駭人聽聞程度，對曆史影響程度都是空前絕後的，它不僅是中國曆史一個重大事件，在世界曆史上也絕對能算的上一個重大事件，如果要列出人類曆史上一百個最重大影響最深遠的事件，那滿清的沿海遷界應該榜上有名。
究竟什麽是沿海遷界呢？簡單來說，它就是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讓中國從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具體點，滿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從瀕海三十裏左右，到瀕海四十裏、五十裏、乃至到二三百裏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製處在這個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裏到二三百裏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為一個無人區。在這期間，如果清廷統治者覺得遷海的距離太近，還會繼續下令，遷的更遠一點，他們對海洋的恐懼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記載
“廣東遷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裏，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
沿海遷界的過程是怎麽進行的呢？是不是象現在的三峽移民那樣，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腳，給予適當的資金補償，然後再一步步把居民遷移出去？不是的！沿海遷界的過程許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屠殺和掠奪。
按照當時人的記載“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繈兒，攜鬥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裏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
翻成白話，就是限期三天遷移，距離遠的人根本來不及知道消息，距離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過了兩天，軍隊騎兵就到，於是富人全部拋棄自己財富，貧窮的人拿著鍋子帶著妻子兒女，全部流離失所，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裏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
可以想象，就算現代的人從籌劃搬家到實施，具體運作準備，也絕對不是三天裏就能完成。然而當時中國的沿海居民，就是在這樣沒有任何預兆準備的情況下，在清廷統治者的淫威逼迫下，遷離故土，淒慘悲苦的情狀不問可知。
當時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後，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累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
燒房子，燒戰艦，也確實是做的徹底。
對於不肯遷移的居民，就是一個字“殺”。清廷統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這方麵從來就是不手軟的
“初，（廣東香山縣）黃梁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穀邃，藏匿者眾。”“……計誘之曰點閱，報大府即許複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幸脫者。複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阜，樹碣曰木龍歲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
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房過，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滿清的殘暴徹底程度相比，實在是差了一個數量等級。
“當播遷之後，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牆，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囷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鬆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於地上。”
至於為什麽要砍樹，要對果樹鬆柏都斬盡殺絕，大約意思也是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複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統治者殘暴的徹底性和想象力確實是可以令人歎為觀止的。隻可惜在明朝時訪問中國的那些西方傳教士記載下明朝中國廣大沿海地區到處鳥鳴林幽，果樹鬆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滿清的統治下是滅絕了。
遷界的過程當然伴隨著畫界，立界，守界。“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浚以深溝，別為內外。稍逾跬步，死即隨之。”
清廷甚至對河流也不放過，其凶悍程度確實曠古未有“
清政府為了防微杜漸，對入海的河流一律發兵把斷，河中釘立木樁，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銅鏡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頭河、曰雲霄河、日開溪河，皆斷而守之’。蘇北興化縣白駒場原來建造了閘口四座，按照旱澇情況調節淮揚一帶的河水入海。盡管‘白駒場離海甚遠，並非沿邊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無所出，淹沒田畝’，使水利變成了水害。”
甚至連一個就在大海中的海南島，滿清也硬是要讓島上居民與大海隔離起來，全島“邊周環立界二千七百裏，惟海口所津渡往來如故，自餘魚鹽小徑俱禁斷不行”。
敢於出界的人都殺無赦，看看當時的記載，確實有觸目驚心的感覺，“每處懸一牌，曰：敢出界者斬！”“越界數步，即行梟首。”“著附海居民搬入離城二十裏內居住，二十裏外築土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出界以違旨立殺。武兵不時巡界。間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時斬首”。《南明史》上特地舉了一個莆田縣黃石千總張安的例子“每出界巡哨隻帶刀，逢人必殺。……截界十餘年，殺人以千計”。同書上引用屈大均《廣東新語》說廣東省的情況，“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餘裏，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
“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清廷的淫虐確實到了極致程度，隻不解為什麽為禍慘烈到如此程度的事件，卻一直被有意的忽略掩蓋不提，是什麽緣故？
沿海遷界實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時間都處於康熙的統治之下，如果開頭幾年，還和康熙沒有關係，那麽剩下的時間，康熙就是首要的罪魁。此人一麵冠冕堂皇的大談“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另一麵卻恰恰在他統治下開始修建所謂界牆。原先沿海遷界不過是木柵、籬笆為界，土牆為界，而正是到了康熙統治下，開始正規的大興土木修築界牆，真是打算把中國包在裏麵，徹底和海洋隔離。下麵是《南明史》的記載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著南北洋百姓砌築界牆，從江口至楓亭。牆闊四尺，高六尺，每戶計築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樓一座，遇海另築界堤。”
“關於沿邊設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稱之為寨、墩，廣東稱之為台、墩。大致情況是：‘界畛既截，慮出入者之無禁也，於是就沿邊扼塞建寨四，墩十數，置兵守之。城外鄉民按戶征銀，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費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於奔命者不知凡幾矣。’‘寨周闊百六十丈，墩周闊十丈不等 ’。‘五裏一墩，十裏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當時的人盧若騰在詩中說：
“天寒日又西，男婦相扶攜。
去去將安適？掩麵道旁啼。
胡騎嚴驅遣，克日不容稽。
務使瀕海土，鞠為茂草萋。
富者忽焉貧，貧者誰提撕？
欲漁無深淵，欲畊無廣畦。
內地憂人滿，婦姑應勃溪。
聚眾易生亂，矧為饑所擠。
聞將鑿長塹，置戍列鼓鼙。
防海如防邊，勞苦及旄倪。
既喪樂生心，潰決誰能堤。”
其中這兩句尤其精彩“聞將鑿長塹，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邊，勞苦及旄倪。”一個“防海如防邊”，真是把清廷凶虐離奇的程度，刻畫的淋漓盡致。用 “防海如防邊”對照一下康熙冠冕堂皇的偽善言辭“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豈不是有一種格外荒誕滑稽離奇的感覺麽？豈不是應該讓那些熱烈頌聖，對滿清皇帝功德眷眷無窮的無恥文人活活羞愧死麽？
沿海遷界牽連的範圍究竟有多廣呢，顧誠摘引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中說“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
“福建總督姚啟聖在一份奏疏中說：‘在當日原因福建海賊猖獗而議遷界，又因賊勢蔓延止遷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賊，故並遷及廣東、浙江、江南、山東、北直五省之界，是遷五省之界者其禍實始於福建之鄭賊也。’按照這個記載，當時奉詔遷海的共有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六省（按現在的分省還包括了廣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區）。”
也就是從當時人的見聞以及清廷製定的官方政策來說從北方的遼東一直到中國最南方的廣西海南都沿海遷界的範圍內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中說，沿海遷界所造成的平民死亡數字“億萬計”，也就是上億了。這個數字是否誇張呢？我覺得是不誇張，按照現在曆史學家，人口學家從各方麵的統計估算，明末中國的人口在二億左右應該沒有太大的疑問（明朝自己的統計數字是五千多萬）。而到了清初，中國還剩下多少人口呢？按照滿清統治者自己的統計是一千多萬，就算也乘以四，也隻有八千萬不到，而實際上，滿清不象明朝政府那麽散漫，在他們極端嚴密苛酷的統治下，他們的人口統計應該隻會為了粉飾而往高處虛報，而不會刻意低估，所以就算往拚命高裏估算也就是四千萬左右。和明末相比絕對減少就在一億六千萬左右，其中大半都是清廷屠殺迫害而死的平民。而沿海地區人口密度也遠比其他地區大的多，滿清的沿海遷界把這個地區掃蕩為平地，所迫害死的平民上億應該不是誇張的估計。
《南明史》中引用當時人的記載，廣東的情況是“
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尚不忍舍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攜。鬥粟一兒，百錢一女。……其丁壯者去為兵，老弱者展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
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遺疏中也說：“臣先在粵，民尚有資生，近因遷移漸死，十不存八九。”李率泰本身是清廷的官吏奴才，他當然沒有任何將情況故意誇張的動機。而且注意，這是他的遺疏，也就這些話隻有在他明知自己快死的時候，才敢大著膽子寫下來。所謂的“近因遷移漸死，十不存八九”，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死掉了，這對照前麵屈大均所說的“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便可以知道並非誇張虛語。按照他們的說法，滿清的沿海遷界是自從有廣東這個地方來，生靈遭受的最大的慘禍，這話恐怕不僅適用於廣東，也同樣適用於整個中國。
如何估計沿海遷界所造成的破壞，如何估計這一事件造成的重大影響，這恐怕是永遠難以解決的問題了。沿海地區從宋朝開始就逐漸成為中國最富庶最繁榮的地區，上麵的財富是居住在沿海地區的人民在幾千年的時間裏不斷勞動開發而積累起來的。而在清廷的暴行下，頃刻間，幾千年積累的財富和生產力化為烏有，人力也消滅殆盡，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從一個沿海國家，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它所造成的破壞和後遺症遠遠超過了一次超大規模的戰爭，在戰爭中，一個地區受到破壞再厲害，也畢竟還有人在上麵生活勞動，還有房屋，樹木，保留一部分下來，而沿海遷界卻是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把整個中國沿海地區徹底變成一個無人區，變成白地荒野。以前明朝政府雖然也曾經在一個短時間內有過禁海令，但其性質主要是針對倭寇，和東南亞的往來從來就沒有終止過，而這短時間的禁令也不過是空文，民間海外的貿易從明朝開國一直到明朝結束，從來就沒有中斷過，綜觀明朝，中國民間的海上力量是處於不斷增強的局麵，和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更是從未中斷過，而且不斷加強。到了鄭成功父親的時代，更有完全壓倒西方的殖民國家海上力量的趨勢。而滿清的二十年沿海遷界等於把中國民間的海上力量連根拔除，這一手確實是做的辣且絕，這對中國的影響絕不僅僅至於這二十年，而是蔓延到了兩三百年之後。試想在幾千年的時間裏孕育培養出來的海上力量，被連根拔除掃蕩之後，還怎麽可能恢複過來呢？
現在的人不是常常在問，中國為什麽在近代會科技經濟全麵落後於西方，於是不同的人紛紛去尋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門，說是儒家文明，說是農業文明，說是程朱理學，還有科舉製度，還有直接歸咎於明朝的統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實這樣的問題，這樣的答案根本就是偽問題，偽答案，其荒謬程度和幾個近視眼為了比較誰的視力更好，就比誰能說出遠處匾額上的字，結果到頭來匾額根本就沒有掛一樣，甚至更荒謬。
其實隻要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和明代中國一樣處於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他們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哲學理論發展還落後於同期的明代中國）的英國以及西歐，如果和中國一樣遭到類似滿清一樣的野蠻民族統治，一樣在最發達最繁榮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運，一樣被勒令留發不留頭，每個人都必須留一條辮子，否則殺無赦，一樣遭受那樣慘絕人寰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統治，一樣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來一個沿海遷界，沿海地區變成無人區，沿海居民被屠殺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樹木植被都被摧毀消滅，我倒是想知道，那還會有什麽狗屁資本主義？它們如果比中國發展的更快，那才是見鬼了。
連比較的前提都不一致，這樣的問題不是偽問題，那又是什麽？
就如同現在有兩個人，甲遇見一幫強盜，頭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沒有遇見強盜，健康的活了下去。現在卻有蠢人來煞有介事的問：為什麽甲比乙短命？於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樣煞有介事的回答這個問題：有的說，甲不注意鍛煉身體，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說，錯了，甲就是鍛煉身體過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說甲有心髒病，所以短命，有的說甲有高血壓，有的說甲喝酒過度，身體脆弱，有的甲吸煙，更有幹脆的則說，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當然的。可惜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腦袋同樣被砍掉，他還會活麽？既然同樣不會活，那麽這些理由不是屁話又是什麽？
還有些所謂的聰明人發話了：曆史不能假設！好一個愚民的主張！錯！曆史不但應該假設，而且必須假設！對曆史做假設，正是能讓人透過曆史的迷霧看到隱藏在迷霧後麵的真相。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人能夠假設！這是人所獨有的思維能力，人區別與動物的一個重要特征，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人不但能夠看見表麵現象，還能看見表麵現象後麵的本質；不僅能夠看到既成事實，更能夠看見所謂的既成事實從來不是事物發展的唯一路徑。把既成事實當成必然事實隻能是隻會低級條件反射的動物邏輯，而並非人的邏輯。
自然科學從來就不可能離開假設。沒有假設就不可能有牛頓力學，難道世界上真有絕對光滑的平麵，讓物體永遠因為慣性而滑動下去嗎？真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體麽？沒有假設也不會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難道真的能夠設想人追上光之後會發生什麽嗎？真的能在時空的每個角落都放上一個鍾麽？當然也不會有量子力學，波粒二象性等理論不都是先從假設開始的嗎？
自然科學不能離開假設，難道作為社會科學的曆史就能離開假設嗎？所謂曆史不能假設根本就是騙人愚民精神上自我閹割的謬論。現在就讓我們理直氣壯光明正大的假設一下，如果當時的英國西歐和中國一樣遭受到類似於滿清的統治，會是一個什麽結果？結果隻有一個：和處於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一樣落後，甚至更落後！更進一步，如果中國沒有受到這樣的摧殘統治，又會怎麽樣？到那時候，是不是那些蠢人又要絞盡腦汁的去研究，為什麽西方這麽落後於中國了，是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統治，還是文字形式，等等等等。
這樣的研究，美其名為學術，其實是連基本邏輯常識都不具備的笑話和鬧劇而已。
其實真要問問題，應該是為什麽中國在那個時候，那個階段，受到遠遠落後於自身文明的狩獵遊牧民族的侵略屠殺，而英國和西歐在那個時候，在它們國家的旁邊卻根本沒有這種民族的存在？是因為地理條件的客觀因素呢，還是有其他的原因，這倒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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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江門水南詩人黃居石，還寫有《蓰村行》和《哀江門》記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邊，威令雷行刻不延。
相傳徙村詔昨下，居人猶疑未必然。
已報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
令尹倉皇出郊迎，牛酒豬羊忙饋餉。
猶恐菲薄慢王師，計田派餉日公議。
民力竭矣胥吏飽，豈無老弱死鞭苔？
驚看村前一旗立，迫於王令催徙急。
攜妻負子出門行，曠野相對啜其泣。
孰無墳墓孰無居，故土一旦成丘圩。
此身播遷不自保，安望他鄉複聚廬。
君不見鹹陽三月火，頃刻煙塵起青瑣。
不獨眼前事可哀，國亡家破奚獨我？
籲嗟誰繪鄭俠圖，流離載道天難呼。
回首昔年煙火地，青青草樹暮啼烏。
《哀江門》
江門一望堪痛哭，亂後徘徊江之曲。
日中江上不見人，草自青青波自綠。
憶從丙戌盜縱橫，槲榭灰燼無顏色。
甲辰移海盡丘圩，古廟獨存新市側。
毀瓦頹牆塌道平，四顧蕭條目空極。
數百年來雜遝場，惟有昏鴉啼山北。
這些詩寫來一字一血淚。可見當年韃清的“遷界令”,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是何等慘酷。
（那句＂新朝防海不防邊＂更是意義非凡）
康熙三年三月初六，清軍大隊兵船入東山，“盡驅沿海居民入內地，築牆為界，縱軍士大淫掠，殺人山積，海水殷然”（《台 灣鄭氏始末》）
“一時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背夫棄子，失父離妻，老稚填於溝壑，骸骨白於荒野”（《台 灣外誌》）
清人胡日乾上書請求複界時控訴："伐南山之竹，寫恨無窮；繪監門之圖，形容難盡。"
文明斷裂的悲劇——被滿清割斷的明朝與近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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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車別
看了一本《李漁傳》，作者在楔子裏說“李漁是被曆史超前三百多年製造出來。李漁這樣一個另類的人物，創造出他的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而能夠理解他的隻有我們今天吧”
作者認為李漁有著多方麵的成就，他是一個傑出的小說家，是一個傑出的戲劇家，是一個偉大的戲劇理論家，創造了一個中國戲劇敘事文學理論，堪稱“東方的黑格爾”，李漁還是一個出版家，運用五色套版疊印這種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出版《芥子園畫傳》，還是生活美學家，是園林建築藝術家。
作者認為李漁多方麵的成就和思想，隻有到了近現代的中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所以稱他是超前三百多年製造出來。然而我卻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李漁生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到明亡的時候，他已經三十三歲了，比後來壯烈殉國的明朝少年英雄夏完淳還大上十九歲多，他的個性和思想都在明朝形成，明朝的文化氛圍經濟氛圍政治氛圍哺育了他的成長。如果說在他所處的時代，和他同一個年齡段的人物中，隻有他這麽一個人，那麽或許可以說他超前三百多年，可如果是有一大批的人物，那還能夠說他是超前三百年嗎？
比如和李漁同時代的有一個張岱
在夏鹹淳著的《明末奇才——張岱論》中有這麽一段話
“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光輝燦爛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藝的人物，乃是人類的驕傲。明朝時期，中國也出現了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文化景觀。當時思想文化的精英們，不論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人文科學領域，抑或是在文學藝術的園地，都有著超越時代的卓越建樹。李時珍，徐光啟，吳有性，徐弘祖，宋應星，李贄，唐順之，王陽明，黃宗羲，方以智，朱載堉，蘭陵笑笑生，湯顯祖，袁宏道，袁小修，馮夢龍，張貸，張溥、唐伯虎，石濤，八大山人，徐文長，李漁，傅山這一顆顆明星將中華文明點綴得格外絢麗奪目，那時中國也有自己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菲爾，莎士比亞，塞萬提斯”
其實說那個時代的人超前曆史三百年的聲音不絕於耳，比如有人說李贄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說黃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顧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當這麽多的人都是所謂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問，究竟是他們超前了三百年呢，還是中國在後來的發展中了落後了三百年，停滯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後回首古人，才發出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歎
其實明朝晚期和中國近現代之間的關係，從中國在滿清統治下淪為半殖民地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維新變法派和革命黨人使用的許多思想武器都是來自兩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論作為宣傳的武器
下麵我們一一列舉明代中國出現的與近現代文明接軌的思想和事實
一、政治上
在君臣關係上，嘉靖萬曆年間的思想家何心隱藏提出君臣應該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師，君臣相友”“相友而師”
在輿論監督上
萬曆年間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
在權力分配上，
東林黨人錢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
王夫之提出的虛君立憲思想
“有天子而若無，則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讚成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預定奕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處，以虛靜而統天下，則不恃貴戚舊臣以夾輔”
“以法相裁，以義相製，……自天子始而天下鹹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黃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專製本質的思想
“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鳴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經濟上
王夫之明確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財產的主張
“若土，則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雖為天地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談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為己
土乎”
不幹涉的經濟主張：
“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
三、對待外國文明的態度上
瞿太素說：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說“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與陳遵之書》）
徐光啟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這一個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
在徐光啟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圍繞著編寫《崇禎曆書》而對西方天文數學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翻譯和引入，徐光啟死後，李天經接任了他在科學方麵的工作，不僅繼續完成《崇禎曆書》餘下部分的編寫，而且按照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原則，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對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
比如《坤輿格致》是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和中國人楊之華、黃宏憲合作翻譯，共四卷。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裏科拉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製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製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禎皇帝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隻可惜，隨著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的批示沒有辦法落實，連這本中國政府組織中西學者合力翻譯的書籍，在滿清統治下也徹底散失，在愚昧的滿清統治下，這是這種類型書籍的必然命運，《天工開物》都會在中國失傳，更不必說別的了。
四、在開眼看世界上
人們把林則徐，魏源所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實際上這種說法根本錯誤，比他們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殖民強盜
徐光啟在《複蘇伯潤柱史》信中說“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為本，張揚個性上
王陽明說：“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
王艮說“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羅汝芳說“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
湯顯祖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反自賤者，何也。”（《貴生書信記》《明複說》）
明末大思想家陳確說“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縛，解放思想上
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
王陽明又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
明代唯物主義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關之雞
“學者於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為抉擇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為函關之雞者幾希”
馮夢龍在《廣笑府敘》中說“又笑那孔夫子這老頭，你絮絮叨叨說什麽道學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魯迅在五四時期說的話，然而這是提前了將近三百多年說的話。
七、在社會進化論方麵
嘉靖時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說
“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類癡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之，楫讓之後為放伐，放伐之後為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於今，理因時致宜，逝者皆芻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變發展方麵
王夫之說“大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麋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則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
這段話，是什麽意思？就是說在大昊以前，中國人不過是麋聚鳥集的野蠻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臨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個地方存在一個比中國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會，隻不過因為人力不通，所以那邊文明正處於強盛時期的時候，中國這邊由於處於野蠻狀態，而不能知道罷了。而到了中國文明強盛起來的時候，那邊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顯示出它的光輝，所以中國這邊也還是不能知道罷了。
“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
“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說中國的文明一會兒明亮，一會兒熄滅，將來必定消失退化到沒有文明的狀態，人也退化返回到軒轅以前，沒有一個不是夷狄（“蔑不夷矣”）。顯然這裏的“夷”正是和文明對立的野蠻的同意詞。
九、在捍衛文明，抵抗野蠻上
王夫之說“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
“夷夏者，義之猶嚴者”“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
痛斥“敗類之儒，鬻道統於夷狄盜賊而使竊”
朱舜水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也很大，這有梁啟超和李大釗的話為證
梁啟超說“舜水尤為伉烈，他反抗滿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話）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觸電氣一般震得直跳，對於近二十年政治變動影響實在不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大釗說“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國大痛，間關出走，飄零異域，無時不以恢複中原為念。雖至勢窮力盡，曾無灰心挫誌，直至死而後己。……釗生當衰季之世，愴懷故國，傾心往哲。每有感觸，輒複淒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節製人口，計劃生育問題上
馮夢龍說“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少，何以養之？”（馮夢龍《太平廣記鈔》卷七，1626年，天啟六年出版）
宋應星說
“一人兩子算盤推，積到千年百萬胎，幼子無孫猶不瞑，爭叫殺運不重來”
十一、在提倡婦女解放，戀愛自由上
謝肇製在《五雜俎》中說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也擇夫也。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即今國家律令……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則於婦人女子也？”
淩蒙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中說：“
卻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汙了身子，是個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卻又憑他續弦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幹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沒有道他薄幸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為，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人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們心裏的所在。”
十二、在物競天擇，人由動物進化而來的觀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確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自然萬物並非為人所設，人不過是自然界萬物中的一員，隻不過人比其他動物聰明，所以才能駕馭趨勢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說“天地之生物，勢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強食弱，大賊小，智殘愚，物之勢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於造化。一而已矣。無大小，無靈蠢，無壽夭，各隨氣之所秉而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為公也。……但人靈於物，其智力機巧足以盡萬物而製之，或驅逐而遠避，或拘係而役使，或戕殺而肉食，天之意豈如是哉？物勢之自然耳。故強淩弱，眾暴寡，智戕愚，通萬物而皆然，雖天亦無如之何矣！”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大自然產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規律。無論形體的大小，無論智力的靈蠢，無論壽命的長短，都不過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質基礎而進行生命活動。天地變化規律之所以為公正就體現在這裏。……人比其他生物聰明，智力機巧足夠窮盡所有其他生物來加以控製，把有的生物驅逐遠離人類，有的生物則加以拘係役使，有的生物則戕殺吃它們的肉，上天的意思難道願意這樣嗎？不過是事物的必然趨勢而已，所以強大的欺淩弱小的，數量多的鎮壓數量少的，聰明的戕殺愚蠢，這個道理在世間萬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樣。就算是上天也無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變
王夫之說“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備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所謂饑則呴呴，飽則棄餘者，亦直立之獸而已”
也就是說，中國這塊地方，在軒轅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獸。在這裏王夫之，已經提出了動物禽獸進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學思想上麵
明代萬曆時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學派別叫做公安派
而這個公安派居然直接成為了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
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四十三頁中說
“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裏麵，減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響，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
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
“晚明和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漢字拉丁化拚音化，以及創建世界語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時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頭之一的方以智，主張漢字拚音化（比五四時期魯迅等人的主張早了將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評傳》中說“方以智主張文字拚音化，他仿西文列漢字成字母，依照音韻變化列出《旋韻圖》”“方以智欣賞西方的拚音文字，希望中國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設想進行文字改革必須先設立一個共同遵循的法則，有了它，可‘以近推遠，以今推古’。”
他說“數千載之下，億萬裏之外，皆可以對翻，小則明文字之音義，一貫而知，大則知無聲之原，以盡聲音之變，和樂律，通鬼神，格鳥獸”
《方以智評傳》的作者感慨道：“這對於一個堅持改革的啟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氣魄，但是方以智的時代卻不能給予他施展抱負的必要條件。他的願望停留在紙上，近三百年之後，才被炎黃後裔逐步化為現實”
事實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禎24年，這個時候他才28歲）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識》之後兩三年，滿清就入關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為明朝進士，受過崇禎皇帝親自見解，自然成為滿清肉中釘眼中刺，後流亡各地，被迫削發為僧，但到康熙十年，還是沒有能逃過滿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經過惶恐灘，也就是文天祥詩句“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中的惶恐灘毅然自盡而死。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方以智當然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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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提出建立以數學為基礎的整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學科構架
徐光啟在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禎皇帝上奏折《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轉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40頁）
第一，數學是天文學，氣象學的基礎。“利用數學可以計算日月無星的運行，從而推測晴雨水旱”
第二，數學是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精於度數，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製作各種機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數學是測繪學的基礎，“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山海原野，高深廣遠”，都可以用數學方法測繪，“道裏尺寸，悉無謬誤”
第四，軍事學：數學可以用於“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台等”，“精於其法，有裨邊計”
第五，建築學：“營建屋宇橋梁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
第六，財政、會計學：數學對“官司計會”，頗有用處，“理財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學：用數學，“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醫藥學：使用數學，“因而藥石針砭，不至誤差，大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學：“明於度數，即能考正音律，製造器具（樂器）。”
第十，計時：掌握了數學力學原理，可以“造作鍾漏，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說“此‘十事’涉及自然現象的研究、社會現象的研究和工程技術，就當時，無論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學科的分化。徐光啟能陳此十事相當不易。有學者認為，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現實、弘通的知識體係的劃分”
徐光啟的這個奏折，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反應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並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當時明朝隻過了十幾年就滅亡了，這麽短的時間內，徐光啟的設想是無法在全國上下全麵展開的。
尚智叢說：“徐光啟提出的“格物窮理之學”核心就是以數學的演繹推理和數量計算來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具有近現代科學的特征，醞釀著近現代科學的傾向，他把數學做為科學發展的基礎地位，在這裏他比伽裏略等近代科學先驅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繹推理，尋求事物的數學規律，形成“有理，有義，有法，有數”，使中國的科學思想在質上邁進了一大步”
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在當時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但結果卻沒有在中國產生近現代科學，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的統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毀滅割裂。滿清的黑暗統治下，這樣以數學為基礎，全麵發展科學的設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十六，對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劃分，以及兩者關係的論述
在這點上，明朝的學者領先於同期的西方，當西方還連哲學和科學的區別都弄不清楚的時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經明確提出概念的區分和關係的論述
方以智提出“質測”的概念，並下了一個定義
“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顯然這裏“質測”的概念就是現在自然科學的概念
然後方以智提出“通幾”的概念，並下了定義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於不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費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神神之幾也。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
這裏的通幾就是現在所說的哲學
然後方以智論述了自然科學和哲學的關係
“質測即藏通幾者也，有意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密之神者，其流遺物”
“通幾護質測之窮”
“不可以質測廢通幾，不可以通幾廢質測。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
方以智通過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學修養和哲學修養，對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傳過來的知識進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說“遠西學人，詳於質測而拙於通幾；然而誌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
方以智通過對《崇禎曆書》中第穀宇宙體係的分析得出結論“絕對靜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謂‘大造之主’不過是運轉不已的自然之天體。傳教士所謂的上帝不過是臆說。他用理論用邏輯批判了傳教士的創世說，諷刺他們‘詳於質測而不善言通幾，往往意以語閡’”
十七，軍事上
徐光啟在崇禎四年（1631年）上疏建議組建以全火器裝備的現代化陸軍
“臣今所擬，每一營所用雙輪車一百二十輛，炮車一百二十輛，糧車六十輛，共三百輛。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鷹銃一百門，鳥銃一千二百門，戰士兩千人，隊兵二千人。……行之為陣，止之為營。遇大敵，先以大小火器更迭擊之；……敵在近，則我步兵以出擊之；若鐵騎來，直以炮擊之，亦可以步兵擊之。此則實選實練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敵。……臣言三聚當用6萬人。若悉皆招募，費必不資，亦未可遽得。……若先練一營之人，先辦一營之器，兩者齊備，既成營矣。一營既成，更辦次營，6萬人當為15營。若成就四五營，可聚可散，則不憂關內；成就十營，則不憂關外；十五營俱就，則不憂進取矣。倘止完一二營，僅可協助大城為守，未堪野戰也。此臣所謂車戰之製，應須選募同強，教練同習，營陣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見在之兵，則速召孫元化於登州，令統兵以來，可成一營矣”
這個計劃得到了崇禎皇帝激切讚賞和大力支持。
遺憾的是幾個月以後孫元化被賣國賊叛軍孔有德俘，後放回，孫元化因為瀆職罪而被處死。使得徐光啟的練軍計劃落空，但他卻已經指明了中國近現代軍事的發展方向了。沒有滿清的中斷，中國在軍事上隻會領先於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後。
這裏介紹一下孫元化，他是徐光啟的學生，也是徐光啟新軍事思想的大力實踐者，孫元化本身在科學上有相當造詣，著有《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說沒有登州事變，沒有孔有德這個喪心病狂的賣國賊的叛變，他會訓練出一支相當強大的火器部隊來，徹底殲滅滿清是沒有問題的
十八，海洋力量
鄭芝龍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發展成為擁有三千多艘海洋貿易船隻，超級龐大的海上貿易集團。根據當時書籍記載，當時鄭芝龍集團勢力已經達到“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在王春瑜《閩南海商勢力的擴張》一文中說，崇禎元年，荷蘭人，和許心素聯手在東山島海麵上向他發動攻擊，鄭芝龍盛怒之下出動千艘船隻捕獲荷蘭人的兩艘大船和85名荷蘭船員。不久又攻入廈門港，把許心素抓獲處死並再捕獲一艘荷蘭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強大的中國海盜集團劉香勢力崛起之後，“荷蘭人與劉香勾結，在1633年7月12日突襲廈門，把港內鄭芝龍水師的二、三十艘戰船擊沉或燒毀，這些被破壞的船隻每艘上麵配備有16門、20甚至36門的大炮，可見鄭芝龍的明軍水師實力強大到什麽程度。而在短短兩三個月內，鄭芝龍竟能連續對荷蘭人發動兩次龐大的海上反攻。出動包括五十艘特大戰船在內的150艘戰船，使劉香海盜集團和荷蘭人遭受到重創。最後徹底消滅了強大的劉香海盜集團，並使荷蘭殖民強盜受到沉重打擊。這種戰果在中外交鋒的曆史上是罕見的。也奠定了鄭芝龍的明軍海上力量在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蘭人在見識了他的厲害之後，改變了對他敵對的態度，與他合作，以求在幾乎完全由他壟斷的貿易中得到一些好處”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根本無法和鄭芝龍集團競爭，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貿易上，都是如此。德國學者Aldree he wiltn說“他除靠那一項強暴的營業稅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機生意，而終於積攢起一筆莫大資產，他的船隻計有三千，他令其船主們巡航到暹羅、馬尼拉、馬六甲等地，就豪華以及財富而論，他淩駕在他君主之上”。
當時就連鄭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員，都富可敵國，如戶官鄭泰“守金門，資以百萬計”“富至千萬”“少者百萬”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方麵看看這個中國的海上集團當時強大富裕到什麽地步。《明末中國的私人海上貿易》中說“崇禎元年，台灣荷蘭長官與鄭芝龍訂立為期三年的購貨合同，議定鄭芝龍每年向荷蘭交付生絲一千四百擔，糖五千擔，糖薑一千擔，絹綾五千擔，荷蘭人支付29萬9700元，這項合同後因荷蘭東印度公司缺乏現金作罷。”
接替鄭芝龍的鄭成功集團，雖然實力至少縮水一大半，但仍舊擁有驚人的財力。鄭成功為了抗清，籌集資金，發展海上貿易，設立“裕國庫”和“利民庫”，相當於現在的大銀行，為海商們提供資金進行貿易，順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領出25萬兩白銀，進行出海貿易；順治十二年領出5萬兩商販日本，十一月又領出10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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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
明朝人王徵，萬曆二十二年中舉人，天啟二年中進士，根據台灣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王徵自製自行車、自轉磨、虹吸、鶴飲、刻漏、水銃、連弩、代耕、輪壺，同鄉人把他當作諸葛孔明複出。
王徵和金尼閣合作翻譯《西儒耳目資》，是中國第一部羅馬字注音專著。
王徵和西方傳教士鄧玉函合作翻譯編寫創作《遠西奇器圖說》，是中國第一部係統引進西方機械工程學與物理學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說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則：“不甚關切民生日用……又非國家工作之所急需，則不錄，特錄其最切要者”
全書分三卷，第一卷導言九則：
（一）列舉從事機械學必須先學習的七個學科；
（1）重學 （2）借資 （3）格物窮理之學 （4）度學 （5）數學 （6）視學 （7）呂律學
（二）列舉參考書十八種（都是當時明朝政府和民間已經組織編寫或者翻譯出版的書籍）
（1）《勾股義》 （2）《圓容校義》 （3）《渾蓋通憲圖說》 （4）《泰西水法》 （5）《幾何原本》 （6）《坤輿全圖》 （7）《簡平儀》 （8）《渾天儀》 （9）《天問略》 （10）《同文算指》 （11）《敬天實義》 （12）《畸人十篇》 （13）《七克》 （14）《自鳴鍾說》 （15）《望遠鏡說》 （16）《職方外紀》 （17）《西學或問》 （18）《西學凡》
（三）列舉工具十九種
（1）度數尺（2）有驗地平尺 （3）合用分方分圓尺 （4）分方分圓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 （5）規矩 （6）有兩足規矩 （7）三足規矩 （8）兩螺絲轉闔閉定用規矩 （9）單螺絲轉闔閉任用規矩 （10）畫銅鐵規矩 （11）畫紙規矩 （12）作雞蛋形規矩 （13）作螺絲轉形規矩 （14）移遠畫近規矩 （15）寫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規矩 （16）螺絲轉母 （17）活鋸 （18）雙翼鑽 （19）螺絲轉鐵鉗
（四） 記號，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讀法之華字對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項
（1）柱分長柱 （2）短柱 （3）梁分橫梁 （4）側梁 （5）架分高架
……
斜輪、飛輪、行輪、星輪、鼓輪、齒輪、……
……
（六） 列舉動力二十九種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學，“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問題。
卷二論述機械學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車、輪、螺絲，還有斜麵等問題
卷三是圖說
除了和鄧玉函合作的《遠西奇器圖說》外，王徵還有獨立撰寫的《新製諸器圖說》，記錄的是他個人的發明如自行磨、自行車、輪壺、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寫的手稿，是對他的《新製諸器圖說》補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種機器
天球自轉，地塹自收，……水輪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轟、風輪轉重、風車行遠、雲梯直上、雲梯斜飛、氣足發矢、……、自轉常磨、自行兵車、活台架炮、活鉗擒鍾、……神威驚敵
在王徵寫的其他著作中還收錄一些其他發明的機器，如運重機器，活動地平，生火機，西洋神器測量定表，活閘自動開閉及常閘上下轉移之器，榨油活機，螺絲轉梯等等。
王徵在崇禎年間去登州協助孫元化訓練火器新軍，是孫元化的一個得力助手，應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亂中遇害了。
二十 現代醫學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
“不論對錯利弊如何，明代醫學家都力求在醫學領域走一條古人沒有走過的路。這種探索最積極的成果，就是李時珍《本草綱目》和吳有性的《瘟疫論》。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實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確性超過了以往所有本草學著作。……吳有性的《瘟疫論》透露著中華新醫學的曙光。
“吳有性認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狀，寫出了他的《瘟疫論》
……
“現代醫學的發展，主要得益於細菌病因說。雖然許多病因並非細菌，現代醫學也有賴於生理學甚至生物、化學的成就，……
“吳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衝破傳統的病因說”
吳有性根據自己對瘟疫的觀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厲氣的概念（就象現代醫學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學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樣）他描繪出厲氣致病的17個特點：
……
……
“吳有性的敘述，就是從今天的觀點看來，也難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氣之後，致病的真正原因是雜氣。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雜氣，並且要尋找新的治病方法。這一切都是新醫學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吳有性即遭亡國之痛，他的事業已經無人繼承下來”
所有上麵這些列舉出來的方麵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國與近現代中國的接軌，但遺憾的是由於滿清的統治，導致文明的發展被攔腰截斷，中國的文明倒退停滯了三百年的時間！
另外我上麵列舉的人物決大部分在明滅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長大的，正如龔鵬程所說“明朝滅亡時，吳梅村已經三十六歲，黃梨州三十四歲、方以智三十四歲、顧炎武三十二歲，王夫之二十五歲，朱舜水44歲，傅山38歲，李漁三十四歲，張岱47歲，金聖歎 36歲，陳確40歲，這些人的氣格及思想體式早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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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做對照，我們來看看明朝的崇禎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啟在1629年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
真是斬釘截鐵，字字有力！以翻譯為手段，以超勝為目標，這是何等氣魄，又是何等雄心！
這一個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
在徐光啟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圍繞著編寫《崇禎曆書》而對西方天文數學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翻譯和引入，這下麵會介紹到。徐光啟死後，李天經接任了他在科學方麵的工作，不僅繼續完成《崇禎曆書》餘下部分的編寫，而且按照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原則，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對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
比如《坤輿格致》是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和中國人楊之華、黃宏憲合作翻譯，共四卷。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裏科拉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製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製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禎皇帝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隻可惜，隨著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的批示沒有辦法落實，連這本中國政府組織中西學者合力翻譯的書籍，在滿清統治下也徹底散失，在愚昧的滿清統治下，這是這種類型書籍的必然命運，《天工開物》都會在中國失傳，更不必說別的了。
但是這本書中涉及的化學知識，實際上，有相當部分明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已經掌握了（當然隨著明代的滅亡，已經掌握的知識也會消失），在《中國通史 第九卷 中古時代·明時期（下冊）》中第三節《西方化學知識的傳入》有這樣的介紹
“中國最早記述無機酸的是徐光啟的一篇手稿《造強水法》。據研究，《造強水法》即製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綠礬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將礬炒去，約折五分之一。將二味同研細，聽用。次用鐵作鍋，約乘（盛）藥外，尚有空。鍋口稍斂，以承過筒。另用內外有油（釉）大壇一具，約乘（盛）四五十斤者則不裂。以玻璃或瓷器為過筒，一端合於鍋口，一端合於壇口。鐵鍋置炭爐上。壇中加水如損綠礬之數，如礬折一斤則加水一斤也。次以過筒接鍋壇二口，各用鹽泥固濟。鍋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漸加武火，滿二十四刻滅火，取起冷定，開壇則藥化為水，而鍋亦壞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黃金不化水中，加鹽則化。化過它金之水，加鹽則複為砂，沉於底，惟黃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點）之。……強水用過無力，或有它物雜之，仍用前之器製，則複為水，滓留於鍋矣。盛水壇下宜置一缸，恐一時迸破，水猶在缸也。”
此外“方以智《物理小識》提到：‘有■水者，剪銀塊投之，則旋而為水。傾之孟中，隨形而定。複取硇水歸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窯燒一長管，以煉砂，取其氣。道未公為予言之。’道未是湯若望的字，因此這是湯若望向方以智介紹的一種製取無機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銨，■NH4Cl）。但這段記載過於簡略，難於借以判斷硇水（或■水）是什麽物質。有學者認為，如將硇砂加入較濃硝酸（強水），則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對貴金屬（金、銀）起溶解作用。也有學者認為，如將硇砂加入綠礬蒸餾，則可得到鹽酸。究竟何者為是，尚有待進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識》還提到：“青礬廠氣熏人，衣服當之易爛，栽木不茂。”這裏所說的“青礬廠氣”，當指煆燒硫酸亞鐵（FeSO4·7H2O）後產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這類氣體遇水或濕空氣，會生成硫酸、亞硫酸或具有腐蝕性的酸霧，說明當時對於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觸和認識。”
在明代李天經時期翻譯的重要書籍還有《主製群征》，裏麵就牽涉到康熙等滿清主子奴才所認為的：“其所雲人之知識記憶皆係於頭腦等語，於理實為舛謬。” 根據《明清之際傳入中國之西方生理學》一文，這本書介紹了神經係統，裏麵“ 敘述了腦的結構功能以及與脊髓連為一體。還有腦神經的數量（六對），以及其中五對的功能。脊神經的數量（三十對），並初步描述了神經之遍布全身，另外還有神經的結構。”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際傳入中國之西方生理學》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明清之際”，但實際上裏麵真正介紹到書，全是明朝時期編寫的。列舉如下：
《泰西人身說概》（1635年）《人身圖說》（相同時期），《西國記法》（1595），《性學觕述》（1623），《主製群征》（1629？1636？），《泰西水法》（1612）。這裏沒有一本是清朝時期的書，隻有一部滿文的《解體全錄必得》，算是滿清時期的，然而這本書顯然根本沒有印行，隻是西方傳教士巴多明的手稿，是隻供給滿清的頭目康熙一個人看的，所以所謂“現藏法國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第2009號手稿”，以至於這個作者隻能說“關於滿文的《解體全錄必得》，筆者未能得見，今不具論”。
在李天經時期，還有組織編寫翻譯的其他三十多部天文學譯著，這裏就不詳細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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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崇禎時期，難道就沒有人反對西方曆法嗎？當然有的！當時有個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獻給朝廷，並且和徐光啟進行了辯論。崇禎皇帝沒有象滿清那樣用行政手段來幹涉。魏文魁不是覺得自己的曆法好麽？那好，明朝政府就幹脆為他設立一個曆法機構，和徐光啟組織領導的西法曆局，還有原來的大統曆局，還有回回曆局，一共是四家機構，大家平等競爭，公開辯論。這樣有魄力的舉措，即便是幾百年後的現在看了，也不得不拍案，叫一聲好！
眾所周知，科學的進步，很達程度上來源於不同理論上的彼此爭鳴，互相辯論訐難。舊的理論被推翻了，新的理論產生了，而新的理論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論的挑戰質疑，隻有這樣，科學的發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斷的前進。象滿清那樣，製造恐怖氣氛，即使暫時勝利的是較為正確的理論，但這理論也會缺乏挑戰質疑，而停步不前，從而變的過時落伍。《崇禎曆書》在滿清的遭遇，從明朝同步於西方，到滿清統治下，又因為停滯不變，最後落後西方兩百年，這樣的事實足夠能說明問題了！當徐光啟麵對魏文魁的質疑反對，不但不厭惡反感，相反在辯論的同時，還歡迎他加入到研究中來，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質疑，崇禎皇帝也並不因為徐光啟是明朝高級官員、內閣大臣，而魏文魁不過是一個布衣平民而對他鄙夷不屑，相反為他專門設立一個曆局，用實踐來證明他的錯誤。這樣的胸襟，這樣的氣量，對比滿清那幫鼠目寸光的大臣，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歡自我吹噓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裏。
江曉原在他的文章《第穀(Tycho)天文體係的先進性問題——三方麵的考察及有關討論》這一段描述是頗精彩的
“李天經於1633年徐光啟去世後接替其領導曆局之職，也無形中繼承了徐光啟作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擊“西法”，一時也頗有影響。‘是時言曆者四家，大統、回回外，別立西洋為西局，文魁為東局。言人人殊，紛若聚訟焉。’其時外有滿清叩關，內有李白成、張獻忠輩問鼎，當此內外交困、大廈將傾之際，卻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學說的爭鳴繁榮，很值得玩味。”（原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1卷1期，1989）
正如李申在《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一書中所說的“統觀明代的改曆過程，這裏沒有神學觀念的幹擾，也沒有政治權利的無理幹預。無論是皇帝還是禮部官員，都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雖然某些人因為個人利益或其他因素為改曆設置過障礙，但一般說來，這些障礙都是新事物成長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礙。” “明政府設置四個局，讓各家互爭雄長、百家爭鳴，其措施也是正確的。其間可能有某些人為了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阻撓新法的情況，但無論如何，改曆的阻力，不是政權的無理幹涉，也不是什麽傳統觀念、保守閉關、盲目排外的情緒。”
正是在這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良好氣氛中，徐光啟、李天經等人組織的曆法變革征服了人心，還是引用江曉原的話
“
在‘言曆四家’辯論的熱潮中，有‘欽天監在局習學官生’周胤等十人聯名發表一篇與魏文魁論戰的文章，其中談到他們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過程：‘
向者己已之歲(即1629年——引者案)，部議兼用西法，餘輩亦心疑之。迨成書數百萬言，讀之井井，各有條理，然猶疑信半也。久之，與測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見其方位時刻分秒無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語語皆真詮，事事有實證，即使盡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無以難也。’
”
這裏有一點需要特別拿出來說，前麵已經提到“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那麽到了清朝，情況又如何呢？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叢著）一書有一張表格，列出了從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內，出版的格物窮理之學的著作，從這張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紹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譯最多的是16世紀30年代，一共有134種書，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組織翻譯編寫的，而到了滿清統治時期，最多的60年代，已經隻有83種了，而這裏麵大部分都是民間繼承明朝時期遺風而進行的譯著，以後總體趨勢就是不斷衰減。
另外在這本書的第五十頁，有一張表格列舉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窮理之學的主要著述，這張表格應該說相當不全麵，大量明朝時期的重要科學譯著都沒有收入，但至少能說明一些問題。原來的表格僅僅是按照學科來分類列舉，我現在不妨分別按照明清兩個朝代，來列舉一下，看看情況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論方麵的
《乾坤體義》利馬竇，1614年出版
《天問略》陽馬諾，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豐肅 1637年出版
《寰有詮》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紹托勒密-亞裏士多德宇宙體係
曆法
《五緯曆指》 羅雅穀 1637年 《崇禎曆書》中的一部 第穀.布拉赫宇宙體係
天文儀器
《表度說》 熊三拔 1611年
《遠鏡說》 湯若望 1626年
上麵是托勒密、第穀.布拉赫、伽裏略傳統
地球知識
《乾坤體義》利馬竇，1614年出版
地理知識
《職外方紀》 艾儒略 1623 歐洲中世紀地理知識和16-17世界航海發現的地理知識
人體生理解剖和心理學
《性學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製群征》湯若望 1636年
幾何學
《幾何原本》利馬竇和徐光啟 1613年
算術
《同文算指》利馬竇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紹西方算術，筆算
測量學
《測量法義》利馬竇和徐光啟 1607年
工程與機械
《奇器圖說》 鄧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紹16-17世紀的歐洲機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啟 1612年
邏輯學與方法論：
三段論演繹推理和辯證法
《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紹亞裏士多德邏輯學與辯證法
形而上學：
十個範疇；四元素說
《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 1631年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學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儀器：
《儀象誌》和《儀象圖》 南懷仁 1674年
地理知識：
《坤輿全圖》和《坤輿圖說》南懷仁 1674年
動物習性：
《獅子說》 利類思 1675年
僅從數量的對比上來看，明朝的是17種書，而到了滿清的統治下，隻有三種（或許勉強可以算五種）
從涉及的人員對比上，明朝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傳教士7人，中國人5人；而到了滿清時期，涉及的人員隻有兩人，而且都是西方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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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崇禎時期的徐光啟，竺可楨曾經把徐光啟和英國的學者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個比較，認為徐光啟絲毫不遜色於這位英國大學者,在許多方麵還超過了他.《科學譯著先師——徐光啟》的作者王青建對此作了分析，現摘錄如下：
“兩人生活於同時代，徐光啟小培根一歲，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兩人同為科學思想史上的一代開創者，又都向往著新的科學時代的到來；巧合的是兩人都做過高官。……培根是首創近代歸納法的大師，把經驗從一向受人鄙視，受貶抑的卑賤地位上升到一種科學原則，……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數學語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啟卻演繹推理鼓吹推廣到一向隻重視經驗歸納傳統的中國，並且特別把重點放在數學語言上，認為這才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兩人都強調科學實驗，但徐光啟本人就是大科學家，親自進行觀察和實驗，……徐光啟在實驗科學的具體貢獻是培根所不能比擬的，尤其是他對數學的重視和運用更遠遠超過了培根。……事實上，徐光啟的科學思想和方法論遠遠超過了西方傳教士之上。當時西方‘傳教士的科學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東西’，但徐光啟卻深刻的提出了科學必須其中有理、有義、有法、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辨不能著數’，這樣的思想正和近現代科學的思想吻合”
也許有人覺得這樣的比較，過於誇大徐光啟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麵的內容，就會明白，這半點都沒有誇大！！
徐光啟在崇禎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禎皇帝上奏折《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論述了“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數學在生產實踐中作用”，他是把數學作為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來看待，這比馬克思恩格斯論述數學在自然科學中的作用早了幾百年。徐光啟列出了十條（轉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40頁）
第一，數學是天文學，氣象學的基礎。“利用數學可以計算日月無星的運行，從而推測晴雨水旱”
第二，數學是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精於度數，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製作各種機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數學是測繪學的基礎，“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山海原野，高深廣遠”，都可以用數學方法測繪，“道裏尺寸，悉無謬誤”
第四，軍事學：數學可以用於“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台等”，“精於其法，有裨邊計”
第五，建築學：“營建屋宇橋梁等，明於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度堅固，千萬年不圮不壞”
第六，財政、會計學：數學對“官司計會”，頗有用處，“理財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學：用數學，“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築治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醫藥學：使用數學，“因而藥石針砭，不至誤差，大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學：“明於度數，即能考正音律，製造器具（樂器）。”
第十，計時：掌握了數學力學原理，可以“造作鍾漏，以知時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窮理之學》一書說“此‘十事’涉及自然現象的研究、社會現象的研究和工程技術，就當時，無論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學科的分化。徐光啟能陳此十事相當不易。有學者認為，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島》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現實、弘通的知識體係的劃分”
徐光啟的這個奏折，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反應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並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當時明朝隻過了十幾年就滅亡了，這麽短的時間內，徐光啟的設想是無法在全國上下全麵展開的。
尚智叢說：“徐光啟提出的“格物窮理之學”核心就是以數學的演繹推理和數量計算來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具有近現代科學的特征，醞釀著近現代科學的傾向，他把數學做為科學發展的基礎地位，在這裏他比伽裏略等近代科學先驅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繹推理，尋求事物的數學規律，形成“有理，有義，有法，有數”，使中國的科學思想在質上邁進了一大步”
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在當時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但結果卻沒有在中國產生近現代科學，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的統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毀滅割裂。滿清的黑暗統治下，這樣以數學為基礎，全麵發展科學的設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難怪有人為此激憤的說道：“落後的建州女真貴族，在取代朱明政權，統一中國以後，為了維持他們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蠻統治，直到預備立憲的末日，始終處心積慮遏止全社會的進步。在經濟政策上，從瘋狂破壞生產轉到恢複小農經濟，已經是皇恩浩蕩了，過此再也不肯前進一步，生怕經濟的繼續發展超越他們的控製能力，就會直接威脅他們的統治。在思想領域裏，用高壓手段禁錮學術發展，使得全國讀書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從，不敢稍有立異，幹犯禁忌，觸及刑網。清朝統治者方以此為得計。徐光啟的企圖取代封建製度的政治、經濟、學術主張，當然不可能為竭盡權利維護其野蠻統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後不過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國就以1660年（順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學會而實現。隨之而來的，是工業革命和生產大發展。而徐光啟的“度數旁通十事”的擬議，在當時，雖然得到了崇禎皇帝的積極支持和響應。但隨著明朝政府的滅亡，滿清空前殘暴黑暗統治的建立。這樣的規劃，一擱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進生產上發揮作用。在明朝時期同步於世界發展的中國，經過滿清的反動統治，遠遠落後於世界生產的先進國家，終於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徐光啟的不幸，也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啟研究論文集》第23頁）
補充資料
根據台灣學者方豪著的〈中西交通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南懷仁草成一手稿,六年後發表於德國《歐洲天文學界》雜誌，文章中說
“三年以前，我曾經試驗蒸汽之力，用輕木製成四輪小車，長二尺，且極易轉動。在車之中部，設一個火爐，爐內裝滿以燃燒之煤，爐上則設置一個汽鍋。在後輪之軸上，固定一個青銅製的齒輪。其齒橫出，與軸平行，此齒輪與另一個立軸上的小齒相銜接。所以當立軸轉動的時候，車子就被推動而前進
在立軸的上麵，另外裝一個直徑一尺的大輪。輪的全周裝置若幹葉片，向周圍伸出。當蒸汽在較高壓力之下，由汽鍋經一個小管向外急劇噴射的時候，衝擊於輪葉之上，使輪及軸急速旋轉，結果車子前進。在相當高的速度之下，計可行一個小時之上。以汽鍋內能發蒸汽的時間為準。
當試驗的時候，為防止此車直行過遠，在後軸中間，裝一杆，可以任意替換方向，……，……，用此種轉向裝置，可以使此車沿一圓周駛行。且按照使舵傾斜的程度，可以得到所行曲線的曲率變大變小的結果。
這個機器的實驗表明一種動力的原理，使得我能夠隨意應用於任何形式的轉動機械上麵。例如一個小船，可以由汽鍋中蒸汽的力量使它在水麵上環行不已。我曾經製造成功過一個，並把它獻給皇帝的長兄。汽輪本身放置在船腹之中。隻有蒸汽由氣鍋外出的聲音可以聽到。……其次，我曾經在氣鍋上另外焊接一個小管，分一小部分蒸汽，使由之逃出，並使得小管外端如同一個笛子的吹口。結果當蒸汽外逃的時候，所發的聲音，象夜鶯的啼聲。……
總之，這種動力的原理既然已經成立，則任何其它有利益或者有興趣的應用，都不難通過思索而得到”
下麵是方豪先生的評價
“南懷仁的模型原理，可以看成是Branca衝動式汽輪的試驗，並推廣其應用
南懷仁的試驗，其眼光和應用範圍，比西方同時期的要為遠大，就利用蒸汽為行車的原動力而言，比Stephenson的火車要早一百五十年，就利用蒸汽為輪船的原動力，比Symington的輪船早123年，就利用蒸汽為汽車的原動力而言比Bolle的蒸汽汽車早二百年……
在世界熱機史上，南懷仁的試驗和廣泛的應用建議，實在是Branca衝動式汽輪之後應當大書特書的”
應該說如果滿清的愚昧到極點的頭子康熙有崇禎皇帝一半的見識，中國也完全可以借南懷仁的蒸汽機以及應用建議，在世界範圍內取得領先至少也是並駕齊驅的地位，可是實際結果如何呢
在康熙這種愚昧又沒有自知之明的暴君統治下，南懷仁的試驗和發明完全被他們當成了個人的玩物，對於中國的發展沒有造成任何的影響
這真是曆史上最滑稽的一幕，最先進的東西，已經送到他們麵前，他們都不知道去利用
此外清初，延續明朝的餘波，中國還出現了一位機械物理方麵的傑出人才黃履莊，他延續了明朝王徵的傳統，在機械物理以及各種儀器方麵有眾多成就，但在殘暴滿清統治下，當然全歸於無用，他發明的東西有顯微鏡，取火鏡，取水鏡，溫度計，濕度計，自動風扇，其他自動機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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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不修長城與沿海遷界
喜歡稱頌滿清的人常常喜歡拿長城來說事,滿清不修長城而邊境安寧,明朝修長城而邊患不斷,高下立判.常見的論調是長城是封閉保守的象征。愚昧無知而又自以為是的人還說過這樣一句話“曆史上修築長城次數最多、工程量最大的明朝，正是對北方和西北方少數民族敵意最深，也是最保守、最無能的王朝”。
這樣的觀點當然是不對的，經不起事實的辯駁，明朝恰恰是曆史上中國人思想最開放，精神最活躍，眼界最宏大，也是經濟上最富裕，強盛時期保持的最長久的朝代。
長城防的是北方的遊牧或狩獵民族，這些民族社會形態文明程度都遠遠低於中原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些民族每一次對南方的侵略搶劫，都在客觀上造成文明的破壞和倒退。長城的存在增加了這些野蠻民族侵略屠殺搶劫的難度，對文明保護和促進社會發展的意義是不容抹殺的。對野蠻侵略搶劫屠殺的開放，正是對文明進步的封閉扼殺。不修長城的滿清恰恰才是中國曆史上最封閉最僵化最保守的朝代，明末已經進入冷熱兵器交替的中國，到了清末卻居然回到了用大刀長矛來對抗洋人的槍炮，這才是鐵的事實。
喜歡歌頌滿清的人最喜歡引用康熙的一段上諭“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士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者是也。”
這一段話，真是唐哉皇哉，冠冕堂皇，義正詞嚴，儼乎其然。也真難怪一個叫王本道的人，佩服的筋骨發軟，精神上膜拜的五體投地，頌聖的話，由衷而出，綿延不絕。能肉麻到什麽程度，下麵就是了：“康熙皇帝300多年前的這番話，如黃鍾大呂，對我心存彌久的“長城情結”實在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衝擊波。正是這個康熙，從“修德安民”的思想出發，堅持與北方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禮尚往來的友好關係，……。正是康熙的開明、開放，使我國曆史上出現了一個階段性的盛世。也正是康熙的明智，使我國曆史上持續兩千多年修築長城的工程畫上了句號”。
看了這話，真有一種時空倒錯的感覺，懷疑所見的並非現代人的發言，而是三百多年前正宗的滿清奴才禦用文人穿越了時間隧道來到現在慷慨陳辭！
我們不必懷疑說出這些話的人的真誠。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不會覺得肉麻，也不會臉皮發紅，相反心安理得，虔誠得很，或許還帶點亢奮激昂。奴性到這樣的地步，確實是透入骨髓了。
但曆史的事實，畢竟無情，給這類無恥文人以難堪。康熙不修長城，這是事實。但滿清的入關，本就是滿蒙上層統治者互相勾結，進入中原燒殺擄掠，奴役人民，剩下的隻是如何坐地分贓，也確實沒有長城的用途，對於這昔日阻礙他們肆意屠殺搶掠的堡壘工事，自然不會有什麽顧念。北方的長城是形同虛設了，但整個中國的沿海，在那個滿嘴冠冕堂皇言辭的康熙統治下，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了，卻建立起一道無形甚至有形的長城，其規模之浩大，牽連之廣泛，長城與之相比，隻能望塵莫及。
沿海遷界，大部分的曆史書都是不談的，即便談到了，也多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仿佛是無足輕重，無關大雅。然而個人以為沿海遷界這個事件的重大性是被嚴重低估的低估，其殘暴程度，駭人聽聞程度，對曆史影響程度都是空前絕後的，它不僅是中國曆史一個重大事件，在世界曆史上也絕對能算的上一個重大事件，如果要列出人類曆史上一百個最重大影響最深遠的事件，那滿清的沿海遷界應該榜上有名。
究竟什麽是沿海遷界呢？簡單來說，它就是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讓中國從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具體點，滿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從瀕海三十裏左右，到瀕海四十裏、五十裏、乃至到二三百裏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製處在這個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裏到二三百裏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為一個無人區。在這期間，如果清廷統治者覺得遷海的距離太近，還會繼續下令，遷的更遠一點，他們對海洋的恐懼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記載
“廣東遷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裏，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
沿海遷界的過程是怎麽進行的呢？是不是象現在的三峽移民那樣，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腳，給予適當的資金補償，然後再一步步把居民遷移出去？不是的！沿海遷界的過程許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屠殺和掠奪。
按照當時人的記載“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繈兒，攜鬥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裏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
翻成白話，就是限期三天遷移，距離遠的人根本來不及知道消息，距離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過了兩天，軍隊騎兵就到，於是富人全部拋棄自己財富，貧窮的人拿著鍋子帶著妻子兒女，全部流離失所，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裏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
可以想象，就算現代的人從籌劃搬家到實施，具體運作準備，也絕對不是三天裏就能完成。然而當時中國的沿海居民，就是在這樣沒有任何預兆準備的情況下，在清廷統治者的淫威逼迫下，遷離故土，淒慘悲苦的情狀不問可知。
當時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後，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累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
燒房子，燒戰艦，也確實是做的徹底。
對於不肯遷移的居民，就是一個字“殺”。清廷統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這方麵從來就是不手軟的
“初，（廣東香山縣）黃梁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穀邃，藏匿者眾。”“……計誘之曰點閱，報大府即許複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幸脫者。複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阜，樹碣曰木龍歲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
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房過，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滿清的殘暴徹底程度相比，實在是差了一個數量等級。
“當播遷之後，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牆，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囷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鬆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於地上。”
至於為什麽要砍樹，要對果樹鬆柏都斬盡殺絕，大約意思也是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複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統治者殘暴的徹底性和想象力確實是可以令人歎為觀止的。隻可惜在明朝時訪問中國的那些西方傳教士記載下明朝中國廣大沿海地區到處鳥鳴林幽，果樹鬆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滿清的統治下是滅絕了。
遷界的過程當然伴隨著畫界，立界，守界。“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浚以深溝，別為內外。稍逾跬步，死即隨之。”
清廷甚至對河流也不放過，其凶悍程度確實曠古未有“
清政府為了防微杜漸，對入海的河流一律發兵把斷，河中釘立木樁，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銅鏡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頭河、曰雲霄河、日開溪河，皆斷而守之’。蘇北興化縣白駒場原來建造了閘口四座，按照旱澇情況調節淮揚一帶的河水入海。盡管‘白駒場離海甚遠，並非沿邊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無所出，淹沒田畝’，使水利變成了水害。”
甚至連一個就在大海中的海南島，滿清也硬是要讓島上居民與大海隔離起來，全島“邊周環立界二千七百裏，惟海口所津渡往來如故，自餘魚鹽小徑俱禁斷不行”。
敢於出界的人都殺無赦，看看當時的記載，確實有觸目驚心的感覺，“每處懸一牌，曰：敢出界者斬！”“越界數步，即行梟首。”“著附海居民搬入離城二十裏內居住，二十裏外築土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出界以違旨立殺。武兵不時巡界。間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時斬首”。《南明史》上特地舉了一個莆田縣黃石千總張安的例子“每出界巡哨隻帶刀，逢人必殺。……截界十餘年，殺人以千計”。同書上引用屈大均《廣東新語》說廣東省的情況，“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餘裏，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
“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清廷的淫虐確實到了極致程度，隻不解為什麽為禍慘烈到如此程度的事件，卻一直被有意的忽略掩蓋不提，是什麽緣故？
沿海遷界實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時間都處於康熙的統治之下，如果開頭幾年，還和康熙沒有關係，那麽剩下的時間，康熙就是首要的罪魁。此人一麵冠冕堂皇的大談“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另一麵卻恰恰在他統治下開始修建所謂界牆。原先沿海遷界不過是木柵、籬笆為界，土牆為界，而正是到了康熙統治下，開始正規的大興土木修築界牆，真是打算把中國包在裏麵，徹底和海洋隔離。下麵是《南明史》的記載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著南北洋百姓砌築界牆，從江口至楓亭。牆闊四尺，高六尺，每戶計築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樓一座，遇海另築界堤。”
“關於沿邊設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稱之為寨、墩，廣東稱之為台、墩。大致情況是：‘界畛既截，慮出入者之無禁也，於是就沿邊扼塞建寨四，墩十數，置兵守之。城外鄉民按戶征銀，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費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於奔命者不知凡幾矣。’‘寨周闊百六十丈，墩周闊十丈不等 ’。‘五裏一墩，十裏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當時的人盧若騰在詩中說：
“天寒日又西，男婦相扶攜。
去去將安適？掩麵道旁啼。
胡騎嚴驅遣，克日不容稽。
務使瀕海土，鞠為茂草萋。
富者忽焉貧，貧者誰提撕？
欲漁無深淵，欲畊無廣畦。
內地憂人滿，婦姑應勃溪。
聚眾易生亂，矧為饑所擠。
聞將鑿長塹，置戍列鼓鼙。
防海如防邊，勞苦及旄倪。
既喪樂生心，潰決誰能堤。”
其中這兩句尤其精彩“聞將鑿長塹，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邊，勞苦及旄倪。”一個“防海如防邊”，真是把清廷凶虐離奇的程度，刻畫的淋漓盡致。用 “防海如防邊”對照一下康熙冠冕堂皇的偽善言辭“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豈不是有一種格外荒誕滑稽離奇的感覺麽？豈不是應該讓那些熱烈頌聖，對滿清皇帝功德眷眷無窮的無恥文人活活羞愧死麽？
沿海遷界牽連的範圍究竟有多廣呢，顧誠摘引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中說“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牆，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
“福建總督姚啟聖在一份奏疏中說：‘在當日原因福建海賊猖獗而議遷界，又因賊勢蔓延止遷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賊，故並遷及廣東、浙江、江南、山東、北直五省之界，是遷五省之界者其禍實始於福建之鄭賊也。’按照這個記載，當時奉詔遷海的共有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六省（按現在的分省還包括了廣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區）。”
也就是從當時人的見聞以及清廷製定的官方政策來說從北方的遼東一直到中國最南方的廣西海南都沿海遷界的範圍內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中說，沿海遷界所造成的平民死亡數字“億萬計”，也就是上億了。這個數字是否誇張呢？我覺得是不誇張，按照現在曆史學家，人口學家從各方麵的統計估算，明末中國的人口在二億左右應該沒有太大的疑問（明朝自己的統計數字是五千多萬）。而到了清初，中國還剩下多少人口呢？按照滿清統治者自己的統計是一千多萬，就算也乘以四，也隻有八千萬不到，而實際上，滿清不象明朝政府那麽散漫，在他們極端嚴密苛酷的統治下，他們的人口統計應該隻會為了粉飾而往高處虛報，而不會刻意低估，所以就算往拚命高裏估算也就是四千萬左右。和明末相比絕對減少就在一億六千萬左右，其中大半都是清廷屠殺迫害而死的平民。而沿海地區人口密度也遠比其他地區大的多，滿清的沿海遷界把這個地區掃蕩為平地，所迫害死的平民上億應該不是誇張的估計。
《南明史》中引用當時人的記載，廣東的情況是“
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尚不忍舍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攜。鬥粟一兒，百錢一女。……其丁壯者去為兵，老弱者展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
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遺疏中也說：“臣先在粵，民尚有資生，近因遷移漸死，十不存八九。”李率泰本身是清廷的官吏奴才，他當然沒有任何將情況故意誇張的動機。而且注意，這是他的遺疏，也就這些話隻有在他明知自己快死的時候，才敢大著膽子寫下來。所謂的“近因遷移漸死，十不存八九”，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死掉了，這對照前麵屈大均所說的“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便可以知道並非誇張虛語。按照他們的說法，滿清的沿海遷界是自從有廣東這個地方來，生靈遭受的最大的慘禍，這話恐怕不僅適用於廣東，也同樣適用於整個中國。
如何估計沿海遷界所造成的破壞，如何估計這一事件造成的重大影響，這恐怕是永遠難以解決的問題了。沿海地區從宋朝開始就逐漸成為中國最富庶最繁榮的地區，上麵的財富是居住在沿海地區的人民在幾千年的時間裏不斷勞動開發而積累起來的。而在清廷的暴行下，頃刻間，幾千年積累的財富和生產力化為烏有，人力也消滅殆盡，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從一個沿海國家，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它所造成的破壞和後遺症遠遠超過了一次超大規模的戰爭，在戰爭中，一個地區受到破壞再厲害，也畢竟還有人在上麵生活勞動，還有房屋，樹木，保留一部分下來，而沿海遷界卻是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把整個中國沿海地區徹底變成一個無人區，變成白地荒野。以前明朝政府雖然也曾經在一個短時間內有過禁海令，但其性質主要是針對倭寇，和東南亞的往來從來就沒有終止過，而這短時間的禁令也不過是空文，民間海外的貿易從明朝開國一直到明朝結束，從來就沒有中斷過，綜觀明朝，中國民間的海上力量是處於不斷增強的局麵，和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更是從未中斷過，而且不斷加強。到了鄭成功父親的時代，更有完全壓倒西方的殖民國家海上力量的趨勢。而滿清的二十年沿海遷界等於把中國民間的海上力量連根拔除，這一手確實是做的辣且絕，這對中國的影響絕不僅僅至於這二十年，而是蔓延到了兩三百年之後。試想在幾千年的時間裏孕育培養出來的海上力量，被連根拔除掃蕩之後，還怎麽可能恢複過來呢？
現在的人不是常常在問，中國為什麽在近代會科技經濟全麵落後於西方，於是不同的人紛紛去尋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門，說是儒家文明，說是農業文明，說是程朱理學，還有科舉製度，還有直接歸咎於明朝的統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實這樣的問題，這樣的答案根本就是偽問題，偽答案，其荒謬程度和幾個近視眼為了比較誰的視力更好，就比誰能說出遠處匾額上的字，結果到頭來匾額根本就沒有掛一樣，甚至更荒謬。
其實隻要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和明代中國一樣處於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他們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哲學理論發展還落後於同期的明代中國）的英國以及西歐，如果和中國一樣遭到類似滿清一樣的野蠻民族統治，一樣在最發達最繁榮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運，一樣被勒令留發不留頭，每個人都必須留一條辮子，否則殺無赦，一樣遭受那樣慘絕人寰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統治，一樣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來一個沿海遷界，沿海地區變成無人區，沿海居民被屠殺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樹木植被都被摧毀消滅，我倒是想知道，那還會有什麽狗屁資本主義？它們如果比中國發展的更快，那才是見鬼了。
連比較的前提都不一致，這樣的問題不是偽問題，那又是什麽？
就如同現在有兩個人，甲遇見一幫強盜，頭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沒有遇見強盜，健康的活了下去。現在卻有蠢人來煞有介事的問：為什麽甲比乙短命？於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樣煞有介事的回答這個問題：有的說，甲不注意鍛煉身體，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說，錯了，甲就是鍛煉身體過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說甲有心髒病，所以短命，有的說甲有高血壓，有的說甲喝酒過度，身體脆弱，有的甲吸煙，更有幹脆的則說，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當然的。可惜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腦袋同樣被砍掉，他還會活麽？既然同樣不會活，那麽這些理由不是屁話又是什麽？
還有些所謂的聰明人發話了：曆史不能假設！好一個愚民的主張！錯！曆史不但應該假設，而且必須假設！對曆史做假設，正是能讓人透過曆史的迷霧看到隱藏在迷霧後麵的真相。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人能夠假設！這是人所獨有的思維能力，人區別與動物的一個重要特征，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人不但能夠看見表麵現象，還能看見表麵現象後麵的本質；不僅能夠看到既成事實，更能夠看見所謂的既成事實從來不是事物發展的唯一路徑。把既成事實當成必然事實隻能是隻會低級條件反射的動物邏輯，而並非人的邏輯。
自然科學從來就不可能離開假設。沒有假設就不可能有牛頓力學，難道世界上真有絕對光滑的平麵，讓物體永遠因為慣性而滑動下去嗎？真有不受外力作用的物體麽？沒有假設也不會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難道真的能夠設想人追上光之後會發生什麽嗎？真的能在時空的每個角落都放上一個鍾麽？當然也不會有量子力學，波粒二象性等理論不都是先從假設開始的嗎？
自然科學不能離開假設，難道作為社會科學的曆史就能離開假設嗎？所謂曆史不能假設根本就是騙人愚民精神上自我閹割的謬論。現在就讓我們理直氣壯光明正大的假設一下，如果當時的英國西歐和中國一樣遭受到類似於滿清的統治，會是一個什麽結果？結果隻有一個：和處於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一樣落後，甚至更落後！更進一步，如果中國沒有受到這樣的摧殘統治，又會怎麽樣？到那時候，是不是那些蠢人又要絞盡腦汁的去研究，為什麽西方這麽落後於中國了，是民族性，是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統治，還是文字形式，等等等等。
這樣的研究，美其名為學術，其實是連基本邏輯常識都不具備的笑話和鬧劇而已。
其實真要問問題，應該是為什麽中國在那個時候，那個階段，受到遠遠落後於自身文明的狩獵遊牧民族的侵略屠殺，而英國和西歐在那個時候，在它們國家的旁邊卻根本沒有這種民族的存在？是因為地理條件的客觀因素呢，還是有其他的原因，這倒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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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江門水南詩人黃居石，還寫有《蓰村行》和《哀江門》記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邊，威令雷行刻不延。
相傳徙村詔昨下，居人猶疑未必然。
已報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
令尹倉皇出郊迎，牛酒豬羊忙饋餉。
猶恐菲薄慢王師，計田派餉日公議。
民力竭矣胥吏飽，豈無老弱死鞭苔？
驚看村前一旗立，迫於王令催徙急。
攜妻負子出門行，曠野相對啜其泣。
孰無墳墓孰無居，故土一旦成丘圩。
此身播遷不自保，安望他鄉複聚廬。
君不見鹹陽三月火，頃刻煙塵起青瑣。
不獨眼前事可哀，國亡家破奚獨我？
籲嗟誰繪鄭俠圖，流離載道天難呼。
回首昔年煙火地，青青草樹暮啼烏。
《哀江門》
江門一望堪痛哭，亂後徘徊江之曲。
日中江上不見人，草自青青波自綠。
憶從丙戌盜縱橫，槲榭灰燼無顏色。
甲辰移海盡丘圩，古廟獨存新市側。
毀瓦頹牆塌道平，四顧蕭條目空極。
數百年來雜遝場，惟有昏鴉啼山北。
這些詩寫來一字一血淚。可見當年韃清的“遷界令”,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是何等慘酷。
（那句＂新朝防海不防邊＂更是意義非凡）
康熙三年三月初六，清軍大隊兵船入東山，“盡驅沿海居民入內地，築牆為界，縱軍士大淫掠，殺人山積，海水殷然”（《台 灣鄭氏始末》）
“一時人民失業，號泣之聲載道，鄉井流離顛沛之慘非常，背夫棄子，失父離妻，老稚填於溝壑，骸骨白於荒野”（《台 灣外誌》）
清人胡日乾上書請求複界時控訴："伐南山之竹，寫恨無窮；繪監門之圖，形容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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