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譚若思是尼克鬆時期的一個重要的中國通，也是基辛格中國問題的重要助手和專家。他1938年生於澳大利亞。1962年畢業於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獲得曆史政治學一級榮譽學士學位。後來赴哈佛深造，並於1970年獲得哈佛政治學博士學位。譚若思的老師有著名尼克鬆時期的基辛格，以及曆史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等。他一直在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也不知道他現在是否還在世，問了AI，說不知道。
譚若思著述頗豐，大部分都是有關中國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他1980年出版的《毛澤東傳》，該書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僅中文譯本就暢銷180萬餘冊。其它重要著作有：《我與中國》、《八億人》、《江青傳》、《毛澤東的後半生》等。
譚若思對中國非常友善，可以說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我與中國》一書中說道：我不願視中國為異端，我渴望在中國的權力和主義鬥爭與西方類似的爭鬥經曆之間找到聯係。我一邊研究英國曆史學家R.L.托尼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一邊對中國進行研究。我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托尼，受他的影響，我發現並確認了權力集中（共產主義缺陷）和財富集中（資本主義缺陷）這兩大罪惡。我相信，如果民主社會主義是切實可行的道路，那麽它就必須解決這兩個問題。P43
和很多西方學者一樣，他對中國的文革的看法和國內知識精英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像國內的的學者，隻把文革看成是權力鬥爭和毛的個人行為，而是認為文革是一場失去秩序的道德運動和政治鬥爭。但他認為毛的文革是失敗的，因為“毛澤東統一和鞏固了中國，但他不能改變人性。他不能消滅榮譽感、尊嚴感、人們對物質主義的偏好以及中國人的家庭觀念。”P60
中國的文革不僅僅是發生在中國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而且對世界的衝擊也是巨大的。他在書中說，1967年至1968年文革期間，在美國洛杉磯，一家銷售中國書籍和期刊的公司就賣出25萬冊《毛主席語錄》。
譚若思說的沒錯。受中國文革影響，當時的世界各地青年都起來造反。日本的文革和中國最像，連寫的標語和大字報都和中國紅衛兵一樣。香港澳門也爆發的文革，香港的造反被鎮壓了，而澳門的文革取得了成績，革命群眾把盤踞在澳門的反華勢力和國民黨特務都趕跑了，這也是回歸後澳門一直很穩定，而香港一再出事端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時的歐洲無論是西方陣營還是東方陣營都興起年青學生的造反熱潮，這個熱潮在美國的表現就是反越戰。對這段曆史有興趣的可參看美國學者馬克.可蘭斯基的著作《1968-撞擊世界的年代》。
當時的世界左翼運動風起雲湧，連薩繆爾.亨廷頓也對中國和毛澤東持正麵評價。譚若思在書中談到亨廷頓跟他有一次談到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亨廷頓說：“20世紀中期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是一百年來第一個真正能統治中國的政府。”P50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寫道：“國家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他們的政府形式，而是政治治理程度。”他尤其擔心的是政治上的真空。他佩服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創造新的製度來維持社會秩序”
譚若思在另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八億人》裏曾提到過費正清對毛澤東的看法：“有人認為毛澤東是淩駕於中國共產黨之上，屈尊於中國人民之上的領導人，但費正清從來不接受這種觀點。”
書中也記錄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如楊秉章的回憶：
1968年的中朝邊界上，中方這邊樹立的標語牌寫著：“要反對帝國主義，你們必須反對修正主義。”，朝方的標語牌針鋒相對的寫著：“民族要獨立。”P58
1971年，在作者會見郭沫若的時候，郭沫若告訴他，因為中國打算用英語取代俄語，毛主席正在學習英語，他學會的最喜歡的兩個短語是“法律與秩序”和“反對毛澤東”。P58
譚若思講的一個故事很有意思，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道：“我批評今天的中國，並不是因為其缺乏資本主義的自由，而是不相信創造性人才。”這句話卻遭到海倫（斯諾的前妻）的嚴厲批評，她在信中反駁他說，中國最有創造性的人物就是毛澤東！他是中國幾千年曆史長河中首屈一指的創新人才。
她把毛澤東比作英國反對羅馬教皇的宗教改革者威克裏夫，以及法國反對經院哲學的人文主義者彼得呂斯.斯米拉。她說毛澤東正是相信創新才使得他成為真正的現代人。P125
海倫堅持說，毛澤東教導人民反對正統權威。毛澤東與舊中國勢不兩立，因而是一個支持民主的人。海倫讚揚毛澤東打破了傳統中國人的集體心態。P126
譚若思對中國的認知類似於羅思義。他說歐洲的社會主義者總是不能理解中國革命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一部分俄羅斯屬於歐洲。布拉格和布達佩斯都是歐洲曆史上著名的城市，西方的音樂、語言、文學和烹飪都起源於這裏。相比之下，中國不是某種文明中的一個國家，中國本身就是一種文明，這不是對俄羅斯、匈牙利或法國相對而言，而是與整個歐洲相對而言。P69
譚若思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重要見證者和親曆者，所以在《我與中國》一書裏，他大量記錄了當時美國政治首腦對中國的看法和表現。下麵是書中的一些節選：
尼克鬆訪華期間，最讓我震驚的是美國人能夠重新認識中國，繼而對這個國家充滿了熱情。美國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之間多年來的恐懼、敵意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向頭腦清醒的專欄作家詹姆斯.賴思頓稱：“很明顯，中國擁有一種姿態、目的和理想，深深地觸動了美國人的靈魂。”P102
尼克鬆和基辛格更是激動不已。在華盛頓啟程時，總統把中國之行比作登月。飛機暫停關島加油時，他對周圍的人群說：“和我一起為此次中國之行祈禱吧，世界將迎來新的一天。”在北京，他對毛澤東的詩詞信口拈來，就像引用《聖經》一般。接受《時代周刊》年度人物采訪時，尼克鬆說：“去中國就像登上月球。”P103
尼克鬆也十分尊重中國人的價值觀（這種崇敬之情是許多美國總統，比如小布什，所不及的。尼克鬆在一次晚宴上給周恩來祝酒時說：“你信仰你們的製度，我們也同樣深深地篤信我們的。吸引我們來到這裏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P105
譚若思的另一部著作《八億人》也很正麵地記敘了他在中國的見聞。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後，曾在台灣的《中央日報》刊登了五篇節選。可這五篇發表的節選中，都被拙劣的改動和歪曲，成了抹黑和醜化中國大陸的文章。“《中央日報》刊登的版本稱：‘中國存在偷盜問題。’可原書中還有半句話，“盡管比大多數地區少些。”被台北的報紙給省略了。”P127
在《八億人》這本書裏，譚若思也是處處都是對中國的溢美之詞和對中國領導人由衷的尊敬之情，如：
走在大連的街上，會發現大連人比紐約人還健康。這裏的人看起來膚色飽滿，目明體健，走起路來十分輕快。美國人四十歲時往往顯老，而大連人四十歲看起來隻有二十歲，六十歲看來隻有四十歲。P205
布魯斯大使（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說：就其目前接觸的政治家來說（1973年），周恩來也許是世界最成功的政治家。很明顯，他的能力在任何一位歐洲領導人之上。P206
毛主席逝世時，羅斯正在摩洛哥度假。他與一位泰國朋友在卡薩布蘭卡市南部海灘散步時遇到兩個身穿穆斯林長袍的摩洛哥青年跟他們打招呼。其中一個說：“先生打擾了，知道你們的主席去世了，我們都非常難過。”這兩個摩洛哥青年由於不常見到亞洲人，將羅斯的泰國朋友當成了中國人。
1976年9月10日，我坐在摩洛哥的海灘上，在日記上寫道：“中國的偉人毛澤東在中國真的獨一無二嗎，換句話說，毛澤東的某些特點能否轉到別人的身上呢？我認為某些方麵可以。他的思想根植於潛心觀察的現實。作為一個領導人，他始終將羅盤指向普通民眾的要求。他具有曆史的長遠眼光，在嚴酷的鬥爭中不乏詩人的恣肆灑脫。”
半個世紀過去了，再看現在的中美關係，恍如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