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支持川普的人群都有一種嚴重的焦慮感，最焦慮的當屬那些全球化受害者群體。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這種焦慮感的爆發。
其實川普的MAGA口號就隱含著極深的焦慮。它至少包含這麽幾個意思：一是美國不再偉大，具體表現為美國的效率不再是全球第一，競爭力有所下降，基礎設施老舊落後，產業空心化嚴重；二是美國人的收入呈嚴重的兩級分化態勢，馬太效應代替了帕累托效應；三是美國需要複興和再工業化，理想是重回自己的巔峰時刻。
從九十年代開始，最先轉移的產業是美國的紡織業。紡織業從業者首當其衝，不僅紡織工人失去工作，那些為服裝設計繪製圖案的技術人員也失去了工作。改行並不容易，尤其是具有一定專業性的工作。
考察美國人均收入水平的變化，會發現美國人均收入一直保持增長，可自九十年代起，中產階級中的很多人卻感覺實際收入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是下降了。過去的中產階級家庭，一個人上班就可以養活全家人，現在這樣的家庭越來越少了。這說明美國的收入分配出了問題，富得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增長的財富都被1%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人拿走了，99%的人並沒有分享到增長的紅利。全球化隻造福於少數跨國資本，卻讓大多數中下階級承擔了代價，這是美國鐵鏽地帶及中下階級憤怒的根本原因。
回溯美國曆史會發現，美國實際上是由一群地主和奴隸主建立的地主奴隸主共和國，建國之初，美國公民中是沒有階級差別的，大家基本都是擁有土地的中產階級。亨廷頓在《美國政治》一書裏指出了美國社會這個特色：“ 缺少封建主義曆史使得自由主義的中產階級價值觀能不受阻礙地傳播，這反過來又阻止了社會主義獲得強大號召力——事實上，“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除此之外，早期殖民者（尤其是異見分子和清教分離主義者）的本質、充足的無主土地、機會平等以及後來的社會階層垂直流動，都增強了中產階級的主導地位。農業社會的基本財富形式是土地，大多數農業社會的土地麵積是有限且固定不變的，其人民通常因有無土地、土地多少而產生分化。然而在土地唾手可得的美國，類似的分化難以持久。結果是美國沒能建立起農業階級體係，“自由農社會”成為主流（南方的種植業除外），由此建立起相對富裕和相對流動的模式，該模式曆經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而得以幸存，使中產階級價值標準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接受。”
美國獨立建國時，不僅印第安人和黑奴沒有公民權，連所有窮人和所有婦女也沒有選舉權。當時的聯邦政府把選舉權的標準下放給各州，而各州的規定雖有不同，但都要求具有一定財富的人才有選舉權，這個規定也得到傑弗遜和富蘭克林的讚同。比如賓州規定個人財產5萬英鎊（或者是50萬英鎊，有點記不清了），而那時的美國的主要財產就是土地和奴隸。土地非常便宜，很多州的土地隻有3美元一英畝。美國第一次總統選舉時，參加投票的隻有4%的成年男子。不過，如果不算黑奴和印第安人的話，那時的美國貧富差距並不大，機會眾多，機會均等在美國比在歐洲更符合現實。
美國第一次貧富分化的加速期是鍍金時代，那也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創造了美國經濟的大繁榮，同時，也造成了美國社會的嚴重問題，主要表現就是貧富分化。看過《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人，都會對那時美國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狀況有所了解。
1929年的大蕭條是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沉重打擊，嚴重的生產過剩，伴隨著貨幣緊縮，導致美國經濟一落千丈。因為老百姓手裏沒有錢，國家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的交易水平。理個發都要拿幾個洋蔥或胡蘿卜當服務費。
如果沒有二戰，羅斯福的新政效果不會那麽好，美國還要在大蕭條的泥潭裏掙紮很久。二戰導致了羅斯福的長期執政，也強化了政府權力，使得凱恩斯主義能夠在美國推行。要知道，在美國這個自由主義文化盛行的國家，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是非常困難的。
二戰及戰後一段時間，是美國的高光時刻，美國不僅一躍成為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和歐洲的大救星，而且是西方國家裏中產階級增長最快的國家，也是貧富差距相對最小的國家。那時的美國是無可爭議的偉大國家，馬歇爾計劃是美國走向巔峰時刻的最耀眼的貢獻。可以說，是美國拯救了西歐，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歐洲很可能被赤化，加入社會主義陣營。
可現在，美國成了西方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根據皮凱迪在《21世紀資本論》裏對美國的觀察發現，美國收入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工資收入的不平等，資本收入造成的不平等隻有三分之一份額。美國的高管的工資是整個西方國家最高的，最高達到其員工平均工資的500倍之多，相對照的是日本僅為30倍。如果按照行業劃分，金融領域工資水平是最高的，這也是學業優秀的年青人都湧入華爾街的原因。這種狀況在占領華爾街期間，曾遭到美國大學教授的尖銳批評，他們認為，美國的衰敗和去工業化是華爾街的貪婪無度造成的。華爾街把很多有才華的年青學子吸引到不創造任何價值的坑蒙拐騙行業，是造成美國STEM人才短缺的罪魁禍首。
1981年美國最富階層支付的所得稅稅率是50%，可從八十年代美國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僅三十年時間裏，美國富人成功地將本階層的稅率降了三分之一，而最富有的0.01%的人則成功降了一半的稅。也就是從那時起，美國啟動了貧富分化的車輪，羅斯福時期建立起的中產階級社會一步步被侵蝕。
左翼諾貝爾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立法機構為了回應最富有的人的政治壓力，稅負不平衡來自於經濟權利導致的政治權利不平衡。說穿了，就是金錢政治的結果。美國當初設置個人所得稅針對的就是富人，目的是為了調節收入失衡，遏製貧富過度分化。比如二戰之前，羅斯福新政時，對年收入超過五百萬美元的富人最高所得稅達到75%。1942年，則把最高個人所得稅提高到驚人的94%。二戰後的冷戰早期，美國對富豪的個人所得稅一直保持在高位。正是這種殺富濟貧的政策才壯大了美國中產階級隊伍，也讓美國社會充滿積極向上的活力。
至於為什麽美國富豪會忍受如此高的稅率，我以前曾在另一篇文章裏闡述過。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10578/201803/33474.html
美國富豪之所以能夠忍受如此高的所得稅率是因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因為交再多的稅都不會影響富豪們的奢侈生活，可一旦被社會主義了，那就徹底玩完，一分錢資產都沒有了。所以，美國富豪在二戰後依然和二戰時一樣，支持美國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而今天，在解決了共產主義威脅後，富豪們就不願意再繳納高額所得稅了，拜登提出增加高收入群體所得稅到40% ，馬斯克就第一個跳出來反對。
七十年代時，由於石油危機，美國經濟進入滯脹。問題被歸結為長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此時，以哈耶克的學生弗裏德曼為代表的美國芝加哥學派，也即後來所稱的新自由主義，代表美國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以經濟自由為理論武器，開始活躍於經濟學舞台。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就是放鬆對資本的管製，鼓吹經濟自由、私有化和全球化，反工會，反社會福利，反社會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最典型的就是撒切爾執政時期的英國和裏根執政時期的美國。從裏根時期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後，新自由主義一直到今天都是影響美國和新興國家經濟政策的思想。美國今天的貧富分化，就是那時種下的因。
在自由市場經濟體製下，沒有政治幹預的話，收入分配必然出現兩級分化，一定是馬太效應顯靈，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本質決定的。這種情況不是美國獨有的，號稱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也一樣。壓縮貧富差距隻能靠政治幹預和政府力量，一定是反市場化的行為。好笑的是國內一些自由派經濟學家妄想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來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簡直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眾所周知，美國曆史上第一次富有成效的貧富差距大壓縮是羅斯福時期，羅斯福借助於二戰政府權力增大的時期，專門成立了戰時勞工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與各個主要資本家進行談判，提高工人工資，凍結高管工資，否則戰爭軍需生產的業務就不交給他們。正是靠政府的強力幹預，美國在二戰時期工人的工資得到快速的增長，加上充分就業，美國在全世界陷入戰火時期，徹底擺脫了大蕭條的陰影，製造業進入巔峰時期，國內經濟也是一片繁榮景象。
如今美國的經濟已經金融化了，金融業成了經濟巨獸，大到了不能倒閉的地步，不僅綁架了國家的經濟政策，也綁架來美國的未來。奧巴馬上台前一直揚言要跟華爾街鬥爭，要改變美國，可上台後，卻積極援助華爾街，讓那些製造了金融危機的金融公司不僅沒受任何懲罰，還給予資助和變相的獎勵。甚至出現了金融公司拿著政府的資助給自己發獎金的咄咄怪事。
川普是帶著反全球化這部分人的訴求和希望上台的，可如何解決這些全球化受損群體的訴求呢? 川普認為是貿易不公平造成的，但在這個問題上，川普並沒責怪中國，因為中國政府謀求中國利益最大化沒什麽錯，他責怪的是美國前幾任政府，沒有以美國利益最大化為考量，而是受到各種全球化利益集團的綁架。其實，川普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的手段也不多，這牽涉到美國的政治製度和政治文化的深層問題，我後麵會講到。川普的選擇的是從對外貿易下手，因為他隻看到了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尤其是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可他沒看清這巨額貿易逆差的原因是什麽。他以為，解決了貿易逆差就解決了美國全球化的負麵問題，所以他發動了貿易戰。另一方麵，川普也知道，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比解決中國問題要難得多。
可貿易戰既沒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再工業化的問題。因為靠經濟手段是無法解決自由經濟本身的問題的。貿易戰不僅沒對中國造成什麽傷害，給美國也沒帶來什麽好處，為躲避高額關稅轉移出中國的企業並沒回流到美國，而是轉移到越南和印度等東南亞國家。美國忙了一通，隻是給別人做了嫁衣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