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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母親講過去的事情(九)

(2022-09-03 08:21:01) 下一個

在父親母親相識到結婚這段時間,新中國一邊在抗美援朝,一邊在抓緊恢複性建設,同時還開展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

母親回憶說,鎮壓反革命主要是公安部門的事,並沒波及到別的部門,隻是號召人民群眾檢舉揭發,街上也出現很多鎮壓反革命標語口號。所謂的反革命主要就是國民黨埋伏下來的特務和潛藏的土匪叛徒以及與國民黨勾結的反動會道門組織中的骨幹分子。具體沈陽抓了多少反革命,槍斃了多少人母親也不清楚,隻知道那時槍斃反革命都是在沙山體育場,而她所在的沈陽農委係統沒有發現一個反革命。

剛解放時,東北地區國民黨特務的活動非常猖獗的,尤其沈陽是東北最後解放的城市,很多沒來得及逃跑的各種反動分子都滯留在沈陽,一些罪大惡極的土匪和叛徒都隱姓埋名潛伏下來,有的還混入政府和軍政機關。據網上的資料,僅沈陽地區,在抗美援朝之前國民黨特務破壞鐵路交通的案件就發生幾百起,抗美援朝後對沈陽到丹東線的鐵路線的破壞就更頻繁了。電影《鐵道衛士》就是以這個曆史背景拍攝的。其實一直到七十年代,國民黨特務的活動還很頻繁,我大院的一個在吉林某基地守衛部隊當兵的發小就說過,他在吉林山裏當兵時經常半夜出動去抓特務,因為總有特務半夜發信號彈。

母親說,很多潛伏的叛徒和偽滿時期的敵偽人員都是在鎮壓反革命時期被抓捕的。比如出賣楊靖宇的叛徒韓斌和殺害趙一曼的凶手吳樹貴都是鎮反時被群眾舉報抓住的。

後來我得知,共產黨在大陸對反革命分子搞紅色恐怖的同時,跑到台灣的老蔣和小蔣父子倆也在台灣搞白色恐怖。隻不過一個叫鎮壓反革命,一個叫肅清匪諜。其實那時國共兩黨還處在戰爭時期,一個要解放台灣,一個要反攻大陸。肅清內部也是戰爭的需要。

與鎮反同時進行的是“三反五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以及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群眾運動。據母親回憶說,“三反五反”主要是抗美援朝時發現了一些資本家給誌願軍供應的物質很多都是偷工減料,劣質不合格的產品,比如罐頭打開後都腐爛了;繃帶和脫脂棉有的沒有消毒就送到前線。

三反主要針對的是國家機關裏出現的問題。那時沈陽的國家機關裏有很多國民黨留用人員,他們把國民黨政府裏的一些壞的風氣也帶進了共產黨的機關裏,加上共產黨進城後一些人也滋生出貪圖享樂,鋪張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毛病,比如高崗就是典型,進城後就開始大吃大喝,和國民黨看齊了。毛澤東第一次去蘇聯回來路過沈陽時,就對高崗招待他的豪華酒席十分不滿,在酒桌上沉著臉一言不發,隻吃了幾口附近的菜就提前離席了,弄得高崗很是尷尬。第二天毛澤東與沈陽各級幹部見麵時就大談艱苦奮鬥,戒驕戒躁。

“三反五反”時,母親單位發生了一件轟動沈陽的慘案。

母親單位有一個會計股股長,是國民黨政府的留用人員,他為了給老婆買首飾,挪用了公款,換了倆金元寶,用這倆金元寶給他老婆打了了金鎦子。“三反五反”運動開始時,是先動員有問題的人自己交待問題。這個股長是第一個交待的,交待完問題的當天就被扣在單位審查。他一連幾天沒回家,他老婆就有點慌了,問了單位的同誌知道老公被審查後,把她嚇壞了。母親說,這個女人是從農村剛進城不久,已經有一兒一女倆孩子,她沒見過世麵,也沒文化。鎮壓反革命弄得這些國民黨留用人員十分緊張,她以為老公要被槍斃,自己帶倆孩子咋活啊。越想越絕望,最後實在想不開,竟然在半夜將自己的兩個孩子用菜刀砍死後,自己也抹了脖子。這個慘案轟動了沈陽市,驚動了沈陽市委。市委立即宣布撤銷對該股長的審查,市委領導也紛紛到其家裏表示慰問,並安排單位妥善處理後事。母親說,如果當初組織上有人去他家裏解釋和安慰一下他老婆,這個慘案也不會發生,可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個女人竟然這麽剛烈決絕想不開。母親說起這個事就歎氣: 這個女的真是又蠻又狠啊,怎麽就下得了狠心把自己的孩子給剁了呢。

其實,她老公後來啥事沒有,隻是給了個行政處分。可惜了這個女人和孩子,白白死了。母親的單位覺得這個男的怪可憐的,後來還幫他介紹了個對象,再婚後生了好幾個孩子。

母親說,“三反五反”那時其實很少有人貪汙,尤其像母親這些年青人從來都沒有那個想法。那時大家都覺得共產主義不久就要實現了,中國人很快就會過上蘇聯那樣的日子,沒人覺得多幾個錢有什麽用。可”三反五反”是一場政治運動,單位那時都不辦公,三天兩頭去農委開會鬥大老虎。其實根本沒抓到什麽大老虎,隻懷疑幾個資本家出身的采購員有貪汙行為,就把他們幾個當作審查和批鬥對象給鬥了一陣,後來沒審查出什麽問題,也就不了了之了。在革命的時代,這種出身歧視是理直氣壯的,沒人覺得有什麽問題,隻有出身不好的才覺得倍受歧視。

一九五四年開始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司合營和政府機構改革開始了。王柏秋被調到省商業廳工作,父親也在那時被調到省級機關。那段時間,父親母親正準備把老姑戶口辦到市裏,好讓她中學。同時也想把奶奶和三奶的戶口也遷到城裏,這樣父親就沒什麽牽掛了。那時農轉非非常容易,加上母親為單位的外地和農村來的同事辦戶口經常跑派出所,和派出所的人很熟悉,辦戶口這事對母親來說是輕車熟路。可那時,父母隻有一間房,老姑和奶奶都來沒法住,後來四姑離婚後也要過來住,就更沒地方了。所以母親就向單位申請換個兩間的房子。正好這個時候,王柏秋調走了,臨走前交待他在小東門果品批發站的兩間半房給母親住。我們家在他調走後就搬到了果品批發站裏。

那是一排五間的房子,中間是廚房,兩邊兩間住兩家人,以前是王柏秋和副主任一人住一半。王柏秋家人口也多,他的資本家小姐太太給他生了四個孩子,當時孩子還小住兩間房也足夠了。我父母搬進去的時候,母親覺得屋子空蕩蕩的,感覺房子太大了。其實是沒什麽家具,除了床就是一個吃飯的八仙桌,家具都是公家的,每月要交租金。房間裏還留下王柏秋的電話,不過那時也沒啥用,因為除了單位和大領導家,誰家都沒電話。打電話也隻能往單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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