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黑死病最早來自哪裏，說法不一。這種腺鼠疫原產何地也是到了近代才漸漸有了共識，即認為導致歐洲兩千五百萬人死亡的鼠疫源於印鼠。雖然有30種跳蚤能夠攜帶這種病菌，但考古證據顯示，印鼠客蚤是14世紀瘟疫的禍根。可印度的鼠疫是如何傳到歐洲的則說法不一。有一種說法是蒙古攻打大理時途徑喜馬拉雅山東路，穿行過印鼠猖獗的地區。但這種說法僅僅是一種猜測而已。
最常見的說法是，鼠疫病菌一直存在於南俄草原的，土撥鼠（學名旱獺）是這種病菌的宿主。歐洲黑死病爆發則被認為是傳染自熱那亞的殖民地克裏米亞的卡法，是金帳汗國攻打卡法時帶去的。蒙古騎兵的行動迅捷，導致患病的騎兵沒有死在路上，而是死在了卡法。
金帳汗國圍攻卡法城的原因類似於成吉思汗滅掉哈刺子模，也是因為一名蒙古人在威尼斯殖民地塔納被無端殺害。蒙古人出於報複洗劫了塔納後，很多當地居民乘船逃難到卡法。也許蒙古人覺得罪大惡極之人沒有伏法，所以又尾隨逃難的人一路殺到卡法。哈刺子摸是因為幾百個蒙古伊斯蘭商人被冤殺而被滅了國，這次整個歐洲都為塔納的這個魯莽的行為付出慘痛的代價。假如歐洲黑死病真的是蒙古人攻打卡法時帶去的，那這個塔納殺人事件也是一個典型的黑蝴蝶事件。
據傳，金帳汗國圍攻卡法期間，軍中就已經出現鼠疫，不斷有人病死，大量屍體無法處理。於是，蒙古人想出了一個一舉兩得的奇招，用拋石機將屍體拋進城去。摔的支離破碎的屍體就成了細菌戰武器，卡法人大量被感染，熱那亞商人不得已乘船撤離，於是把鼠疫帶到了歐洲。
可這個說法其實也很可疑，很大可能是一種流言和謠言。因為這個蒙古人拋屍入城的說法都是出自一個意大利傳教士，而這個傳教士也是道聽途說來的。另外，按照蒙古人當年的宗教習俗，也不大可能這樣處理自己病死戰友的屍體。因為沒有權威可信的曆史記載，道聽途說和以訛傳訛就溜進曆史之中。
也有說鼠疫是由中國傳去的，證據是沿絲綢之路的國家相繼爆發鼠疫。可根據曆史記載，中國的鼠疫是在歐洲鼠疫爆發三十多年後才有的，而且主要局限在廣東沿海一帶。很顯然，這一說法也是不靠譜的，廣東地區的黑死病卻很可能是境外輸入的。根據考古，歐洲最早的鼠疫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時的雅典，這說明鼠疫也是歐洲的本土傳染病。十四世紀發生在歐洲的鼠疫是否由蒙古人傳入也沒有確鑿證據，但蒙古開辟的貿易通道確實為鼠疫的大麵積傳播提供了條件。現代鼠疫研究發現，鼠疫病菌的宿主之一是土撥鼠，學名旱獺。而這種土撥鼠盛產於西亞草原，也盛產於蒙古草原，二十世紀時蒙古還曾發現過鼠疫，也是由旱獺通過跳蚤傳染給人的。所以說是蒙古人帶去的鼠疫也完全可能。
鼠疫患者一般在發病後3-5天即死亡，這使得鼠疫是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歐洲的說法變得可疑。一般來說，如果有人在中國感染了鼠疫後沿絲綢之路去歐洲的話，肯定會死在半路上。如果通過海路傳播的話卻具有很大可能性。雖然從泉州出發的帆船，到達最近的港口也要十多天，如果船上有人感染，則肯定會死在船上，但帶病的老鼠不一定會死亡。歐洲鼠疫就是被卡法船上的老鼠傳染的。
西方記述最多的黑死病來源是一艘由克裏米亞卡法回到意大利的船上有染病的老鼠和染病的人。這艘船原本是要停在威尼斯的，可威尼斯事先已從商人那得知克裏米亞地區正在爆發一種可怕的瘟疫，屍橫遍野。因此，當這艘船到了威尼斯港口後，威尼斯既沒有采取隔離措施，也沒讓其靠岸，而是用火箭和炮彈驅逐了這艘船。不得已，這艘船繼續沿亞德裏亞海岸航行，後來到達了西西裏島。西西裏島不明就裏，非常不幸地允許這艘船靠了岸，結果病人和老鼠一起登上了西西裏島。一場導致2500萬人死亡的鼠疫就此而一發不可收。
黑死病的現在公認是沿著這個路線傳播的：1346年，黑死病發端於南俄草原；1347年，傳播到高加索山脈、克裏米亞半島、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愛琴海沿岸地區、埃及的亞曆山大港、意大利的西西裏島、撒丁島及意大利本土——些沿海城市；1348年，黑死病——路擴散，橫掃意大利、東南歐、法國中南部、西班牙北部、英格蘭南部、北非地區等地；1349年，黑死病繼續向北、向南擴散到德國西南部、西班牙南部、英格蘭北部、愛爾蘭、挪威、瑞典等地；從1350到1353年，黑死病肆虐的區域達到巔峰，幾乎整個歐洲、亞細亞半島、伊拉克兩河流域、沿地中海的北非地區都籠罩在黑死病死亡的恐懼中。
黑死病的爆發給歐洲及世界帶來的災難遠遠大於蒙古人的侵略和屠殺。從1347年到1353年，歐洲經過幾次鼠疫後，死亡的人口最少估計是兩千五百萬，並直接導致維京海盜滅絕。倫敦當時人口僅有六萬，黑死病死亡三萬五千，超過半數人死亡。一個有二十六人的修道院死的隻剩住持及另外兩名修士。牛津大學的學生死了三分之二。德國漢堡死了一半人，不萊梅死了三分之一。後來十七世紀時，倫敦又發生了一次鼠疫，一年之間死了十萬人。法國某地幸存者不到10%，巴黎某醫院一天死亡五百人。中亞和中東地區也同樣慘遭屠戮。據估計，埃及死亡的人數超過一半。很多中亞小國就此滅亡和滅絕。
“疫情在巴黎顯現的時間應該是1348年夏初。聖丹尼鎮編年史記錄：“1348年，人們口中的大死亡在法蘭西開始了，持續了大約一年半。巴黎平均每天有八百人因病而死。在一年半時間裏，有人說巴黎人死亡達五萬以上，聖丹尼鎮死亡一萬六千人。”?蘭斯?的加爾默羅會編年史認為巴黎的死亡人數更多，達到八萬。”摘自--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凱【英】《黑死病：（1348-1349）：大災難、大死亡與大蕭條》
薄伽丘《十日談》中也描繪了佛羅倫薩在1348年的一場鼠疫：“白天也好，黑夜也好，總是有許多人倒斃在路上。許多人死在家裏，直到屍體腐爛，發出了臭味。……每天一到天亮，隻見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堆滿了屍體。……城裏死了十萬人以上。”
“這瘟病的威力實在太大了，健康人隻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會被傳染上，那情形很像幹柴靠近烈火，隻要一接近就會燃燒起來。情況甚至比這還要嚴重，不要說接近病人，就是跟病人說說話，也會染上這必死無疑的病症，甚至隻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會立即染上這種疾病。”
“一旦得了這種病，不管你怎樣延醫服藥，總是毫無用處，沒有一點好轉的征兆。也許這本身就是一種不治之症，也許是當時的大夫學識淺薄，總之是毫無辦法，或許還因如此，除去那些醫生之外，許許多多對於醫道一無所知的男男女女，也居然像受過訓練的大夫一樣行起醫來。但是，大家都不知如何下手，因而也就拿不出恰當的治療辦法。僥幸治好者真是寥寥無幾，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出現“疫瘤”後三天左右就喪了命，而且大多數都是既不發燒，也沒有其他症狀。 ”這就是當時意大利各國的慘像。薄伽丘是佛羅倫薩黑死病的親曆者，《十日談》雖然是小說，但關於黑死病的描述肯定不是虛構的。
意大利比較幸運的是米蘭這個城邦國，因為很早就封城而成功地阻斷了鼠疫杆菌的傳播。再就是波蘭，因為特殊地理環境和國王及時封閉邊境，使得波蘭成為整個歐洲唯一的免疫孤島。這個中世紀的封城辦法直到今天，通過武漢封城後成功地阻斷新冠傳播，被證明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阻斷瘟疫傳播的辦法。
當時的歐洲各國政府因黑死病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人民普遍不再信任政府，對他們在抗擊瘟疫上的表現大為不滿。為了轉移矛盾，歐洲教會和國王們開始甩鍋並尋找替罪羊。不幸的是，猶太人又一次被選中。他們因為善於經商，經常往來於各國之間進行貿易和金融活動，而被認為要為黑死病的傳播負責。還有一些極端的陰謀論者，甚至認為蒙古人就是以色列丟失的那十個部落，是猶太人招來的蒙古人。總之，各種不實之詞都強加在猶太人這個替罪羊身上，從而導致瘟疫流行期間，猶太人遭受歧視和迫害，甚至屠殺，僅斯特拉斯堡一地就屠殺了一萬六千猶太人。
鼠疫不僅導致大量歐洲人口的死亡，也動搖了歐洲的神權統治和教會的權威。黑死病降臨時，歐洲老百姓不知所措，被這種可怕的疾病嚇壞了，紛紛到教堂祈禱，求神幫助。牧師們帶領這些有病和沒病的羔羊們一起祈禱，可祈禱不僅沒有得到神的幫助，反而使教堂成了瘟疫傳播中心。感染的人越來越多，教堂變成了醫院，大批垂死的人被送到教堂進行治療，哀嚎之聲不絕於耳，其慘狀勝過地獄。勇於獻身的牧師以為有神護佑，毫不畏懼地投入到救治和護理之中。結果導致大批品德高尚的牧師病亡，而那些不那麽高尚的牧師則躲到鄉下避禍活了下來。這相當於黑死病對教會進行了一次逆淘汰的清洗，把品德好的人送給了上帝，讓品德差的留下來繼續忽悠百姓，自然導致教會信譽崩塌。
其實這種無知愚昧不僅存在於中世紀，也存在於現代。埃博拉最初就是由一家比利時教會在紮伊爾設立的醫院傳播開的。這家醫院既沒有現代醫療設備，也沒有訓練有素、知識完備的醫護人員。麵對突如其來的埃博拉病毒，這家醫院茫然無知，毫無傳染病防護知識，隻有一顆幫助窮苦人的愛心。結果這家醫院成了埃博拉病的傳染源，來這家醫院看病的紮伊爾人相繼被感染，同時又把病毒傳給照顧他們的人。醫院的醫生護士也紛紛中招，染病身亡，幸存者無幾。疫情過後，流行病學家將疫情爆發的原因歸咎於這家醫院，可醫院所屬的教會卻大為不滿：我們好心行善還有罪了？確實如此，有時隻有好心，沒有知識隻會適得其反。
等到疫情過後，歐洲人不僅不再信任教會，連上帝是否存在也開始懷疑了。這很像二戰後猶太人對上帝的態度。因為上帝並沒有阻止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二戰後幸存的猶太人中有一部分不再信上帝了。歐洲當時的情況就是如此，經過黑死病煉獄之後，教會和上帝再不像以前那樣被歐洲人尊崇了，很多人開始質疑和懷疑教會的不靠譜和上帝的真實性。正是這種懷疑促使了歐洲人最初的覺醒，文藝複興首先是由對神權的反抗和對教會的質疑開始的。可以說，正是這個災難的震撼和打擊催醒了偶走人份封閉的心靈，開啟了人性的解放之路。歐洲新的一頁是在巨大的痛苦中翻開的。多難興邦，歐洲的覺醒和崛起印證了這句話。
因為大量人口死亡，導致殯葬業成了當時歐洲最賺錢的職業。很多以前從事商貿活動的人紛紛改行做起殯葬服務工作，使本來遭受嚴重打擊的商貿活動更加雪上加霜。
土地也因為大量農民的死亡而荒蕪，可地主和貴族們卻隻關心自己的財產受損，毫不在意農民遭受的災難。“黑死病爆發的時候，社會上缺少勞動力，也沒有貨物，但是土地的擁有者和貴族們卻對於經濟規律一無所知，他們中間沒有人知道，在災難到來的時候對於普通的勞動者千萬不能繼續增加壓力。這些富人和貴族看到他們的財產開始縮水，土地也變得荒蕪，就開始用殘暴的法令強迫人們增加勞動，卻又不給他們增加報酬，還不讓他們去找更好的工作。這種情況下，一次反對整個社會的不公的起義自然發生了。甚至在起義爆發時，人們還認為這種不公的社會體係是最神聖且不容置疑的秩序。”（見《瘟疫與人》）
瘟疫也改變了拉丁語作為歐洲通用學術語言的狀況，使歐洲各民族的語言得到發展。黑死病爆發前，歐洲有大約三十所大學，教學語言使用的是拉丁語。那時的大學其實和我們明朝時的書院差不多，任何人隻要有新的思想和知識都可以舉辦講座，慢慢的這個講壇就變成了大學。瘟疫導致旅行中斷，學校無法招收外地學生。瘟疫結束後，歐洲還剩二十四所所大學。倒閉的學校是因為招不到學生。於是各地富人在疫情結束後開始讚助並建立新的大學並招收本地學生。因為學生都來自本地區，於是用當地語言教學即可，作為通用語言的拉丁語就逐漸被拋棄了，而歐洲各民族語言則得到發展。
黑死病也導致了經驗醫學的發展。在黑死病之前，歐洲沒什麽醫學，隻有巫術，和中國跳大神的差不多。黑死病導致巫術醫師的信譽破產，人們開始重視解剖學。現代醫學就是因黑死病發展起來的。
黑死病對歐洲的屠戮不隻是十四世紀這一次，而是反複發作一直持續到到十七世紀。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黑死病還在歐洲肆虐。在西班牙導致至少五十萬人死亡，十七世紀中葉時，黑死病兩次複發，造成一百多萬西班牙人死亡。也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黑死病是到導致西班牙衰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黑死病在英國盤踞的時間最久，一直到十七世紀末才消失。據學者分析，導致英國鼠疫滅絕的原因是倫敦的一場大火，將適合於黑鼠盤踞的木製房屋燒光，從此黑鼠絕跡，也帶走了鼠疫病菌。當然還有其它種說法，但鼠疫確實離開的非常突然。
黑死病改變了歐洲，隻是當時的歐洲人還不知道。黑死病後的歐洲和其之前的歐洲完全不一樣了。這與我們今天經常說新冠前和新冠後的世界將大不一樣如出一轍，隻是我們有預感而已。正如美國曆史學家梅天穆所說：“瘟疫極其毀滅性的喪鍾聲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世界。”（見《世界曆史上的蒙古征服》）。黑死病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是歐洲覺醒的原點。從此之後，世界的重心逐漸由東方轉向了西方。經幾百年的孕育，到工業革命時一鳴驚人，歐洲一下子從世界邊緣成為了世界中心。
在東方，雖然沒有遭到歐洲那麽嚴重的黑死病，可也同樣災難深重。
元朝自忽必烈死後就厄運連連，不僅自然災害此起彼伏，皇帝也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坐的最久的皇帝就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順帝。元順帝自小受儒家教育，長期不在京都，因此了解民間疾苦。元順帝可以說是一個體恤民眾、知書達理的好皇帝。他親政後，基本是忙於救災，也確實十分賣力地救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國運不濟，僅靠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是無用的。
據現代科學家和水文氣象學家考證，14世紀初，由於蘇門答臘的火山爆發，火山灰一度遮蔽半個地球，導致世界氣候進入小冰川時期。從1270年到1370年這一百年是小冰河的降溫期，1370年達到最低點，之後氣溫開始一百年的緩慢回升期。而元代正趕上小冰川初期，氣候開始變冷，旱澇災害頻繁，饑荒時斷時續。元朝自帖木爾之後的曆代皇帝都忙於救災，可還是導致民不聊生，義軍蜂起。
《元史》上幾乎每年都有關於洪水和蝗災的記載，旱澇交替作亂。致和元年（1328年），“陝西連續三年大旱，民饑相食。江南諸郡水災嚴重，流民死亡相籍。”而且，自然災害的影響非常之廣，受災非常嚴重，尤其是元貞元年到三年（1295—1297）的大水災和致和元年到天曆三年（1328—1330）的大蝗災，乃曠古罕見。元末時，水災成為首患。從1344年到1355年，黃河泛濫竟達9次，導致國家賑災資金被掏空，隻能靠濫發紙幣飲鴆止渴。據水文專家統計，元代統治100年內的洪水記錄，超過了《明史》對此後300年內洪水記錄的總和。
元明時期的人民也飽受疾疫之苦，元代最後15年連續發生三次大的瘟疫，但中國那時將所有傳染病一律命名為瘟疫，所以不知道是否包括鼠疫。根據對疫病症狀的分析，發生在廣州的一次瘟疫最接近鼠疫，估計是由水路輸入來的鼠疫。
除了水患，旱災和瘟疫外，元末元順帝期間，幾乎年年有地震發生。真真的是禍不單行啊。
天災人禍總是形影不離的。元末蒙古統治者的胡作非為、橫征暴斂、貪贓枉法讓岌岌可危的大元更是雪上加霜。最終導致了元朝財政和貨幣雙崩潰，讓曆史上最大的帝國轟然倒塌。真應了紅樓夢裏的那句名言：眼看你起高樓，眼看你樓塌了。
元末民間流行的一首《醉太平》小曲概括了當年的種種社會危機：“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曆史學家們對元朝滅亡有一個基本共識，即元朝最後是亡於水患和變鈔，因為壓塌元王朝這支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那些修黃河河堤的民工。可在我看來，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黑死病導致的東西方貿易中斷。元朝末年紙幣製度崩潰的根本原因是入不敷出的財政狀況造成的。
元朝經濟是軍國主義製度下的重商主義經濟，其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於商業稅和戰爭掠奪。可因為對黑死病的恐懼，絲綢之路各國紛紛閉關鎖國，導致絲綢之路斷絕和荒廢，貿易中斷。元末，繁榮的海上貿易因為海盜興起，也遭到嚴重阻滯。嚴重依賴貿易的元朝經濟因此遭到沉重打擊。不僅貿易稅收不上來，本國的貨物也輸出不出去，使得金銀流入減少，導致金銀儲備嚴重不足。前麵說過，在美洲白銀發現以前，中國曆來是一個缺銀的國家，所以元以前各朝代貨幣都由銅錢擔任，金銀隻是輔助貨幣，承但大宗交易和儲藏貨幣的作用。而元朝則是第一個以紙幣為主要貨幣的朝代。
這裏要談談元朝的紙幣製度。元朝的紙幣製度可以說是世界第一次大規模使用紙幣，在此之前的宋、金雖然也有紙幣，但隻是起輔助性作用的貨幣，主要流通貨幣還是銅錢。蒙古早在蒙哥時期就設立了交鈔局，專門負責管理紙幣事宜。蒙古之所以熱衷於紙幣，是與蒙古發達的商貿活動相關的。真金白銀不便於攜帶，尤其對大宗貿易尤其不方便。蒙古當時軍事力量強大，有力地控製了歐亞商貿通道，使得蒙古有條件使用紙幣作為流通貨幣。
忽必烈創立元朝時，紙幣是以絲和銀作為錨定物的，也就是所謂的絲銀本位製。這大概源於蒙古的稅收以前都是以絲來計價的。可在蒙古紙幣創立之初就存在一個巨大隱患，即貨幣的防偽技術不過關，很容易被仿造。所以，假幣幾乎一直伴隨蒙元的紙幣製度，如影相隨，屢禁不止。我們知道，一國貨幣要正常流通需要具備兩個基礎：一是要有一個具有強大治理能力和負責任的中央政府；二是先進的貨幣防偽技術。而這兩點，自忽必烈死後的元朝都不具備了。
一方麵偽鈔防不勝防，一方麵元朝為彌補財政虧空亂印紙幣，導致紙幣貶值嚴重，不得不以變鈔來應付，其實就是將負擔轉嫁到老百姓身上。元朝短短九十九年的曆史竟然進行了三次變鈔，即新幣換舊幣。每一次變鈔都是貨幣嚴重貶值後不得已的措施，而稅賦卻總是以新幣為準。這樣的變鈔政策製造了大批赤貧人群，再加上元朝流行的高利貸盤剝，很多農民都債務纏身，絕望情緒彌漫民間。
到元代末期，紙幣更是嚴重貶值。“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這樣的情景就是典型的亂世，頗似國民黨敗亡前的情形。所以，元朝滅亡一點不奇怪，沒有一個朝代和國家可以長期維持惡性財政赤字的。
然而，元朝紙幣製度的失敗至少給現代社會幾個重要的啟示：
首先是沒有單一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服務於財政政策的。元朝後期紙幣濫發就是因為財政連年虧空，而印鈔如同吸毒，一旦開啟就無法收斂。不得已的變鈔則是貨幣嚴重貶值失信的結果。即使在美國，一直號稱獨立運作的美聯儲也一樣要為國家的財政政策服務。疫情期間的無限量量化寬鬆政策就是證明；
其次是沒有單純的經濟政策，任何經濟政策都受製於政治製度，政治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是服務於政治製度的，而且受政治製度製約的。元朝後期國家的金銀儲備已經嚴重不足，財政赤字連年高攀，可因為元朝貴族統治的政治製度製造了大批吃財政飯的官宦階層，而皇帝因為需要拉攏貴族，導致賞賜無度，使得財政虧空無法逆轉。而同時，元朝貴族階層為了私利大量走私出口金銀，使元朝本就不足的金銀儲備更是日漸匱乏。這時元朝本該進行大尺度的政治改革，可這種傷筋動骨的改革對元朝來說已是不可能的。自忽必烈之後，元朝再沒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而且除了元順帝外，都是短命皇帝，根本沒法做真正的改革，隻能墨守成規。元順帝執政後唯一進行的政治改革就是開科考，給漢人一點上升機會。可即使這點有限的改革也遭到伯顏為代表的蒙古貴族階級的反對和掣肘。所以，一個國家是否能夠穩健發展的關鍵，不是現存製度的優劣，而是是否具有改革能力。製度如果失去了彈性，也即改革空間，製度和國家本身就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再就是貨幣製度要依賴於一個有高度責任感和治理能力的中央政府。如果連假幣都治理不了，這樣的政府就沒資格發行貨幣。如果政府隻對當下負責，沒有對國家長遠利益負責的態度，就無法遏製印鈔衝動，那必然會濫用印鈔政策。最後就是貨幣失信貶值，人民慘遭掠奪。明朝時期，美洲銀大量流入中國，可因為明朝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貨幣和財政政策依然是失敗的。
而14世紀黑死病給我們的啟示則是：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即使像蒙古帝國時期那種程度較低的全球化，在出現疫情時也會迅疾傳遍全球。即使瘟疫沒有抵達，但對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會造成經濟和政治上的衝擊，沒有人會獨善其身。
第一部分後記和參考書目：
我的這個係列拖了一年算是完成了第一部分，即蒙古對世界的衝擊。今後也許還會寫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也許就不了了之了。
寫這個係列首先基於我的個人興趣；其次是為了能夠係統地了解這一段曆史。對我來說，就像寫論文才會逼著我大量集中閱讀某一領域的文獻書籍一樣，隻有寫作會逼迫我的閱讀比較集中化和係統化，否則就永遠是支離破碎，全憑興致的隨機閱讀。可能有人會問，明明是一個讀史筆記，可為什麽偏偏起了一個帶有哲學味道的題目呢？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從曆史偶然性上去解讀一下曆史。誰又敢說曆史不是充滿偶然性呢？曆史真相隻有一個，可曆史解讀可以有無數個。
蒙古的西征，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實踐，也是世界史的開端。在此之前，沒有一個強悍的帝國真正打通了歐亞大陸。被西方人猛吹的亞曆山大時期的希臘算是最能擴張的歐洲帝國了，可他連印度都沒有征服就止步了。羅馬帝國隻是地中海地區的霸主，羅馬軍隊遠征到中東地區的安息帝國就再沒有東進過。所以蒙古的西征客觀上塑造了歐亞大陸，也改造了歐亞大陸。蒙古稱霸的曆史很短，在人類曆史長河中猶如曇花一現，可卻影響深遠。毫不誇張地說，蒙古西征這個極具偶然性的曆史事件是其後歐亞大陸乃至世界一係列曆史進程的起點，即那個煽動翅膀的黑蝴蝶。由於蒙古鐵騎的攪動，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歐洲被喚醒，中東進行了重組，奧斯曼帝國的興起也是蒙古西征的遺產。而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則是歐洲大航海的催化劑。大航海導致美洲的發現，歐洲殖民主義開始。而殖民主義催熟了歐洲資本主義，也加速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為工業革命拓展了市場並積累了啟動資本。最後，美洲出現一個美國，世界格局為此大變，真正的全球化時代到來了。
這就是我寫這個係列的初衷和我心中的曆史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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