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在對蒙古曆史的研究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即外國熱，中國冷。蒙古西征帶給西方的震撼一直到現代都沒有消退。也因此，海外關於蒙古曆史的研究書籍和文章很多，甚至形成了一股蒙古史熱潮。另外有很多曆史學者都認為蒙古西征開創了世界史，尤其是那些拋棄了歐洲中心論的曆史學者，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蒙古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反觀中國，清史、明史、漢唐宋都曾成為曆史研究和敘事的熱點，唯有元史沒有這個待遇。我猜這大概源於以下三個原因：
- 元史是明代修的，雖然朱元璋也自稱是大元正統的繼承者，但仍視其為蠻夷；
- 蒙古統治期間對儒生的歧視，即九儒十丐一說，得罪了文人；
- 蒙古本身沒有留下太多的史料，隻有一本語焉不詳的《蒙古秘史》，有點類似於故事會，而不是編年史。存世的另一本關於蒙古曆史的書籍是《史集》，是用波斯語寫的，發行量很小，傳播也不廣。其它關於蒙古的曆史大都是被征服地區和國家寫的，好話不多，客觀公正的很少，隻有一本《馬可波羅遊記》是褒揚蒙古忽必烈的，還總是被西方質疑其真實性。
蒙古史並不隻是元朝史，元朝隻是蒙古在中國的曆史階段。元朝滅亡後，北元還存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一直與明朝有著各種互動和交流。
蒙古對歐洲和中、西亞的影響比對中國的影響更大，但很長一段時間，蒙古曆史都被曲解和刻意詆毀了。因為懷著仇恨去敘述曆史不可能客觀公正。比如蘇聯時期就嚴厲鎮壓過蒙古國研究成吉思汗曆史的學者，這多少出於一種對“黃禍”的恐懼和對屈辱曆史的憤怒心理。
六十年代時，蘇聯官方報紙《真理報》就反對“把殘忍野蠻的成吉思汗作為一個曆史進步人物來崇拜”。正在與蘇聯論戰的中國共產黨反駁這個說法，認為俄羅斯人應該感謝蒙古人，沒有蒙古人對俄羅斯的戰爭，俄羅斯人就沒有機會接觸一種當時更高一級的文明。我想，這個更高級的文明指的大概就是民族國家的形態。
世界各國對蒙古風暴的看法形色各異，日本學者杉山正明認為：“製造對蒙古的負麵印象並推波助瀾的是近代的歐洲。在19世紀和20世紀“普及”的歐美本位的世界形象和知識體係中，不可能從正麵實事求是地看待蒙古帝國及其時代。不僅如此，倒不如說在19世紀已經成為列強的歐洲各國是依據它們共同鄙視遊牧民和亞洲各地區的先入之見，將蒙古帝國作為適合的典型來觀察的。從前（被認為）曾使歐洲陷入恐懼之中的蒙古，正是作為落後的應當征服的亞洲的代名詞，成了超越曆史和時代的合適的目標。”
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締造者們，杉山正明十分憤慨和不屑地說：“直言不諱地說，有很多人堅信近代歐洲為了自身利益所製造出的虛像是世界史上不可動搖的定論，這種情況確實令人遺憾。虛像會引發誤解和不信任的連鎖反應。歐美打著“文明化使命”的旗號使自己正當化，其自負、傲慢以及刻意的謊言，譬如對亞曆山大的極端英雄化和溢美之詞等，舉不勝舉。這裏始終貫串的是抬高歐洲、鄙視亞洲等地區的視角。”
確實，十九世紀時期，不僅一些曆史學家如此，連生物學和遺傳學者也對蒙古為代表的東方人表現出極端的蔑視。連歐洲人生出的弱智嬰兒也被認為具有蒙古人麵部特征。甚至一些生物學家聲稱：與白種人相比，“蒙古人就是剛出生的、發育不良的嬰兒”。
中亞和西方寫的蒙古曆史很多都是誇大其詞和惡意汙蔑。比如說黑死病的爆發，就傳說是金帳汗國的蒙古人在攻打克裏米亞卡法城時，故意傳染給城裏人的。說蒙古軍隊將病死人的屍體用拋石機扔進城裏，傳播疾病。實際上這個傳說來自於一個意大利傳教士，而他也隻是道聽途說來的。這大概算是最早的陰謀論吧。那時的蒙古人沒有傳染病學知識，根本不清楚這個病怎麽來的，蒙古人自己也因瘟疫死了很多人，並且最終元朝很大程度也是亡於瘟疫。
再比如，阿拉伯人聲稱旭烈兀攻打巴格達時，屠殺了八十萬人，而實際上巴格達人口最高峰時期也沒有超過五十萬。另外，巴格達不是強攻下來，而是被勸降的。蒙古軍隊並沒有進城，而是委托基督徒管理街區和城堡。巴格達城裏也確實發生了搶劫和殺戮，但這不是蒙古軍幹的，而是巴格達的地痞們和聶思脫裏派基督教徒們幹的。就像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攻占巴格達後，也發生了搶劫，但那不是美軍幹的，是當地人幹的事。當然，哈裏發是被處死的。處死的方法也很奇特。旭烈兀和成吉思汗一樣，都是遊牧生活的崇尚者，不貪圖錢財，隻在乎人心。成吉思汗，窩闊台，旭烈兀皆是散財凝聚人心的主，所以十分不理解哈裏發為啥守著萬貫家財投降，而不是把財富分給人民以團結起來抗戰。也因此，旭烈兀十分鄙視這個哈裏發，讓人把他的金銀財寶都放到他身邊，而不給他飯吃，生生將他餓死。
忽必烈時期蒙古帝國的擴張達到了極限，東西方的帝國邊界已經確定下來。在兩次征伐日本失敗後，蒙古鐵騎止於朝鮮半島。征伐爪哇的失利，讓蒙古向東南亞地區的擴張的野心得以遏製。在西域蒙古勢力止步於地中海東岸，並且在控製了俄羅斯後，西域四大汗國就陷入了汗王之間的內戰，擴張就此停止。
蒙古史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史。所以談蒙古史，不能隻說蒙元曆史，還要講中亞及西亞的蒙古史。曆史上從沒有過一個帝國有如此大的能力，將歐亞大陸真正的整合在一起。如今歐亞大陸的政治版圖，基本繼承蒙古帝國時留下的形態。陸路上的東西方貿易通道在蒙古時代變得暢通無阻，蒙古將戰時使用的驛站製度保存下來，變為絲綢之路上為商人服務和傳遞信息的驛站。每四十公裏設一個驛站的做法，在蒙古之前，隻有塞爾柱突厥人統治的時期有過，但其覆蓋的道路不長。在蒙古三次西征後，這種驛站製度已經十分成熟和繁忙了。
這裏要特意講一下被馬可波羅高度讚揚的蒙古的驛站製度。蒙古的驛站分為兩種，一種是為商人和官員服務的四十公裏一個的驛站，這個是用馬來傳遞信息的。每天行程為四百公裏。還有一個與之並行的隸屬於兵部的戰情通報係統。這個係統被稱為“急腳遞”，也就是不用馬匹，而是用人來傳遞信息。“急腳遞”要求信使全力奔跑，每段最多傳遞五公裏，估計挑選出的信使都是長跑運動員。這些信使在腰帶上綁著鈴鐺，這樣，人沒到下一個遞送站，接力者就聽到鈴聲開始做準備。信一到，接力者立馬全速起跑。通過這種接力賽跑，“急腳遞”一日的信息傳遞速度可以達到普通旅行者的十倍。現在五千米世界長跑記錄為12分37秒35，暫由埃塞俄比亞運動員貝克勒保持著。假設當時蒙古的信使的長跑速度是30分鍾的話，一天按十小時計算，那蒙古“急腳遞”一天能跑一千公裏。而十六世紀末時，在歐洲400公裏的信件需要十天時間。難怪馬可波羅說：“無論是對國王、皇帝還是能想到的任何人來說，這是他們活在世上能夠享受的最偉大資源。”
元代對驛站的管理也是很細致的，而且是法治化的。所有關於驛站的管理條例都收入於元代法規大全----《元典章》。每天行程距離、官員待遇、露宿驛站的程序、甚至連不準向驛站索要妓女都有詳細規定。元代時蒙元地區有多少個驛站及整個大蒙古統治地區有多少驛站我沒有數據，但繼承了元代驛站製度的明代在朱元璋時期就擁有1706個驛站。而明代的驛站是被削減了的，而且控製的疆域麵積也遠遠小於蒙古時期。
在整個蒙古統治時期，在蒙古人保護下的陸上絲綢之路比任何一個時代都安全和長遠。海上貿易通道在忽必烈時期也已成型，那時從中國福建泉州港到波斯灣和紅海的海上通道變得非常忙碌和安全。
格魯賽評論說：“正是因為將所有的突厥—蒙古民族統一在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之中，正是因為在從中國到裏海的範圍內強製推行鐵血紀律，成吉思汗才平息了無休止的內戰，為商旅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環境。”
忽必烈時期的另一個偉大建設成就是修通了南北大運河，將原來直通到開封的運河，擴建改道通到通州，實現了南北水運交通的連接。這條運河也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運河。新運河的通航，不僅降低了南北貿易的運輸成本，也使北方的政治中心更為穩固。
雖然南宋時期，泉州港就已經是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但那時南宋的船隻大多隻航行到爪哇這個中轉站就返航了，而在忽必烈時期，泉州出發的船可以一直航行到波斯灣。航道比以前要安全的多，雖然忽必烈征服爪哇之戰沒有成功，但蒙古的艦隊仍然十分強大。馬可波羅回國時走的就是海路，當時是護送闊闊真公主去伊利汗國，也即今日的伊朗口岸。因為有忽必烈的金牌，馬可波羅一路航行順利，在各口岸還能得到免費補給。
蒙古征服南宋對現代中國的形成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是蒙元奠定了中國目前的政治版圖和國家疆域。明朝雖然號稱繼承元朝，但疆域已經大大縮小，等到清朝時，疆域再度擴張，主要靠的是滿蒙聯姻製度實行的類似於結盟性質的統一；其次，元朝時期開創的行省政治製度，一直流傳至今；最主要的是，蒙元時期中國科技有了一個大的發展，誕生了以郭守敬為代表的一代科學家。與歐洲神學統治下遏製科學研究的氛圍不同，元代對科學研究有著十分寬鬆的政策和開明態度，使得這一時期中國的科學有了一個飛躍式發展。根據考古學的證據，阿拉伯數字是在元朝時引進中國的，由於蒙古與阿拉伯地區的密切聯係，元朝初期有大批阿拉伯數學家來到中國，並將數學知識傳入中國，從而引發了中國一次數學上的飛躍。天文學和數學在元朝時期都領先於世界，由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王恂與郭守敬製定的《授時曆》，與實際的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隻差26秒。蒙古利用自己控製地域寬廣的優勢，在統治區內設立很多天文台，這為天文觀測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另外元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是一個類似於北魏的孝文帝和滿清的皇太極那種自覺漢化的蒙古人。在他的統治下，雖然對儒士不甚待見，但對農民是友善的，所征的稅也是很低的。這促進了漢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加之東西方貿易通道的安全和通暢，使中國繼宋朝之後繼續承擔著世界製造業大國和貿易出口國的地位。
因為中國曆來是貨幣短缺的國家，尤其是白銀產量稀少。在宋朝時期，國內所產的白銀數量更是有限。由於商業革命的發展，宋朝不得不發行紙幣—交子以應付通貨緊縮的局麵。南宋時期宋幣是當時周邊地區的硬通貨，因此導致國內貨幣，尤其是銅錢大量外流，逼迫宋朝不得不嚴控銅錢出口。在南海發現的宋代沉船南海一號上就發現載有大量瓷器和銅錢，說明那時出口銅錢是有利可圖的貿易。蒙古帝國在蒙哥時期因為暢通了東西貿易的陸上通道，貿易量大增，更導致了貨幣不足的狀況。所以在蒙哥時期，蒙古也開始發行紙幣。據說這種紙幣是用蠶絲和紙混合製作的，這大概是曆史上流通地域最廣的紙幣。1253年蒙哥還設立了專門的貨幣管理機構----交鈔提舉司。紙幣的發行是因為貨幣短缺造成的，那時歐洲還沒有發現新大陸，美洲白銀還沒有開發。突然增加的貿易量，使得貨幣短缺狀況更為加劇。
而到了忽必烈時期，蒙古國的商貿和文化交流更為開放和發達。雖然那時蒙古的四大汗國事實上已經獨立，但他們因在大元有封地而與大元始終保持非常密切的商貿關係和文化交流。大量的阿拉伯工匠和科學家，以及歐洲的礦工和學者都作為戰利品被交流到大元地界。四個汗國需要的漢人工匠和學者也被輸送到中西亞地區。這無疑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技術和商業交流。
因為蒙古人的文化開放性，導致各個汗王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忽必烈則是一個身受漢文化影響的蒙古汗王。忽必烈身邊的重臣姚樞，就是一個儒家學者。忽必烈對姚樞也是言聽計從。攻打大理國時，大理國的宰相殺了蒙古勸降使者，按蒙古慣例這是要屠城的重罪，可在姚樞勸說下，忽必烈隻處死了那個宰相，放過了全體大理國人。
忽必烈也是一個文武兼備的領袖，對文化上的事也十分上心。忽必烈曾舉行過一次純粹的思想辯論會。他召集300位佛教徒，200位道士和200位儒士與朝廷官員進行辯論，辯論的主題就是所謂的化胡論，裁判就是忽必烈本人。可見忽必烈也是一個對學問很感興趣且有一定造詣的人，並非那種隻知道暴力殺伐的軍閥。道教徒的論點是，老子西出潼關是去了西域，後來變化為佛祖，開始傳播佛教。道教依據的是《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兩本道家經書。道教的對手，來自吐蕃的八思巴則認為這兩本經書是後世的偽造品，並非老子遺作。忽必烈雖然讚同八思巴的觀點，但他很講理，並不立即宣布佛教徒勝，而是給道教徒一個反敗為勝的機會，讓他們表演他們聲稱的絕跡神通。結果這些道教徒演砸了，沒一個人完成所謂的絕跡神通。於是忽必烈裁決反方勝，即所謂的化胡書籍是偽作。之後，忽必烈命令焚毀了所有的《化胡經》和《八十一化圖》。
忽必烈雖然尊重農耕文化，但也給中國帶來很多新氣象和新的製度。首先，忽必烈引進了蒙古式的民主製度—忽裏台政務會，變過去宋朝的一把手獨裁為集體領導。這種製度雖然影響行政效率，但卻給中國政治帶來新氣象和活力。
元朝的刑罰製度也是曆朝曆代最為寬宏的，忽必烈統治時期每年判死刑的人數僅為一百多人，這與曆朝曆代相比都是非常寬鬆的刑罰。而且，蒙古人不願當眾處死罪犯，不願意把一個殘酷的事變成一個熱鬧。這似乎與他們的鐵血冷酷形象有些格格不入。
蒙古征服世界雖然依靠的是強大的軍事暴力，但蒙古統治世界並不是歐洲後來的殖民主義方式，而是繼承了中國的朝貢體係。“朝貢體製不是其他政權附屬於中華政權，而是為了使各種外交交涉能夠順利進行，所有政權共享以中國皇帝為基點秩序的製度。是前近代時期亞洲製造的國際體製。加入朝貢體製的政權，相互之間也產生了上下排序之別。這一體製被寄予希望，即能夠在貿易的交涉、遇難者的送還等實務交涉上，按照禮之儀進行實踐。”—摘自《海與帝國》
蒙古實行的封建製也很特殊，既不像中國也不像歐洲。蒙古的封建製更多保持著部落時期的分封製，比如成吉思汗所封的四大汗王，具有非常大的獨立性，相當於各自獨立的國家。成吉思汗在的時候還具有高度的統一性，窩闊台時尚可指揮和調動各汗國，可到了蒙哥時期中央集權就開始弱化了。又由於蒙古可汗的選舉製度，中央權力的不確定性，導致其權威性喪失殆盡。到了忽必烈時期，因為其小弟阿裏不哥在理念上與忽必烈的衝突，兄弟之間起了爭執，導致出現兩個中央權力並存的分裂狀況。至此，蒙古各汗國之間的分裂和獨立就已成定局。忽必烈後再沒有什麽統一的蒙古政權了。忽必烈和契丹遼國耶律阿保機一樣，接受了中原文化，放棄了部落選舉製傳統，在其統治的蒙元地區實行了君主世襲製，避免了統治權力因選舉出現真空期。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製和中國的封建製有很大的不同，和蒙古的封建製也有很大不同。歐洲的封建製在政治上更類似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那種分裂狀態，而在精神上卻不如我們春秋戰國時期那樣百花齊放的思想解放，而是被基督教控製著。而中國自秦以降，已經不屬於真正的封建製了，隻能說是君權製。秦之後，不管朝代如何變化，國家都是實行君權一統的中央集權製。雖然也封侯封地，但這些王侯們並不享有與中央權力相抗衡的政治權力，隻有收取地租的經濟權利。另外，最重要的一點，在中國治理國家的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的文官係統，而不是世襲的貴族階級。這一點比當時的歐洲先進的多。
歐洲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被蠻族統治很長時間。這些目不識丁的蠻族人大量湧入原羅馬地區，很多人搖身一變成為占有土地的貴族，使得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黑暗時代。所謂的黑暗時代，不僅僅是政教合一的統治，而主要是秩序的混亂，國家的形同虛設。領主之間為了私利無時無刻不在互相殺戮，內戰無處不在，生靈塗炭，兵連禍結，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繪的那樣：“每一座山岡都是堡壘，每一片平原都是戰場。商人在大路上被搶劫，農民犁地時被殺害，神職在祭祀時被屠戮。鄰裏反目，貴族相殺，城鎮交戰。”以至於教會不得不多次發布“神命休戰”，以製止整個社會的野蠻化。這個時代唯一剩下的古羅馬遺產就是基督教，可在基督教對蠻族的改造過程中，蠻族也在改造基督教和歐洲文化。所謂的騎士文化和戰士文化就是蠻族所帶來的好戰和好鬥的野蠻文化。
這和中國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在被外族征服後，都是單方向的改造，即征服者被中國文化所同化，而且這些同化很多都是自覺自願的。中國曆史上有三個外來民族的領袖在接受中國文化上做的最自覺和最徹底。第一個是北魏孝文帝，第二個就是蒙古忽必烈，還有就是女真皇太極。尤其是蒙古和滿清對中國的征服，是極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征服，而且是野蠻對文明的征服，這決定了蒙古和滿清最終都被中國文化所同化。
在歐洲繼承蒙古帝國政治版圖的是俄羅斯。可以說，沒有蒙古二百多年的統治，就沒有現代的俄羅斯。俄羅斯不僅在國家版圖上繼承了金帳汗國的大部分地區，而且在血統和民族性格上也是繼承蒙古帝國最多的國家。據俄羅斯的說法，俄羅斯人大部分都有蒙古血統，而且其好鬥的戰士性格很大程度也是來源於蒙古。蒙古人在婚姻和種族問題上與在宗教和文化上一樣，都是開放的。這導致蒙古人血統被植入於眾多其征伐和占領的民族中。而蒙古人自身也逐漸地被當地民族所同化，在文化和宗教信仰上也歸化了當地民族。這種廣泛而持久的民族融合過程，恐怕是世界曆史上所罕見的。大概隻有西班牙占領中南美時的男性侵入式民族融合或稍微可比。但西班牙的是單向的男性侵入，是用自己的文化取代原有文化。而蒙古的融合則是雙向的。
中國在元朝時期，受蒙古重商主義的影響，道學被壓製，商貿活動和市場經濟迅速發育。元朝其實已將中國帶到了了現代的門檻。
世界在蒙古的統治下本來運行良好，各地都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世界大一統的格局似乎如旭日東升般就要見到曙光。可就在這個時候，又一個偶然性因素徹底改變了曆史走向，讓世界重新進入紛亂和動蕩之中。
這個突如其來的黑蝴蝶就是黑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