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深層政府（Deep State）這個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美國的政治話語中，這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景觀。
按劍橋詞典的解釋，深層政府（Deep State）是指非經民選的，由軍隊、警察、政治團體等所組成，為保護其利益而秘密控製國家的集團。原來針對的是土耳其的MKA組織。而實際上，深層政府概念被運用的更為廣泛，使得劍橋詞典的解釋難以覆蓋基於深層政府的各種陰謀論。在美國最早用這個陰謀論攻擊政敵的是麥卡錫，麥卡錫主義就是以懷疑美國存在一個共產黨的深層政府為依據的，他甚至懷疑馬歇爾也是為蘇聯服務的。美國社會有各種涉及深層政府的陰謀論，如：軍工集團深層政府、共濟會、猶太複國主義深層政府。博爾頓就被認為是雙重國籍者，暗地裏服務於猶太複國主義利益集團。連奧巴馬也被認為是新的正在興起的寡頭統治的世界政府的傀儡。而川普所說的深層政府到底指的什麽，他沒有明確指出，但看他的演講，他心中的深層政府肯定是包括一些所謂製造假新聞的媒體。至於這些媒體背後是誰他沒說。
陰謀論政治文化在美國很盛行，和言論自由有關，也與美國一些撲朔迷離的政治事件有關。比如：肯尼迪到底是被誰暗殺的到現在也是疑竇重重。911之後不久，網上就流傳出911 的陰謀論。而2008年到2009年的經濟危機也被認為是設計好的，是為了削弱世界各國的主權，以創造新形式的世界銀行。其實這多少反應了現實，並不隻是陰謀論的妄想。另一方麵這也反應了美國政治的特點及複雜性，即政府及政府政策是各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並不一定代表大眾利益，因此也很難形成共識。美國進步運動時期的著名人物赫伯特.克羅利（Herbert Croly）在他的代表作《美國生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中呼籲一個積極的政府，一個能夠促進所有公民福利的政府，而不是隻服務於少數人的政府。這說明民主製的美國也一樣沒有解決人民當家作主的問題。也難怪波普爾認為，西方民主製不是人民當家作主，其作用隻是防止了獨裁。選舉民主製與實質性民主還要很大的距離，就像程序正義並不代表結果正義一樣。
不是隻有右翼才用深層政府陰謀論來攻擊政敵，左翼也一樣，隻是左翼不大使用深層政府，而是用金主政治。《Dark Money》這本書通篇都是在揭露金主政治在各個領域的暗中操作。而在一些擺脫了黨派政治觀念的美國異見人士看來，美國的兩黨沒什麽區別，都是服務於背後的金融寡頭。
在美國，超級富豪普遍利用他們的巨額財富來影響和製定有利於他們利益的政策，同時阻撓那些影響他們利益的政策的出台。比如共和黨掌權的地區就比其它地區更反對稅收和法規。共和黨人更依賴於少數捐款人。最為明顯的就是柯赫家族對美國能源政策的影響了。
很多人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拒不簽署京都議定書難以理解。因為美國的表現在西方國家中很另類。川普的說法是美國如果不退群就會當冤大頭，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愛國主義的表態，其實深層原因則是背後強大的利益集團的阻撓。
柯赫工業是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最大的捐贈者。它向該委員會的31名共和黨人和5名民主黨人捐了贈款。當然，柯赫的錢也不是白給的，他的投資很快獲得回報。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的許多成員都簽署了一份不同尋常的承諾，宣誓效忠柯赫家族的議程，即承諾反對任何形式的碳排放稅。“無氣候稅”成了美國2008年最新奇的發明。到了2011年共有156位國會議員簽署了柯赫家族的反氣候稅的承諾。而新任共和黨議員格裏菲斯迅速成為向主流氣候學家發難的懷疑論者。
2012年，根據美國環保署統計，共有8000家美國公司排放有毒和致癌物質，柯赫工業公司名列第一，那一年它製造了9.5億磅的危險物質，其中向空中，水和土壤裏排放了5680萬磅，成為美國五大汙染源之一。同時，柯赫工業也是美國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者，每年向大氣中排放2400萬噸的二氧化碳，相當於500萬輛汽車的排放量。
現任美國國務卿麥克.蓬佩奧在當時也加入了為柯赫辯護的隊伍當中。來自柯赫工業公司總部堪薩斯州威奇塔市的蓬佩奧與柯赫兄弟有著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柯赫曾向蓬佩奧建立的一家航空航天公司投過一筆錢，至於投了多少錢，一直不為外界所知。鑒於他與柯赫兄弟的親密關係，他被稱為來自柯赫公司的國會議員。他當上議員後，就積極支持柯赫工業公司的兩項立法提案，反對奧巴馬計劃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單位在環保署公開注冊和消費者對不安全產品投訴的數據庫計劃。
佛州共和黨新星，古巴難民後代，馬可.盧比奧也同樣是柯赫家族的座上賓。他擊敗溫和派競選對手，靠的是柯赫基金研討會的49名捐助者的助選。
議員們背後有資助者，總統何嚐不是。羅斯福說：總統是選擇出來的，不是選舉出來的。這多少道出了美國政治的一些秘密。奧巴馬上台前，曾發誓要與華爾街作鬥爭，可上台後就變了卦。2008年經濟危機，奧巴馬不顧人民的反對，花了23.7萬億美元用來救市，這些錢都流入了製造危機的那些金融機構。不能怪美國人民不選民主黨，你已改變立場，代表金融寡頭的利益了，為啥還要選你啊。所以，老百姓寧肯選一個不靠譜的特朗普，也不選虛偽的政客了。
美國有很多利益集團建立的奇葩的非政府組織，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縮寫：ALEC）即是其一。這不是美國政府機構，而是美國一個右翼政治團體，其使命是為能源企業爭取政策利益，具體工作是為各州議員起草法律草案，是一個世界知名的具有行動力的反環保組織。他們一向致力於反對地球變暖的說法，當然這不是出於科學研究的結果，而是服務於那些會因碳稅和環保影響其利益的能源類企業。柯赫工業公司就是這類企業中最重要的一家。
2014年易趣和穀歌加入ALEC不到一年就在環保組織的抗議下相繼退出該組織，穀歌執行主席埃裏克譴責ALEC在氣候變化問題一直在說謊。因為易趣和穀歌並不排放任何汙染物，沒有必要參合到ALEC的行動中去，做費力不調好的事。 2015年，英國石油企業不堪國內環保組織的壓力宣布退出ALEC。2018年，美國埃克森石油公司也宣布退出ALEC，理由是該委員會試圖說服各州撤銷奧巴馬時代的氣候監管條令。但這都沒有改變ALEC反對環保，拒絕加入京都議定書，為能源企業站台的立場。
“自由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peace）的研究主管柯特. 戴維斯（Kert. Davies）花了幾個月時間試圖追蹤一個流入非盈利組織和那些主要發言人網絡的資金，這些非營利組織和發言人都否認全球變暖的現實，好像在用同樣的話語腳本工作。戴維斯發現，從2005年到2008年，這些資金有一個單一的來源—柯赫家族。柯赫家族向這數十個不同組織投入了近2500萬美元，用以反對氣候改革。為此，綠色和平最值把柯赫工業公司封為氣候科學否認之王。”（見《Dark Money》）。
而另一個研究者，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教授羅伯特發現柯赫家族在2003年到2010年期間，花費了5億美元，通過偽裝的免稅慈善活動來操縱和誤導公眾，以控製輿論對柯赫家族利益的威脅。
關於氣候變暖以及歐盟發起的碳稅議題，在美國也同樣引起陰謀論。有一些既不是右翼，也不是左翼的愛國人士認為，歐盟發起的碳稅議題是想成立世界政府，奴役和控製美國。這些陰謀論也被反環保的石化集團所利用。
柯赫創立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不斷拋出所謂的科學研究報告，如：《啟示錄：科學、經濟、環境主義和氣候恐懼：為什麽我們不應該擔心全球變暖》這種反環保報告。卡托研究所的負責人克萊恩堅持說：“今天的北極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全球變暖理論隻是讓政府對經濟有更多的控製。”
美國石油學會也淪為石化煤炭利益集團的吹鼓手。1998年，該學會花費200萬美元搞了一個秘密計劃，該計劃要求招募對氣候變暖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並培訓他們從事公共關係，為石化煤炭利益集團代言，以混淆媒體和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全球變暖問題本來是個科學課題，本身也確實存在不確定性。如果是單純的科學界辯論，無可非議，但通過暗金操作，把單純的科學議題轉變為政治話題就是一種金主政治的腐敗行為。
反環保的右翼集團因為自己的利益關係，很難說服公眾相信的他們的論調。於是他們高薪聘請美國著名溝通專家、民調權威Frank Luntz來為他們出謀劃策。倫茨告訴他們：如果想贏得反環保的勝利，必須把自己打扮成環保主義者，切忌不能提出經濟論據。換句話說，反對環保的石化集團絕不能說出心中的秘密和真實的動機。
由於金錢的染指和暗箱操作，本來應該代表中產階級和貧困階級的民主黨也逐漸右轉。“哈佛大學的Thada Skocpol通過數據研究發現，自從政治學家開始記錄對立法者的定量測試以來，眾議院向極右邁出了最大一步。”（見《Dark Money》）
因為擁有巨額財富，富豪們趨向於將金錢轉換成權力，包括話語權和封殺話語的權力。在本書作者連續在《紐約客》上發表揭露柯赫家族暗金運作的文章後，柯赫通過一家公司高薪雇傭了六名特工專門對作者進行汙蔑和攻擊。他們負責專門挖掘作者的負麵信息，找不到就創造負麵信息，誹謗加造謠。這伎倆很類似於FBI的創始人胡佛對付馬丁.路德金的招數。
美國超級富豪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家族的利益，期望財富能夠代代相傳，不被剝奪。而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可能不損害大眾的利益，這裏沒有共同利益的空間。這些人敵視的是工會、環保、稅收以及政府管製，而這些恰恰是社會進步的標誌，是進步運動時期美國有良知的人士與富豪們鬥爭的結果。
美國記者Chrystia Freeland在其《冥王星：新全球超級富豪的崛起和所有人的墮落》一書中，描述了那些擁有巨額財富的人如何幾乎普遍地利用這些資源來製定有利於他們的政策。美國當然毫不例外，一些研究表明，近年來，這種趨勢在美國以非常具體的方式扭曲了政治。政治學家德魯特曼（Lee Drutman）在他的一項研究中發現，財富在美國的日益集中導致了更多的兩極分化和極端主義，尤其是右翼的極端主義。
從內戰到民權運動，美國各州，尤其是南方的各州右翼一直反對聯邦政府的管製，強調地方的權力。因此，他們常常抵製聯邦政府的政策。這也是美國政府處理國內問題最為棘手的關鍵症結。總統處理內政問題困難重重，隻好把注意力放到對外事務上，這樣更容易獲得政績，有利於連任。特朗普一上台就開打與世界各國的貿易戰，也是受製於其處理國內問題的能力。民主製衡的負麵效應就是權力的碎片化導致的行政效率低下。
現在的美國家族富豪很多都是富二代、富三代，乃至富N代，他們都忘了美國當初設置個人所得稅的目的。這些富N代們常常以個人權力和自由的衛道士麵目出現，攻擊政府的各項稅收是對自由和個人權力的侵犯，是專製和暴政。甚至有的富豪宣稱應向窮人征稅，忘了當初設立個人所得稅的目的就是要遏製貧富差距。
美國進步自由中心主席那拉坦登說：當寡頭們控製了政府的杠杆時，他們可以分得贓款，而且是通過稅收政策合法得到的。
在兩黨的共同支持下，小布什時期就已將股息收入稅從39.6%大幅降到15%。將資本利得稅從20%降到15%。這些降稅都是有利於富人的。這使得富人的實際稅負低於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
雷恩的減稅和削減預算方案為富人減稅2.4萬億，削減預算6.2萬億。紐約時報稱其為反羅賓遜計劃，也即反劫富濟貧政策，將財富從底層抽向富裕階層。這個預算方案將導致180萬人拿不到食品券，28萬兒童失去學校午餐補貼，30萬兒童喪失醫療保險。盡管如此，該計劃還是成功出台，為這一計劃唱讚歌的是卡托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和一些反稅收組織。盡管表麵上這些組織機構的說辭多種多樣，但都讚成減稅和削減支出，因為它們的資金都來自科赫的暗金。
柯赫家族與美國最富有的十六個家族，包括創辦安利的德沃斯家族，創辦沃爾瑪的沃頓家族和瑪莎糖果家族等，多年來一直協調一個旨在削減和最終取消遺產稅的活動。根據2006年的一份報告，這十六個家族在稅收改革中獲益710億美元。這也是他們自掏腰包花5億美元去遊說的原因。這種金主政治算不算一種合法的腐敗呢？
科赫做的不僅僅是支持中意的參選政客，而且為這些政客以及知識分子提供劇本和台詞，因為在科赫看來，參選政客們不過是舞台上的演員而已，而劇本和台詞要由科赫們來提供。
有些超級富豪不僅支持本階層的代理人執政，也親自上台執政，但他們親自上台往往要招致嚴格的審查和強烈的批評，所以超級富豪親自上台理政都要做出不為本階級服務，也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執政的姿態，比如布隆伯格就一分錢工資不拿。但有的人則表現的太過明顯，如北卡首富頗普（Pope）當選為州長後，雖然隻拿本職位一半的工資，但他上台後改革了北卡的稅法，使稅法更有利於富人。而推動立法改革的力量似乎來自獨立的兩個智囊團，詭異的是這兩個右翼智囊團----約翰.洛克基金會和奇維斯塔研究所都是頗普投資1.5億美元創立的。在2010年至2012年僅僅兩年之間，頗普就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投資了6000萬美元。金主政治就是把金錢轉換成政治權利，而意識形態則是政治權利的基礎。
1981年最富階層支付的所得稅稅率是50%，可從七十年代美國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三十年時間裏，富人成功地將本階層的稅率降了三分之一，而最富有的0.01%的人則成功降了一半的稅。也就是從那時起，美國啟動了貧富分化的車輪，羅斯福時期建立起的中產階級社會一步步被侵蝕。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立法機構為了回應最富有的人的政治壓力。稅負的如此不平衡來自於經濟權利導致的政治權利不平衡。美國當初設置個人所得稅，主要針對的是富人。目的是為了調節收入失衡，貧富過度分化。比如二戰時期，富人最高所得稅達到94%（這個和克魯格曼的數據不符，克魯格曼說二戰時期最高稅率為74%）。盡管有些富豪，如斯凱夫.梅隆通過精心設計的私人基金避免了這個高額稅負，但大部分富人是為國家繳納了高昂的愛國稅的。
避稅和減稅對於右翼自由主義者來說是一種道德行為，是對財產權的保護。他們成功地把稅收變成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
其實，這個世界最危險的不是貧富分化，而是階級固化。而比階級固化更危險的則是階級之間喪失對話和溝通能力。這種狀況在美國已經普遍存在，而中國正在這一問題上緊步美國後塵。
有一個傑茨費拉德與海明威的對話，極其生動地描述了這種階級之間的隔膜。
傑茨費拉德問海明威：你知道富人有何不同嗎？
海明威：他們有更多的錢。
傑茨費拉德：不隻如此，他們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右翼自由主義這不僅反對稅收，反對政府管製，反對環保和所謂的大政府，他們也反工會，反偏向窮人的醫保。總之，他們反對一切社會進步運動和羅斯福新政帶來的進步措施，試圖把美國重新來回自由放任的鍍金時代。
黑石公司老板斯瓦茨曼要求對窮人征稅。威斯康辛州的女首富戴安娜.亨德裏克自己一分錢稅都不交，卻抨擊年薪隻有五萬多的教師過度放縱，讓國家財政破產。美國教師工會是美國剩下的最大的一個工會了。美國工會的入會率，從二戰結束時的31%已經跌至目前的7%。可即使這樣，右翼自由主義者仍然拚命抨擊工會。好像美國的CEO可以掙到普通員工工資的500倍不是腐敗和放縱，而掙五萬年薪的教師卻成了美國財政赤字的罪人。這些富豪們真的是來自一個不同的世界啊。
共和黨的梅多斯號召共和黨用錢包的力量阻止奧巴馬的醫療保健方案。共有79名共和黨議員簽署了這一法案。如果奧巴馬不聽他們的，他們就斷絕一切資金支持。
按芬克的說法，美國政治版圖被一分為三，其中一部分是支持科赫觀點的自由主義市場派，與其對立的則是自由主義左派，而最大的是處於中間狀態的第三方，也即沉默的大多數。所以芬克說，誰能爭取到中間派支持，誰就是贏者。觀察近些年的美國政治，天平似乎在向極端左翼，即民粹主義方向傾斜。這一方麵是對極端右翼的反彈，也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美國社會深層矛盾的反應。特朗普能夠上台就說明，全球化受益者（跨國資本及其所屬的精英）與全球化是受損者（產業工人）的矛盾已經尖銳化。前幾天剛看了BBC拍的一個紀錄片《The Team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專門介紹的是德州地區支持和反對特朗普當選的選民的不同心態。支持特朗普的是那些因為產業轉移而失業的白人藍領，反對特朗普的則是有色人種。
新自由主義也即右翼自由主義者也有貌似合理的理論和有關公平的解釋，他們認為機會均等就是公平的體現。這其實隻是強者的公平觀，是叢林主義的公平觀。試問：羊和狼如何公平競爭？他們的平等機會在哪裏？如果說機會均等有其公平性的話，那也隻存在於理論上的原初狀態。比如假設一批人到了一個新的星球，大家都是赤手空拳開墾土地。這時大家的機會是均等的，每個人的條件也基本相等。可在現實世界裏，這樣的機會均等是不存在的。比如：一個財大氣粗、資本雄厚、技術先進的美國企業按照機會均等、自由競爭的原則來到一個非洲國家與當地的小企業競爭，那結果隻有一個，就是非洲企業全部被滅掉。
所以《正義論》作者，美國社群主義哲學家羅爾斯就反駁了這個所謂的機會均等的公平觀，提出了差異性原則的公平理念。差異性原則是這樣解釋公平政策的，即：要真正體現公平，就要用不平等的分配政策來補償社會最少受惠群體，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策向弱勢群體傾斜，而不是遵循什麽機會均等。從這一點看，羅爾斯的正義觀類似於共產黨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
也正是基於差異性原則，第三世界國家實行關稅保護政策才是合理和具有正義性的。世界貿易組織也是基於同樣的考慮，才允許對發展中國家加入該組織時實行優惠政策。
可機會均等這個漏洞百出的平等理論卻一時間成為主流平等觀，是人們的智慧不夠嗎？顯然不是，究其根本則是私心所致。所以我認為。無私者安天下。不管 是治理國家，還是治理全球，都需要無私的領導人和無私的治理理念才可以實現良性治理。像特朗普這種美國優先的治理理念，已經無法領導世界。當老大是要有擔當的、有付出的。中國人都明白，財聚人散，才散人聚的道理，可特朗普不明白。他忘了美國是怎麽當上西方老大的了。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歐洲就很可能全盤社會主義化，美國還如何領導西方世界呢？看得出來特朗普也不想領導世界，他的商人思維左右了他的執政思想。在他的領導下，美國很可能退回到孤立主義（這對美國和世界其實並不是壞事）。亨廷頓就認為，美國如果要保住西方文化不受侵蝕，最好的辦法就是戰略收縮，不要在世界各地輸出西方價值觀，而是要盡量使西方內部的價值觀不被多元化所分解和消融。
新自由主義造成了諸多的全球治理難題，如：貧困、戰亂、環境汙染，全球變暖等等。最明顯的就是在環境治理和縮小貧富差距上的無所作為。G20國家占有了世界財富的80%，剩下的一百多個國家才占有20%的財富。這樣的全球治理結果，怎麽會讓世界越變越好呢？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才應該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方向。
埃及左翼政治活動家薩米爾.阿明在其《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一書中對“無邊界自由主義政策”進行了抨擊。他指出：戰後四十年，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治理出現了危機，這個危機表現在越來越遠離人道主義。作者認為自由市場萬能論更是一個資本主義一直沒有放棄的烏托邦。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僅造成全球財富分配越來越趨向於兩極分化，也反噬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在發達國家內部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其《21世紀資本論》中，分析了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數據後得出結論：資本收益率長期高於勞動收益率是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
資本享有不受約束的自由，確實能創造出更多GDP，但卻給世界造成很多政治和社會問題。這個世界沒有單純的經濟學，也沒有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和社會問題不是經濟學的外部問題，而是經濟學必須認識到的約束條件。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茨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柏林牆倒塌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金融危機象征著原教旨自由市場經濟的破產。連格林斯潘也認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是錯誤的。人類科技進步發展到今天，曾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經濟財富，可經濟危機這個資本主義的頑疾卻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的確需要我們從思想和製度上來反思。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