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哈耶克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 一文中強調: “要征服政治，首先必須征服知識分子。 ”這句話被美國商業右翼奉為座右銘，並成為他們的行動綱領。
前蘇聯解體後，資本主義席卷全球，階級鬥爭這個詞在媒體逐漸消失，甚至連階級也被階層這個模糊的概念取代了。可資產階級卻絲毫沒有減少對階級鬥爭的警惕。股神巴菲特就曾說：“在美國還是存在階級戰爭的，但那是我所在的富人階級製造的戰爭，我們正在贏得勝利。”（There is class warfare all right. But it is my class, that is making war, and we are winning.）巴菲特所說的自己所在的階級顯然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超級富豪階級。其實超級富豪階級已經聯合起來，而且具有高度的階級自覺。超級富豪階級要贏得階級鬥爭靠什麽呢？當然要靠金錢。在一切向錢看的大眾媒體時代，超級富豪想要收買輿論簡直太容易了。水軍、五毛皆屬小菜，作家和獨立執筆人都可收買，那些標榜獨立研究的智庫很多也是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他們的任務是為那些前台活躍分子提供思想武器。而隱藏在這些智庫後麵的資金提供者才是真正的操控輿論的大鱷。美國最著名的保守主義非盈利組織是美國繁榮促進會、卡托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而那些保守主義富豪們則隱藏在這些基金會的幕後。
這些富豪之一就是被稱為隱士的梅隆.斯凱菲。
和柯赫家族比起來，梅隆家族可是崛起於鍍金時代的美國家喻戶曉的名門望族。這個不需要多做介紹，需要介紹的是梅隆家族的繼承人理查德.梅隆.斯凱菲（Richard Mellon Scaife）。
理查德.梅隆.斯凱菲屬於梅隆家族的第四代，母親薩拉（Sarah）是梅隆家族二代掌門人安德魯.梅隆的外甥女。父親阿蘭.斯凱菲也是出自匹茲堡的名門望族。斯凱菲就是當年自掏腰包調查克林頓的那個美國富豪。
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斯凱菲，小時候的生活是非常奢華的，他們的家是一座有著700多英畝莊園的石頭城堡，旁邊是梅隆家族9000多英畝的滾石農場。斯凱菲小時候自己就擁有四間房子，他睡不著的時候不是屬羊，而是數家裏的房子來催眠。青年時期的斯凱菲也是紈絝子弟的作風，曾因酗酒而被耶魯大學開除，後來是在家族資助的匹茲堡大學裏混到大學畢業。
斯凱菲在匹茲堡有一座豪宅。豪宅的門廳裏多年來一直擺著一個黃銅製的大象。很多人以為這個大象是共和黨的象征。其實那是斯凱菲在向漢尼拔致敬，因為漢尼拔在對羅馬的戰爭中使用了戰象這個秘密武器。
漢尼拔是迦太基的戰神，他率領迦太基軍隊打敗了強大的羅馬軍隊。本來他是可以毀掉羅馬的，可迦太基帝國培養出來的重商主義文化，遮蔽了迦太基富裕貴族們的視野。他們忽視了一個超級帝國深重的危機感和雄起的決心，最後養虎遺患，不僅漢尼拔被逼自殺，財閥統治的迦太基帝國也就此滅亡。
斯凱菲惋惜迦太基的滅亡，認為迦太基的滅亡是迦太基貴族統治階級的被動消極讓敵人贏得了勝利，從而永遠埋葬了迦太基貴族文化。斯凱菲和他的同黨們對迦太基滅亡的教訓進行了總結，認為迦太基的富裕貴族們在漢尼拔就要擊垮羅馬帝國時，沒有充分地支持漢尼拔。這是迦太基最後被羅馬滅亡主要原因。斯凱菲懷念並想複興的迦太基貴族文化其實就是家族財閥統治國家的文化。帶著對迦太基文化的迷戀和向往，斯凱菲在1964年創立了一個私人政治俱樂部---拯救迦太基聯盟（League to Save Carthage），其成員全部由具影響力的頑固保守派組成。聯盟的目標由斯凱菲口中說出：“美國不能走迦太基道路，我們必須贏得我們時代的鬥爭”。後來在這個聯盟的基礎上成立了迦太基基金會。
可在六十年代濃厚的民主主義和人權運動氛圍下，這個組織的旗手、共和黨候選人巴裏.戈德沃特很自然地敗在了要創造大社會和推動全民醫保的林登.約翰遜手下。在六十年代，保守主義組織可以說是生不逢時。當時的美國大眾彌漫著對資本主義不信任和批判意識，年青人受馬克思和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追求平等和民主，學潮此起彼伏，遊行示威不斷。那是一個全球革命的時代，是一個讓西方左翼自由主義者歡欣鼓舞的時代。
當時的左翼自由主義者是相當樂觀的，因為文學藝術領域完全被左翼自由主義價值觀所統治。以至於文化批評家萊昂內爾 · 特裏林(Lionel Trilling)自鳴得意地宣稱,"如今，普遍流行的思想中沒有保守或反動的思想。"
但這種樂觀的情緒並沒有持續多久，保守勢力就開始悄悄的的反撲。美國大資產階級有著長久的參與政治的經驗和執政經驗，所以在政治鬥爭中表現的非常成熟和老道。他們信奉哈耶克的教導：“要征服政治，首先必須征服知識分子。 ”所以他們將知識分子作為爭取的主要目標。為了彌補人數上的劣勢，他們采取了攻心戰略。右翼保守主義積極分子、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鮑威爾野心勃勃地號召美國商界必須抓住公眾輿論，要通過對學校、媒體、文化機構和智庫施加影響來重塑公眾輿論。
1973年，斯凱菲成功地改變了其母親薩拉的基金用途，將基金完全用於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後來在自傳中承認：“這些捐款產生的力量，讓我能夠提出我認為對美國有利的想法。”在避稅的刺激下，斯凱菲不僅成為美國最富階層的一員，也成為美國最大的慈善家之一。他宣布：“這是理查德.梅隆.斯凱菲作為右翼事業背後黑暗精神領袖傳奇故事的開始。”
談梅隆.斯凱菲就不能不談梅隆家族，所以作者也同樣開扒梅隆家族的黑曆史。
與洛克菲勒家族一樣, 梅隆家族也是發跡於美國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代,即所謂的鍍金時代。家族的奠基人是托馬斯.梅隆，是與洛克菲勒同時代的人物。可使家族成為美國名門望族的則是他的兒子安德魯·梅隆。安德魯本人不僅具備非凡的投資眼光，為梅隆家族的財富積累做出極大的貢獻，而且他從1921年至1932年的11年間，前後連續在哈丁、柯立芝和胡佛總統任上擔任美國財政部長。那時的美國人調侃道：三位總統為梅隆打過工。
JANE寫道，在1913年民主黨的威爾遜總統製定聯邦所得稅之前，美國的稅收不合理地落在了窮人頭上，成了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寫照。
當國會開始征收聯邦所得稅時，梅隆是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 據報道，匹茲堡的各項投資的一半來自他的聯合信托銀行。 在他看來，經濟不平等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對優秀和美德的公正獎勵。 為了給公眾洗腦，他還專門撰寫了一本書來宣揚的他反常識的觀點。
他的經濟理論不僅看起來自私自利、不負責任，梅隆本人的行為也被詬病。他一直在秘密為美國一些最大的企業提供稅收抵免和補貼，其中包括梅隆家族擁有大量投資的許多企業。 最終，梅隆因所得稅欺詐被起訴，但奇怪的是卻被被判無罪。 盡管如此，他還是被要求納稅，這對貴族家庭來說是一種羞辱和侮辱。
安德魯.梅隆擔任財政部長期間，塑造了美國一個特殊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商界富豪們成功地阻止了許多進步時代的改革。 1921年，資本利得稅被削減，股票市場蓬勃發展。 在他十幾年的財政部任期內，經過反複努力，1926年，梅隆終於成功地使一項法案獲得通過，該法案“比曆史上任何其他稅法都更大幅度地降低了美國最富有人群的稅率”。 梅隆承諾該法案會實現更大的增長和繁榮， 可1929年大蕭條的降臨，使他的觀點倍受指責和嘲弄。梅隆家族也成為美國社會敵視和嘲諷的對象。 當時紐約流行一首兒歌： “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鍾。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裏衝！”
1941年12月，也就是日本珍珠港事件之後的幾天，斯凱菲的父親阿蘭梅隆和他的母親薩拉創立了家族中最大的免稅慈善基金會 Sarah Scaife Foundation。 此舉是為了保護家族財富，使其免受預期增稅的影響。 斯凱菲寫道,"我不知道我父母的具體動機是什麽,"但他指出，由於戰爭迫在眉睫,“有傳言... ... 所得稅最高稅率超過90% ”。羅斯福和工會認為，富人應該承擔更大份額的戰爭建設成本，以提供平等的犧牲" 。雖然他們在國防問題上持鷹派觀點，但他們還是采取措施來避免為軍事建設支付自己的那部分費用。 正如斯凱菲在他的回憶錄中實事求是地寫道:“富人不可避免地會組織起他們的財富，以避免政府的沒收。 他們會做任何法律允許的事情來使用他們的錢，隻要他們認為合適，而且稅務官不能接觸到。”
幾十年來，斯凱菲一直被形容為神秘的隱士。在50年的時間裏，他將他的家庭財富中大約10億美金以上用於了慈善事業。2009年，《華盛頓郵報》稱他是20世紀最後25年裏重塑美國政治運動的主要金融支持者。然而，斯凱菲從不接受任何關於他的慈善捐助動機的采訪，也很少與管理他資助的機構的人交談，甚至與許多以前的朋友的和家人也越來越疏遠，其中包括他的連個前妻和兩個成年子女。1981年時一個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的記者曾試圖采用突然襲擊的方式采訪他，惹得他勃然大怒，對那個女記者吼道：“你這個共產主義婊子，滾開！”
在哈耶克看來，政治家是傳統智慧的囚徒。 如果他們想要實施當時被認為稀奇古怪的自由市場理念，他們必須改變政客們的想法。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場雄心勃勃但有些虛偽的公共關係運動。 哈耶克告訴他的學生費舍爾，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個"學術研究所"，發動一場"思想之戰"， 如果你成功了，將改變曆史的進程。可以說，是哈耶克最早提出了將政治思想武器打扮成獨立智庫的創意。
在美國競選總統是離不開大亨們的支持的，沒有錢就沒法競選總統。一般來說新興的科技巨頭支持民主黨，傳統產業的家族公司支持共和黨。兩黨籌措資金的能力不分仲伯。但在奧巴馬之前，這些籌措的資金都是用於競選活動。可自奧巴馬競選開始，保守主義富豪們不僅為共和黨競選活動募集資金，還募集了大量資金來開展意識形態戰爭。這些極端右翼成了共和黨的特殊派別。奧巴馬也明白，在兩黨越來越依賴於超級富豪的讚助時，民粹主義是個危險的遊戲。奧巴馬在競選演說中說：“我參加競選的原因之一是，我強烈感到，那些辛勤勞動的人民的呼聲並沒有被華盛頓那些聲音強大的利益集團聽到。”
經濟不平等扭曲了民主。它給少數出得起錢的富豪和無限捐款人特殊影響力的聲音。可不管奧巴馬如何熱切地想解決經濟不平等的問題，他都不得不向黨內的億萬富豪們尋求資金幫助。這多少有點諷刺，卻也反應了美國政治體製的現實。
在贏著通吃的社會，富人的影響力讓普通人的願望和要求顯得微不足道，這大概就是川普當選和民粹崛起的深刻原因吧。
費舍爾創建曼哈頓研究所的早期合作者是華爾街金融家、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未來主任威廉 · 凱西(William Casey)。 早期的智囊團不是間諜行動，而是由富人資助的，他們不反對利用借口和虛假信息為他們認為高尚的事業服務。 事實上，斯凱菲在此期間同時資助了一個中央情報局前線組織。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承認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他擁有一家總部位於倫敦的新聞機構，名為"世界論壇特寫"(Forum World Features) ，實際上是中央情報局的宣傳機構。 他是從 Jock Whitney 那裏接手的，Jock Whitney 是紐約先驅報的出版商，他是他父親在戰略情報局的朋友。
尼克鬆時期的財政部長西蒙也是一個痛恨大學裏左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右翼保守主義者。西蒙認為，隻有意識形態鬥爭才能拯救美國。他說：“我們需要一個反知識分子運動”他認為這些知識分子是可以組織起來挑戰他們這些統治者的“新階層”，即那些大學裏的意見領袖。他聲稱：“思想就是武器，而且是用來對抗其它思想的唯一武器。”西蒙的階級意識十分清楚，立場也分外堅定，他旗幟鮮明地表示對大學教授研究項目的資助必須以意識形態為標準，對那些反對和敵視資本主義製度的學者一分錢都不該給。
和斯凱菲及西蒙一樣，美國聯邦大法官萊維斯.鮑威爾（Lewis Powell）也是一個敵視大學知識分子的右翼保守分子，他認為財富精英的真正敵人不是左翼分子，而是大學校園、講壇、媒體、文學期刊、藝術和科學以及“政治家”們。這幾乎囊括了整個知識階層。鮑威爾號召商業右翼要進行反擊。
奧林基金會的創始人奧林也是在一次康奈爾大學的黑人示威事件後認識到占領校園的重要性。對很多商業右翼來說，大學裏的知識分子是唯一他們難以左右的獨立存在，因此將手伸向大學校園就成了他們不謀而和的政治戰略。奧林基金在大學裏建立的最重要的右翼橋頭堡是在美國法學院。美國右翼大法官萊維斯鮑威爾就說過：“司法機構是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最重要工具”
隨著美國法院不斷擴大消費者、勞工和環境保護的權利，以及激進的性別平等和工作環境安全的要求，商界保守派則渴望找到與之抗衡的法律籌碼，於是法律和經濟學成為了他們達到目的的工具。
商業右翼資助的一些所謂獨立思想庫的研究成果很多都是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的宣傳品。比如：奧林基金會資助的一個芝加哥大學研究人員寫了一本影響很大的支持擁槍的書--《槍越多，犯罪越少》。當有人質疑此書中援引的調查數據時，作者的回答是竟然是數據因為計算機損壞丟失了。
北卡的商業批發界大亨Pope一麵要求削減大學預算，一麵又為他喜歡的西方文明和自由主義課程提供私人資助。他的捐助是有選擇的，隻捐助那些意識形態與其一致的學者，並公然宣稱，絕不會資助像保羅.克魯格曼那樣的學者。金錢不僅能操控政治，現在還能操控學術了。
約翰.洛克基金會（The John Locke Foundation）則通過讚助來改變曆史教學內容。他們的教學計劃裏故意忽視政府的作用和社會運動的曆史，隻宣揚個人主義發財致富的故事。
卡托研究所的前主席約翰.哈裏森就親自監督了63所大學的資助項目，所有申請這個資助的教師都必須宣講他喜歡的自利主義哲學家恩蘭德的哲學。金錢話語代替教師自己的聲音。
布拉德利基金會（Bradley Foundation）是美國保守勢力最強大的支持者。在布拉德利基金，喬伊斯有一隻更自由的手。 在15年裏，布拉德利基金捐贈2.8億美元給他最喜歡的保守主義事業。 與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等較早的研究基金會相比，這個基金會規模較小，但與福特基金不同的是，在喬伊斯的領導下，布拉德利將自己視為意識形態戰爭中的一名正義戰士，一心一意專注與意識形態鬥爭。 一項分析顯示，該基金至少三分之二的撥款用於資助保守派的智力活動。 它支付了大約600名研究生和研究生的獎學金，右翼智囊團，保守派期刊，在國外反對共產主義的活動家，以及它自己的出版社。 在喬伊斯管理下的第一個十年裏，該基金會繼續對名校的關注，向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提供了550萬美元。
當時，基金會每年的布拉德利獎(Bradley Prizes)已經成為保守派人士閃閃發光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多年來，獲獎者包括報紙專欄作家喬治.威爾，他後來成為該基金會的受托人。 獲此殊榮的還有聯邦主義者協會的創始人，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 Robert George; Bill Kristol，《旗幟周刊》的新保守主義編輯; 哈佛大學教授哈維·曼斯菲爾德 · 馬丁; 福克斯新聞主席 Roger Ailes; 以及傳統基金會的忠實擁護者 Ed Meese 和 Ed Feulner。 幾乎所有的獲獎者都在將美國的政治辯論拉向右翼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 多年來，幾乎所有基金會都得到了一小群私人基金會的支持，這些基金會充斥著少數富有的反對派提供的免稅捐贈。這些反動派的身份和故事很少有美國人知道，但正如喬伊斯所說，他們的"首要目的"是"利用慈善事業來支持一場思想戰"。
2009年1月，眾議院共和黨人第一次正式退出領導層，他們選擇效仿的模式是塔利班。 德克薩斯州眾議員 Pete Sessions，眾議院共和黨競選委員會的新任領導人，舉出阿富汗臭名昭著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為例，說明他們如何發動"非對稱作戰" 這個國家可能正處於經濟危機之中，但是他告訴他的同事們，執政並不是他們當選的原因。 當他在安納波利斯旅館做幻燈片演講時，他問他的同事:"如果多數派的目的是治理... ... 那麽我們的目的是什麽?" 他的回答很簡單:"少數派的目的是成為多數派。"
美國自建國以來，富人就一直主導著政治。但從社會進步運動以來，公眾通過其選民代表製定的規則控製了富人的影響力。這是美國政治的巨大進步。可從七十年代開始，一批美國富豪，通過金錢發動了一場思想戰爭。他們不僅想贏得選舉，還想改變美國人的思想，從而在根本上改變這個國家。他們的具體措施之一就是支持和組織意識形態上與他們一致的知識分子，放大他們的聲音，將這些知識分子變成他們的政治宣傳工具。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政治上的少數派因為擁有巨大的資金資源，通過黑金運作，成功地讓自己的意誌淩駕於大多數美國人之上，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政治正在走向金主政治。這正是美國政治的現狀。而極端右翼的目標並不僅限於此，他們仍然致力於拋棄有利於窮人的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最終他們想取消一切稅收，讓政府消亡，國家權力被富人的權力取代。
（未完待續）
有時候，書讀多了（尤其是人文哲社科一類的）不一定就對自己的視野和智慧的判斷力有更大的幫助，所謂的教條主義 may come in to play a role。 尤其是美國的文科方麵的那些書，不值得一讀的遠遠多於有價值的精品，我個人感覺很多都是羅羅嗦嗦，混淆視聽，不知所雲。
要了解美國的政治，參加一個政黨或從政組織的許多誌願者活動，和美國大眾接觸，了解美國的民主製度，司法程序，以及這些治國理念的起源和曆史，看不同觀點和立場的時事評述，比讀幾本不痛不癢的關於美國政治和哲學的書，效果會更好一些。
對不住了，我實話實說，沒有打擊你的意思，至少你寫的文章還是洋洋灑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