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斯蒂芬.茨威格：《人類群星閃耀時》
斯蒂芬.茨威格大名鼎鼎，其《異端的權力》一書在八十年代時就在中國知識界流傳甚廣，所以不用我這裏介紹了。
全書由十四篇曆史特寫組成。可以說每一篇都寫的非常精彩，我無法評價哪一篇最好，哪一篇次之。我挑出兩篇來略作介紹，隻是因為今天貴族這個在平民社會被遺忘的詞匯又頻頻出現在媒體上；而中國土地革命的血跡還曆曆在目，土地私有的呼聲又甚囂塵上。難道真像黑格爾說的，曆史的教訓就是永不接受曆史的教訓嗎？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在重溫一下茨威格筆下的曆史片段。
第一篇是關於列夫.托爾斯泰的，篇名為《逃向蒼天》。這個特寫是以話劇劇本的形式寫的，是給托爾斯泰沒有完成的劇作《光在黑暗中發亮》補寫的尾聲。這個補寫的尾聲可不是狗尾續貂式的八卦，而是根據托爾斯泰晚年的真實經曆編寫的。
托爾斯泰無疑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當時俄國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同時，他也是俄國革命的啟蒙者。在當時的俄國，托爾斯泰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就像六十年代法國的薩特和中國的毛澤東，他是一代人的偶像和精神導師。
然而，托爾斯泰又是一個十分糾結且時刻處於自責之中的人。比如：他主張取消土地私有製，這讓被上層社會遺忘的農民對他感恩戴德，而他自己卻是一個擁有三十多公頃土地的莊園主；他是一個虔誠的東征教徒，卻抨擊教會是“有產者政權”的婢女，以至於教會對他恨之入骨；他主張苦行殉道，自己卻過著奢侈的貴族生活；他想學基督真誠待人，認為隱秘的事越多，靈魂就越不高尚，於是向自己的嬌妻坦白了自己年青時的荒唐（賭博、嫖妓、還有一個私生女），可因此卻讓自己的妻子墮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主張人人平等，憎恨自己的貴族身份，可他卻是一個地道的貴族（伯爵），享受著貴族的特權；他反對沙皇暴政，卻又極力反對暴力革命。他告誡年青的暴力革命者：“通過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種符合道德的製度，因為任何一種暴力不可避免的會再生產出暴力。一旦你們掌握了武器，你們也會建立起新的專製主義。你們不是破壞專製，而是使它永存下去；“他是俄國的良心，人類的良心，他把自己最深的愛獻給了俄羅斯人民，可他的妻子卻說從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絲溫情。
尤其到了晚年，他和妻子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相互成為對方的痛苦根源。當他要放棄自己的財產，地位和爵位，過一種儉樸的生活，成為一個言行一致的人時，遭到了妻子的極力反對和不理解。所有這些都讓托爾斯泰痛不欲生，終於在托爾斯泰風燭殘年的時候，他在女兒的幫助下偷偷地出逃了。他自由了，言行一致了，內心安寧了，可這一切都來的太晚了。由於年老體衰，出逃不久，托爾斯泰就病逝在一個火車站的站長室裏。
茨威格在劇中給讀者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我要介紹的第二篇是《封閉的列車》，描述了列寧在二月革命後從流放地瑞士回到俄羅斯的曆史片段。我一直很奇怪，關於列寧是德奸的謠言最近在中國一次次地被轉播著，這個最早源於二月黨人和列寧的敵人的謠言改頭換麵後竟在今天又開始哄傳起來。我想當年茨威格寫這篇特寫的目的也是為了辟謠吧。
俄國二月革命後，列寧就一直想回到俄國。可臨時政府非常懼怕列寧，他們把普列漢諾夫迎回俄國，卻拒絕了列寧回國的請求。因為他們深知列寧在人民中的威望，列寧回國就意味著臨時政府的倒台。其實所謂的二月革命不過是英法策動的一次政變，目的是把俄國綁在對德作戰的戰車上，以防俄國單獨與德國媾和。英法的擔心不是杞人憂天，因為當時俄國反戰情緒濃烈，列寧就是一個堅決的反戰分子。列寧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民族主義隻是被帝國主義利用的工具。列寧主張的是國際主義，他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都是一家人，各國家的人民應該起來推翻壓迫人民的帝國主義政府，而不是被政府利用參加到這種無義戰中。
為了回國，列寧頗費心機，甚至想辦個瑞典護照潛回俄國，還曾想扮成啞巴，躲過盤問。取道英國、法國或奧地利也根本不可能，因為列寧是個職業革命家，這些大資產階級的國家恨不得把他抓起來。無奈之下，提出經德國回國的想法。這個想法一提出就遭到眾人反對，因為當時德俄兩國是正在交戰的敵國，途徑德國回國會被人懷疑成被德國收買的間諜，而遭到反對派的攻擊和詆毀。其實列寧對這個想法也不抱什麽希望，因為列寧沒少寫抨擊德皇的文章，德國會允許他取道德國回國嗎？
事情還真是出乎意料。德國對列寧表現的比俄國和英法友好的多。不是德國同情革命者，而是德國有自己的小九九。把一個非常有影響的會給俄國製造麻煩的革命者送回俄國，那就會牽製俄國和英法，在美國即將參戰的情況下，能減少或削弱一個對手是一個對手。其實當時的德國比列寧自己都著急讓列寧回到俄國。
列寧深知自己途徑德國回國的麻煩，所以自己的以為活動都盡量公開，並向德國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好像不是他要回國，而是德國讓他回國一樣。列寧最離譜的要求竟然是列寧及隨行人員所乘的車廂享受治外法權，不得有任何德國人進入該車廂，不允許以任何方式讓旅客離開車廂。這等於將列寧等人乘坐這節車廂封閉了。沒想到德國竟一一答應了列寧的苛刻要求。列車途經法蘭克福時，曾有德國士兵和一些社會民主黨人試圖與這個來自俄國的革命者攀談，但被一一拒絕，因為“列寧知道的很清楚，在這片德國的領土上，哪怕他隻與一個德國人說一句話，也會替自己找來嫌疑。”
列寧之所以著急回國出於兩個目的，一是他對二月革命非常不滿，與他為俄國規劃的革命藍圖差的太大。他認為二月革命隻是換湯不換藥的政權更替，而列寧設想的是一場改天換地的徹底的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第二個目的是想退出帝國主義戰爭，用階級意識取代民族意識。列寧是一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
列寧順利的回到了闊別十四年的祖國俄國。“當列車駛進彼得格勒芬蘭火車戰時，車站的廣場上已經擠滿成千上萬的工人和來保護他的各種武器的衛隊。。。”這一幕我們這代人分外熟悉，這些都出現在《列寧在十月》的電影裏。
震撼世界的十天開始了。
推薦指數：5星
科特勒【美】：《直麵資本主義：困境與出路》
如今資本主義席卷全球，唯一自稱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其實也可稱為特色資本主義。也許因為失去了社會主義這個外部競爭對手，資本主義的內生矛盾就演變為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放眼世界，似乎全世界都進入了所謂的民粹時代，法國的黃馬甲，英國的脫歐，美國特朗普上台，班農意識形態影響西方世界。然而細究起來，其根本原因在於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而且資本主義製度本身在正常情況下無法阻止其不斷擴大的趨勢。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但同時也帶了更加嚴重的財富分配問題。美國社會因川普上台引起的爭吵和撕裂，其實質是全球化受益者和全球化受損者之間矛盾激化的表現。
在此書的前言中有一段話可證明我的判斷：“2014年，哈佛商學院對其畢業生進行了調查，有以下發現：‘美國競爭激烈，美國國內的企業隻做兩件事：贏得全球市場，提升普通美國民眾的生活水平。美國經濟做到了前者，但未能做到後者。’ 最近，哈佛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接著講道：‘我們這個國家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商業領袖和政策製定者需要一種戰略，使我們的國家能朝著廣泛的共享繁榮的道路邁進。”簡·裏夫金（Jan Rivkin）教授補充道：“企業可以通過移至海外，擺脫美國經商環境的缺陷，但是工人不行。’”
科特勒在書中說：“托馬斯·皮凱蒂是一名研究收入分配的法國經濟學家，他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平等必然惡化。?他斷言，相對於工薪階層，資本所有者的主導地位將不斷增強。對皮凱蒂來說，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資本回報率是高於還是低於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皮凱蒂聲稱，1914~1973年的60年間，經濟增長率超過了資本回報率，極大改善了工人生活。這一時期，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摧毀了大量資本。他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複製的獨特曆史階段。而1973年以後的40年，資本回報率超過了下降的經濟增長率。皮凱蒂認為，相比經濟增長率，資本回報率越高，不平等就越嚴重。他斷言這是資本主義更自然的狀況，導致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
科特勒總結了資本主義製度的十四大缺陷或困境：
1、持續貧困；
2、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3、受苦的勞動者；
4、自動化對就業的影響；
5、企業對承擔社會成本的逃避；
6、對環境的破壞；
7、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8、狹隘利己主義的危險和危害；
9、債務負擔；
10、政治對經濟的損害；
11、資本主義的短期行為；
12、有問題的市場產出；
13、無休止的增長問題（正確設定GDP增長率）；
14、如何創造幸福
如果資本主義在製度範圍內能找到解決這十四個缺陷的辦法，升級為資本主義3.0版，那資本主義的活力依然存在，否則社會危機不可避免。
可本書作者和《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一樣，雖然對問題的觀察很到位，但解決的辦法似乎都軟弱無力。也許，這就是製度的局限性吧。
推薦指數：5星
諾姆.喬姆斯基 安德烈.弗爾切克【美】：《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國的戰爭、謊言與殺戮》
諾姆·喬姆斯基，語言學大師，麻省理工語言學教授，現已退休，世界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被《紐約時報》稱為“可能是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是美國政策永遠的反對派，永遠的異見者。喬姆斯基曾因反對美國外交政策和911後的言論而受到死亡威脅。喬姆斯基有很多流傳甚廣的著作，比如：《世界秩序的秘密—喬姆斯基論美國》、《句法結構》、《語言與心智》、《必要的幻想—民主社會的思想控製》、《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等。
《以自由之名》這本書是難得的一本以事實為依據的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行徑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書籍。另一個作者弗爾切克走遍世界，以自己親身見證來揭露西方的殖民主義罪行。書中有很多被西方媒體故意屏蔽和掩蓋的醜惡殘忍的事件，讓我們看到西方媒體不願意報道或有意遮蔽的另一部分世界。本書最有力，最深刻的是對西方自由民主製的製度剛性的揭露和批判。
與塞繆爾.亨廷頓一樣喬姆斯基也對新中國的成立給予高度評價，不同的是前者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而後者是從美國霸權衰落的角度。亨廷頓說：“20世紀中期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是一百年來第一個真正能統治中國的政府。”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寫道：“國家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他們的政府形式，而是政治治理程度。”他尤其擔心的是政治上的真空。他佩服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創造新的製度來維持社會秩序”。（見羅斯.特裏爾《我與中國》 ）。
而喬姆斯基卻從美國霸權的衰落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來看待新中國的建立。他評價道：
“1949年中國的“獨立”（對美國）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因為在美國所試圖重建的世界秩序中，中國被視為重要的一部分。對於誰應該為失去中國負責，在美國國內有許多討論——這種討論一直持續到今天。這是我們觀察這種衰落的一種很有意思的方式——我們失去了中國，因為我們曾經擁有中國，然後因為一些人的緣故我們又失去了中國。這是衰落的第一個例子。中國的“獨立”也引發了對可能失去東南亞的嚴重關切，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美國的政策開始向東南亞轉移。”
如果讀過《光榮與夢想》或者了解美國戰後曆史的都知道，喬姆斯基的說法是實事求是的。美國政界曾為失去中國爭吵不休，相互指責。而亨廷頓在九十年就預言，中國是美國（霸權）的最大威脅。
對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雙重標準和偽善，喬姆斯基也一直毫不客氣地進行揭露和批判。在書中，他告訴弗爾切克說：“1995年，蘇哈托來到美國。克林頓政府熱情歡迎他的到來，並稱他為“自己人”。他們知道在印度尼西亞發生了什麽。他們也知道東帝汶的情況，他們知道那些可怕的故事，但他們卻還稱他是“自己人”。蘇哈托向西方的投資和剝削敞開了大門，問題出在哪裏？”
問題出在哪呢？佛爾切克認為問題出在西方的製度上。他以親身經曆告訴喬姆斯基：“當我去德國、英國或者法國，在咖啡館裏和人們交流的時候，我經常察覺到他們似乎已經對他們的政治和社會體製徹底不抱任何幻想了。不論是哪個政黨他們都不喜歡，他們也不想真正參與到體製中來。你每時每刻都能聽到這些，但當選舉來臨時，他們要麽就把票投給主流的政治人物，比如右翼的候選人，要麽就把票投給極右翼分子，這在法國是一種周期性現象了。一些人說，他們這麽做是為了“懲罰”這個體製，但實際上投票人是在懲罰他們自己，特別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因為後者被迫通過掠奪自己的資源和其他可怕的方式來維持西方國家依舊很高的生活水平。”
西方製度的剛性還表現在媒體宣傳的政治正確上，對此弗爾切克談了自己的觀察和比較：“事實上，當我們意識到像中國、土耳其或者伊朗這樣的國家播出的未經剪輯和審查的新聞內容居然比我們自己的主流媒體還要多的時候，我還是感到非常吃驚。我這麽說吧，相比我們的電視台和報紙，中國的電視台和報紙對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體製的批評要多得多。我們無法想象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或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在播出的時候會對資本主義或是西方議會製度的基礎提出質疑。”
書中有很多令人震撼的事實和犀利尖銳的批判，對於全方位了解戰後曆史和美國來說，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讀的書。
書友孤山梅雨這樣評價道：“任何一個追求二戰以來世界事務真相的人，都該看看喬姆斯基與弗蘭切克這本對話式政治評論書籍。在普世價值儼然席卷全球之際，還有多少真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追求真理，與同情苦難的人們... 令人震撼的閱讀。數據、報道和邏輯性分析相當有說服力！向喬姆斯基致敬。”對這個評價我完全讚同。
推薦指數：5星
袁劍：《奇跡的黃昏》
這是一本地下出版物，成書於2005年，沒有出版社敢於出版這本書，隻能像過去的手抄本那樣，用PDF格式在網上流傳。作者袁劍是大型相親類節目“非誠勿擾”的人氣女嘉賓黃菡的老公。此書與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形成鮮明對照，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另一麵曆史。作者看到的不是GDP的光鮮數據和傳奇般的成功商人，而是改革過程中巨大的不公和腐敗，以及那些媒體從不提及的被改革拋棄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在媒體上充滿對改革開放的溢美之詞的時代，袁劍對改革以來的種種倒退和弊端的揭露和批判則顯得分外犀利和震撼。
袁劍頗有點像中國的喬姆斯基，其對改革的批判是完全反主流的，屬於真正的少數派。而我覺得這些少數派更有良知，更少功利。然而，袁劍卻沒有喬姆斯基那樣幸運。喬姆斯基盡管是少數派，甚至受到死亡威脅，可在美國他可以出版自己的書，也可到處演講。這也是雖然喬姆斯基言辭激烈批評美國政策的同時，也對美國的言論自由表示讚許的原因。
在袁劍眼裏，改革在九十年代走入歧途，雖然GDP增長了，但政治上卻倒退了。他指出：“我們這一代人曾親眼目睹並歡呼過中國‘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 後，我們驚訝的發現這個古老的怪物帶著嘲諷的笑容回來了。這個怪物的凱旋是完美的，它不僅自己完好無損的回來了，而且帶回了它豐盛的戰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學’ 本位。其所到之處，幾乎攻無不克。我們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們是回到1949年之 前。”
我想任何親曆過這一改革過程的人，都不會認為他在誇大事實。袁劍對九十年代之後的改革邏輯也同樣持批評態度，他認為：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改革必須以一部分人的犧牲為代價。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犧牲必須像中國失業工人這樣慘烈。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那就隻能證明，這種改革不僅值得懷疑，而且必須加以反對。實際上，中國工人目前的悲慘處境根本就不是所謂曆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團假借改革巧取豪奪的結果。如果真的有什麽必然的話，那它就是中國改革特殊政治邏輯所決定的必然。而這種改革邏輯本身卻是人為的。中國東北一位高級領導人在談到工人失業的問題時候說，“我們在清理一個曆史時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說的曆史時期顯然是在指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在中國，將所有改革問題都歸咎為“計劃經濟”是一個非常時髦的“理論”。但在失業工人親眼看到他們昔日的領導們在一夜之間就能積累起巨額財富的時候，他們會相信這是真的嗎？”
“在90年代中後期，中國進行了一場秘而不宣的大規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針對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的。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工人以極低的代價被推入社會，成為事實上的失業人員。這個過程在中國內陸省份進行得非常徹底，強盜私有化的掠奪色彩也非常充分。為企業工作了一輩子的職工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便被迫成為“自由職業者”。與此同時，官僚利益集團的內部人卻借原國有企業的土地或資產買賣成為“新富階層”。”
袁劍說的這些話在我看來一點都不誇張，我就目睹了這樣的改革過程。
袁劍對那些極力推崇這種不道德改革的經濟理論家們的道德水準也是嗤之以鼻，毫不留情地進行揭露：“90年代中期，中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應邀到南京某單位講課，下榻在南京當時最豪華的一家五星級酒店。次日，經濟學家離開，邀請單位去酒店結帳。但讓邀請單位大吃一驚的是，一夜之間，這位經濟學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費了一萬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費一萬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而在90年代中期，這個紀錄則絕對足以令人瞠目結舌。在領教了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學問之餘，邀請單位也對這位經濟學家的個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學術大腕的這種排場，讓這家單位再也不敢邀請經濟學家了。現在，這位年事已高的經濟學家依然活躍在各種媒體上，接受著芸芸眾生們的頂禮膜拜。”
透視當今的中國政治情勢，我們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燒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團欲火焚身，大眾怒火中燒，政治領袖急火攻心。遭兩麵夾擊的中國領袖層，雖然名義上握有最高權力，但卻左右為難，完全找不到著力之處。滅大眾之火，則官僚之火更熾，並最終將自己拖下水；滅官僚之火，則大老板斷手斷腳、自剪羽翼。
說袁劍是在批判改革我都覺得不夠準確，準確的說應該是控訴。在改革成為政治正確的2004年，能有勇氣寫出這樣一本書的確具有非凡的膽識。讀了這本書，我理解了為什麽在毛澤東被當局刻意邊緣化了這麽多年後，今天又有了回到舞台中央的跡象。而且在毛澤東的隊伍裏，不再是那些毛澤東時代遺老們的孤獨身影，而有越來越多的年青人加入進來。因為現實是最好的教師。
盡管這是本2005年寫就的書，可今天讀來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一點不過時。
推薦指數：5星
盛簨昌：《毛澤東與戲曲文化》
此書匯集了毛澤東一生與戲曲文化交集的所有事件，資料頗為豐富。
毛澤東迷戀京劇高派藝術，建國後經常看李和曾的演出。毛喜歡高派藝術是與他的政治態度有關的，他有一次在觀看李和曾演出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可以作為他偏愛高派藝術的一種注解。他說：“解放以後的演員應當高歌，黃鍾大呂，不要陰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繼承，又要發展。”
毛澤東也很懂戲曲藝術，會欣賞戲曲並偶爾評點精彩之處。
50年代，毛澤東有一次看折子戲專場，劇目是張雲溪、張春華的《三岔口》、周信芳的《打嚴嵩》和梅蘭芳的《金山寺》，他議論最多：“燈光明亮，能表現出一團漆黑，外國戲作得到嗎？還是中國人聰明啊！”“嚴嵩該打，打得很巧，難得正劇寫出喜劇效果來。”“梅先生很會扮戲，你看通身是白，唯有額頭一個紅纓，銀裝素裹一點紅，美極了！”“台上沒有水，靠演員演出水來，這和齊自石畫蝦不畫水，反而水意流動是一個道理。京劇的寫意性、虛擬性、綜合性、藝術技巧，是自己的特長，外國戲是比不了的，我們要借鑒和吸收外國的好東西，但首先要愛護自己的好東西，中國戲曲總會有一天闖入世界藝術之林，成為毫無愧色的世界性戲劇文化。這一點，要有充分自信，有沒有這個自信，是有沒有民族自尊心的問題。”“你們以後出國演出，不要隻帶武戲，低估外國人的鑒賞水平是不對的。要全麵介紹京劇，《白蛇傳》、《將相和》之類的文戲也可以帶出去嘛。”
毛澤東看戲很入戲，而且淚點很低。看《白蛇傳》都能哭的稀裏嘩啦。
推薦指數：4星
王蒙：《文化掂量》
王蒙的書我很喜歡，雖然有點囉嗦，但卻很幽默，最重要的是王蒙的書中沒有那種灰暗陰鬱的情調，無論講什麽故事，都給我一種陽光少年的感覺，換句話說，就是一直保持赤子之心。比如他的《一輩子的活法》寫的幽默風趣，讀起來讓我忍俊不禁，時常默默發笑。而《老子的幫助》解讀老子也是別具一格，有很多獨到深刻的理解，且語言自然貼切，表達完美。
這本《文化掂量》是一部演講集，其中不乏精彩論點，引起我的共共鳴。如：“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我更願意說，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拯救了中國的文化，拯救了中華文明。因為如果你不接受這些新的東西的洗禮，不接受這些新的觀念的衝擊，那麽中國呢，就至今仍然處在晚清的窩窩囊囊的那樣一種狀態。那種狀況下，你談得到什麽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那種狀況下，你談中國傳統文化豈不被認為是馮樂山之流？馮樂山之流再政治化一點，就是黃世仁之流了，穆仁智之流了，是流氓文痞。”《文化自信與文化定力》
還有“憶舊不一定是政治性的，憶舊首先是對生命的溫習。”
王蒙的這個演講集了也有很多有趣的文學史實和與蘇聯文學的對比。如：“中國有一個不同於蘇聯的特點是，文學選擇了革命，作家傾心於革命。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俄國十月革命一發生，包括那些最同情革命的作家都嚇壞了。幾乎全部像點樣的作家都跑了，高爾基也跑了。”
“中國就不一樣了。1949年10月以後，很多文藝家千辛萬苦回北京，有從美國回來的，有從日本回來的，有從歐洲回來，有從香港回來的。舒乙說中國作家選擇往解放後的北京走，還是跟著蔣介石政權往台灣走，大概的比例是，十分之九是選擇留在新中國，十分之一跟著蔣介石走了，如去台灣的梁實秋，還有的去了香港，如寫過《鬼戀》和《吉卜賽的誘惑》的作家徐。胡喬木當年有一個說法，他認為，中國的革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準備比俄國的十月革命更成熟。這些說法是不是站得住腳，可以研究。”
王蒙對中國革命是持肯定態度的。他是從文學和實際生活的角度來理解革命的必要性的，而不是像熊培雲那樣隻從理念和概念出發來否定一切革命。王蒙在一個演講說到：“老舍最有名的作品是《駱駝祥子》，你看了《駱駝祥子》就會得出一個結論：舊中國不革命就沒有別的出路！不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這個社會就沒有希望！”
王蒙不是那種好為人師，喜歡當青年導師的人，但也耐心地勸年青人不能沉醉與感官刺激上，而是要沉下心來讀點書： “在人們日益以觸屏瀏覽取代苦讀攻讀的今天，我們還有沒有深度的與認真的閱讀呢？僅僅瀏覽，是視覺與聽覺的瞬間刺激，容易停留在相對淺薄破碎的層麵上。在急於求成的社會氛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萬事通、萬事曉、不查核、不分辨、不概括、不回溯、無推敲斟酌、絕無任何解析能力更無創意的平麵信息性能人了。這樣的能人有的還一身戾氣，出口成髒。他們的出現，對於中華民族“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深處意氣平”的傳統，是一個災難。 ”
而他的讀書心得則處處說到我的心裏，我甚至覺得王蒙就是我的知音。
“不能忘記十八九歲時對於中外文學經典的沉潛：魯迅使我嚴峻，巴金使我燃燒，托爾斯泰使我讚美，巴爾紮克使我警悚，歌德使我敬佩，契訶夫使我溫柔憂鬱，法捷耶夫使我敬仰感歎…… 而在艱難的時刻，是狄更斯陪伴了我，使我知道人必須經受風雨雷電、驚濤駭浪。讀書使我充實，閱讀使我開闊，閱讀使我成長，閱讀使我聰明而且堅強，閱讀使我絕處逢生，閱讀使我在困惑中保持快樂地前進。 ”這簡直就是我的心路曆程！
推薦指數：4星
田藝：《朝鮮戰場親曆記—我的1950年代》
這是一本親曆抗美援朝戰爭的官兵們的回憶文集，其中多數為戰鬥英雄的回憶文章。這些文章語言樸素，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生動詳實的記載了抗美援朝戰爭中誌願軍高昂的士氣、鋼鐵般的意誌和無所畏懼的戰鬥精神。
參加鬆骨峰戰鬥的某部營長在回憶文章中這樣記載當時的戰鬥情況：
“在前沿陣地上，我看到正在包紮的七班班長潘誌忠，他已經三次負傷，滿臉血跡，身上的棉衣被彈片撕開了花。還不等我讓他下陣地，他就搶著說：請首長原諒我，我是共產黨員！說著，他又鑽入硝煙烈火中，跳進彈坑射擊起來。
當敵人最後一次像潮水般從三麵湧上陣地時，我聽到副連長楊文海同誌高呼著：為了祖國，同誌們，衝啊！他帶著幾個戰士衝向了敵群；有幾個正在包紮的傷員也擺脫了衛生員向前爬去，未紮好的繃帶在焦黑的土地上拖著；衛生員也舉著夾板向敵人衝去；炮排同誌看到三連陣地上人少就抱著六零炮彈迎上去。”
抗美援朝是誌願軍英雄輩出的戰爭，而由這些戰鬥英雄寫的回憶錄也都是充滿英雄主義精神。
推薦指數：4星
賽謬爾.亨廷頓【美】：《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
這本書寫於九十年代中期。由於對曆史的長遠考察，亨廷頓在那時就預言中國會恢複曆史中的地位，將成為美國未來最大挑戰者。正是這個觀點，使亨廷頓在中國遭到知識界的反駁。因為那時的中國精英普遍認為追趕美國還是很長遠的事，而且親美的情緒讓他們沒法認同亨廷頓將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對手，認為亨廷頓是過分焦慮，有點一驚一乍。
亨廷頓不是拍腦門得出這樣的結論的。他將中國製造業產值在世界中的份額列表進行觀察，他發現中國在十八世紀時保持著世界製造業產值的三分之一的地位，隻是後來由於鴉片戰爭，製造業產值占比逐年縮小，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後，達到穀底。觸底之後的反彈在逐漸加速，亨廷頓預測中國大約在21世紀中葉恢複其曆史地位，即製造業產值占世界份額的三分之一。實際上，中國大大提前地實現了亨廷頓的預測。中國在2017年就達到了製造業產值占世界份額的三分之一。他還發現，英國和美國分別用了花了58年和47年使人均產值翻了一番，日本用了33年，印度尼西亞用了17年，韓國用了11年，而中國隻用了10年。
在考察了冷戰結束後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衝突後，亨廷頓得出一個結論，即：今後世界的衝突將以各文明之間的衝突為主。他將世界劃分為八大文明板塊，分別是西方，非洲，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日本文明（沒被算在西方文明裏），拉美文明和東正教文明。
亨廷頓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反對普世化，他認為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他也不認同基馬爾主義（即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認為實行基馬爾主義的國家幾乎沒有成功進入現代化的。這點和蔡美兒的研究類似，蔡的研究結論也是認為後發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大部分都帶來了混亂。
亨廷頓認為世界文明是多樣化的，西方文明隻是獨特的一種，是隻適合西方的文明。但他反對在一國之內的文化多元化，擔心美國和西方的多元化會毀掉西方文明。這是亨廷頓焦慮的核心問題。他不無憂慮地指出：“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威脅，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則對世界構成了威脅。”
他對即將到來的文明衝突的應對之道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不知道亨廷頓這本書對美國政界到底有多大的影響，也無法之道小布什上台後表現的咄咄逼人的姿態是否受了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影響，而據說不讀書的美國現任總統川普表現出的地緣戰略收縮意圖好像有著亨廷頓的影子。
亨廷頓應該算保守主義者，保守主義者一般比較悲觀。亨廷頓和基辛格都認為美國早已開始相對衰落，而原因則是東亞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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