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有兩個平行主線，一個是在中央打倒劉少奇和支持他的一大批想回頭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中央領導；一個是基層群眾要造本單位的領導和地方政府領導的反，以及在文化教育單位裏，小知識分子們要造學術權威的反。毛是有意識地要衝擊當時的所有上層，所以他知道在上層裏麵尋求堅定的支持者是不可能的，而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則是最有造反精神的，這些人才是毛澤東打倒上層的生力軍。文革初期，毛澤東讓“中央文革”煽風點火，發動革命，也主要是在大、中學校裏進行。
自從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就和黨內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一些人，在中國走什麽樣的道路上有分歧。按解放戰爭時期製定的黨的路線，奪取政權後，中共要保持很長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階段，也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階段。因為這個路線既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學說，也符合中國當時一窮二白的農業社會的實際狀況。可毛澤東從來都不是經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者，而是敢想敢幹，喜歡開創性地走自己特色道路的領袖。當毛澤東發現農村分田不久即產生了兩極分化，就決定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從一開始的自願組合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沒用幾年就完成了。對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因抗美援朝時一些資本家的違法亂紀，發國難財而加快了速度。對城市民族資本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贖買政策下很順利地完成，基本沒有遇到正麵的抵抗，一個公有製的社會主義中國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就順利完成了。這更加鼓勵了毛澤東的雄心壯誌，於是大躍進開始了。
大躍進引發的吹牛，浮誇，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人民公社引起的共產風，不僅導致了經濟上的困難和餓死人的大饑荒，而且在政治上導致了向新民主主義的倒退。毛澤東對政治上的倒退是不能容忍的。在與劉少奇的反複較量後，毛澤東逐步認識到，靠自己的個人威信和黨內地位無法戰勝劉少奇極其所代表的路線，必須另尋它法。而且劉少奇明顯不再尊重自己，而是將大躍進的責任都推到自己的身上，這讓毛澤東認識到劉少奇是個機會主義人物，是難以說服教育的。實際上那段時期毛在中央高層是極端孤立的，很多高級幹部都把毛澤東當作過氣的領袖和即將下台的領導人，而劉少奇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在劉少奇當麵頂撞毛澤東時，除了陳伯達，沒有一個高級領導支持毛澤東。後來，彭真也敢於當麵頂撞毛澤東，鄧小平則六年不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所以才有毛澤東後來所說的，“中央分一線二線，不是兩個中央”的話。那時，中國確實有兩個中央，即劉少奇的一線中央和毛澤東的二線中央。毛澤東的二線中央其實隻有毛澤東自己，林彪隻算半個支持者，而劉少奇的一線中央則聚集了中共高層的絕大多數。
這樣的力量變化其實很好理解。毛澤東是那種帶有清教徒情節的人，講艱苦奮鬥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民主革命時期，因為麵對共同的敵人，他們可以團結一致，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後，毛澤東還一再講防修反修和艱苦奮鬥（其實就是防止幹部走向腐敗，防止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跌入周期律），就讓絕大多數幹部不理解，也從心裏排斥。在共產黨內，隻有少數高官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什麽要搞反修防修。中共元老謝覺哉說: “中國曆史上一直是官國。當官做老爺的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共產黨的官兒就是不能當官做老爺，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可是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助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要坐我的小車，吃的比別人好，穿的比別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是不正常的，是非常危險的。”（見《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從他給軍隊幹部減薪的做法就可判斷，跟著毛澤東隻能吃苦為樂，還要甘當人民的孺子牛，這種類似於聖人和清教徒的高標準，對大多數領導幹部來說太難以取得認同，也太難以達到了。而跟著劉少奇則會有很多實際好處，生活會越變越好。所以，當時很多幹部都是支持劉少奇路線的。
在文革之前，也的確很多高官都開始滋生了當官做老爺的想法。腐敗最早的是高崗，解放之初就開始大吃大喝，亂搞女人，導致毛澤東從蘇聯回來後在東北視察時一直在講艱苦奮鬥。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則長期亂搞男女關係，據說搞的還是個英國特務（見《聶元梓回憶錄》）。
文革雖然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但文革開始後，尤其群眾被動員起來後，毛澤東對文革走向的控製就一直都有問題。這裏麵有毛澤東的判斷問題，有反對派搗亂和抵製的問題，也有毛澤東對群眾覺悟估計過高的問題。讓毛澤東最傷腦筋的是，地方的文革與他要搞的文革在目的上和訴求上並不交叉，而是大帽子底下開小差。王紹光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是理性的政治行為者。正是由於它們在個人和集體行動中追求獨立的目標才最終導致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其實整個十年文革一直是在左右搖擺中進行的，這也是文革發動者和參與者內在矛盾決定的。文革初期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6年5月-7月，這個階段主要是劉少奇的“工作組”主導；第二個階段是1966年8月-10月，這個階段是“老紅衛兵”為主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1966年11月-12月，這是平民子弟的群眾組織開始主導局勢。1967年1月後才開始進入奪權階段。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時曾說文革隻需要三個月時間，後來文革被一再延長，直到毛澤東去世才算結束。因為文革一再偏離方向，毛不得不一會糾左，一會反右。第一次被延長是因為毛澤東發現文革變成了新的“反右”。根據文化大革命的部署，第一階段攻擊的主要對象被黨內高層理解為隻是針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而不是聶元梓大字報裏所說的“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這一攻擊目標和新精英的利益是重合的，所以他們很積極地投入運動，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按反右時的策略部署文革，甚至內部定下了要揪出多少“右派”。僅北京的“工作組”在學校裏就抓了一萬名學生（清華大學有800多名學生被隔離審查，包括蒯大富），並把這些學生定為反革命右派分子，同時還有三千多名青年教師被打為反革命，有一些人不堪迫害而自殺。武漢地區則有三百多學生受到處理（其實這些人都是被北京串聯學生煽動起來的）。按戚本禹的話說“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時製止，那受到處分和打擊的群眾，一定會遠遠超出1957年的反右運動。”（見《戚本禹回憶錄》）為了防止文化革命偏離方向和失敗，毛開始反擊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被鎮壓的學生造反者。
王紹光認為，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具有兩個特別的重要的意義，第一，紅衛兵是1949年以來真正的獨立的群眾組織；第二，紅衛兵開創了群眾組織跨單位統一行動的先例。因為過去中國社會是被垂直分割的社會，一切政治活動都在各單位內部進行，隻有共產黨能夠組織跨單位的行動。紅衛兵組織開的這個先例，讓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跨單位聯合，以便追求他們的共同目標。這其實是自發性群眾運動的必備條件。
1966年8月至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以破四舊和大串聯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破四舊是與針對老精英的暴力結合在一起的。“針對老精英的暴力在1949年以來的其它時期也發生過。過去的暴力總是由當地政府發動和組織，屬於受控暴力。而1966年8月的暴力則不同，它是由自發的學生們進行的，因為不不受控，結果就更加肆無忌憚，更加野蠻。武漢總共有21，000個住宅被抄，沒收了17,875兩黃金、28,936兩白銀、267,000個銀元和4.4億現金。學生還開會批鬥牛鬼蛇神，帶他們遊街，甚至強迫他們離開城市。體罰成為一件常事。在武漢，有32人被毆打致死，還有112人企圖自殺，其中62人死亡。”（P70）
破四舊其實沒用幾天功夫就完成了，所謂的“四舊”幾乎一夜之間就被消滅殆盡。因為破四舊對紅衛兵來說沒有什麽風險，可以為所欲為，當地政府對此也是保持觀望的態度，甚至還有公安局和派出所給紅衛兵帶路的炒家的事。到破四舊為止，文革仍然沒有跳出反右模式。而與破四舊同期進行另一個重要行動----大串聯，則對文革的發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大串聯讓紅衛兵們的信息更加暢通，中央和地方的聯係更加密切。北京跑到外地的紅衛兵帶來了北京的最新消息，比如中央高層批判了劉少奇這樣的消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為了動員群眾，打破官僚階層對毛澤東與劉少奇鬥爭消息的封鎖，就故意將他與劉少奇的矛盾泄露出去。這種信息傳播方式讓地方政府處於被動地位，因為他們從正規渠道獲得的消息總是滯後的。雖然武漢具有一個特別優勢，即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陶鑄的親信。毛澤東態度變化後，他第一時間打電話通知了湖北省省長張體學，可張體學本著慣性思維，並沒把問題看的那麽嚴重。掌握了最新內幕消息的北京紅衛兵，膽子更大，造反精神更強，比如北京在武漢的人民大學串聯學生趙桂林成為攻擊湖北省委的少數造反派領袖。與此同時，串聯到北京的武漢學生回到武漢，帶回文革小組的最新信息。兩股學生合流成為武漢地區造省委反的少數派紅衛兵。
在武漢，敢於造省委反的學生是少數派，但他們鬥爭性很強，能量很大，而且麵對官方和官方所組織的群眾的圍攻毫不氣餒。當時湖北省委還通過王任重在北京請來救兵，這就是卜大華和宋彬彬帶領的北京老紅衛兵。他們以保衛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為使命，以正宗紅衛兵自居，譴責趙桂林為首的平民造反派攻擊人民政府。“8月31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在武漢的北京學生因此也要求與省長座談，但張體學拒絕了這個要求，並說他不想讓人感覺到他受學生擺布。這樣一來，雙方就麵臨一場衝突。9月2日晚，40名北京學生在湖北省委大樓前靜坐示威，在第二天增加到200人，他們決定絕食。這個沒有先例的事件在全市引起轟動，大多數普通工人和幹部反對擾亂社會秩序，當地居民聚集到現場譴責學生攻擊黨的領導。”（P75）
“到九月底為止，他（毛澤東）已經認識到，最早出現的紅衛兵是維護現狀的力量。而他能夠依靠的造反力量隻有極少數人，甚至在北京也是如此，更不用說在各省市了。使少數學生身處困境的是十七年間確立的遊戲規則。為了將似乎停滯的文化大革命向前推進，毛澤東決定采取旗幟鮮明的立場來支持少數。十月初，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個斬釘截鐵的聲明:：運動初期強加給學生的錯誤結論一律無效，受到錯誤處理的人必須予以平反。這一行動的意義是雙重的，一方麵他打破了以往權力精英和普通公民所相信的神話，地方政權代表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所以是不能碰的。另一方麵，對於數月以來受到打擊的人來說，他們渴望獲得地方政權的補償和糾正的要求得到了讚同和鼓勵。一句話，造反有理。”（P77）
毛澤東在1966年他生日那天，對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談起為什麽他為什麽要搞文革和支持群眾造反時說: "他們說什麽，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讚成他們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隻服從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見《王力回憶錄》）
毛澤東說的這種情況在文革前的確存在。於是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老幹部已經不再有革命精神了，而且成為革命的反對者。所以他這個談話完全是站在被壓迫的革命者立場上，表達的是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時也是針對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而言的。可事實上，很多受到領導批判和打壓的人並不是堅持革命路線的，反而很多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文革的造反派也是魚龍混雜，很多人並不是要幹革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為了伸冤和報複。
在北京，由於毛澤東對“西糾”和鼓吹血統論的“聯動”的反感，這兩個早期的老紅衛兵組織一個被勒令解散，一個後來被中央文革定為“反革命組織”，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門根據“公安六條”的精神抓捕了一百多名“聯動”骨幹，這些人絕大多數是高幹子弟（這引起老幹部的嚴重不滿）。同時，文化大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登上曆史舞台，這個力量就是平民紅衛兵。由於平民紅衛兵不像老紅衛兵那樣有嚴格的加入組織標準（比如，限製加入者必須是13級以上的幹部子女等），而是什麽人都可以加入，所以那些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被血統論歧視的平民子女、知識分子子女和出身不好的學生紛紛加入到新的紅衛兵組織中來。很快他們在人數上就遠遠壓過老紅衛兵，並將他們逐出曆史舞台。對“資反路線”的批判，讓這類學生有了被解放的感覺。我中學時的一個老師就是那時被解放的“右派”學生，他那時最愛唱的歌就是“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當時我覺得他是個怪人，神經兮兮的。現在想，他當時完全是發自內心、飽含深情地唱那首歌。武漢的一個造反派學生曾說：“在武漢，我是牛鬼蛇神的兒子，但在北京我被當作毛主席的客人，所以我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價值。”
對“資反路線”的批判，導致所有學生都第一次享有在學校裏成立政治組織的自由。這是自建國以來人民第一次享有這樣的自由。這些平民造反學生成為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即老幹部們開火的主要力量。直到這時，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才出現，以前的老紅衛兵其實是保守派。武漢出現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簡稱“思想兵”的紅衛兵組織就是早期真正的造反派。後來，一些造反派對老幹部們下手很重，也許是對其子女曾經的耀武揚威的一種報複吧。
關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按戚本禹的說法是這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來簡稱“資反路線”）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義。在當時看來，它是指從1966年6月1日聶元梓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後，到7月26日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這個時期，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鎮壓學生起來參加文革運動，對群眾搞白色恐怖，企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方向，改變為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鎮壓。然而實際上這種情況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65 年的“四清”運動中就早已反複出現過。二十多年後，發生在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過是這個路線徹底、完整的暴露罷了。
毛主席決定撤銷工作組後的1966年8月、9月這個階段，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新的表現形式出現。在原來一些工作組領導和黨內一些高層人物支持下，原來支持工作組路線的保守派的群眾組織站到前台，繼續堅持與維護工作組實行的打壓造反派群眾的路線。這期間，尤以“西糾”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組織，更是打出“保護老幹部”的旗號，實行保爹保媽、保護“走資派”免受造反派群眾批判、衝擊，而有意將文革運動鬥爭矛頭引向社會亂打亂殺，隨意抄家，製造所謂“紅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當時文革運動形勢時，關鋒就說，它是“劉、鄧資反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見《戚本禹回憶錄》）
“1966年後兩個月最重要的事態發展，就是運動超出了文化教育機構，實際上進入了社會的每個角落。”（P83）甚至軍隊院校也要參加文革。後來遇到“二月逆流”，在老帥們的激烈反對之下，文革才沒有蔓延到軍隊中去。
按十六條的規定，文革一開始是被限定在文化教育機構和黨政機關領域內的，工人不允許在上班時間進行政治活動，這是為了保證經濟秩序不被打亂，維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可前階段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工人在學生造反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後，感覺自己翻身和平反的機會來了，於是也躍躍欲試地試圖組織工人群眾組織。這些心懷不滿的工人，在下班後去看大字報，秘密串聯，交換信息，為下一階段建立工人自己的群眾組織積累經驗和人脈。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正式成立。同一天，武漢工人總部宣告成立。其後，中國各大城市相繼成立了工人造反組織。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經過一番猶豫後，終於在11月13日解除了對工人參加文革的禁令。
反擊“資反路線”後，文革中的造反派才真正組織起來，開始登上曆史舞台。此書作者王紹光認為，武漢造反派勢力的興起是基於一種對政治機會的理性分析，不是一種不管不顧的盲動。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比如反右）和遊戲規則，造反的風險是相當高的，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行為。直到毛澤東打碎舊的權力機構，改變了遊戲規則，造反派才消除疑慮。所以說造反派投入文革，是經過仔細的風險和收益分析的理性行為。聶元梓的大字報也是一樣，聶元梓是因為四清時期給北大黨委書記陸平提意見而遭報複和迫害才寫大字報的，她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反迫害，為自己伸冤。
“工人組織的合法化，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如果允許工人成立他們自己的組織，那麽其他部門的人會感到他們也有資格享有同樣的權利。中國人第一次可以自由的組織任何他們想建立的團體，隻要他們表示忠於國家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不管這個自由有多麽有限，畢竟喚起了人們長期受壓製的自我利益或團體利益的意識，並且提供了追求這些利益的機會。在隨後的幾個月裏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就這樣湧現出來。例如，有藝術家團體、合同工團體、學徒工團體、廚師團體、退五軍人團體、小學教師團體、中學教師團體、居委會團體、學校教師團體、警察團體法官團體、檢察官團體、街道清潔工團體、醫生團體、民兵團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團體和盲人團體，等等。”（P85）
但這種激進的革命也產生巨大的問題，即社會失序和無政府的問題。正如作者所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它摧毀了地方政權的合法性。隨著激進的中央政策逐步摧毀地方政權的合法性，後者的主要職能--社會控製，也就陷於癱瘓。由此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缺乏社會控製整套機製支持的情況下，毛澤東能夠控製和指揮它所釋放出來的社會力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