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在瑞士的兩年，結交了一些外國朋友，比如同屋的匈牙利年青教師鄒爾湯，伊麗莎白，虔誠的基督徒女護士芭芭拉，厄瓜多爾留學生托馬斯，還有兩個叫莫妮卡的留學生，一個來自法國，一個來自羅馬尼亞，叫托尼的波蘭留學生也曾有一段時間總和我在一起喝啤酒，聊的不亦樂乎。但唯一和保持聯係到現在的隻有羅傑。前幾位在離開瑞士後都通過幾次信，托馬斯還從厄瓜多爾給我寄過兩盤南美民族音樂CD。後來就漸漸不聯係了。主要原因是德語寫作越來越差，寫封信都變得困難重重。而羅傑本人是個語言天才，不僅德語和意大利語是他的母語（他父親是意大利語區的瑞士人，母親是德國漢堡人），他還精通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也能說，因在日本留學過三年，日語也很好。在日本時因有過一個台灣女朋友，所以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在努力學中文。這樣我和他的交流就比較舒服順暢。另外，在我回到中國後他還特意來沈陽看過我三次。
羅傑本來是學國際政治的，這個專業的職業麵向是外交官。以他的語言天賦，他當外交官富富有餘。可他是個獨身主義者，這點不符合瑞士對外交官的要求，所以他當不了外交官，就隻好當個學者。當學者的好處是自由，他對自由的熱愛超過了對家庭的熱愛。有一次我問他：對你來說，自由重要還是婚姻家庭重要，他嘿嘿一笑說：自由。他告訴我，他這些年幾乎每年出去跑，俄羅斯，東歐各國，日本，台灣和中國大陸都去過。我說你不用上班嗎？他說：上班。我暑假的時候回來教書，教一個暑假就夠我一年的費用。那時，瑞士工資很高，瑞郎也比較值錢。所以每年三個月的工作，就可以支持他九個月在國外的簡樸旅行。他說他去俄羅斯坐火車覺得便宜的不可思議，幾十瑞郎就可坐到任何城市。因為常年在外旅行，他的博士就總畢不了業，成了老博士。
和羅傑在一起相處的時間其實並不長，但我們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這大概緣於我們年齡相仿，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很一致。羅傑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外國人那種隔膜感，有時我和他聊天感覺就像和中國人聊天一樣。唯一遺憾的是我的德語水平不高，很多複雜的意思表達不清，但羅傑領悟力很強，每當我卡殼的時候，他都會猜中我的意思，適時地替我把德語詞匯補上。我後來德語口語的提高，是與羅傑的幫助分不開的。
除了在宿舍的客廳和餐廳裏聊天外，我和羅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啤酒館裏邊喝邊聊。晚飯後，聖加倫小城裏星羅棋布的啤酒館就開始興旺起來，幾乎家家酒館都座無虛席。似乎整個聖加倫城裏的居民都跑到啤酒館裏來了。對瑞士人來說，如果一整天都宅在家裏，等於是住監獄，雖然瑞士的監獄非常舒適。
我很喜歡瑞士的小酒館，即幹淨又安靜，每個人說話都像竊竊私語，從沒見過大聲喧嘩的，很適合兩個人聊天。據羅傑說，這是瑞士人最普通最常見的夜生活。所謂的夜生活和國內的酒吧夜總會裏那種震耳欲聾的發瘋噪音完全不同，而是安靜和輕鬆的。不像國內酒吧可以通宵達旦玩樂，瑞士的酒館和酒吧都有時限，即所謂的警察時間。我記得聖加倫是最晚不得超過下半夜兩點，有的城市則規定是半夜12點為警察時間，到這個時間酒館必須打烊。瑞士人其實很勤奮，除了一些學生外，瑞士很少有人會在酒館呆那麽晚，大多數瑞士人都在九點後就回家休息了，其早起早睡的習慣和我們中國的農民兄弟一樣。
有一天晚飯後，羅傑說帶我去喝一種特殊的東西，隻有這個季節才能喝到，時間不超過一周，一下就把我的好奇心調動起來。羅傑似乎輕車熟路，去了一家之前沒去過的酒吧。羅傑對侍者說，來兩杯“Saeure”, 不一會侍者就端上兩大杯紅葡萄酒一樣的東西。羅傑介紹說，這是釀造葡萄酒之前準備裝瓶的葡萄汁，產自意大利，很濃，沒有添加劑。我喝了一口，確實很好喝，甜而不膩，比葡萄酒要濃稠，而且能聞出淡淡的葡萄香味。我們一邊喝著這種特殊的飲料，一邊天南地北地亂侃起來。羅傑那時剛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總是喜歡講日本的事情。我第一次見他時，他正跪在地下給我們同屋的幾個人表演日本武士剖腹自殺的動作，我猜那是他們對日本最好奇的事情吧。那天我問他，你一個單身男人，在日本不可能沒有豔遇吧？羅傑有點靦腆的笑笑說，我有個日本女朋友，然後打開錢夾給我看他女朋友和他的合影。這是一個長相很一般的女孩，個頭不高，皮膚很白淨。我問他，日本女孩怎麽樣？他嘿嘿一笑說：挺好，但沒有中國女孩好看。我後來知道，羅傑這樣說是有根有據的。因為他在日本還有一個教過他中文的女友，來自台灣的一個記者。我後來看到這個人女人的照片，長得亭亭玉立，大家閨秀的氣質，模樣很像林青霞。我問羅傑，這麽好的女人，年齡和你也般配，你就沒想過要和她結婚。羅傑咧嘴一笑說：她已結婚，有老公了。
我猜羅傑不想結婚的原因主要還是不喜歡孩子。我太太和兒子來瑞士後，我經常請羅傑來家裏做客。有一次我們倆在後院的草坪上邊喝茶邊聊天時，我兒子跑了過來。來了就往我身上爬，我說爸爸和羅傑叔叔說話呢，你去找媽媽去玩吧。可我兒子不聽話，很頑皮地擠眉弄眼地在我身上拱來拱去。羅傑就皺著眉頭對我說：你不能對孩子這麽軟弱，遷就。要嚴肅點。我知道他說的沒錯，因為瑞士孩子都很有規矩的，不像我們中國孩子那麽嬌慣。羅傑的話是擊中了我的軟肋。於是，我讓羅傑等我一會，我把兒子抱回屋裏交給老婆。重新坐下後，我試探地問羅傑是不是不喜歡孩子啊？沒想到他想都沒想就回答我說：不喜歡。
羅傑對中國上海印象很好，原因是他曾在上海住過一次院，說上海的醫生護士服務非常好。我就逗他說，是護士小姐又漂亮又體貼吧？我說如果換成我去住院就不一定能享受這麽好的待遇了，因為你的洋人身份你才獲得這麽好的服務的。那個時候，中國人對老外都是熱情過度的，這多少有一種對外國的崇拜心理作怪。
羅傑第一次來沈陽看我時，正是我最忙的時候，好幾天都沒空陪他出去，很殘忍地把他一個人晾在賓館。周末的時候，我懷著歉疚之情帶他去千山遊玩，以補我的歉意。
羅傑那時已經能聽懂一些簡單的中國話了，在千山爬山的時候，我們倆用德語交談時，被和我們一起爬山的大連外院的幾個學生聽到，大概是學德語的，其中一個就說，德國人啊。羅傑聽懂了，笑著用德語說：我不是德國人，我是瑞士人。
爬完山回來的時候坐的是大連到沈陽的過路車，車上人很滿，很多站客。我們倆隻好在兩節車廂連接處，這個相對寬鬆的地方臉對臉站著，羅傑還打趣說，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生活體驗，在瑞士是永遠碰不到這樣的時候的。這是大實話，在瑞士坐火車是很享受的，我是從沒碰到過沒坐的時候，很多時候甚至整節車廂都沒幾個人。
我們聊天的時候，列車長和乘警過來查票，是一個很端莊漂亮的女列車長，當她看到羅傑時，微微一驚，就衝對講機說：這有個外賓，餐車有位置嗎？大概是得到肯定的答複後，抬起臉對我說：“你是翻譯嗎？你可帶這位外賓去前麵的餐車裏坐，這趟列車人很多，軟座車間也沒位置了。很抱歉了！”我說：“客氣了，這是我朋友。我們站一會沒關係，一會就到了。”可列車長還是堅持說：“還是去餐車坐吧，在這多不好。”我想想，也許是列車長擔心沒照顧好外賓，會被領導批評吧，我就對羅傑說：“走，我們去前麵的餐車。”羅傑大概也聽懂我們的意思。就問我，是照顧我們嗎？我說是。到了餐車坐下後，羅傑對我說：“其實擠擠火車挺好，讓我能更多地了解中國。”
那時候的中國雖然很照顧外國人，尊他們為上賓，但在某些地方卻把他們當富豪看待，毫不客氣地收他們的“稅”。
大概兩年後，羅傑從日本回瑞士，特意途徑沈陽看我。那陣我不太忙，就陪他去北京遊玩了幾天。記得故宮的門票是40元，而外賓是80元。買票的時候，羅傑不解地問我：為何外國人的票價要貴一倍啊。在我們瑞士都是優待外國遊客，至少一視同仁啊。我就逗他說：因為你們歐洲人曾經搶過北京，現在是收你們的贖罪稅。羅傑反駁說：那也沒我們瑞士人什麽事啊。我說我們中國人分不清你是哪國人，鼻子大的都一視同仁。羅傑被逗樂了，搖搖頭說：我看你們是把外國人都當富人了。我說：沒錯。中國現在還很窮，在我們眼裏外國人都是富人，所以按中國人的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道思想。對富人多收費並沒有不公的意識。羅傑嘟囔了一句：可我是一個窮學生啊。我隻好強詞奪理地說，誰讓你長個大鼻子了，如果你是東方臉，我們也不用多花40塊錢了。
也許是我們年齡相仿的關係，我們倆總是有說不完的話題。我們之間的談話純粹是男人式的談話，談的都是國際政治和各國曆史文化。他對中國似乎比我更有信心，他說：你們和當初的日本人一樣，到歐洲來留學到處走到處看，然後沒多少年就追上了歐洲。因為攻讀國際政治專業的博士學位，羅傑滿腦子都是連橫合縱的縱橫家思維。他不太理解為什麽中國和日本不能結成同盟。他認為如果中國和日本建立同盟，就可成為世界的一極。當時他還想不到，現在中國沒有日本，也成了世界一極。他對美國人的好感不如對日本，他覺得美國人傲慢自大，甚至有些粗鄙。我對他說：中國和日本關係複雜，就像法國和德國一樣，有些民族感情不是那麽容易被國際政治思維化解的，需要有偉大的思想家和兩國之間的良性互動才行。
我們倆聊天的時候，羅傑不止一次表達出對中國的信心。我說為什麽你對中國這麽有信心？他說：因為中國有自己的文化。有文化的國家就有自信，有自信才會強國。而且中國不像西亞地區，有很多宗教矛盾。中國沒這個問題，這是國家長期穩定的基礎。
羅傑非常聰明，讀書的速度很快，知識麵廣，見識也廣，因此領悟力極強。這讓我和他的溝通變得非常舒服。羅傑雖然是個語言天才，但並不是那種很外向的性格，有時甚至有點靦腆。比如我們倆有一次晚上去看房子迷了路，他好像有點不好意思跟陌生人說話似的，反而讓我去問路。
羅傑在聖加倫有個女朋友，叫伊麗莎白，是他以前的同學。伊麗莎白不算特別漂亮，但卻非常非常善良，非常有女人味，讓人看著非常舒服。她說話細聲細氣，非常關心和在意別人的感受，說起話來有一種噓寒問暖的感覺。羅傑告訴我，伊麗莎白有一個妹妹是弱智殘障人，一直是伊麗莎白在細心照顧她。我聽了，更加欽佩伊麗莎白。人的善良是裝不出來的，善也是一種能量，默默之中就會讓人感覺到溫暖。
有一次羅傑和伊麗莎白邀請我一起去看新上映的張藝謀的電影《秋菊打官司》。我驚奇地發現，羅傑和伊麗莎白竟然是各買各的票。方知瑞士情侶之間竟然這樣拎得清，而羅傑和我都沒有拎的這麽清。
電影院裏很多人，幾乎是座無虛席，我發現伊麗莎白看電影的時候好幾次用紙巾在擦眼淚。我不知道什麽地方讓伊麗莎白如此感動，但一個淚點如此低的人一定是心腸很軟很善良的人。
看完電影後，我問羅傑和伊麗莎白，電影怎麽樣？羅傑表情嚴肅地說：非常好！伊麗莎白也點頭稱是。我其實並不喜歡張藝謀的電影，總覺得媒體過度吹噓了。可《秋菊打官司》卻讓我也很喜歡。秋菊那種認死理的勁，在革命時代就是堅定的革命者，在建立法製的時代，就是一種推動法製進步，人格平等的力量。
羅傑雖然靦腆，但卻很幽默。他有個德國朋友叫迪克，名如其人是個大胖子，也是個CD發燒友。有一次我跟羅傑到他家去，看到諾大的一個客廳的牆壁上都是擺滿了CD的架子。我估計這些CD至少得幾十萬瑞郎，後來羅傑證實了我的估計。迪克是個單身，但不像羅傑是喜歡單身，而是因為太胖找不到女朋友。羅傑告訴我，迪克自己是個胖子，可卻想找個苗條的女朋友，因此造成困境。迪克說他喜歡美國，羅傑就諷刺他說，因為到了美國，你就不顯胖了。有一次我們三個在一起喝啤酒聊天，迪克愁眉苦臉地請羅傑教他如何減肥。羅傑說：不需要什麽特殊方法，你去非洲當一年義工我保證你比我還瘦。把我逗的哈哈大笑。
我回國之前的某一天，羅傑很認真地和我說。你能不能不回去？我們倆一起開個中國餐館吧，保證能賺錢。我有飯店經理執照，可以聘你當大廚（關於我們在一起輪流做飯的故事，我曾經寫過一個係列文《烹調的樂趣》，羅傑對我的廚藝心銳誠服）。我對他說，開個飯店不少錢，你一個窮學生拿得出這些錢嗎？羅傑說：這你不用操心，我到銀行可以不用抵押和擔保就能借到六十萬法郎，利息還不高。可我那時回國心切，更不想一輩子做大廚。所以毫不猶豫的拒絕了羅傑的邀請。那時的我書生氣很濃，並沒把賺錢當做人生大事，更沒想到中國會變成一個用錢來衡量個人價值的社會。
羅傑一直邀請我到他家鄉一遊，他家在風景優美的意大利語區的聖.毛裏茨，就是拍《海蒂》電影的外景地。我一直想等我老婆和兒子來了再一起去，就一直往後推。沒想到老婆來後身體一直不好，竟沒去成。
羅傑現長居日本，在一家研究機構任職。因為到美國定居，我已經好多年沒有見到羅傑了，真有點想他了。
2017年12月15日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