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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談到的一些曆史細節

(2017-10-26 15:10:31) 下一個

 

 

胡喬木的這本回憶錄是以個人記憶為主,但所有曆史事件都經查對曆史檔案,主要事件和毛澤東的講話都有記錄和正規文件,所以可以說是一部難得的信史。此書主要回憶的是毛澤東四十年代的革命實踐和重要講話,這個時期是毛澤東思想形成和成為中共指導思想的時期,因此對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提出和曆史背景有很大參考價值。全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收集的是胡喬木關於寫這本回憶錄的構想和動機的曆次講話;第二部分是回憶錄;第三部分收集了胡喬木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談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講話和文章。

下麵分享幾個書中的透露的細節(基本上是抄書)

一、關於王明

說王明是四中全會到六中全會錯誤路線的主要負責人不是欲加之罪,而是實事求是。因為王明在四中全會之前就鬧,他和米夫內外勾結,相互利用,把“左”當右反。黨內對四中全會不滿的人很多,左聯五烈士就是反對四中全會的。王明走了後,博古上台,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人。沒有王明就不會有博古。

王明後來寫了本回憶錄叫《中共五十年》,裏麵說毛澤東要毒死他,胡喬木說:“這是胡說八道。文革那麽殘酷,毛主席也沒下過那種命令,文革中的很多壞事是江青他們搞的,毛主席並不知道”。

在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的第二階段,博古和周恩來都做了檢討,王明沒有到會,但由孟慶澍代筆,王明本人簽字給毛主席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現在因病不能參加工作和學習,很覺難過。中央所討論我的哪些問題我還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後,我將盡可能的加以檢討。”信中還說:“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誌的領導和教育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宗派教條主義錯誤,改正自己的弱點。”

 

二、關於中共打退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變的處理

皖南事變出現的國際大背景恰如毛澤東所說:“是德日意同盟與英美對日積極的結果”。德軍攻陷巴黎後,法國貝當政府投降。德日意三國在柏林締結軍事同盟,德國希望日本盡早從中國戰場抽身,將兵力投入到南太平洋地區,所以出麵調停,勸蔣介石對日妥協。而英美為了牽製日軍,也積極拉蔣,英國宣布重開滇緬公路,美國宣布給予大量貸款,蘇聯政府也根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繼續給予蔣介石集團軍事和經濟援助。這時的蔣介石頓感自己身價倍增,自以為有了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底氣機會。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麵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麵也準備加入德日意同盟。如果日美戰爭能早日爆發,並有勝利的把握,他是願意做戴高樂的”。可見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心態是拿捏的非常準的。

皖南事變的發生還與蔣介石的報複心態有關。1940年6月份蘇北戰爭韓德勤部慘敗,十六萬之眾的韓德勤部,被隻有七千人的新四軍消滅一萬多,確實讓蔣介石捏著鼻子要報複。國民黨“皓電”發出後,全國範圍內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開始,中共麵臨的形勢極為嚴峻,民主黨派為中共的處境擔憂,有出麵為國共調停的,有為中共出謀劃策的,但主要還是勸說中共讓步。毛澤東在麵臨這個局麵,非常冷靜地分析了蔣介石的動搖性和蔣介石集團的內部分裂性,從大局上判斷蔣介石並非全麵反共,而是攻勢防禦戰略,並指出“皓電”是嚇我讓步。可以說,這個判斷是非常準確的。之後,毛在這個分析判斷的基礎上製定了“表麵緩和,實際抵抗,有軟又硬,針鋒相對”策略,“佳電”也是在這個認識基礎上寫出的。

胡喬木透露,毛澤東寫“佳電”用了五六天的功夫,反複琢磨,幾易其稿。最後一稿寫了一夜,寫了改,改了寫,一直到天亮才寫完。

蔣介石是貪小便宜吃大虧的模範。皖南事變江南新四軍大部被殲,蔣介石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他在政治上卻是大敗。毛澤東在皖南事變後,組織全黨,團結中間派,對國民黨進行了政治反攻,讓不可一世的蔣介石頓時陷入空前的孤立狀態。國際上,蘇英美都對蔣介石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國內的民主黨派更是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強烈憤慨,國民黨左派也紛紛出麵譴責蔣介石的這一破壞抗戰的蠢行,連一些地方實力派也對共產黨表示同情,比如閻錫山,胡宗南等都變成了中間派。

最好笑的是,連日本人也不買蔣介石的好。蔣介石的小心思是自以為擴大國共衝突,日本人會坐山觀虎鬥,停止入侵。哪知道日本不這麽認為,日本人不願意新四軍去華北。東條英機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北共產軍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

胡喬木透露,毛澤東在指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半年多時間裏,工作非常緊張,僅電文就起草了三百多份。胡喬木還透露,毛澤東在處理第二次反共高潮時也不是一開始就正確無誤,毛也有情緒激動,看法不周,思想反複的時候。但毛的一大優點是能夠集思廣益,博采眾長,知錯即改,縝密比較和科學概括。胡喬木說:“毛主席從善如流的思想作風使黨的領導層團結更加緊密,黨中央的凝聚力更大了,他個人的威信也更高了”

 

三、在中國實行工業化目標的提出

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邊區建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了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戰略目標。1944年5月22日在中央辦公廳招待職工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保障,就必須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於中國的工業化的。” 毛主席還說:“人民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會擁護我們。”

三個月後,毛主席在給博古的信中,又一次提出這個問題:“新民主主義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和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是機器,不是手工業。”“現在農村的暫時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四、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出台之前,毛澤東做過認真詳細的思想調查,與多位文藝界人士進行過深入的談話,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約去談話的文藝人士有丁玲、艾青、蕭軍、舒群、劉白羽、歐陽山、草明、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多人。因此,《講話》是很有針對性的,是有的放矢的。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在講話之前就多次通過報告和講話表達過,尤其文藝的人民性和為誰服務的問題。

毛對文藝工作十分重視,在文藝座談會的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引言中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個是朱總司令(朱德)的,一個是魯總司令(魯迅)的。在正式文件發表時這句話改成“手裏拿槍的軍隊”和“有文化的軍隊”。

毛澤東與很多文人有密切接觸和書信往來。胡喬木回憶說:在蕭軍到延安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裏,毛澤東給他寫的信就有十封之多。蕭軍性格豪爽,但比較孤傲,固執,看問題片麵、絕對,尤其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曾因為不滿周揚的一篇文章而要負氣離開延安。為此,毛在1941年8月2日給蕭軍寫了一封既有批評又有表揚的勸阻信,信中說:“延安有無數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麵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製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之人,我覺得我與你談的來,故提議如上”。字裏行間真是語重心長。

座談會對文藝界觸動很大,很多文藝人士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後都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感覺自己的境界大大提升。比如丁玲在座談會後就說:“回顧過去所有的煩悶、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顧忌和過錯,就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自己的驅殼順水流去的感覺。”這是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

《講話》發表後,郭沫若發表了意見,其中凡事有經有權的說法,得到毛澤東的肯定,認為得到一個知音。有經有權即有經常性的道理和權宜之計的意思。毛主席之所以肯定這個評語,是因為他知道《講話》中既有普遍的文藝理論性,也有呼應時代的曆史性。今天看來,毛主席關於文藝的人民性和普及與提高的論述,關於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的論述都是具有經常性的文藝理論,而為什麽人的問題和文藝為政治和民族解放鬥爭服務則是限於當時曆史狀況的權宜之計。

 

五、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出

 

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初衷並不是要樹立毛澤東的威信,而是要強調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即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也不是蘇聯黨的小兄弟,而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有自己的政治目標的黨。有了毛澤東思想這杆大旗,中共就有了適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放心大膽地走中國獨特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後來不讚成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並列,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馬列主義基礎上的發展,並不是獨樹一幟,另搞一套。

建國後編輯毛澤東選集時,《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被作為附錄編輯在毛選中,毛主席將決議中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都進行了刪除,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

胡喬木推測毛刪掉毛澤東的思想的原因是因為蘇聯對這個提法不感興趣。在中國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後,蘇聯黨一直不予以承認,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公開發表的中共文件和文章中凡是有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都被蘇方刪除。鑒於中蘇友好的大局,毛澤東決定把曆史決議中的毛澤東思想提法全部刪除,甚至連後來的八大也不再提毛澤東思想。重新提毛澤東思想是在中蘇論戰之後。

文革中出版的毛選,因為曆史決議裏有對劉少奇的高度評價而被刪除出毛選附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劉少奇恢複名譽,曆史決議又重新編入毛選附錄中。

 

六、關於重慶談判

 

有些人援引所謂的蘇聯檔案,說毛去重慶談判是因為斯大林來了電報。胡喬木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並說:在一切事關中國革命前途的大問題上,毛主席從來都是根據我們黨的利益、根據中國人民的利益作出決斷的。在考慮是否去重慶談判時,毛在國際上更關注的是美國的態度和反應,而不是蘇聯的態度和反應,因為美國的動向對中國的影響更為直接。

據師哲回憶,斯大林來電有兩封,一封電報的主要內容是,中國不能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會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等等。這封電報引起毛的極大不快,甚至很生氣。毛主席當時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鬥爭,民族就會滅亡?!”第二封電報是兩三天後發來的,主要內容是勸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其實在此之前,毛主席就已經下了去重慶的決心,並在8月23日的棗田會議上,向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與會人員解釋自己的想法,表達了與國民黨合作成立聯合政府的誠意。毛主席說:“七大時講的長期迂回曲折,準備最大困難,現在就要實行了。希臘、法國的共產黨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權落在或主要落在別人手裏;我們現在在全國範圍內大體要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中國的局麵,聯合政府的幾種形式,現在是獨裁加若幹民主,並將占相當的時期。我們還是要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要砍頭。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麵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國等於一個歐洲,歐洲現在許多國家還沒有勝利或不由共產黨完全領導。我們要有所讓步,準備最大的困難。從外國得不到幫助,軍隊可能由談判縮小,內部出現不一致等等。決定的一點就是我們內部的團結。隻要我們團結一致,敵人就不能壓到我們。”

有意思的是,共產黨方麵非常重視重慶談判,為兩黨會談做了充分準備。然而國民黨方麵也許是認為毛不敢去重慶,對會談沒有什麽認真準備,根本沒有準備成熟的提案。每次會談討論的方案都是共產黨提出的。國民黨代表張群私下裏也承認:中共提出的辦法事先經過黨內決議並經公布,而國方事前黨內沒有任何討論。也沒準備任何方案與中共談判,甚至連蔣介石的主張也沒經黨內和政府討論。

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共會麵11次,大都是在公開場合,但幾次重要的會談都是秘密的,有時沒有任何其他人在場。

蔣介石喜歡拉個人關係,也重視個人關係。這和毛澤東風格完全不同。據毛主席透露,蔣介石找毛澤東密談說:隻要我們兩個人能合作,世界就好辦。毛澤東提出土地革命問題。蔣回答說:很好,將來這些事情都給你們辦(看來蔣介石也是支持土地革命的)。然後,蔣介石又說:共產黨最好不搞軍隊,如你們專在政治上競爭,你們就可以被接受。毛主席回答說:“完全讚成軍隊國家化,軍隊應變為國防軍,隻為國防服務,不為黨派服務,黨則全力辦政治。”

重慶談判結束後,蔣介石被毛澤東摸的門清。毛回到延安後說:”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的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隻有我們有路線,我們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們不能這樣講。”重慶談判的結果,使蔣介石在政治上陷入被動,最後不得不采用軍事手段,挑起內戰。

 

七、司徒雷登為何沒去成北平

 

一直到建國前,毛澤東都非常重視中美關係。南京解放前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向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注意。這就是國民黨政府撤往廣州時,隻有蘇聯大使館隨同前往,而美國和多數國家使節都留在南京。4月上旬,周恩來派遣黃華隨南下工作隊趕赴南京,並指示他可以與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4月28日,在中共宣布建交條件之前,毛澤東在給渡江戰役總前委的指示中說:“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和英國能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五月初,司徒雷登提出與黃華會麵的要求。毛主席當即指示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會麵,作非正式會談,以偵查美國政府的動態,並表明我方立場。

6月上旬,司徒雷登又經其秘書傅涇波表示,希望訪問北平,與周恩來會麵。6月28日,黃華代表周恩來正式答複司徒雷登,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會麵。但美國最高當局很快通知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結果,中美兩國的正式接觸一下子被推後了22年。

 

八、抗戰中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戰績

雖然抗戰還沒有取得最後的勝利,但從中共七大開始,八路軍和新四軍及共產黨領導的各類武裝都統稱為解放軍。

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中有一個共產黨抗戰戰績數據統計。從1937年9月至1945年3月,人民解放軍對敵大小戰鬥十一萬五千餘次,擊斃和殺傷日偽軍九十六萬餘名,俘虜日偽軍二十八萬餘名,迫使日偽軍投誠和反正十萬餘名。

 

九、胡喬木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認識

 

關於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文革的發生,中共黨內曆來有多種聲音,很多意見可以說相互對立的。胡喬木對毛晚年的錯誤和文革發生的評價相對來說是比較冷靜客觀,而較少出於個人感情和遭遇。

對於文革的發生,胡喬木認為,不能解釋為毛澤東要把別的老同誌打倒,純粹這個目的。他認為毛主席沒有理由要把當時中央政治局裏,中央委員會裏絕大多數同誌打倒。這樣打倒對毛主席沒有任何好處。他說:毛主席在1966年中央一次工作會議上說過,你們都犯了錯誤,我也不好過。實事求是地說,毛主席在八大以後,他對中國社會主義怎麽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思想。這種思想在黨內有時可以暫時地表麵上得到大多數認可,但實際上多數同誌是不讚成的。從一九五八年成都會議上反對資產階級法權起,就有了這種思想萌芽。一九五八年北戴河會議,毛主席就講要實行供給製,認為進城後搞工資製沒理由。。。。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應當看做隻是出於個人關係,是由於他對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不滿引起的。毛澤東的這個想法並不是他獨有的,在世界社會主義思潮中就有。這種思想從來就有,現在還有。所以有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實現了社會主義,隻有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實現了社會主義。P643-644

胡喬木還提到陳雲對評價毛澤東的看法,陳雲說: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人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講清楚,一錘子敲定。一點一點講清楚。這樣,黨的思想才會統一,人民的思想才會統一。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現赫魯曉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做含混籠統決議的人否定。因此,必須對這個問題講的很透徹。

胡喬木主張將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分開,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偏離了毛澤東思想造成的。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胡喬木認為從1927年到1957年這三十年的勝利的曆史,跟毛澤東思想是不可分的。我們現在沒有理由丟掉把我們帶到勝利道路上的這個精神武器。這三十年用馬克思著作,列寧著作和什麽共產國際文件都無法代替毛澤東的著作和思想。毛主席這三十年的著作的確灌溉了我們黨,確實培養了我們的黨,確實把我們黨的廣大幹部帶上馬列主義列寧主義道路上去。所以這些著作是絕不能丟掉的,這種財富是不能丟的。我們黨在困難的條件下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雖然其他同誌也做了貢獻,但是,把他們的著作擺在一起一比,比方說,把少奇同誌的著作,把恩來同誌的著作,跟毛主席的著作擺在一起比,就可以看出來,在少奇和恩來同誌的著作裏,就缺乏很多東西,這是很難相提並論的。P663-664

從胡喬木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決議》討論會上關於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談話中,能夠看出當初的爭論多麽激烈,鬥爭多麽尖銳。黨內有相當大一部分高級幹部是要搞臭毛澤東,打倒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我想這些人大概都是文革中身受迫害的老幹部吧。後來社會上出現的反毛潮流與黨內的這些否定毛澤東的勢力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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