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花了十多天時間看完了這部被譽為史詩般的巨著。掩卷之後，白鹿原上那些各色人物臉譜在我腦海中一一閃過，有的眉頭緊鎖，有的激情四射，有的黯然神傷，有的哭天抹淚，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恬淡從容，也隻有參加革命前的百靈是個歡天喜地，無憂無慮的人。
有評論說，《白鹿原》描繪了一幅鄉土中國田園牧歌般的圖畫，可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畫麵。小說一開始就介紹了白嘉軒娶了六房老婆，可個個都年紀輕輕就香消玉殞了。而白嘉軒的父母一輩子生了七男三女，隻活下來三個，即白嘉軒和他的兩個姐姐。如果遇到災荒年，白鹿原上就成批的餓死人，弄到人吃人的境地。僥幸活下來的人很可能還要被瘟疫席卷而去。災難過後的白鹿原簡直就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真實寫照。原生態的白鹿原不過是個死亡率極高，對自然災害毫無抵抗能力的鄉土中國的縮影，哪裏找得到田園牧歌般的美好景色呢？
在我看來，《白鹿原》更像是已一首鄉土中國的挽歌。作者帶著對儒家文化的眷戀，目送著承載這個文化，也被這個文化塑造的鄉土中國一步步走向坍塌和消亡。
在整部小說中，陳忠實最精心塑造的是族長白嘉軒，但凝聚他理想的人物是白嘉軒的姐夫白鹿書院的朱先生。後者是鄉土中國的精神領袖，白鹿原的靈魂，族長白嘉軒的教父，也是那個代表白鹿原圖騰的白鹿。在對朱先生的塑造中，作者陳忠實展現了他對儒家文化的全部理解，而朱先生在他的筆下則成為再世的孔聖人。在《白鹿原》所有人物的塑造中，隻有朱先生像是按照高大上原則創造出的人物，而其他人物都介乎好壞之間，都是相對的好人，相對的壞人，或某時的好人和某時的壞人，看不出絕對的惡和絕對的善。這其實更具有生活的真實性。
朱先生的一生完成了儒家的最高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即所謂的三不朽。朱先生的德在白鹿原無人能夠企及，他把小舅子白嘉軒的大煙田給犁了，讓白嘉軒明白生財有道，不可不擇手段，這算是立德；他隻言片語阻止了一場無義戰，避免了生靈塗炭的悲劇，這應算為白鹿原人民立了件大功；他為白鹿原作《鄉約》，發起和組織滋水縣的文人編撰縣誌，應算是立言。
朱先生不是那些墨守成規，教條主義的腐儒，而是深通儒家精髓，身體力行的儒家行者。他反對女人裹小腳，男人留辮子這種陋習。他秉持孔子有教無類的平等理念，開辦學堂，不分高低貴賤和男女，統統招來讀書學習。他雖然不懂科學，但卻不迷信。他用聖賢教育代替拜神，依靠白鹿書院改造愚昧的鄉民。他對那些不敢扒神像的鄉民說：“不讀聖賢書，隻知點蠟燒香，怕是越磕頭越昏了！”從這點看，朱先生的確是儒家文化的傑出代表。然而諷刺的是，不信神的朱先生卻被鄉民們奉為了神。氣得朱先生“一個連一個地推到了四座神像泥胎，對那些嚇的發呆的工匠們說：‘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可見即使聖人般的朱先生靠單槍匹馬也無法破除農民的迷信。
鏟除愚昧和迷信還得靠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這是社會進步的代價。而真正的革命一定是心靈的革命，而非簡單的改朝換代。革命有兩種，一種是純粹的利益鬥爭，完全是為自身的利益而起來革命；一種是為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而革命，這樣的革命者一定有救苦救難的菩薩情懷。前者其實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後者才可配得上革命二字。黑娃的革命就帶有前者那種利益衝動，百靈的革命則屬於後者。革命的道義和大方向是靠那些不為自己，而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革命者所掌握的。黑娃算不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者，他的革命動機雖然可以理解，但發心卻是為了自己能永遠有冰糖吃。所以，後來把他變成土匪也是合情合理的。
《白鹿原》中描寫的革命活動，都帶有盲動、狂躁和殘酷的左傾幼稚病。小說中所描寫的革命事件，比如百靈死於自己人手中，習旅暴動失敗，三十六軍因主要領導叛變而幾乎全軍覆滅，鹿兆鵬和黑娃鬥地主，鍘風流和尚等都有曆史素材依據，是共產黨革命早期不成熟的標誌性事件。中國共產黨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掌握領導權後才逐步走向成熟的。遺憾的是，作者沒有選擇這一時期的共產黨的活動。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白鹿原》寫的是黃土地人民的生活和他們的心靈史，不是在寫黨史。但我對那些今天享受著革命的成果，卻對革命嗤之以鼻的人是相當無語的。沒有革命，我們今天可能還梳著大辮子，裹著小腳；沒有革命，中國就還是一盤散沙，成為這個弱肉強食世界裏的弱肉，任人宰割；沒有革命，在男尊女卑的中國，婦女依然受男權壓迫，更別提什麽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了。今日印度婦女的地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白鹿原》是本好小說。好就好在作者不僅為我們塑造了朱先生和白嘉軒這樣的良紳，也塑造了田福賢和鹿子霖這樣的劣紳。作者也並不因為描寫了聖賢人物朱先生的種種善舉，就回避鄉土中國宗法社會的種種陰暗麵，而是以大量篇幅描述宗法社會對人性和自由的壓抑。這就使小說具有了一定的批判性。
《白鹿原》是以白、鹿兩家人的命運為主線展開故事的。作者在對兩家人的設計上也頗具匠心，構思縝密。白家至死至終都以務農為主，雖然也偶爾經營藥材生意，但主業是務農。而鹿家是靠當大廚做生意發家致富的。雖然最終兩家人都成了白鹿原的小地主（每家隻雇傭一個長工），但因為發家軌跡的不同、致富路徑的差異，兩家主人翁白嘉軒和鹿子麟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人格特征。白嘉軒忠厚樸實，剛正不阿，私德無暇；鹿子霖則投機鑽營，心胸狹隘，私德有虧。這樣的人格差異是符合傳統儒家耕讀傳家的重農主義價值觀的。
《白鹿原》的故事也是在大革命的背景下展開的。新思想、新價值觀不僅動搖了幾千年禮教社會的根基，也撕裂了白、鹿兩家年青人的認知和和諧關係。個人的情感與國家的命運糾纏在一起，個人的價值選擇和國家民族的道路選擇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小說中人物的複雜關係和矛盾衝突，讓故事更貼近真實且豐富多彩。在那個時代，像鹿兆鵬和鹿兆海那樣的親兄弟分屬國共兩黨的情況並不少見、這不是曆史的荒誕，而是革命時代真實的境況。
白嘉軒是《白鹿原》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在對白嘉軒的塑造上，作者給他的定位是凡人，或者說是受了聖人影響的凡人。他勤勞能幹，有擔當，有主意，深明大義，知恩圖報，從不斤斤計較，而且執行起族法來六親不認，是個天生的管理型人才。他也犯過錯，也糊塗過，比如為了發家致富帶頭種鴉片，但在朱先生的教誨和感召下，他能改邪歸正。因為心中有朱先生灌輸的浩然正氣，他的腰杆一直挺得的筆直，猶如儒家推崇的那根中流砥柱。
處在宗法製度底層的永遠是女人，她們是那個社會受壓迫最深的人。《白鹿原》中最令人唏噓和同情的就是白鹿原上的那些女人們。無論是恪守婦道，一直守活寡的鹿兆鵬太太；還是沒做錯過任何事，卻承擔了最大苦難的白孝文的老婆；甚至連被白嘉軒斥為妖孽，被族人罵為賤婦的田小娥都是那個男尊女卑，包辦和買賣婚姻時代的受害者。田小娥如果不是被郭舉人買去當“泡棗”用的小妾，怎麽會與黑娃勾搭成奸，怎麽會成為人們眼中的賤婦。田小娥出身於書香之家，應該是懂禮義廉恥的，可禮義廉恥很難抵禦健康身體本能的欲望，這就是人性的軟弱。還有那個結婚第二天就吊死在夫家的小翠，更是直接死在夫權的壓迫和社會愚昧的歧視上。
《白鹿原》裏還沒有描寫童養媳，事實上，童養媳在那時的中國是很普遍的，而童養媳大部分都受公婆虐待。美國女教師海倫根據采訪錄音寫的那本著名的《長征中的紅軍女戰士》中，所列的女紅軍中，除了知識女性之外，幾乎都是童養媳出身。這也說明了壓迫越深，反抗越烈。
田小娥是個複雜的人物，她既是一個封建禮教社會受侮辱與受迫害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愚昧的人，有過錯的人，但他本質上不是個壞人。當她受鹿子霖挑唆而成功勾引了白孝文後，內心湧出一分歉疚和不安，那是她良心的顯現。當鹿三的梭鏢突然紮進她的後心時，她回頭看著鹿三隻說了一句：“啊。。。大呀”，內心的不解勝過了死亡的驚恐。我覺得這是全書最精彩之處，別具匠心。僅僅三個字包含了無限的意思，給讀者無盡的想象。小娥死後冤屈又鬧騰的靈魂最後被白嘉軒壓在塔底，讓她喊冤也不能，永世不得翻身。也許作者用這個情節暗示，如果封建宗法製度存在，女人就永遠不得翻身。所以，田小娥的悲劇完全是封建社會的悲劇。
長工鹿三也是個悲劇人物。鹿三憨厚樸實，忠誠本分，對東家白嘉軒懷知遇之恩，又為白嘉軒的人格所折服。他的一生在他死後被白嘉軒一句話給概括總結了：“鹿三是白鹿原一個最好的長工”。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忠厚樸實的人，卻殘忍地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媳。殘忍愚昧，忠厚善良就這樣怪異地統一在鹿三的身上。如果說白嘉軒是維護宗法社會秩序的首領，那鹿三就是一個自覺自願的打手。因為田小娥破壞了白鹿原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她就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這就是封建禮教的愚昧和野蠻。鹿三人格上的矛盾性和兩麵性恰恰反映了封建禮教社會的矛盾性和的兩麵性。
朱熹在解釋儒家存天理，滅人欲的義理時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意思是說過度的欲望才是應該滅掉的，否則人就會被欲望控製，沒了天理。朱熹還說：“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這是說人欲和天理是一體的，不可一味強製性的禁欲，沒了人欲，天理也就沒了存身之處。可後世腐儒把儒家思想教條化，極端化了，把儒家修心養性的功夫當成了社會規範。中國社會被這種禁欲主義封閉文化所籠罩，人民變得麻木，壓抑，愚昧，成了西方人眼中的東亞病夫。而在這種禁欲主義文化中，女人自然成為一切罪惡的替罪羊和受害者。從對人性的壓抑上看，宗法社會與歐洲中世紀頗為類似。區別隻是一個是以神的名義，一個是以禮教的名義。
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宗法製度一直承擔著底層的治理和文化傳承的重任，正是這樣的製度讓中國保持幾千年不變的底層治理格局和超穩態的社會。然而，法久弊深，也正是這個底層自治的宗法製度造成了中國的一盤散沙和愚昧封閉狀態。農民隻知道有祠堂，而不知道有國家。對鄉土中國的芸芸眾生來說，國家就意味著交皇糧，除此之外，國家就與其無關了。如果中國就是世界，沒有西方列強，那中國這套自成體係的社會治理方式和價值觀完全可以一直實行下去。可當中國不再是世界的時候，列強的強大就是最有力的價值闡述。孔孟的仁義道德抵不過自由競爭的叢林法則，祖宗家法也擋不住對自由的渴望，安於現狀的文化抵不住現代化的誘惑和強盜們的欺負。當我們理所當然的生活在祖宗的土地上時，居於一隅的日本已經做好了滅亡中國的準備。麵對帝國主義邏輯，如果中國仍然恪守千年古訓，頑固地堅持鄉土中國的小農經濟格局，那中國必定亡國。現代化和工業化是被逼出來的，打倒孔家店和革命也是被逼出來的。黃仁宇在《中國大曆史》一書中，對中國的土地革命給予了肯定，他認為國民黨隻是改造了上層，而共產黨則徹底改造了底層。沒有對底層的改造，就不可能有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黃仁宇對現代社會有個定義，他認為現代社會是用數目字管理的，“它（土地革命）的用處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就是土地革命的深層原因。現代化不僅是一種價值觀的選擇，更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必要選擇，而人性在這樣的曆史洪流中，就呈現出彷徨，迷失，痛苦和不知所措。然而革命過後，真正仁善的文化也一定會複興和傳承下去。革命文化本身也會逐漸剔除暴力和仇恨元素，而保留科學，進步和英雄主義內涵。
小說結尾處的一個情節很耐人尋味。真起義的黑娃被投機起義後當了縣長的白孝文陷害處死。說明在新舊政權交替的曆史時期，有大量的投機分子混進黨內和政府內，他們自私自利和不擇手段的本性決定了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後，依然會運用手中的權力尋機做壞事。這似乎是在為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依然不斷進行各種政治運動，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整風指出了合理性和曆史根源。這也說明黨內鬥爭和製度建設是執政黨不得不麵對的長期的任務。
看完小說，又看了幾集電視劇。片頭的那段民謠真是好聽極了，有厚重的曆史感和蒼涼悲壯感。畫麵也十分震撼，拍出了西北黃土高原的雄渾，厚重和質樸的韻味。希望這是一部勝過原著的電視劇。
2017年5月12日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