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1]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昨天你們走了以後，我一直睡不著，也沒有吃飯。今天請你們來談談，當個醫生，下午就可以吃飯、睡覺了。你們很幸運，能夠吃飯、睡覺。

我們言歸正傳，吹一吹昨天交談的問題。就在這個房間裏吹!我們之間沒有緊張局勢。我們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相同，一個指頭不同。這個問題，我講了兩三次了你忘了沒有?

昨天的問題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誤會，也可能我是正確的，經過辯論可以解決。看來，關於海軍提出的核潛艇的請求[2]可以撤銷。這個問題我腦子裏沒有印象，問了他們才知道，海軍司令部裏有那麽些熱心人，就是蘇聯顧問，他們說蘇聯已經有了核潛艇，隻要打個電報去，就可以給。

海軍核潛艇是一門尖端科學，有秘密，中國人是毛手毛腳的，給了我們，可能發生問題。

蘇聯同誌勝利了四十年，有經驗。我們勝利才八年，沒有經驗，你們才提合營問題。所有製問題老早就提過，列寧就提過租讓製[3]，但那是對資本家的。

中國還有資本家，但國家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隻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裏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隻搞遊擊隊。你們隻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製，就要租借權。此外，還有什麽理由?

你們控製過旅順、大連，後來走了。為什麽控製?因為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國。後來你們自動走了，因為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了。

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搞了東北和新疆兩處勢力範圍、四個合營企業[4]。後來，赫魯曉夫[5]同誌提議取消了，我們感謝他。

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作是第二個鐵托[6]，是個落後的民族。你們說歐洲人看不起俄國人，我看俄國人有的看不起中國人。

斯大林在最緊要的關頭，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與季諾維也夫[7]是一樣的。

另外，我們對米高揚[8]不滿意。他擺老資格，把我們看做兒子。他擺架子，可神氣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來西柏坡的時候，架子就很大，後來又來了幾次，都是這樣。每次來都勸我去莫斯科，我說去幹什麽?他說，總會有事情做的。後來，還是赫魯曉夫同誌出了題目，去開會，搞個文件。、

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當時我說過，什麽兄弟黨，隻不過是口頭上說說，實際上是父子黨，是貓鼠黨。這一點，我在小範圍內同赫魯曉夫等同誌談過。他們承認。這種父子關係，不是歐洲式的，是亞洲式的。當時在場的有布爾加寧、米高揚、庫西寧、蘇斯洛夫[9]等人，還有你(指尤金)嗎?中國方麵，有我和鄧小平[10]。

我對米高揚在我們八大[11]上的祝詞不滿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議。很多代表都不滿意，你們不知道。他擺出父親的樣子，講中國是俄國的兒子。

中國有它自己的革命傳統，但中國革命沒有十月革命也不能勝利，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能勝利。

蘇聯的經驗要學。普遍真理要遵守，這就是《莫斯科宣言》裏所寫的那九條[12]。要學習所有的經驗，正確的經驗要學，錯誤的經驗也要學。錯誤的經驗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學、教條主義。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學，有一部分辯證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學。你們叫做個人崇拜，是一個東西。斯大林很愛擺架子。

我們支持蘇聯，但錯誤的東西不支持。關於和平過渡問題，我們沒有公開談，報上沒有講。我們很謹慎，也未公開批評你們，采取了內部交談的辦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談過。在莫斯科期間，由鄧小平同誌談了五條[13]。今後，我們也不準備公開談，因為這對赫魯曉夫同誌不利，應該鞏固他的領導。我們不談，並不是因為我們這些意見不是真理。

在國家關係上，我們兩國是團結一致的。這連我們的敵人都承認，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隻要是不利於蘇聯的，我們都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對蘇聯的進攻，在大的問題上我們都反對。蘇聯也是這樣做的。

蘇聯人從什麽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的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兩國開始合攏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項[14]。斯大林在世時是一百四十一項，後來赫魯曉夫同誌添了好多項。

我們對你們是沒有秘密的。我們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你們都知道，你們有一千多個專家在我們這兒工作。我們相信你們，因為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列寧的後代。

但在我們的關係中，也有過問題，主要與斯大林有關。有三件事:第一，兩次王明路線[15]。王明是斯大林的後代。第二，不要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16]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並沒有滅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時，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17]就向我進攻。

為什麽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幹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

你回去以後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斯大林還是懷疑。隻是到朝鮮戰爭時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和其他各國兄弟黨對我們的懷疑。

這種懷疑是必然的:“第一，你們反王明；第二，不要你們革命，你們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訂條約，要收回中長路，那麽神氣。”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費德林[19]當翻譯。我發了脾氣，拍了桌子。我說，我在這兒有三個任務:一、吃飯；二、睡覺；三、拉屎。

軍事學院有個蘇聯顧問，在講戰例的時候，隻準講蘇聯的，不準講中國的，不準講朝鮮戰爭的，隻準講蘇軍的十大打擊。

讓我們自己講講嘛!他連我們自己講都不讓。我們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鮮還打了三年嘛!請軍委把這個材料搜集一下，交給尤金同誌，如果他要的話。

有些事情我們沒說，怕影響中蘇關係，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時候。當時波蘭要趕走你們的專家，劉少奇同誌在莫斯科建議你們撤走一部分，你們接受了，波蘭人就高興了，說他們有自由了。那時我們不能提專家問題，怕你們懷疑我們利用這個機會趕走專家。我們不趕，即使有十個波蘭趕，我們也不趕。我們需要蘇聯的幫助。

我勸過波蘭人，要學習蘇聯，勸他們在反教條主義以後，提出學習蘇聯的口號。學習蘇聯，對誰有利?對蘇聯有利，還是對波蘭有利?這首先對波蘭有利。

我們要學習蘇聯，但首先要考慮到我們自己的經驗，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

有些蘇聯顧問，任職可以定個期限。如在我國軍事、公安兩個部門的首席顧問，一直沒有個期限，換來換去，也不通知我們，也不征求我們的意見。好比說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來，如果不和我們商量，能行嗎?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你們派到我們公安部門的顧問，坐在那裏，如果中國人不告訴他情況，他能知道個什麽?

我勸你們去各省跑跑，與人民接觸，多了解情況。我同你談了多次，如果不是一萬次，也有一千次了。

蘇聯專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個別人有些缺點。我們過去也有缺點，沒有主動多向蘇聯同誌介紹情況。現在要克服這些缺點，采取積極的態度。這次就向他們介紹中國的總路線，一次不成，兩次；兩次不成，三次、多次。

這些話，都是由於搞核潛艇“合作社”引起的。現在我們決定不搞核潛艇了，撤回我們的請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線交給你們，把過去的旅順、大連加以擴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我們總要有自己的艦隊。兩把手不好辦。

打起仗來情況就不同了，你們的軍隊可以到我們這兒來，我們的軍隊也可以到你們那兒去。如果在我們這兒打，你們的軍隊也應該聽我們的指揮。如果在你們那兒打，我們的軍隊比你們少的話，也應該聽你們的指揮。

我這些話很不好聽，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又出現了第二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

取消四個合營公司、撤銷旅順基地的是赫魯曉夫同誌。斯大林在世時，要在我們這兒搞罐頭工廠。我回答他說，你們給我們設備，幫助我們建設，全部產品都給你們。赫魯曉夫同誌誇獎了我，說我回答得好。但為什麽現在又搞海軍“合作社”?你們建議搞海軍“合作社”，怎麽向全世界講話?怎麽向中國人民講話?你們可以訓練中國人，同帝國主義鬥爭，你們作顧問。否則，旅順，不僅旅順，可以租給你們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個所有權問題，你們提出雙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們昨天把我氣得一宿沒有睡覺。他們(指在座的其他中國領導人)沒有氣，我一個人有氣。如果犯錯誤，是我一個人。

(周恩來: 這是我們政治局的一致意見。)

這次沒談通，可以再談，可以每天向你談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魯曉夫同誌談，或者請赫魯曉夫同誌來北京，把一切問題都談清楚。

(彭德懷: 今年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同誌給我打來一個電報，要求在中國海岸建設一個長波雷達觀測站，用來在太平洋指揮潛艇艦隊，需要的費用一億一千萬盧布，蘇聯負擔七千萬，中國負擔四千萬。)

這個問題和搞海軍“合作社”一樣，無法向人民講，向國外講，政治上不利。

(彭: 彼得羅舍夫斯基[20] ，在作風上也很粗暴。他對我們的建軍原則，對我們在個別地方不采用蘇軍條例，很不滿。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福建軍區的葉飛[21]同誌說，福建到處是山，蘇軍的練兵條例不完全適用，因為蘇軍條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條件製定的。彼得羅舍夫斯基聽了很不滿意當時就說:“你汙辱了偉大斯大林所創造的偉大的軍事科學。”他這樣一說，會場的氣氛很緊張。)

上麵這些事，有的過去講了，有的沒有講。你們這樣大力地幫助我們，而我們又講你們的壞話，可能使你們難過。我們的關係，就好像教授與學生的關係。教授可能有缺點，學生是不是要提意見?要提，這不是要把教授趕走，教授還是好教授。

你們就幫助我們建造核潛艇嘛!你們可以作顧問。為什麽要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打算搞二三百艘這種潛艇。

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你可以告訴赫魯曉夫同誌，如果講條件，我們雙方都不必談。如果他同意，他就來，不同意，就不要來，沒有什麽好談的，有半個小指頭的條件也不成。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麵的合作還可以進行，決不會鬧翻。我們還是始終一致地支持蘇聯。我們可以在房子裏吵架。

我在莫斯科時同赫魯曉夫同誌談過，你們不一定滿足我們的一切要求。你們不給援助，可以迫使我們自己努力。滿足一切要求，反而對我們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們拆你們的台，你們不好辦；你們拆我們的台，我們也不好辦。

戰時，我們的一切軍港、一切機場，你們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們都可以來。你們的地方，你們的海參崴，我們也可以去。戰爭結束了，就回來。關於這點，可以先訂一個戰時協定，不要等到戰爭開始時才訂，要提前訂。在協定裏也要規定，我們也可以到你們那裏去，即使我們不去，也要這樣訂，因為這是個平等問題。平時，這樣做不行。平時你們幫助我們建立基地，建設軍隊。

搞海軍“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我們也不幹。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過嘛!

赫魯曉夫同誌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這次提所有權問題，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可能是我誤會了，但話要講清楚。

你昨天說，你們的條件不好，核潛艇不能充分發揮力量，沒有前途，中國的條件好，海岸線長，等等。你們從海參崴經庫頁島、千島群島出大洋，條件很好嘛!

你們講的話，使我感到不愉快。請你照樣告訴給赫魯曉夫同誌，我怎麽說的，你就怎麽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他批評了斯大林，現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

分歧還是有的。我們的，有的你們不同意；你們的，有的我們不同意。比如，我們的“人民內部矛盾”、“百花齊放”，你們就那麽滿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候，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革命勝利後，他又不信任我們。他大吹自己，說什麽中國的勝利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一定要徹底打破對他的迷信。斯大林對中國所做的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寫篇文章，準備一萬年以後發表。

(尤金:對於中共的各項政策，我們蘇共中央的態度是:中國問題怎樣解決，是中國同誌自己的事情，因為他們最了解情況。同時，我們認為，議論像中共這樣偉大的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是輕率的、傲慢的。)

隻能說是基本上正確。我自己也犯過錯誤，由於我的過錯，在戰爭中也打過敗仗，比如長沙、土城等四次戰役。如果說我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就很高興了。隻能說我基本上正確是接近實際的。

建立潛艇艦隊的問題，這是個方針問題:是我們搞你們幫助，還是搞“合作社”，這一定要在中國決定。赫魯曉夫同誌也可以來，因為我已經去過他那裏了。

對於什麽都不能迷信。比如，你們一位專家，根據一個院士的一本書，就說我們山西的煤不能煉焦。這樣一來就完了，我們沒有煉焦煤了，因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長江大橋工作過的蘇聯專家西寧同誌，是一個好同誌。他的建橋方法，在你們國內一直沒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讓他搞，讓他搞個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讓他搞，讓他搞個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讓搞。但是，他到我們這兒來一說，蠻有道理。反正我們什麽也不懂，就請他搞吧!結果一試驗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學工作。

我沒有見過西寧同誌。我和建設長江大橋的很多領導同誌談過話，他們一致反映:西寧是個好同誌，一切工作他都親自參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國同誌一起做。大橋修好了，中國同誌學會了很多東西。你們當中誰認識他，請代我向他問候。

不要在專家中，在兩黨和兩國的關係中造成一種緊張氣氛，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們的合作是全麵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館的工作人員和專家們講清楚，不要說毛澤東同誌提了意見，可不得了了。

有些問題早就想講，但過去情況不好，發生了波、匈事件，你們政治上有困難，不宜於講。比如專家問題，那時我們不好講。

斯大林後來也很好了，中蘇訂了條約[23]，幫助了朝鮮戰爭[24]，搞了一百四十一項。當然，這不都是他個人的功績，是整個蘇共中央的功績。因此，我們不強調斯大林的錯誤。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注釋
[1 ] 這是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的主要部分。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尤金向毛澤東轉達了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蘇聯同中國建立一支共同核潛艇艦隊的建議，並希望周恩來、彭德懷去莫斯科進行具體商量。毛澤東當即表示：“首先要明確方針：是我們辦，你們幫？還是隻能合辦，不合辦你們就不給幫助，就是你們強迫我們合辦？”

[2]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國方麵根據蘇聯軍事顧問的意見，向蘇聯提出為發展中國海軍核潛艇提供技術援助的要求。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轉達了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主席團關於蘇聯同中國建立一支共同核潛艇艦隊的建議。由於蘇方的這一建議有損中國的主權，中國方麵撤銷了請蘇方就發展核潛艇提供技術援助的要求。

[3] 租讓製，是蘇俄政府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采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列寧在《論糧食稅》一文中講到租讓製時說：“蘇維埃製度下的租讓是什麽呢？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為反對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而和國家資本主義訂立的一種合同、同盟或聯盟。承租人就是資本家。他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是為了獲得利潤，他同意和無產階級政權訂立合同，是為了獲得高於一般利潤的額外利潤，或者是為了獲得用別的辦法得不到或極難得到的原料。蘇維埃政權獲得的利益，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間增加產品數量。”“租讓製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和蘇維埃體係內其他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大概是最簡單、明顯、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這裏，我們和最文明先進的西歐資本主義直接訂立正式的書麵合同。我們確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我們確切知道租讓的期限，如果合同規定有提前贖回的權利，我們也確切知道提前贖回的條件。我們給世界資本主義一定的‘貢賦’，在某些方麵向他們‘贖買’，從而立刻在某種程度上使蘇維埃政權的地位得到加強，使我們經營的條件得到改善。”（《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頁）

[4] 一九五○年三月和一九五一年七月，中蘇兩國政府分別簽訂有關創辦中蘇股份公司的四個協定，在中國境內開辦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屬公司和造船公司。這四個合營企業的建立對當時中國的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由於蘇方企圖把合營企業變為獨立於中國主權之外的經濟實體，在一些做法上損害了中國的權益。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中蘇兩國政府簽署聯合公報，蘇方承諾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前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出售給中國。蘇聯股份移交後，中蘇民用航空公司由中國民用航空局接收，其餘三個公司分別改名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屬公司和大連造船廠。

[5] 赫魯曉夫，當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6] 鐵托，見本卷第48頁注[20]。

[7] 季諾維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十月革命前夕擔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因反對舉行武裝起義並泄露起義計劃而受到列寧的嚴厲批評。後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等職。一九二七年被開除出黨。一九三六年在“肅反”中被處決。

[8] 米高揚（一八九五——一九七八），當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9] 布爾加寧（一八九五——一九七五），一九五七年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主一，，一席團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庫四寧（一八八一一——一九六四），一九五七年時住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一九○二——一九八二），一九五七年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0]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並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莫斯科會議。鄧小平當時是代表團成員、中共中央總書記。

[11] 八大，即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本卷第98頁注[2]。

[12]《莫斯科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在這個《宣言》中，提出了普遍適用於各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的九條共同的規律，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為核心的工人階級，領導勞動群眾進行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同農民基本群眾和其他勞動階層的聯盟；消滅基本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製和建立基本生產資料的公有製；逐步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以便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進行思想文化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造成忠於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的知識分子隊伍；消滅民族壓迫，建立各民族間的平等和兄弟友誼；保衛社會主義果實，不讓它受到國內外敵人的侵犯；實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同各國工人階級團結一致。

[13]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期間，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團由鄧小平向蘇共中央係統地說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觀點，並向蘇共中央提出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提綱的主要內容有五條。

[14] 指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一百五十六項大中型工業項目。這些建設項目是中蘇兩國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間經過反複協商後分批確定的，後調整為一百五十四項。一九六○年由於蘇聯單方麵廢棄協議，實際進行施工的項目為一百五十項。

[15] 指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見本卷第47頁注[18]和第48頁注[19]。

【16]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見本卷第57頁注[7]。

[17] 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一九四九年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貝利亞，一九四九年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18] 科瓦廖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曾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當時是蘇聯駐中國專家總負責人。

[19] 費德林，一九一二年生，蘇聯漢學家。長期在蘇聯外交部門擔任中文翻譯，曾任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讚。
[20] 彼得羅舍夫斯基，曾受蘇聯政府派遣在中國任軍事總顧問。

[21] 葉飛（一九一四——一九九九），福建南安人。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五七年十月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22]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中蘇兩國合辦的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屬公司和造船公司。

[23] 指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見本卷第320頁注[5]。

[24] 朝鮮戰爭，見本卷第66頁注[2]。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