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一、《二十世紀的教訓》 和《曆史決定論的貧困》卡爾.波普爾【英】
最早知道波普爾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我在一本關於科學哲學的書中，讀到波普爾的證偽理論。去年讀了一本波普爾的《曆史決定論的貧困》，據說這本書是波普爾的名著《開放社會的敵人》的縮寫本。比之《二十世紀的教訓》，《曆史決定論的貧困》的翻譯則顯得艱澀難懂。兩本書的字數差不多少，可讀《二十世紀的教訓》我隻花兩個晚上，而讀《曆史決定論的貧困》則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曆史決定論的貧困》基本道出了波普爾最重要的思想，即對絕對主義思維的批判。雖然波普爾針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但其批判的鋒芒並不局限於曆史唯物主義，而是針對一切社會科學理論中的決定論，如：文化決定論、體製決定論等。盡管有人批評波普爾批判的是被教條化的假馬克思主義，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波普爾的這種對絕對主義的否定態度是我非常認同的。
曆史決定論即認為曆史是按照某種規律運行的，未來是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確定性。波普爾認為曆史決定論的錯誤主要在於這些規律不是依賴一種有條件的科學預測，而是一種無條件預測。具體到馬克思所定論的社會主義一定會取代資本主義，波普爾就認為雖然馬克思的理論和預言在當時是科學的，但隨著曆史條件的變化，馬克思理論所依賴的曆史條件已經被證偽了，所以這個預言就變得不科學、不準確了。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則對這些變化視而不見，對社會主義實踐出現的問題隻是做空洞地辯護，則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態度。
曆史決定論的另一個錯誤是把對曆史的解釋當作一種理論。比如：從不同的角度，人類對曆史有不同的解釋。你可以解釋為階級鬥爭的曆史，也可以解釋為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曆史，甚至可以解釋為各種宗教觀念的曆史，或“開放”和“封閉”的社會鬥爭的曆史，但卻不可將這種解釋上升為理論高度。如果用一種對曆史的解釋作理論反過來去指導曆史研究，就會得出片麵和錯誤的曆史結論。
波普爾對曆史決定論的解構的現實意義在於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刻地反思那種大規模的社會實踐。按波普爾的論述，不管這種大規模的社會實踐出於何種目的和懷著何種動機，都是不可取的。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受知識成果的製約，不可能有一定的、可預測的規律可循，因此，那些建立在這種曆史決定論之上的社會模式設計和大規模社會實踐就成為一種一廂情願的盲動。他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應該是隨著知識的積累過程，通過循序漸進的、可逆的變革來完成的。這種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其啟示和警示作用，比如：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改革開放後朱鎔基主導的一刀切的國企私有化改革都屬於一廂情願的大規模的社會實踐，不管發動和主導者的主觀動機如何，這種社會實踐都有著不可預測的後果，是對人類社會不負責任的行為。我沒看到波普爾對美國專家為蘇聯開的“休克療法”的評論，但根據他的思想，這種“休克療法”也應屬於大規模社會實踐，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社會盲動。
波普爾的漸進式變革的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政策演變有很好的解釋意義，使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有了理論上的合理性。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和進行產權改革是人類曆史上一種嶄新的嚐試，人類沒有充足的經驗和知識來判斷這條道路的可行性和正確性。因此，可逆的、漸進的變革是十分必要的。那種完全模仿美國和妄圖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效率問題的想法是需要十分警惕的。中國國企的私有化改革中暴露出的極大不公和腐敗，成為波普爾反對大規模社會實踐的又一有力證據。
《二十世紀的教訓》是波普爾晚年接受意大利記者的一個的訪談錄和幾個演講集。
波普爾這個被稱為速朽的思想家，在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成就了他的學術聲望和地位，但由於其一貫的激烈和傲慢，這位以《開放社會的敵人》一書而鵲起的思想家卻被譏諷為開放社會的敵人。波普爾的確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對愛因斯坦支持使用原子彈持肯定態度，理由是：“愛因斯坦曾經發表簽名信，公開支持使用原子彈，這是他認為德國已經擁有同樣的武器。他簽署那封公開信，是為了保護美國。”而對前蘇聯科學家薩哈羅夫則持否定態度，因為他認為薩哈羅夫研製氫彈是為了在世界範圍內鏟除資本主義製度。這種對人的批判，而不是對武器的批判，說明波普爾對核武器有著很強的立場性。
在《二十世紀的教訓》這本書中，波普爾提出人類迫在眉睫的三大問題：第一是世界和平。波普爾是在蘇聯解體後不久接受采訪的，所以，他異常關心的是前蘇聯核武器的擴散問題，認為這是對人類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脅。他號召世界各國通力合作，拋棄意識形態束縛，除留幾枚以備不測之外，其餘的核武通通應該銷毀。可這麽多年來，波普爾的這個號召並沒有被世界當回事，擁核國家越來越多，核危險也越來越大。因為世界上擁核最多的、軍力最強的國家不帶頭削減，而隻是要求弱勢國家不得發展核武，這種不對稱的安全態勢實際上是在鼓勵各國發展核武。缺乏公正和信任，又充滿偏見的世界，是無法防止核武擴散的。
波普爾提出的第二大問題是人口爆炸。他認為，環境之所以萬劫不覆，主要是因為人口膨脹太快了。波普爾說出了世界問題的實質，對這點我是非常認同的。因此，我一直認為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國策不僅是對中國負責，也是對地球負責。盡管一些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攻擊計劃生育國策，但我還是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對世界最大的善舉和責任心的體現。所以即使基層的計劃生育工作中出現很多野蠻和粗暴的行為，我還是擁護這個基本國策。正像波普爾所說的：“自由來自責任。”如果社會成員普遍缺乏對整體的責任心，那就不配享有自由。
第三大問題是教育問題。波普爾說的教育不是指知識的傳授，而是指人的教育。波普爾是個媒體檢查製支持者。他認為，西方世界透過電視和其他途徑，鼓勵孩子用暴力解決問題。而且二十世紀的主要教訓就是暴力的濫用。波普爾提到1991年發生在意大利的一個凶案：一個19歲的意大利青年因為要錢沒有得逞，而謀殺了他的父親和母親。讓人恐怖的不隻是這個青年的罪行，而是案件發生後，這個青年竟然收到潮水般的仰慕信。波普爾為此大聲疾呼，民主國家也需要媒體檢查製度，除非媒體有足夠的責任心。波普爾憂心忡忡地告誡西方：“如果我們繼續這樣放任下去，終究有一天，我們會過著謀殺等於家常便飯的生活。”每個時代都有受迫害的弱勢群體，波普爾認為如今的時代受迫害的弱勢群體是少年兒童，他們正在受電視媒體的迫害。
波普爾去世的時候，互聯網剛剛露頭，遠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設想一下，如果波普爾看到今天的網絡暴力語言和網遊對青年人的毒害，也許他也會大聲疾呼對互聯網進行道德幹預。
自從科學登上曆史舞台以來，教育的內涵發生極大的變化。教育不再以育人為主，而逐漸變成傳授技能和知識。中國傳統的育人教育也被扣上落後和腐朽的帽子。可是隨著後工業化時代的到來，科學技術和過度自由的負麵效果越來越顯露出來，對人的教育，對道德的重建正在形成新的社會的共識。大學教堂裏對倫理道德和社群主義的熱論正是這種反思的一種反映。
此書的譯者王淩霄的翻譯水準很高，文字簡潔易懂。中譯本導言的作者劉擎是華東師大曆史係教授。他在導言中對普遍存在的對波普爾思想的兩個主要誤解進行了澄清。
很多人認為波普爾是個邏輯實證主義者，其實，恰恰相反，盡管他提出科學與非科學的卻別在於經驗上的可證偽性，但他卻堅決否認可證偽性是區分有意義和無意義的標準。
“在波普爾的詞典裏，“科學”不是“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同義詞，更不是“正確”和“真理”的同義詞。科學知識也不是人類唯一有意義的智性事業。他強調，科學理論都隻是暫時的、尚未被證偽的假設，更是否定了將科學等同於真理的迷信。所以，與那些流行的誤解恰恰相反，波普爾實際上是一位科學至上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最強烈的批判者。”（劉擎）
另一個誤解是很多人根據他的名著《開放社會的敵人》將其認定為右翼自由主義者，這種誤解與對哈耶克的誤解一樣。事實上，他們雖然也自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與其他自由主義者有很大的不同。波普爾和哈耶克都反對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比如經濟學家弗裏德曼主張的那種自由主義。波普爾與哈耶克也有很大區別，波普爾在政治問題上更傾向於左翼。總之，我感覺波普爾是一個想盡量做到實事求是的具有真正科學精神的學者，他的思想精華用中國式的語言可概括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他反對各種絕對化思維，而且對馬克思主義從不做意識形態化的攻擊。他反對的不是馬克思的理想，而是反對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始終認為馬克思的目標是代表人類良知的。他說：“馬克思一直認為：人類是很自我中心的，每個人隻想賺錢、有車、武器、權力……隻是現在已經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建立善良社會的最終期盼，有的隻是一群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在詮釋曆史，認定事情就該是這樣，以後也還會是這個樣子。”
波普爾有很強烈的平等意識，他的正義感和責任心都是來自於這種平等意識。他支持民主體製，但反對任何文化領導權，這其實是一種真正的平等意識。他對任何事物都抱開放的心態，認為這種心態是社會進步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正如其在《自由與知識分子的責任》一文中所講：“正統、異端之爭，孕育了一個最小的罪惡----一個我們知識分子最敏感的罪惡，傲慢的罪惡：總認為我們是對的，總愛賣弄我們的學識，知識分子的虛榮。”他不無嘲諷地評價那些精英道：“想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地獄。”
波普爾對民主製度也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持冷靜的批判態度。他以雅典民主製為例證，證明民主並不是人民統治，事實上也做不到人民統治，而且民主製並不具有天然的道德優勢也不是和平的保證。在雅典民主製實行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經曆七次大戰，而且還孕育了一次人道災難--屠島。所以，波普爾認為，民主不是多數人統治，而是一種讓大家不受獨裁統治的製度。從這個更寬泛的定義來理解民主製度，對中國今後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製度具有很好的啟發性。中國實行的領導人任期製是防止獨裁的一個好的措施，如果再配合上人民大眾的監督權力，中國的民主製度會有實質性進步。
二、《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美】貝文.亞曆山大 著
此書作者是美國權威戰史專家，朝鮮戰爭期間曾為美軍唯戰史特遣分隊隊長。其記述的曆史可信度比較高，而且觀點中肯，客觀。
作者對尼克鬆之前的美國領導人是持批評態度的。可我覺得好笑的是，我的很多同胞們對朝鮮戰爭竟然與美國領導人有非常相似的觀點。此書是從北韓進攻南韓開始寫起，一直到戰爭結束，史料非常充分。但對中國誌願軍傷亡的估計則缺乏應有的證據。將美軍戰俘營的虐俘和屠殺事件說成是由於共產黨有組織地挑釁造成的也是一麵之詞。
事實上，朝鮮戰爭中，美國發生了誤判，犯了錯誤。中國也同樣發生了誤判，錯過很好的停戰機會。當年美國政府故意引誘中國上當，使中國沒在最有利的時機停戰，致使中國在20年後才得到本應在20年前就該得到的聯合國席位。
關於戰爭的描寫我不想重述了，隻把最後一章其中一部分抄錄出來與各位分享。
“美國未能打贏朝鮮戰爭，這使美國領導人深感不安。因此，他們在戰後二十年歲月裏，總是想方設法傷害阻撓美國取勝的紅色中國。
其實，中國對美國並不構成威脅，不僅如此，它在東亞追求的國際目標實際上也和美國一樣，即和平、貿易，並與蘇聯保持距離。然而由於美國領導人心懷強烈的報複欲望，所以針對中國人還是投入了過多的精力。
美國領導人以報複的心態拒不正視上述事實，堅持認為中國意欲征服整個東亞。這些顯然與事實不符。可是美國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相信過去對紅色中國的指控，當時中國一開始幹預朝鮮戰爭，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麽就相信什麽，因為美國領導人被中國的行為激的怒不可遏，他們需要一個“侵略成性的中國”存在，這樣才能證明他們要摧毀中國政權的迫切願望是正當的。而中國曾徹底挫敗過美國。
當朝鮮戰爭最後停火時，美國最高軍政領導人向美國人民傳達了一個樂觀的信息。他們給人民的印象是：美國實際上取得了勝利，因為他遏製了共產主義的發展。在很長時間內，美國人民整體上接受了這一看法，或者起碼認為，這場戰爭打了個平手。不管如何，美國人民對停止流血、戰爭沒有被升級為世界性衝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國最高層領導人的心靈深處和私下商討中，卻有一種深深的受挫感，這種感情因無法向公眾透露而變得特別強烈。他們明白，本來在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卻延至1953年才最後取得。他們知道這兩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犧牲和損失通通都是無謂的；1953年的最終停火線和1951年的幾乎沒有多大差別。1953年美國所接受的條件兩年前也許就有可能達到。
這且不說，盡管美國公眾很少有人了解真實情況，但美國領導人卻心中有數，他們曾計劃征服北朝鮮，使之與李承晚的南朝鮮合並，而這一計劃卻被紅色中國挫敗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陸後，美軍又入侵北朝鮮，其唯一原因便在於此。美國領導人知道，遭到失敗後進行的戰爭實質上是一種沒目的的戰爭，但公眾卻鮮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喪的是，紅色中國用少的可憐的武器和令人發笑的原始補給係統，居然遏製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
戰勝曾經打敗過美國的敵人，當時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的確，從朝鮮戰爭中產生的敵意，已使美國領導人對人民共和國的怒火聚升為一種血海深仇，其中的狂熱、固執於非理性完全同實際危險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國家（包括蘇聯在內）之間平息下來的爭執截然不同。
1951年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奧馬爾.布萊德雷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有說服力的話：同紅色中國的衝突，將會是一場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因為美國麵臨的巨大危險是擁有核武器的蘇聯。盡管美國領導人承認這一現實，而且事實上也不準備直接進攻中國，但他們對北京所抱的仇恨，卻遠比對克裏姆林宮深的多。這一點有兩個事實可以說明。首先，美國對中國進行製裁，實際上禁止與紅色中國進行貿易，竭力阻止中國發展成工業國。這些製裁比對蘇聯進行的還要苛刻，即眾所周知的“中國差別關稅”。華盛頓還迫使其他國家也對中國進行類似製裁。盡管其他國家在1960年代後期放鬆了製裁，但美國卻繼續了20年之久。
美國特別敵視中國的第二個例證，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鮮戰爭結束不足四個月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所做的決定。該項決定作為美國一項官方政策，旨在摧毀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而國家委員會對蘇聯從來沒作過這樣的決定。
為了替這種極端的對抗立場尋求根據，美國隻得堅持說紅色中國侵略成性，無可救藥。美國領導人在心目中為這種侵略臆造了三個證據，即：中國在北朝鮮進行幹預；北京有意攫取台灣；中國人自1946年以來一直支持越盟反法叛亂。
然而這三個證據沒有一個能證明中國的侵略。進入朝鮮的行動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是防衛性的，其目的是為了保留一塊曆史盾牌，保護北京周圍的中心地帶。對北京來說，決心拿下台灣乃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因為就連蔣介石也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北京對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是一種防範措施，因為中國擔心美國會幹涉越南，消滅共產黨，在中國的南疆建立一個美國扶持起來的國家。這與美國支持印度支那反動勢力的程度相比，北京對越南共產黨的支持是不過分的，而且完全是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摘自第63章《朝鮮戰爭的長期陰影》）
三、《選擇革命----長征中的紅軍女戰士》
此書是在中國工作的美國英文女教師Helen Praeger Young 上世紀八十年代時采訪當年活著的女紅軍的一個記錄整理。海倫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共采訪了22個女紅軍，從賀龍夫人蹇先任到朱德夫人康克請，但記述的女紅軍不隻22個。我個人是非常感謝這個有心的美國女教師，她為我們搶救了很多寶貴的曆史資料。盡管這22人接受了采訪，隻占當年參加長征的女紅軍總數的百分之一，但他們的回憶還是豐富了我對長征的了解以及對那個時代的認知。
讀這樣的書是要帶點曆史想象力的，否則無法體會當年的那些革命者的心情和豪氣。書中提到的這些選擇革命的女性，有一半是出身貧苦家庭，他們選擇革命完全是被逼的。比如後來成為作家的女紅軍馬憶湘，當年年僅12歲就跑去當紅軍，家裏異常貧困，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於是父母在她七、八歲的時候就送她去做童養媳。馬憶湘的婆婆非常凶惡，隻讓她吃剩飯，而且還天天打她罵她。當賀龍的部隊來的時候，她就投奔了紅軍，一開始紅軍嫌她小，不要她，可她賴著不走，因為擔心回去會被婆婆打死。
在當時的中國，貧困家庭的女孩是養不起的奢侈品，他們一出生就要被家人溺死或賣掉，大了就要送去做童養媳。女紅軍劉堅就是一出生就被扔到稻田裏，後來被母親抱回來才所幸存活的。我想女紅軍中大多都是這樣的人，他們是那個時代受壓迫最深，受苦最深的群體，也因此她們參加革命後表現的最為堅決。
這些人參加革命後就像找到了家，因為紅軍男女平等，官兵平等，沒有打罵，沒有壓迫。這樣的大家庭對這些窮苦的女孩子的吸引力無比強大的。在當時她們認為軍隊就是自己的家，黨就是母親則是完全的個人體驗，而不是宣傳。
也有的女紅軍是出於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男女不平等的反抗和包辦婚姻的反抗而參加紅軍的。女紅軍劉英本來出生於知識家庭，但父親嚴重重男輕女，隻讓兒子讀書，不讓女兒讀書。這刺激起她強烈的反抗心理，通過自學，她考入長沙女子師範學校，該校是由留法歸國的共產主義分子創辦的免費學校。在這裏，劉英接受了革命思想，後來參加了紅軍。
共產黨從創立那天起就主張男女平等，但直到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掌握了大陸政權後，中國的男女平等才真正實現。
中共軍隊之所以能以弱勝強，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的軍隊是一隻講政治的軍隊。從紅軍還很弱小的時候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被紅軍自覺地遵守，這種自覺性就是 來自於紅軍的政治性。
蹇先任講到一個故事，說當年賀龍的部隊在張家灣被敵機掃射，大家躲在橘樹林裏又渴又餓，敵機的炸彈將橘樹上橘子震落一地，可戰士們沒有一個撿起吃的，而且臨走的時候還將散落的橘子堆成堆，便於老鄉收走。革命勝利後，蹇先任又回到張家灣，老百姓對紅軍仍然讚不絕口。這樣的軍隊與到處搶劫的國民黨軍隊比，當然更受老百姓的擁護。有因才有果，紅軍的這個善因最後結出了人民戰爭的碩果，淮海戰役時的百萬小車上前線也是緣於這個因，而不是什麽欺騙宣傳。現在共產黨的宣傳為啥不好使，那是因為沒做到那。
活著的女紅軍當中，最令人唏噓的是王首道的前夫人王泉媛。王泉媛本是中央紅軍的，一、四方麵軍會合後，她被派到四方麵軍的婦女團任團長。後來在西征的途中，部隊因為彈盡糧絕被打散，她則受傷被俘。因為她長的漂亮，又是當官的，所以馬匪要將她分給一個旅長當二房。她堅決不從，後來在同情者的幫助下和一個女戰士千辛萬苦地逃回西安。可是根據當時的中共政策，像她這樣脫離部隊一年以上的人是不能收留的，不管王泉源如何解釋，西安辦事處也不敢接收她。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王泉媛的丈夫王首道竟然也不接收她。革命的無情和殘酷性由此可見一斑。後來同樣是女紅軍的王定國給了她們十塊大洋，讓她們回老家。王泉媛說：我革命後從來沒掉過眼淚，無論是負傷還是被敵人拷打都沒掉過眼淚，可那一刻，當黨再不要我的時候，我哭了。將心比心，可以想象一個那麽堅定的革命者，一個視部隊為家的紅軍戰士在那種時刻是何種心情。
我後來我在一個鳳凰衛視的視頻上看到采訪她的錄像，九十二歲的老人身板筆直，從老人的眉眼中能夠想象，當年的她一定是相貌出眾的。老人盡管後來一輩子都在鄉下，沒人知道她的傳奇經曆，但在她臉上看不到一點委屈、沮喪或委靡的情緒。講到她與敵人搏鬥時，老人邊講邊比劃著，從中仍能看出她當年的英姿。
說那時的共產黨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是一點不誇張的。不過一代人的時間，如今的共產黨完全變了樣。以前是特別能戰鬥，如今是特別能腐敗。我們見證了這種大跨度的轉變，因此，也對曆史有了別樣的感歎。
讀這樣的書讓我對革命有更多的理解，對那些特殊時代特殊的人有更多的尊敬，也讓我更加珍惜如今和平安定的生活。
謝謝指出錯誤。的確是我記錯了。：）
這段話說明他的思路存在內在矛盾：“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受知識成果的製約，不可能有一定的、可預測的規律可循，因此，那些建立在這種曆史決定論之上的社會模式設計和大規模社會實踐就成為一種一廂情願的盲動。他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應該是隨著知識的積累過程，通過循序漸進的、可逆的變革來完成的。”，既然沒有可預測的規律，社會的“循序漸進”就是一個試錯過程，但試錯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模式設計和大規模社會實踐”過程。問題不是是否社會實踐或是不是“大規模”，甚至不是是否“可逆轉”，所有的實踐都是可逆轉的，包括災難性的共產主義實驗，問題是實踐之後，你是不是對這個不可預測的規律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如果沒有，那麽實踐就白費了。既然核心思想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麽大規模實踐並不可避免。問題是實踐了之後，對這個規律還模棱兩可，那麽就無所謂”進步“和”發展“。
“波普爾和哈耶克都反對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什麽叫“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弗裏德曼的自由主義是如何“自由放任”？
謝謝您現在相信和接受陳永發確實是一位紮實的曆史學家，隻是您不了解而已，他關於西安事變的說法是學術性的。關於中共農村革命的書Making Revolution是1980年代的，已不是新書，另外，我不寫博客，書評一般用英文為學術刊物撰寫。請見諒。您的這三篇很不錯。
謝謝推薦。希望你寫一篇陳永發此書的評論，我暫時沒空看，正在看另一本英文書。我讀英文不如中文效率高，總要查字典的。
但波普爾是從科學理論高度對這種思想進行了論證和總結。當然他的理論也是借鑒了很多前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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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