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正文
一，關於孝道
由於自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持續的批判而造成的傳統文化的斷裂，使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對孝道曾經有很多誤解。誤解的重點基本集中在孝順的順上，而非孝。但事實上，在《論語》和《孝經》中，孔子並沒有強調順，而隻是強調孝。孝被孔子解釋為對長輩的尊敬和愛戴，他老人家並沒有強調順。在孟懿子問孝時，孔子隻說：無違。而後進一步解釋什麽叫無違，即：“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篇）
由此看出，孔子強調的是禮而不是順。順這個詞我搞不清是哪個年代、什麽人給加上去的，這個需要訓詁學專家的解釋。孔子強調的這個禮構成了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框架，也成為中國人的倫理準則。孔子的學說盡管通俗易懂，表麵看起來都是家常裏短的和做人做事的智慧，但其整個思想是有其內在邏輯性的。
孝是人善良一麵的展現，即使沒有孔子，善良的人也一樣有孝心。孝區別與愛的是有敬的情感在裏麵。當子遊問孝時，孔子答道：“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由此看出，孔子說的孝是愛和敬的集合。孔子在當時並沒有提到順，而隻是強調敬。其實這樣的說法很合乎人之常情。試問，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正常的家庭裏，子女對父母的尊敬不是很正常很人性的嗎？當然，當這種敬被推崇和過度張揚後，就構成中國宗法社會的秩序基礎。孔子所主張的社會秩序正是從孝這個最基本的出發點開始推導的，從而形成中國宗法社會的禮儀規範，也就是社會秩序規範。比之以法製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以禮儀為基礎的社會秩序有助於人性向善的方向轉化，也更適應中國社會大家族的實際情況。
孔子認為嚴刑峻法的法製社會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不具有揚善抑惡的功能。因此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在那個時代，不單儒家，道家的的老子也持同樣的看法，因此才有所謂“法令滋彰，盜賊蜂起”之說。僅靠暴力維持的秩序，是無法長治久安的。西方社會之所以能靠民主法製維持秩序，這不單單是法製的功勞，還有基督教所承擔的道德教化的巨大作用。
在《孝經》中也一樣，孔子不僅沒有強調順，而且還反對盲目的服從。《孝經》諫諍章第十五的全文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三 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天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 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這段文字幾乎如同白話文，相信大家都能看明白。孔子並不像在砸爛孔家店和批林批孔時被形容的那樣像個不通人情、刻板僵硬的老朽，而是一個通情達理，循循善誘的仁者。
悟空把《孝經》中從天子到庶民的分別闡述理解為是孔子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認為這是一錯解。首先，天子到庶民不是孔子分的，而是當時曆史社會的現實。孔子之所以分別對象闡述孝的真諦，正是其實事求是作風的體現。
就拿諸侯章第三來說，在當時的那個時代，諸侯驕橫是普遍的。因此，孔子針對這個社會現實指出諸侯的孝就是不要驕橫，要懂得愛民如子。這並沒有錯啊。如果你非要結合現在的社會現實，拿省長和諸侯比，那孔子的話也沒有大錯。因為現在的省長個個都說人民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那他們就應該遵循孔子的教誨孝敬這些衣食父母才對啊。如果官民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話，那用孝道治國也未嚐不可。
至於說到讀書人的孝，你的理解也值得商榷。孔子對當時讀書人的孝的要求，是一種道德修養的要求，是讀書人應守的本分，這和現代社會所謂獨立思想風馬牛不相及。再說了，這個世界上有真正的獨立思想嗎？每個人的思想都多少要受到別人的影響，試問，你的思想是你憑空生出來的嗎？我不明白你是如何從這一章中看出來孔子是限製讀書人有獨立思想的？如果你這樣閱讀和理解經典，恰恰說明你沒有真正的獨立思考。獨立思想和獨立思考是不同的，就像思想不等於思考。從你的語意我理解你說的思想是思考的結果，而不是思想的過程。所謂獨立思考是指在思考時不受成見和偏見以及功利的影響。在這點上，孔子恰恰是特立獨行的思考者。
孔子不僅主張“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而且，身體力行，在禮崩樂壞的時代，逆興霸趨利的社會潮流而行，提出以仁義安天下的人文主張，實在是毫無勢力之心的獨立思想。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限製別人獨立思考，即使再強大的暴政，也隻能限製你的表達，而無法限製你的思想。而真正能限製我們獨立思想的恰恰是我們自己。思想的真正牢籠是自己內心的偏執和封閉。一個人要想衝破思想的牢籠，首先要有開放的心態，其次在心理上能做到中正、不偏不倚。而這樣的心性如果不是先天帶來，隻有靠修行才能獲得。誠如《大學》所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如果內心浮躁，如何能做到獨立思考，而又收獲獨立思想呢？獨立思想不是不受限製的胡思亂想，而是內心靜、安、定後，排除自我偏執的幹擾而後的思考。
我說這些隻是我對獨立思想產生的理解，並不是我自己真的做到了。
“百善孝為先”一直是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孔子是以孝為根本，由孝推出仁，然後在仁的基礎上導出禮文化。禮就我的理解並不是為人處世的禮貌客套，而是一套基於人性善的行為規範。孔子是性善論者，因此他提倡的禮文化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善性一麵，通過禮的外在形式，啟發人人向善的自覺。禮作為一種社會倫理規範，與現代的法製有異曲同工之妙。“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孝經》),從這個角度再看孔子的話就會找到內在邏輯，孝與仁的邏輯關係也在於此。
說到這，有必要指出悟空對“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的理解是不對的。這裏所說的敬其父，則子悅，指的是別人敬重你的父親，你作為兒子應該是高興的。不是說你自己敬自己的父親自己高興。
二，我對儒家的一點認識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社會矛盾從來就沒有消失過。但相對來說，諾大的中國社會能夠長時間的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和文明的狀態，這都是儒家文化的貢獻，也是其曆史價值。說孔子推行禮文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那是對孔子本意的歪曲，因為孔子的這套文化實際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並不具有階級性。孔子所在的春秋時期是弱肉強食的時代，是沒有文明秩序可言的，如果我們了解了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就會理解孔子的偉大。
如果我們能曆史地看待孔子就會發現他令人敬佩之處。在周朝分崩離析，五常崩壞的時代，孔子以一人之力，逆曆史潮流而動，真猶如黑暗世界的一盞明燈，給向善的人指出一條人倫大道，使中國人活得更像人，而不像野獸。在當時以及其後的時期，中國周邊的那些所謂化外之邦，因為沒有儒家文化的光照，他們的生活真的與野獸差不多。因此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是一點不誇張的。
說儒家文化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是一個不嚴謹的論斷。首先，這個論斷在前提上把統治階級一律定為黑惡勢力，其次是歪曲了儒家思想的產生的動機。統治階級在曆史上也不都代表黑惡勢力。盡管，孔孟一開始是走上層路線，希望帝王們能采納他們仁義治國的理想，但儒家文化的產生不是應統治階級的要求，而是孔孟希望用自己的理想來改造帝王。因此說，孔子是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孔子的理想主義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因為在中國的上古曆史上，出過堯舜禹這些聖人般的賢王，出國尹伊、周公這樣的賢臣，有過伯夷和叔齊這樣的君子。因此，在孔子的心裏，統治階級並不一定是為一己之私行權謀心機壓迫人民的壞人，而是的確有一心為民和公天下胸懷的仁德之君。而對這樣的人我們不應簡單地稱其為統治者，我覺得更合適的稱呼是管理者。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很多國王還是心懷善念的有德之君，比如秦穆公、齊宣王等。在孔子那個時代，人們對統治者並沒失去信心，因為離上古文化的影響還不遠，所以統治階級還不是黑惡勢力的代名詞，而且他們和民眾也不是完全對立的。那時的中國經常受到遊牧民族的騷擾和侵襲，因此都希望歸附一個有德又強大的君王，從而得到保護。甚至有的國王流落他鄉，很多老百姓還遠道去投奔的。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流氓化從劉邦時代開始的。
儒家文化的衰敗是後世的君王蔑視文化，隻重權術造成的。《大學》裏說的明明德就是針對那些無德君王的。但自秦以降的兩千多年曆史中，如果沒有儒家文化，中國就不配稱為一個文明國家。
當然，我這樣說是完全著眼於儒家思想積極的一麵，並不是說儒家思想就沒有問題，尤其是經後儒修正後的儒家。但我認為今天我們談論儒家，不應再持階級鬥爭的觀點，也不應以經濟發展為標準。如果用這樣的觀點和標準，我們眼中的儒家不僅一無是處，而且充滿罪惡。儒家是關於人倫的學問，其意義對於中國人猶如《聖經》對西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人類物欲的無限膨脹，正是這種物欲的力量促進了經濟發展。但評價一個社會的文明與否不能隻用經濟水平這個指標。如果那樣的話，那這個世界就是誰富誰就代表文明，誰經濟發展快誰就是文明社會。那今日的中國就成了全世界的文明樣板了。
在資本主義泛濫和人類的物欲空前膨脹的時代，儒家的節製、內斂、重義不重利的思想恰恰是對這種物質第一的世界潮流的一種反動。這符合人文主義精 神，是值得肯定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今天研究儒家，重要的不是批判，而是應正本清源、恢複儒家的本來麵貌，繼承其有價值的部分。另外，今天的中國早就遠離了儒家精神，所以現在批判儒家純粹是無的放矢，借古諷今。現在那些批判儒家的積極分子與五四時期不同，那時的人至少還受過四書五經的教育，受過八股的毒害。可現在的儒家批判者，根本沒有真正深入學習和研究過儒家的學術思想，大都是人雲亦雲，其繼承的都是文革時的套話和革命黨的思維。我覺得這樣幼稚膚淺的批判對中國人思想的成熟沒有好處，對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也沒有好處。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悟空之所以對傳統文化嗤之以鼻，是基於把傳統文化隻當作維護社會穩定和專製製度的統治術，而不是一種張揚人性善的世界觀。其實悟空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我也曾經有過同樣的認識。可以說，我們經過文革的那代人，很多都有過這樣的認識。
在儒家誕生的那個時代，中國境內沒有其他製度，隻有專製製度。即使如此，儒家還是把民放在第一 位，即孟子所謂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識儒家不能隻讀孔子不讀孟子。孟子較之孔子更有一種樸素的民本思想，而這個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有價值的部分。儒家思想維護的是社會秩序，它並不是專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儒家思想的價值是人本思想，可自漢代以後，這個人本思想被忽視，而隻取用其維護秩序的論述，這是自私的帝王們的舍本逐末，功利至上的結果。
按悟空的邏輯，徹底否定儒家是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或者說要推翻專製和獨裁就必須徹底否定儒家。但這個邏輯的成立需要兩個前提，一是專製製度是中國或者說是儒家文化圈獨有的；二是批判和否定儒家必然導致民主和法製。可事實並非如此，世界上很多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也是和曾經是專製獨裁國家。這說明專製獨裁不具有文化特征，乃是人類內心的一種自私的共性。毛澤東是批孔最堅決的、最徹底的，但他領導的這個批判卻並沒有導致中國的民主法製，而相反是更嚴酷的專製和無法無天。
反傳統文化的人總是喜歡挖掘中國人的劣根性，但他們並不區分哪些劣根性是中國獨有的，哪些是全人類共有的，更不區分哪些來自儒家文化，哪些來自道家思想和其他思想。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高丁的小說《蒼蠅王》（Lord of flies）以一群流落到孤島上的孩子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人類崇尚暴力和獨裁的劣根性，同時也說明崇尚暴力和獨裁不是某種人類文化的產物，而是人類內心共有的黑暗的結果。
另一種否定儒家文化價值的觀點也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以基督教為天理來審視儒家文化。基督教是性惡論的，按基督教的思想，人是戴罪而生，而且人類是不可救藥的，人類自身的向善的努力也是沒有意義的。唯有皈依上帝，才可通過贖罪而獲救獲得拯救。因此，在基督徒的眼裏，儒家是幼稚可笑的。可中國人的這種精神卻被辜鴻銘稱讚為兒童般的心靈，說中國人過著心靈的生活。當然，現在這樣的中國人幾乎絕種了。
考察人類文明的進步，是需要一把合適的尺子的。如果以功利的尺子去考察，那儒家文化在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的今天就毫無可取之處。但如果以人文精神為尺子，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使俗世的生活充滿人情味和溫暖的文化，是充滿人文精神的文化。
中國近代之所以擁抱西方思想，完全是功利主義動機使然。因為西方文化的後麵是堅船利炮，不學習西方我們就要亡國。但挨打的中國文化並不就一定代表落後。這要看我們以什麽樣的標準來評價。如果以人文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文化比之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文化要進步的多，文明的多。
當然，我們不能拿被後世極端化的《二十四孝》和宗法社會的僵化教條以及八股文這些糟粕來當作儒家文化的精髓。相反，中國文化的新生一定是在去偽存真、正本清源和批判繼承的基礎上才會成為可能。
儒家文化產生於兩千年前的等級社會，而且孔子是人不是神。因此，孔子及其先賢的思想也有其曆史局限性，比如：儒家思想中對生命的尊重不夠，對等級製度持肯定態度，但這並不足以成為完全否定儒家的原因。
我們後人讀儒家的書切不可鑽進自設的牛角尖，一是非要讀出現代文化；二是非要和政治聯係在一起；三是糾纏於隻言片語。我覺得這恰恰是一種迂腐。
由於自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持續的批判而造成的傳統文化的斷裂，使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對孝道曾經有很多誤解。誤解的重點基本集中在孝順的順上，而非孝。但事實上，在《論語》和《孝經》中，孔子並沒有強調順，而隻是強調孝。孝被孔子解釋為對長輩的尊敬和愛戴，他老人家並沒有強調順。在孟懿子問孝時，孔子隻說：無違。而後進一步解釋什麽叫無違，即：“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篇）
由此看出，孔子強調的是禮而不是順。順這個詞我搞不清是哪個年代、什麽人給加上去的，這個需要訓詁學專家的解釋。孔子強調的這個禮構成了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框架，也成為中國人的倫理準則。孔子的學說盡管通俗易懂，表麵看起來都是家常裏短的和做人做事的智慧，但其整個思想是有其內在邏輯性的。
孝是人善良一麵的展現，即使沒有孔子，善良的人也一樣有孝心。孝區別與愛的是有敬的情感在裏麵。當子遊問孝時，孔子答道：“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由此看出，孔子說的孝是愛和敬的集合。孔子在當時並沒有提到順，而隻是強調敬。其實這樣的說法很合乎人之常情。試問，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正常的家庭裏，子女對父母的尊敬不是很正常很人性的嗎？當然，當這種敬被推崇和過度張揚後，就構成中國宗法社會的秩序基礎。孔子所主張的社會秩序正是從孝這個最基本的出發點開始推導的，從而形成中國宗法社會的禮儀規範，也就是社會秩序規範。比之以法製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以禮儀為基礎的社會秩序有助於人性向善的方向轉化，也更適應中國社會大家族的實際情況。
孔子認為嚴刑峻法的法製社會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不具有揚善抑惡的功能。因此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在那個時代，不單儒家，道家的的老子也持同樣的看法，因此才有所謂“法令滋彰，盜賊蜂起”之說。僅靠暴力維持的秩序，是無法長治久安的。西方社會之所以能靠民主法製維持秩序，這不單單是法製的功勞，還有基督教所承擔的道德教化的巨大作用。
在《孝經》中也一樣，孔子不僅沒有強調順，而且還反對盲目的服從。《孝經》諫諍章第十五的全文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三 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天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 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這段文字幾乎如同白話文，相信大家都能看明白。孔子並不像在砸爛孔家店和批林批孔時被形容的那樣像個不通人情、刻板僵硬的老朽，而是一個通情達理，循循善誘的仁者。
悟空把《孝經》中從天子到庶民的分別闡述理解為是孔子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認為這是一錯解。首先，天子到庶民不是孔子分的，而是當時曆史社會的現實。孔子之所以分別對象闡述孝的真諦，正是其實事求是作風的體現。
就拿諸侯章第三來說，在當時的那個時代，諸侯驕橫是普遍的。因此，孔子針對這個社會現實指出諸侯的孝就是不要驕橫，要懂得愛民如子。這並沒有錯啊。如果你非要結合現在的社會現實，拿省長和諸侯比，那孔子的話也沒有大錯。因為現在的省長個個都說人民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那他們就應該遵循孔子的教誨孝敬這些衣食父母才對啊。如果官民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話，那用孝道治國也未嚐不可。
至於說到讀書人的孝，你的理解也值得商榷。孔子對當時讀書人的孝的要求，是一種道德修養的要求，是讀書人應守的本分，這和現代社會所謂獨立思想風馬牛不相及。再說了，這個世界上有真正的獨立思想嗎？每個人的思想都多少要受到別人的影響，試問，你的思想是你憑空生出來的嗎？我不明白你是如何從這一章中看出來孔子是限製讀書人有獨立思想的？如果你這樣閱讀和理解經典，恰恰說明你沒有真正的獨立思考。獨立思想和獨立思考是不同的，就像思想不等於思考。從你的語意我理解你說的思想是思考的結果，而不是思想的過程。所謂獨立思考是指在思考時不受成見和偏見以及功利的影響。在這點上，孔子恰恰是特立獨行的思考者。
孔子不僅主張“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而且，身體力行，在禮崩樂壞的時代，逆興霸趨利的社會潮流而行，提出以仁義安天下的人文主張，實在是毫無勢力之心的獨立思想。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限製別人獨立思考，即使再強大的暴政，也隻能限製你的表達，而無法限製你的思想。而真正能限製我們獨立思想的恰恰是我們自己。思想的真正牢籠是自己內心的偏執和封閉。一個人要想衝破思想的牢籠，首先要有開放的心態，其次在心理上能做到中正、不偏不倚。而這樣的心性如果不是先天帶來，隻有靠修行才能獲得。誠如《大學》所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如果內心浮躁，如何能做到獨立思考，而又收獲獨立思想呢？獨立思想不是不受限製的胡思亂想，而是內心靜、安、定後，排除自我偏執的幹擾而後的思考。
我說這些隻是我對獨立思想產生的理解，並不是我自己真的做到了。
“百善孝為先”一直是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孔子是以孝為根本，由孝推出仁，然後在仁的基礎上導出禮文化。禮就我的理解並不是為人處世的禮貌客套，而是一套基於人性善的行為規範。孔子是性善論者，因此他提倡的禮文化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善性一麵，通過禮的外在形式，啟發人人向善的自覺。禮作為一種社會倫理規範，與現代的法製有異曲同工之妙。“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孝經》),從這個角度再看孔子的話就會找到內在邏輯，孝與仁的邏輯關係也在於此。
說到這，有必要指出悟空對“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的理解是不對的。這裏所說的敬其父，則子悅，指的是別人敬重你的父親，你作為兒子應該是高興的。不是說你自己敬自己的父親自己高興。
二，我對儒家的一點認識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社會矛盾從來就沒有消失過。但相對來說，諾大的中國社會能夠長時間的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和文明的狀態，這都是儒家文化的貢獻，也是其曆史價值。說孔子推行禮文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那是對孔子本意的歪曲，因為孔子的這套文化實際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並不具有階級性。孔子所在的春秋時期是弱肉強食的時代，是沒有文明秩序可言的，如果我們了解了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就會理解孔子的偉大。
如果我們能曆史地看待孔子就會發現他令人敬佩之處。在周朝分崩離析，五常崩壞的時代，孔子以一人之力，逆曆史潮流而動，真猶如黑暗世界的一盞明燈，給向善的人指出一條人倫大道，使中國人活得更像人，而不像野獸。在當時以及其後的時期，中國周邊的那些所謂化外之邦，因為沒有儒家文化的光照，他們的生活真的與野獸差不多。因此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是一點不誇張的。
說儒家文化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是一個不嚴謹的論斷。首先，這個論斷在前提上把統治階級一律定為黑惡勢力，其次是歪曲了儒家思想的產生的動機。統治階級在曆史上也不都代表黑惡勢力。盡管，孔孟一開始是走上層路線，希望帝王們能采納他們仁義治國的理想，但儒家文化的產生不是應統治階級的要求，而是孔孟希望用自己的理想來改造帝王。因此說，孔子是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孔子的理想主義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因為在中國的上古曆史上，出過堯舜禹這些聖人般的賢王，出國尹伊、周公這樣的賢臣，有過伯夷和叔齊這樣的君子。因此，在孔子的心裏，統治階級並不一定是為一己之私行權謀心機壓迫人民的壞人，而是的確有一心為民和公天下胸懷的仁德之君。而對這樣的人我們不應簡單地稱其為統治者，我覺得更合適的稱呼是管理者。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很多國王還是心懷善念的有德之君，比如秦穆公、齊宣王等。在孔子那個時代，人們對統治者並沒失去信心，因為離上古文化的影響還不遠，所以統治階級還不是黑惡勢力的代名詞，而且他們和民眾也不是完全對立的。那時的中國經常受到遊牧民族的騷擾和侵襲，因此都希望歸附一個有德又強大的君王，從而得到保護。甚至有的國王流落他鄉，很多老百姓還遠道去投奔的。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流氓化從劉邦時代開始的。
儒家文化的衰敗是後世的君王蔑視文化，隻重權術造成的。《大學》裏說的明明德就是針對那些無德君王的。但自秦以降的兩千多年曆史中，如果沒有儒家文化，中國就不配稱為一個文明國家。
當然，我這樣說是完全著眼於儒家思想積極的一麵，並不是說儒家思想就沒有問題，尤其是經後儒修正後的儒家。但我認為今天我們談論儒家，不應再持階級鬥爭的觀點，也不應以經濟發展為標準。如果用這樣的觀點和標準，我們眼中的儒家不僅一無是處，而且充滿罪惡。儒家是關於人倫的學問，其意義對於中國人猶如《聖經》對西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人類物欲的無限膨脹，正是這種物欲的力量促進了經濟發展。但評價一個社會的文明與否不能隻用經濟水平這個指標。如果那樣的話，那這個世界就是誰富誰就代表文明，誰經濟發展快誰就是文明社會。那今日的中國就成了全世界的文明樣板了。
在資本主義泛濫和人類的物欲空前膨脹的時代，儒家的節製、內斂、重義不重利的思想恰恰是對這種物質第一的世界潮流的一種反動。這符合人文主義精 神，是值得肯定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今天研究儒家，重要的不是批判，而是應正本清源、恢複儒家的本來麵貌，繼承其有價值的部分。另外，今天的中國早就遠離了儒家精神，所以現在批判儒家純粹是無的放矢，借古諷今。現在那些批判儒家的積極分子與五四時期不同，那時的人至少還受過四書五經的教育，受過八股的毒害。可現在的儒家批判者，根本沒有真正深入學習和研究過儒家的學術思想，大都是人雲亦雲，其繼承的都是文革時的套話和革命黨的思維。我覺得這樣幼稚膚淺的批判對中國人思想的成熟沒有好處，對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也沒有好處。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悟空之所以對傳統文化嗤之以鼻，是基於把傳統文化隻當作維護社會穩定和專製製度的統治術，而不是一種張揚人性善的世界觀。其實悟空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我也曾經有過同樣的認識。可以說，我們經過文革的那代人，很多都有過這樣的認識。
在儒家誕生的那個時代，中國境內沒有其他製度，隻有專製製度。即使如此，儒家還是把民放在第一 位，即孟子所謂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識儒家不能隻讀孔子不讀孟子。孟子較之孔子更有一種樸素的民本思想，而這個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有價值的部分。儒家思想維護的是社會秩序，它並不是專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儒家思想的價值是人本思想，可自漢代以後，這個人本思想被忽視，而隻取用其維護秩序的論述，這是自私的帝王們的舍本逐末，功利至上的結果。
按悟空的邏輯，徹底否定儒家是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或者說要推翻專製和獨裁就必須徹底否定儒家。但這個邏輯的成立需要兩個前提，一是專製製度是中國或者說是儒家文化圈獨有的；二是批判和否定儒家必然導致民主和法製。可事實並非如此，世界上很多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也是和曾經是專製獨裁國家。這說明專製獨裁不具有文化特征，乃是人類內心的一種自私的共性。毛澤東是批孔最堅決的、最徹底的，但他領導的這個批判卻並沒有導致中國的民主法製，而相反是更嚴酷的專製和無法無天。
反傳統文化的人總是喜歡挖掘中國人的劣根性，但他們並不區分哪些劣根性是中國獨有的，哪些是全人類共有的，更不區分哪些來自儒家文化，哪些來自道家思想和其他思想。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高丁的小說《蒼蠅王》（Lord of flies）以一群流落到孤島上的孩子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人類崇尚暴力和獨裁的劣根性，同時也說明崇尚暴力和獨裁不是某種人類文化的產物，而是人類內心共有的黑暗的結果。
另一種否定儒家文化價值的觀點也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以基督教為天理來審視儒家文化。基督教是性惡論的，按基督教的思想，人是戴罪而生，而且人類是不可救藥的，人類自身的向善的努力也是沒有意義的。唯有皈依上帝，才可通過贖罪而獲救獲得拯救。因此，在基督徒的眼裏，儒家是幼稚可笑的。可中國人的這種精神卻被辜鴻銘稱讚為兒童般的心靈，說中國人過著心靈的生活。當然，現在這樣的中國人幾乎絕種了。
考察人類文明的進步，是需要一把合適的尺子的。如果以功利的尺子去考察，那儒家文化在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的今天就毫無可取之處。但如果以人文精神為尺子，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使俗世的生活充滿人情味和溫暖的文化，是充滿人文精神的文化。
中國近代之所以擁抱西方思想，完全是功利主義動機使然。因為西方文化的後麵是堅船利炮，不學習西方我們就要亡國。但挨打的中國文化並不就一定代表落後。這要看我們以什麽樣的標準來評價。如果以人文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文化比之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文化要進步的多，文明的多。
當然，我們不能拿被後世極端化的《二十四孝》和宗法社會的僵化教條以及八股文這些糟粕來當作儒家文化的精髓。相反，中國文化的新生一定是在去偽存真、正本清源和批判繼承的基礎上才會成為可能。
儒家文化產生於兩千年前的等級社會，而且孔子是人不是神。因此，孔子及其先賢的思想也有其曆史局限性，比如：儒家思想中對生命的尊重不夠，對等級製度持肯定態度，但這並不足以成為完全否定儒家的原因。
我們後人讀儒家的書切不可鑽進自設的牛角尖，一是非要讀出現代文化；二是非要和政治聯係在一起；三是糾纏於隻言片語。我覺得這恰恰是一種迂腐。
啟蒙運動的先驅伏爾泰推崇牛頓的同時推崇文明的儒家文化和科舉製度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味批判儒家文化的人是被西方的近代文明打趴下的自輕自賤。存在了兩千年的文化自有他存在的合理性。
至於所以樓下那位說“儒家文化就是為專製製度量身定做的”，既然您一上來就先給儒家文化已經扣上一頂已經定了性的大帽子，接著再去證明您的觀點是正確的，這還有什麽討論的空間嗎？就象基督教，我向來不反對它所持的積極觀點，但問題是，它一上來就先要你承認上帝是存在的唯一萬能的主，然後在這個大前提下再去討論別的，這不是誆人嗎？但即使這樣，我也仍然認為要承認和尊重宗教教義中對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有積極作用的一麵，因此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應當用同樣方法去對待，我個人十分反對全盤否定的方式。
唯一要與博主商榷的是，毛澤東批林批孔，恐怕正是要批判後儒思想中非常有局限性的一麵，這並不代表毛也是對儒家思想全盤否定的。事實上，毛自己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東西。再說了，那個年代的政治動亂並不是毛一個人作為的結果，而是全中國上上下下合力的結果。作為一個領導者，毛有自己要承擔的責任，但這並不等於在運動中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人們就完全清白無辜了。
首先說，我不是一個儒教徒。儒釋道及《聖經》我都認真閱讀，隻有《可蘭經》到現在還沒讀過。在我心裏，這些先賢聖人和神人的初衷都是為人類活的更好。要說有所偏愛，我更偏愛佛陀的思想。因為我認為佛家思想不僅有對人類的關懷，還有形而上的東西。不像儒家不太關心形而上的東西。
這個貼是我與悟空多次辯論的一個小結，有些話是我在其主貼後麵的跟貼。我和悟空的最大分歧不在對儒家教義的認識上，這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得，隻能求同存異。我與悟空最大的分歧在於對儒家思想的現實狀況上。我認為儒家學說在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存在了，其思想的影響對現在的中國可以說微不足道。不管掌權的精英階層還是普通的百姓對儒家的認識都是模糊的，其思想和行為也沒有多少儒家的影子。這是我對儒家思想在中國目前社會的地位的一個判斷，我所有的異議都是基於這個判斷。
悟空認為中國缺乏民主自由是儒家的影響，好像現在掌權的人都是儒家的信徒，主管意識形態的人讚賞儒家的意識形態。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上，悟空對儒家的批判在我看來就是自己樹立一個假象敵在那戰鬥。如果這個批判隻是學術意義上的針對義理的批判尚可理解，但如果針對現實則是無的放矢的。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都是批林批孔那個時代走過來，我們應該知道，現在在台上的精英不是過去三科兩榜的儒生，而是批林批孔時代的人，他們怎麽可能篤守儒學思想呢。事實上，中國社會的病態來自於彌漫整個社會的信仰缺失、金錢至上的人心，其中權貴階層的自私短視，精英階層的犬儒主義是最大的根源。而這樣的自私短視心態是任何沒有文化教養的人類的共同劣根。
如果精英階層真有那麽一點先天下人憂而憂，後天下人樂而樂的儒家精神，中國社會也不會像今天這樣腐敗糜爛。中國在民主的道路上舉步維艱不是儒家意識形態造成的，甚至說不是任何意識形態造成的，而是權貴階層沒有意識形態，隻有自私功利思想造成的。
說儒家思想是為專製獨裁量身定做的是失之公允的論斷，這點我在文中已經說過了。基督還說過要順從你的統治者呢，那我們能說《聖經》是維護專製獨裁的嗎。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是根植於大家族的宗法社會的，這個社會基礎在中國近代走向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早就不覆存在了。儒家事實上已經成了無皮之毛，成為需要搶救的和保護的出土文物了。但一個在根本上向善的學問總是有其現實價值的，儒家在離開了宗法社會和封建等級製度後，尤其是遠離了政治之後，其人文價值反倒凸顯出來。這也是我以欣賞的態度看待儒家的原因。
我們中國人,成人和孩子,都應該本著開闊的思維,用客觀的態度去學習各種文化.如果認為基督教更加有吸引力,去信仰它.如果覺得中華文化信仰更加正確,來信仰中華文化.這也是美國一直推崇的信仰自由.
如果移民都不帶來和發揚自己祖先的文化,而是都"融入本土主流文化",那麽今天美國還應該是印第安人的社會.美國如此繁榮富強,是因為歐洲移民帶來並且發揚了他們的文化.中華文化有比西方文化更深層之處,我們應該在美國發揚光大,不僅是對自己民族的自信,更可以充實和提高美國總體文化水平.
-----孔子是人不是神正是孔子的可貴之處，這是儒家人本主義的原點。“知者為知”、“仁者愛人”是我們耳熟能像祥的儒家教導。那些“神諭”恰恰是人類最殘酷爭鬥的根源。無信仰的爭戰往往不太激烈，虛踢幾個球就“城頭變幻大王旗”了。有宗教執著的戰爭，遠看有十字軍戰爭，中看有日本侵犯中國，近看有正在上演的阿富汗戰爭。
未來與科學同行，有益於人類和平的恰恰是儒家所代表的人本主義。
孔子的一些教育至今可吸取， 但一些價值觀麽---Ummm
其實沒必要買賬。
佛陀以及印度的文化精華更多些。
問好！
這篇是我和悟空多次就儒家問題進行討論的一個小結。我談對儒家的認識並不是要用儒家治國，而是希望能給孔孟的儒家一個客觀的評價，也避免總是把儒家作為中國走向民主和法製的最大障礙。儒家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的精神支柱，其精神不可能不在中國的文化中留下他的血脈，但自五四到文革，儒家一直遭到最猛烈的批判。可直至今天我們不分青紅皂白的徹底地拋棄了儒家思想後，中國仍然是專製和一黨獨裁的。這就讓我對儒家這個民主的假想敵持懷疑的態度。難道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狀況是儒家思想的結果嗎？物質世界和社會曆史一樣，不是同樣的結果來自同一個原因。
我認為悟空把儒家當作民主法製的障礙是一種批判錯位，是自己樹立了一個假象敵。如果五四時期的人這麽認為有情可原，可現在我們還是這樣認為，那隻能說是不懂國情或閉門造車。中國的問題是沒文化、沒信念，而不是儒家文化在影響中國和中國的政壇。這是我的基本判斷，我也是在這個基本判斷上才對悟空凡事都扯到儒家身上不以為然。
認為儒家文化是阻擋目前中國走向民主法製的障礙，那前提就是目前的政府和官僚階層是以儒家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可我認為這不是事實。中國現在的貪腐政府實際是犬儒主義在作怪，那些貪官什麽都不信，隻相信錢權，眼光窄小，極端自私，他們真的連封建社會時期的八股官員都不如。
中國亟待批判的是彌漫社會的犬儒主義，是精英階層信念的缺失，而不應是已經成為曆史的儒家。
不好意思，恕我直言，你這樣教要誤人子弟的。以文化傳承為己任值得鼓勵，但是中國文化有百家爭鳴，不能簡單排除別家別派是不是？尤其是海外的孩子，如果對當地的其它文化抱持輕蔑態度，對他們的成長極為不利。慎之！
“今天的中國有科學,有民主,全是跟西方學的”，錯！
中國曆史上發明創造多了，農業革命就是我們中國人搞的。中國的民主也是內生的，至少有兩千年的曆史了（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你總不能說，中國小孩吃奶也是跟西方人學的吧？
"毛澤東是批孔最堅決的、最徹底的，但他領導的這個批判卻並沒有導致中國的民主法製，而相反是更嚴酷的專製和無法無天。"
現在中國,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也比曆代更民主,法製.這是吸收了馬列主義(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的結果。當然，中國尚不如發達國家民主法製。如果毛澤東是“更嚴酷的專製和無法無天”，他應賜彭德懷，劉少奇毒酒一杯，他應把他的後代繼位寫入黨章。
[曆史走了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統治，形成了完善的專製製度，沒有也不可能有科學與民主的誕生]-------睜著眼睛說瞎話！
今天的中國既有科學也有民主。科學：成百上千的大學和科學院；民主：以民為本。
當然，我們也承認，東方的民主與西方的民主不完全一樣。我們中國人也從來沒打算拿美式民主作標杆。
杜維明，祖藉廣東南海，1940年生於雲南省昆明市。1961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後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1976年加入美國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曆史和哲學教授，並曾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係係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自1996年開始出任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社長至今。1990年借調夏威夷東西中心擔任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所長。1995年，應印度哲學委員會之邀，在南亞五大學府發表“國家講座”。杜維明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發表論文數百篇。由於其傑出的貢獻，杜維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和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等獎項。
我剛讀完池田大作與杜維明的對談錄《對話的文明》（2007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20RMB）。
盡管我們尋求突破，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正確的見解，但是不得不承認我們自己有五四和文革的背景。希望古人有什麽東西擺在那裏，供自己戰無不勝，這本身就是心態的不正常。人類不能沒有精神的緯度。人類精神的演變不是宗教到哲學到科學。我們需要的是杜博士這樣吹米見糠的工作。
在儒家這一點上，還是悟空孫講得有道理。冒犯老兄，見諒。
潤濤閻敬上。
我的理解，心理上中正是要堅持對真理的追求，而不是沒有觀點。求真，便不會固守自己的偏見，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合理觀點。求真者也會有不同看法，這是因為認識的局限，需要不斷學習和曆練。
大多數複雜事物的認識都不是支持或反對能夠簡單概括的。正如樓主已經闡明的，儒家的東西也是有精粹有糟粕的。
在過去的5000年裏，我們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的巔峰至少4500年，近300年我們落後了，原因是西方人發明了工業革命。有些人硬要說中國的文明和文化落後，是錯誤的。
保持開放的心態是對的,心理上能做到"中正、不偏不倚"做不到.除非他沒觀點.比如對儒家學說,要麽支持,要麽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