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的一招險棋----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

中國的改革始於農村。然而，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中國最急需改革的依然是農村，中國能否成功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仍然是農村和農民問題。

領導農民革命的政黨是最了解農民的，因此中國政府自解放以來對農民和農村問題從來沒敢忽視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共的頭等問題。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形成了一個慣例，即曆屆三中全會都是以研究農村問題為主要議題，而且每年的一號文件也必是有關農村問題的。尤其是胡溫上台之後，農村的情況更是得到切實的改善，但這主要得益於中央政府對農村的大量投入，而不是農村政策的刺激。

大概七、八年前，我從一個養狗的人手裏買了一個農村小院，這讓我得以近距離觀察農民的生活和農村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農民用電問題的改善，以前的農村是經常的拉閘限電，在用電高峰時期更是經常跳閘。在這樣的電網基礎上，農村生活的電氣化基本上是空談。始於江澤民當政期間的農村電網改造工程，完成在胡溫時代。這一工程在基本解決了農村用電問題的同時，也讓農村用電成本大大下降。胡溫上台後取消了農業稅，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完全取消農業稅，盡管涉及的錢不多，但意義重大。然後是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文化娛樂設施（這個有點虛，我看很多村子隻是建了籃球場，有的還是燈光的，但農民很少有閑功夫去玩那個）；在我的那個村子，不隻有公路通向村子的路麵鋪上了瀝青，而且包括村子裏的所有馬路也全部鋪上瀝青，這讓農村告別了自古以來的泥濘路麵。前一段時間國家還投資購買建築材料、免費提供設計圖紙為農民修豬舍建沼氣室。我說的這些都是完全由國家掏腰包的，並不需要農民自己集資。然而，這一切輸血性的政策並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

熟悉中國農村的人都知道，曆來農民進城告狀大多是因為土地問題，而農民之間的爭吵也大半與土地有關。記得有一年，遼寧某縣的農民因為土地問題集體上省政府告狀並趁警衛不足之機衝入政府大院，包圍了省長樓。最後了解的情況是，當地政府為了建磚廠，強行征用農民土地，又不給失去土地的農民安排工作。那些牽涉到農村土地問題的一些極端案例很多人是通過前些年的禁書《中國農民問題調查報告》了解到的，但我相信，在中國廣袤的農村大地上，那樣的故事遠遠不是一個調查報告能夠覆蓋的。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曆史，我們會發現，在改革的初期，農民的生活改善是明顯和巨大的。我當知青插隊的那個地方曾經非常貧困，後來因為養豬，那些年家家戶戶成了萬元戶，蓋了大瓦房。可從80年代後期，由於改革的重點向城市轉移，農村的發展就變得非常緩慢了。在這一期間，農村收入的增長主要依靠鄉鎮企業和農民進城打工，大部分貧困農民隻是從中國城市的發展中分一點殘湯剩菜。

在中國每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背景下，農村經濟的增長緩慢就意味著城鄉差別的擴大和貧富差距的擴大。今天這個矛盾已經成為製約中國經濟發展和影響社會穩定的嚴重問題。

中國近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一方麵是得益於勞動密集性產品的出口，一方麵得益政府大量投資基本建設。但經濟發展的一個最主要動力----消費需求卻一直沒有真正啟動。其主要的原因來自兩個方麵，一是農民這個人口最多的消費群體消費能力不足；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化。因此，在中國農村人口仍然是大多數的情況下，解決農民和農村問題不僅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也是保持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關鍵。

在一個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大部分農民注定是要做身份轉換的。如果農民進入城市後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並且能很快站穩腳跟，這個工業化就是成功的。台灣、南韓和日本就是成功的樣板。最值得參考和借鑒的就是台灣。台灣的農民受益於蔣經國的土地改革政策，將手中的土地資本轉換成創業的第一桶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由農民到小業主再到企業家的轉變，充分分享了台灣工業化的成果，也為台灣向工業化轉變作出了貢獻。

而在中國目前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農民能夠分享的成果不多，進入城市的途徑也隻能以農民工這個卑微的身份。從這個角度來說，農民被整個國家的工業化給邊緣化了。即使土地被征用其收入也大部分被“集體”中的權力人物攫取，能夠流入農民手中的很少。《中國農村調查報告》中列舉了很多這樣的強取豪奪的案例。要從根本上杜絕這種事情還是要從土地的所有權下手。農民必須成為土地轉讓的決定者和受益者。

前幾天在文學城看到很多關於中共要實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的評論，其中一個觀點很有代表性，那就是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將導致土地的兼並和社會危機。第一個判斷是毋庸質疑的，允許農民轉讓土地就是鼓勵土地的兼並；而第二個判斷卻缺乏曆史證據。在工業化的時代，農村土地的兼並並不一定帶來農民的絕對貧困和由農民絕對貧困導致的社會危機。那些認為允許土地兼並一定會帶來農民絕對貧困的人多半是聯想到中國封建曆史上的大地主豪強的土地兼並，進而引起農民的絕對貧困而爆發內亂的情景。但我認為，在工業化時代，放棄土地的農民很容易在城市中完成身份轉換，這和封建社會時期，農民離開土地就沒有活路的情況是無法類比的。關鍵的關鍵隻要保證農民出讓土地的收益不被所謂的“集體”和權力部門攫取，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就是最好的保證。

那些看到中國要實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就憂心的人，其實並不真的了解目前農村的真實情況。

目前中國的農村是什麽狀況呢？首先是年青一代願意繼續務農的越來越少，而且這些年青人一但進入城市就絕少願意再回到農村。其次是由於國家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農村的人口也出現老年化趨勢。在年青一代離開農村後，農村的很多土地實際上被撂了荒，這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也是一種潛在的危機。由於土地的分散化經營，農業生產的產業化和機械化根本無法進行，農業勞動生產率也就無從提高。而由於個體農戶的信譽問題，也無法從銀行獲得大額貸款，因此農業土地的投資明顯不足，農業產出效益也就很難提高。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下，農民永遠無法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

因此，胡溫新政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是在充分的調查研究基礎之上提出來的。政策是好政策，但這一新政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這個新政本身，而是取決於這個新政被執行的如何。

我說胡溫的這一農村改革新政是一招險棋。原因有二：一是中共黨內保守勢力的反對，看海外一些人士對這一政策的反映就可知道來自黨內保守勢力的抵製有多強烈；二是擔憂這個政策的執行情況。按目前的中國行政現狀，政令不出中南海並不是過分誇張的。這個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很可能走樣。一旦走了樣，則很可能釀成社會動蕩，將最底層的農民逼的無路可走。我還沒看到具體細則，但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再詳細的規定，如果沒有很好的監督機製和下情上達的管道，總是有歪嘴和尚故意念錯經。

舉一個例子，國家曾經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推廣結核病的免費治療項目。這本是一項扶貧富民政策，可這樣一個好的事情，到了基層也被變通地走了樣，還是被那些具體執行的醫療衛生部門變著法的收費。如何保證好的政策得到好的結果，已不是政策本身的問題，而是政策被如何執行的問題。

據說這一新政已經在某些地區試行的了幾年了，已有相應的總結和研究報告。可我還是擔心那些寫總結的人隻報喜不報憂。如果這個經驗總結是由那些提出這一設想的人來做，這種風險更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交了無數的學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改革的負麵影響和可能出現的變化研究不夠，習慣於隻報喜不報憂。

土地兼並的最大風險是一些農民在轉讓土地之後變得絕對貧困。解決這一問題必須由國家出麵，例如，當土地由於國家征用或地方政府使用而變更用途，國家相應部門應在土地轉讓時向使用者收取特別稅金，此項稅金完全用於為出讓土地的農民購買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這一方麵可以保護農民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麵也可抑製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衝動。如果土地兼並是限於農業用途，應鼓勵農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出讓土地使用權，以保證出讓土地的農民有基本的生存能力。而那些已經完全離開農村的農民除外。

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改革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最艱難最危險的一步，望中國政府謹慎從事，且不可操之過急。


有言網友關於農村現狀的補充：

“我們家是上海郊區，幾年前已經沒啥地了；以村的名義租給了各種企業；全部是鋼筋水泥。每家每個月補貼若幹元；那是指公家的良田。

每戶呢，還分一丁點兒自留地，種菜用；但是我母親在我這兒的話，就沒有了去管了，年輕人在外麵有一份工作，哪裏還有那份心思；據說是讓一家勤勞的人家要去種了。

還有一個非常處，就是我家自己的宅地，包括後麵的竹園，這是祖上傳下來的；一直是自己用的；聽父親說是特別處理的，一般是自己想如何用就如何用，隻是上繳國家很少象征性的一點錢。

擁有土地的事，幾年前就聽說，一個是一位好友，化小錢買了一塊地，市場上已經很值錢了，他自己留著用，也有點像地主的味道；當然其實他本身還有其他政府的工作。還有就是我一位表弟，通過鄉鎮一級的後台，倒騰一翻，就搞到六百萬；而且手頭還有一大塊地。總之，土地實際是已經流轉起來，有不少人發了財；其中鄉村一級的官員，大多是董事長什麽的，鮮有不發財的。

政府的政策，看來是讓大家一起來玩；給農民一些原始土地，加上已經有的不少打工的機會，應該會給農民帶來較大的實惠；為了防止大戶和官員勾結，政府應當設立特別的部門，保障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上一些公共的土地轉為商用，如何公開透明地讓普通百姓得到自己應有的利益。。。。。。一個巨大的問號是現在的民風商情官場，已經非常腐敗，非50年代可比，也非80年代可比；這些巨大利益集團會不會成為吞噬普通百姓利益的鱷魚；中小型企業的私有化，中飽私囊，剝奪工人的所有權（工人按所有製是主人），曆曆在目。 ”

[為人父]

最近在看國內的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覺得中國的思想解放還是很有成效的。

[艾麗思筆記]

土地使用權私有化是一條必經之路吧? 那也隻有排除萬難地走下去了.

好像"國營"的就不容易搞好,是不是缺乏競爭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