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豬的政治

幾個月沒來走廊，發現司令越來越開明了，不僅廢除了莫談國事的潛規則，而且還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政治大討論。那火藥味很濃的政治話題我不想討論了，其實那無須討論，隻需要表明立場即可。為響應走廊號召，我就揀這個最通俗也有點牽強的政治話題扯上幾句，也算是參加活動了。

說豬的政治不是因為我剛剛讀了喬治的《動物農場》，被豬的政治才能所震撼。也不是要打算寫那樣的小說，我沒那水平，寫不出那樣幽默辛辣的東東。我這篇確切地說應該是有關豬肉的政治。

豬肉在中國從來都不是普通的農業問題，也不是一般的經濟問題，它始終是黨國的政治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國家穩定的重大政治問題。大概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象中國政府這樣，為豬開過如此多的會，發過如此多的文件，出台過如此多個政策，甚至有的地方政府還設有專門的豬辦。因為在中國，豬的確是各級政府不得不重視的大問題，這不僅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豬肉消費國，而是豬肉價格已經成為測量中國政府政治能力和國家經濟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

從上世紀50年代末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向蘇聯還債起，中國人就懂得了這豬肉的政治。那個時候我們不吃豬肉是為了爭中國人的誌氣，是向蘇修展示我們中國人民硬骨頭的政治問題。蘇聯的債還完後，國家又要求國家職工買愛國肉那就更是關係到愛不愛國的政治問題了。

想起陸文夫的《饑餓三部曲》，共產黨人在監獄裏寧可餓死不吃豬肉，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盡管那紅燒豬肉的誘惑是那麽實在、那麽難以抗拒。

而文革時遼寧人吃不到豬肉也是政治，那是陳三兩（遼寧人給陳錫聯起的外號）推行的極左政治路線，拒絕商品經濟，堅持自給自足造成的。這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如出一轍。吃遼寧自己產的豬肉還是吃中國其它省市的豬肉在當時是關係到政治方向的大問題。

粉碎了“四人幫”，改革開放了，可是中國人也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什麽是通貨膨脹。原來是豬肉漲價了，過去能買二斤豬肉的錢，現在隻能買一斤了。所以就有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社會現象。生活改善了，可是人民卻不滿了。於是，政府懂得了豬肉的重要性和豬肉的政治性。

如果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史就會發現，1978年以來，中國的幾次通貨膨脹都是因為農產品短缺引起的，而導火索總是豬肉價格的上漲。

今年豬肉價格的上漲是近年來上漲幅度最大的一次，如今國內的豬肉價格已經超過美國紐約的價格。也難怪為解決豬肉供應緊張問題，中國竟破天荒的從美國進口了上萬噸豬肉。這次回國期間，我也切身體會到豬肉漲價的影響。盡管我現在不怎麽吃豬肉，但到飯店吃飯就會發現，菜價已悄然上漲，漲的不僅是肉菜，其它品種也都起哄搭車漲價，甚至和豬肉一點關係沒有的方便麵也要趁機漲價。豬肉價格上漲影響不到高收入人群，它傷害的恰恰是低收入的弱勢群體。高收入人群大概對燕窩魚翅的價格還比較在意，豬肉已被當作垃圾食品了。這種類型的通貨膨脹實際上是在加大收入差距，激化社會矛盾。所以，政府把豬肉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對待一點都不誇張。

豬肉價格上漲被公認是引起今年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表麵上看，這次豬肉價格的上漲是生豬藍耳病疫情引起的，屬於不可抗力之類的意外情況。但經過有關部門和媒體的深入調查，揭示出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是農民養豬不掙錢。現在中國的生豬供應有一半以上仍然是依靠農民散養。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了，生豬的產業化實際上一直沒有真正成功。農民想產業化，可是沒有資金，有資金的城裏人又不願意到農村投資。投資股市、投資地產可以一夜暴富，而投資養豬掙的不多，卻有實實在在的風險。農民常說，家有萬貫，帶毛的不算。這說明養殖業的風險很大。

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確實得到了一些好處，可是很大一部分被中間商人攫取，而且還造成通貨膨脹。但不這樣似乎沒有什麽其它的好辦法。因此有人提出，堅持不斷提高農產品價格，但同時給城市低收入階層適當補貼。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是國家應該做的，也完全做得到的。

象中國這樣的體製，隻要政府真下決心，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關鍵是政治方向的選擇。胡溫上台後，提出建立和諧社會，強調社會發展，實際上是對江時代錯誤的一種修正。所謂和諧發展無非是要縮小貧富差距，重視和扶持弱勢群體，全民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中國最底層的人群永遠是農民，所以解決農民問題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關鍵。有氣魄、有決心、有能力解決農民問題的政治家才是真正的政治家。在中國的現階段，能夠解決好農民的問題也是最大的政治。一個國家是否發達不僅是看你能否遨遊太空，是否主辦了奧運會，建了多少高樓大廈，最主要的是看你國家裏最廣大的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根本的改善。

政治是用來平衡經濟利益的，政治本身就是人性的一種體現。政治的肮髒是因為參與其中的人的肮髒。政治的好壞善惡有時是由從政的人的好壞善惡決定的。人們習慣於簡單地將政治的醜惡歸結為製度的醜惡，而忽視人的作用。我卻認為，政治的醜惡是人的道德敗壞造成的。

現實是可悲的，縱觀人類曆史，如果按木桶理論來比擬，政治遊戲規則總是被那根最短的木板所左右，也就是說規則總由道德低下的強者來製定。其結果就是總是流氓戰勝君子，政治遊戲成了比誰更壞的遊戲。孔子所倡導的君子政治就總是一種理想。想當初，中共剛成立的時候並沒打算進行武裝鬥爭，可是蔣介石先開了殺戒，逼的共產黨不得不在弱勢的情況下接受這個遊戲規則。

很多政治人物是把拿破倫“在政治上隻需要頭腦，不需要良心”的話當作信條的。認為政治運做當中不應含有良心，或將良心的作用降到最低。在他們嘴裏經常出現的詞語是：國家利益、改革代價、顧全大局、不可避免等等。可我卻想起，在那場全國矚目的抗洪救災中，溫家寶寧肯自己承受巨大壓力，甚至是罪責，堅持不瀉洪，為的就是保護那相對來說為數不多的農民的利益。這就是我們久違了的政治家的良心！

現在中國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了，解決農民問題的可選擇方法自然就多了。隻要政府中有良心的人多一些，真心為農民辦事，可行的方法很多。遺憾的是有些政策總是製定的不精確，比如支持農民規模化養豬的問題，可以說中國政府是真肯花錢，農民隻要拿出50萬元投資，各級政府則給返回40萬，實際農民投資僅10萬，就可建成一個占地10畝的可養2000頭豬的大型養豬場，按正常年頭的豬肉價格，每年至少純收入20萬元。可遺憾的是，能一次性拿出10萬元的農民寥寥無幾。

中國政府這些年在解決農民問題上下了不少工夫，農民也切實受了益，這些是我們一般的城裏人見不到的，但離徹底解決農民問題還相差很遠。但現在的政治方向，讓我們看到希望。我期望，有一天豬肉問題不再是一政治問題，也許那一天，中國的農村和農民才真正進入小康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