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既令人矚目，又令人失望。許多人認為，雖然雙方分歧嚴重，但既然討論的問題涉及到中國要不要現代化，要甚麽樣的現代化，以甚麽方式實現現代化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就希望爭論雙方能心平氣和，表現出學者風度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使討論深入。
爭論的水準和氣氛不令人滿意，從根本上說與參與者的整體思想學術素養不高有關，這是有待包括本文筆者在內的人今後努力提高的。另外，也與新左派的學風有關，我在下麵將用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然，這決不能說明我本人或與我觀點一致的人就沒有學風問題。我希望所有的問題都被指出來，以利於當事人自省，求得提高學術爭論水平。
爭論中，自由主義者被反覆指責為隻關心個人自由、知識份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而不關心弱者的權利、不要社會公正，甚至替腐敗辯護。例如，甘陽說：“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 月號第85頁）俗說話，眾口鑠金，現在，一些即使是支持或同情自由主義的人，也覺得自由主義有不關注社會公正的缺陷。但是，我從未發現以上指責有文本根據，甘陽的攻擊既多又猛，但從未指出究竟是誰，有甚麽主張，其他新左派的抨擊也從無具體引證。相反，我卻明確列出了自由主義者強烈主張社會公正的文本根據。（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 －6 月號第47頁）
這很簡單，因為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備受新左派攻擊的朱學勤和我本人寫的。
我現在倒想反過來問一下新左派朋友們：你們能引證多少文本或事例，說明在你們在把社會公正問題當棍子打自由主義之前，就研究和闡發過這個問題，為社會公正大聲疾呼？
在我看來，學風問題是新左派的通病。為了免蹈對方“隻指控，不舉證”的覆轍，讓我對本文前麵所說及的三人的學風問題舉例加以說明。
一、先說崔之元
崔之元的學風問題是卞悟在與之論爭時立刻就覺察到的，現隻引證卞悟批評其學風問題之一例：“崔先生在與美國人用英文合寫的文章中盛稱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與農民結成‘夥伴關係’並百般‘幫忙’，但在以漢語寫的批駁我的文章中卻又說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棄農民於不顧，即使偶有幫助也是非‘常態’的‘短期結果’，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參見卞悟《“製度創新”還是製度複舊？--再問崔之元先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8 月號第134 頁。崔之元論點矛盾的兩文，分別見《以俄為鑒看中國》（與Roberto Mangabeira Unqer合寫）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 月號第19頁，《三論製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4 月號第133 頁。）用英文寫的，美國人可能讀到的文章，就說美國政府好，而中文文章就說美國政府不好，論者質疑崔之元的寫作動機，那是自然的。退一步講，在同一場論戰中，也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呀。
崔之元論及中國現代化方向這麽重大的問題，缺乏應有的嚴肅認真態度。文章胡征亂引，借以嚇人，極盡東拉西扯之能事，論據與論點無關甚至矛盾，邏輯混亂，曲解事實之處俯拾皆是。你要與他認真論理麽，你就得像分身乏術的救火隊員，四外奔忙，累得精疲力盡。現僅從引起廣泛爭議的“製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舉幾個例子。
崔之元引證新進化論，力圖說明曾經被證明為不合理的製度安排，在往後新的曆史條件下也可能複活，因此 “自然選擇，適者生存”並非是最終的。他過硬的證據是，在實驗室裏通過基因重組技術，造出了長牙齒的雞。他以此說明，中國的大躍進、農業學大寨，也不能簡單否定，其中含有合理因素，應該繼承發揚。
但是，僅這麽一個論證，就犯了一係列的低級錯誤。第一，他把“遺傳信息”
等同於“合理因素”，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遺傳信息在今日歐洲新納粹那裏顯現，這決不能證明法西斯主義的合理性；第二，他談的是自然選擇，怎麽能用實驗室的基因合成技術作例證？這隻人工雞既非在自然界長成，更沒有證明它在適應自然競爭條件方麵有更強的生命力，這根本就是文不對題的論證；第三，他擔心別人這麽反駁：他說的是自然科學，怎麽能用於社會呢？他的回應是：達爾文的理論（自然科學）
都受馬爾薩斯與亞當·斯密（社會科學）的影響，因此，新進化論這種自然科學成果也可應用於人類社會，難道崔之元真的這麽不懂形式邏輯嗎？第四，他引證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一書，想證明 “‘大寨經驗’中的合理因素--抓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陳永貴創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國今日發展農業的有力促進因素。”（見崔之元《製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 月號第6 －7 頁）如果一般地講抓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農業有好處，那麽中國人用不著學大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對川西平原農業的好處延續了幾千年，問題是大寨那種勞命傷財，不計成本地建設，那種“西水東調”的蠢事，是不是合理因素？文革後，中國人對此已有結論，吳思的書中也有說明（見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花城出版社1993 年，頁305 ，310 ，316 ），崔之元以這本書為論據，但並不具體說明引證的頁數，為我所用地解釋書中的材料，是聰明，還是不誠實？
崔之元為禍害中國的極左路線招魂，講得最離譜的話是：“今天，我們應把毛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製度化為定期的全國性直接普選，這才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見崔之元《發揮文革中的合理因素》載《亞洲周刊》1996年5 月26日頁47）毛澤東的原話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根據文革的經驗，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亂中國一次，停產關校，使法製蕩然無存，打倒自己的政敵，使知識份子受盡淩辱和摧殘，這有甚麽 “合理因素”可言？
崔之元把毛的話壓縮成一句，其中隻有兩個內涵，一是內容，即“文革”，一是時間，即“七八年一次”。文革指無法無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於“七八年一次”，毫無新意，中國、西方的選舉，或四五年，或七八年，用不看聽毛的話才辦。所以，崔之元的所謂合理因素，就隻能是大搞階級鬥爭、橫掃牛鬼蛇神了，這當然是 “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要從這裏推衍發展出直接民主，真要有崔之元那樣的“思想解放”與“製度創新”才行！這麽可怕的主張，這麽莫明奇妙的聯想，難道值得對之進行認真的學術探討？
二、再說甘陽
甘陽一直沒有停止過訓誡、辱罵中國知識份子，他的攻擊既包括立場、觀點，也包括智力水準與道德。請看他是怎麽說的：“確切地說，自由主義或‘英美自由主義’在今日中國基本已成為反對民主的一種變相說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眾參與越低，個人就越有保障；積極自由越小，消極自由就越大。”（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1997年2 月號第5 頁）
他認為，中國版本的自由主義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是弱肉強食成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 月號第85頁）對於這麽嚴重的指控，以及其他一係列類似指控，甘陽提供了甚麽樣的文本依據呢，沒有，一點也沒有。正是根據以上虛構的罪名，甘陽對整個中國知識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這種集體信仰稱為‘中國知識界的集體道德敗壞症’。因為這種信仰隻能表明中國知識界幾乎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道義感和正義感。這種集體信仰同時還可以稱為‘中國知識界的集體知性低能症’”。
（同上）麵對這種刻毒的攻擊和侮辱，難道可以通過學術討論來辯解麽？
甘陽似乎對中國知識份子有一種渲猲不盡的怨毒心理，請聽了他的以下叫罵：“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人裏還有隨著西方媒體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種種醜態，唱起一種新的‘凡是歌’，歌詞大意無非是：凡是西方說的就要照辦，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緊跟。他們以為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像他們一樣，努力作一個好奴才！”（見甘陽《自由主義與轟炸》載《明報》1995年5 月17日）。至於到底是甚麽人，說了些甚麽話，活該擔當如此可怕的罪名，甘陽照例是一字不提的。如此惡狠狠的訾罵，人們難於相信這是一個學者之所為。
甘陽的另一拿手好戲是文過飾非，把功勞歸自己，把錯誤推給別人--不，推給整個中國知識界，把他一個人犯的錯誤說成是中國知識界的錯誤，搖身一變，聲色俱厲地教訓中國知識界。他曾唱過一場批判中國九十年代的極端保守主義的獨角戲，在這方麵有充分表演。
大家知道，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中國知識界開始認真地清理分梳政治哲學中的英國式經驗主義傳統和法國式理性主義傳統，撇開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重新認識伯克（Edmund Barke）、盧梭、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這種重新認識在學理上和實際上都有重大意義，它是中國知識份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標誌。
在這場重新認識、深化認識的過程中，有兩種傾向。一是分寸得宜，矯正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擺脫“革命至上”、“民主萬能”的束縛，但又不徹底否定革命與民主，與以前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主流，朱學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可視作代表。
另一傾向則是走到另一個極端，以為從伯克和“自由”這個概念中發現了另一種萬應良藥，一味推崇英國模式和伯克，把中國近現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惡都歸諸於法國革命和五四運動。這是支流，其代表幾乎隻有甘陽一人。甘陽在幾年之後徹底改變立場，大批九十年代的保守主義（即他所謂的“以自由主義的名義貶斥民主”，大談“所謂 ‘英國模式’與‘法國模式’，或‘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對立等等”，參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1997年2 月號第6 頁）進而把“反民主的、貴族的自由主義”的罵名以及前麵所引的種種罪名傾到中國知識界的頭上，標榜自己所謂“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義”立場。
甘陽有一個躲避不了的任務：解釋、評價自己幾年前的言論。如果他認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那當然是好事。但他很聰明地使了一個小伎倆，一方麵淡淡地提了一句，說自己在“許多方麵事實上已開90年代保守主義先聲”，另一方麵把以前的觀點和作用總結為：“在中國大陸首先引入柏林關於‘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別等觀念，在知識界曾產生比較廣泛的影響……又在大陸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義與民主的張力問題，以圖概括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國啟蒙運動的不同，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分野等等”。（同上）
這麽說有甚麽錯呢？但實際上，甘陽說的是，五四個性解放所向往的是積極自由而非消極自由，這種“全盤社會改造”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社會感”，導致了“從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 以至今日之‘倒掛’”。（見甘陽《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麵》載《讀書》1989年第5 期第12－17頁）他還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通常所謂的西方自由民主製度，並不是由法國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為主要基礎的……我們不能不深思：如果繼續被法國革命和共產革命的傳統領著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見甘陽《揚棄“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載《二十一世紀》1991年2 月號第8 頁）如果要對那一時期的保守傾向進行清理，我不知道還有誰發過如此偏頗的言論。
甘陽的錯誤有三重，第一，不老實，作出自我反思的姿態，隱瞞極端和錯誤的言論；第二，誇大自己的影響，他說了一些錯話，自以為中國知識界也跟著錯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第三，歪曲了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狀況，其實，隻要甘陽改弦更張，值得痛罵的人就基本沒有了，動輒就說“中國知識界”如何如何，純屬無的放矢。
三、最後說一說汪暉
汪暉發表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引起了注意和評論。
就我的閱讀範圍而言，支持和批評的意見都有，我的“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對汪文作了認真討論和正麵批評，我一直期待汪暉的回應。但我們等到了甚麽樣的結果呢？
汪暉僅在他的《死火重溫》一書的“序”中掃蕩了所有的不同意見。這篇隻有幾千字的小文還概論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主要爭論，除掉大量的感情渲猲和自矜之詞，他用在嚴肅討論上的筆墨實在是太少了。
汪暉說：“文章成為‘事件’，卻沒有真正的論敵。因為他們並不把它當作文章來對待，而是看作某種象征。” （見汪暉《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1-15，下同）。
這話頗令人吃驚，我無疑是汪暉的論敵，我認為汪暉是個學者，寫了一篇值得注意、應該批評的文章，如此而已。“事件”和“象征”是甚麽意思？政治家或精神領袖的宣言，明星的表演？我不知道誰會這麽認為。
在我與汪暉商榷的文章中，我提出汪文的缺陷是其立論與中國的國情與現實不符，我舉出了一係列事實和數字來證明我的看法。汪暉對此避而不答，而寫出了下麵一段妙文：“談論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異見，號稱學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納，這麽多名人碩儒習慣於道聽途說--一切一切也不是甚麽新鮮的事情。倘若要談論‘國情”和’現實 ‘，則這一現象本身就是國情與現實之一。“我現在仍然要說，我用事實和數字反駁你汪暉的下列論點：中國已經變成了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你能否作出反批評？
汪暉沒有把一個字花在正麵回答批評意見上，卻花了大量筆墨描述其成文經過，剖白作文時的心態，和成文後自我感覺到的遭遇。他說，1993年一位外國學者冒著寒風，不怕路途之遙，尋了半天，終於找到他，約他寫稿，他終於感動了，把文章寫出來，登在那個進步知識份子的旗幟的刊物上。後來，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剛從國外歸來，就跑到他家談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興趣。再後來，他當了《讀書》的主編，總是感到有人遞過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滿，但怕一說出話來就要傷人，於是避到香港。再後來，文章在國內不止一家刊物，在國外以不止一種外文發表。汪暉感慨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應和明槍暗劍：“在許多名人的口耳相傳之間，這篇文章迅速地獲得了各種各樣的頭銜，再配之以若幹流言，最後由聞人加以總結，儼然成為‘曆史’。論戰的方式不像是討論，而像是冷戰：南北呼應，內外有別。”
如果說我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反對這篇文章最力，那我敢於承認，但我不覺得文章會在思想學術界引起這麽大的風波。在九十年代，怎麽會呢？況且我們又不是王朔或餘秋雨。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學術探討和學術爭鳴純然是一種公共事務，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我指的是一切以文本為準，寫作的心理過程與文章觀點對錯無關。你要捍衛自己的正確性麽，就得回答、駁倒批評意見。你不能大談自己寫作時動機的高潔和心情的壯懷激烈來證明文章的高明；不能直接間接地說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禁不住編者的懇求和讀著翹首以待才逸強應允發表，來說明文章的價值；更不能營造這樣一種氣氛：自己像魯迅一樣地經受飛短流長，在黑暗中與惡勢力抗爭，來證明文章經得起考驗--學術爭論中不能用哀兵必勝的策略。
總之，重要的是觀點和論證，而不是剖自心跡。成文過程中精神狀態的高尚並不能證明論敵就是小人。
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已經開始之後，被視為新左派的李陀發出了並不及時的號召：“讓爭論浮出海麵”。不知是否為了呼應這個題目，朱學勤在1998年底的文章中說：“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之一，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理立場浮出水麵。”汪暉在這篇序中將朱戲稱為“上海名人”，然後是聲情並茂的道德檄文： “偉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沒有喚起英雄對於災難的思考，倒是激發起了爭先恐後浮出水麵的激情，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一個比喻，為甚麽朋友用得，論敵就用不得？一個比喻，何至於與九八年大洪災聯在一起，在道義上置論敵於死地？手法高明嗎？我不知道，我隻想起“技窮”二字。
我不想再評說論敵了，我隻發出正式邀請：回應我在“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
和本文第三、四節中的批評，讓我們在學術觀點上交鋒吧，你意下如何，汪暉君？
最後我想說，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所引起的關注，產生的影響，遠遠大於學術上的收獲，對於理解和解決實質問題所取得的進展。中國知識界不能滿足於自己有良好的問題意識，各派都不能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敵製勝”方麵。更虛心的態度，更勤奮的學習與研究，方能孕育無愧於時代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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