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一、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與汪暉的分歧，同樣涉及到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汪暉與崔之元和甘陽在立場、觀點方麵相當一致，但論說的側重點不同。他沒有專門論說中國舊體製中有多少優秀事物，可以與西方最新冒出苗頭的優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的因子。他著力證明，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的職能變了，知識份子的功能、與政府的關係變了，知識份子的批判對象也應當變。
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社會作用是批判，在汪暉看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在九十年代卻表現出批判性的喪失，因為他們並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在發表於《天涯》1997年第5 期上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當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來風》時，其名稱是“市場時代的降臨與思想的潰敗”，把主題表達得更直露了。
我們來看看汪暉是怎麽說的：“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已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在資本活動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曆史語境中，政府和其他國家機器的行為和權力運作也已經與市場和資本活動密切相關，從而也不能簡單地從政治角度來分析。”（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載婥《天涯》1997年第5 期第134-35頁）“在迅速變遷的曆史語境中，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的啟蒙主義日益處於一種暖昧不明的狀態，也逐漸喪失批判和診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力……中國的啟蒙主義麵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同上，第141-42頁）汪暉認為，新啟蒙思潮已經遭到了曆史性的衰落，因為它把批判的視野局限於國家的內部社會政治事務，特別是國家行為，而在他看來，應該及時地把對國家專製的批判轉向剖析市場條件下國家行為的變化，因為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同上，第146 頁）。
爭論的焦點和問題的實質十分清楚：第一，中國社會是否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第二，由於中國政府的職能與行為發生了轉變，因此針對政治專製的批判必須及時地變成對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分析？
我曾經指出，對於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形態作出斷言，是不能信口開河的。說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需要一係列指標和事實來證明的。汪暉在文章中除了“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這句文理不通的話之外，沒有提供任何論據來支持他的判斷。我引論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治年鑒》關於1997年（汪暉文章發表的那一年）的以下數據：關於投資，國有經濟占總投資的52玩5%，聯營經濟占0 玩5%，外商投資占 7 玩8%，港澳台投資3 玩8%；關於就業人數，國有經濟占總數的15玩9%，聯營經濟占0 玩1%，外資占0 玩4%，港澳台投資占0 玩4%，農民占從業人數的71%.我還指出，時至今日，憲法條文中隻說到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的保護，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 月第50－51 頁）根據以上這些情況，我不知道汪暉有甚麽理由讓人相信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汪暉的思想遠不止於下列主張：在九十年代，知識份子的批判矛頭應及時轉向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實際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來的啟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專製，提倡學習西方，走現代化之路的主張都叫做“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目的論世界觀”（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第147 －48頁）。他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可以叫做反現代性立場，雖然他很策略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是不要單純地、教條地肯定現代性，而是把現代性看作一種悖論，一種充滿矛盾的結構。
正是這種反現代性立場，給汪暉提供了一個異乎於啟蒙派知識份子觀察和評判中國現代化曆程的獨特角度，他據此評論中國知識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思想狀況，乃至馬克思、毛澤東的學說。在他看來，除了崔之元、甘陽的 “製度創新”說，其他所有的主張，不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不論是有影響的還是影響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為它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認可現代性的預設。（同上，第135 －146 頁）
問題在於，汪暉從反現代性立場向近代和當代幾乎每一種社會思想立場發出質疑、挑戰和批判，難道不需要為這種立場作出辯護，難道不需要說明他那同樣是得自於西方學理的觀點，在闡釋中國問題時具有合法性和適切性？但是，汪暉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 ）、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 ）、阿明（Sanmir Amin ）和華倫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 ）等人的言論外，並未證明他們的論述與中國曆史語境的相關性。
有人認為，中國學者之間的論爭進行到底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代理人戰爭”：各方都竭力援引西方學理資源，將其用於解決中國問題，把自己擺在作為西方某家某派在中國的代言人的位置上，反駁或捍衛西方某個人或某一派的觀點。我不否認“代理人戰爭”有一定的道理和意義，我不知道汪暉是否準備把隱蔽的“代理人戰爭”變成公開的“代理人戰爭”（如果要那樣做，他就得像崔之元，把自己的學理來源--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交待得一清二楚），我認為打“代理人戰爭”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是很重要，我在下麵將通過簡短的曆史考察與對比分析說明中國的反現代化思潮（包括汪暉的最新主張）是不正確的。
二、現代性與批判精神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主流思想傾向是以現代化為導向。但由於中國的現代化曆程始於列強侵略，因此對西方的疑慮和對現代性的疑慮是聯係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同意汪暉的這種看法：“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本身構成了中國現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是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同上，第136 頁）這種特征的主要內容是甚麽呢，是反對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傾向。誠如艾愷（Guy S.Alitto）所指出的：“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幾乎永遠是反現代化思想家們思想中的構成部分。這相當自然，因為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評在經濟思想的領域常有重疊的地方，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在中國關於社會主義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20世紀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與政治領袖--包括共產黨、國民黨、孫逸仙及其他小黨，以及較次要的人物如閻錫山、馮玉祥、胡漢民等等，都沒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管其意識形態的傾向如何，中國的人物幾乎無人提倡任其自為的資本主義。”（見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 頁）
在中國的曆史語境中，現代性主流話語，即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產、市場經濟、憲政體製（法治、權力製衡）的肯定，屬於資本主義，而各種牌號的社會主義是範圍和程度不等地對之持反對態度。而愈是激進、正統的社會主義，反對得愈全麵、愈徹底。但事實證明，正是那種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經濟的無效率、人民的貧窮、個人迷信、個人專權、法製被踐踏、人身安全的喪失，這一係列慘痛經驗使中國人重新考慮曆來遭到否定的東西的價值，認識到它們的普遍意義。即使是力倡“四個堅持”的鄧小平，也主張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中國當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剝去七十年代末倡導它時的意識形態外衣，實質上就是重新認識和認同被搞得臭不可聞的名為“資本主義”，實為人類文明中具有普世意義的東西。崔之元在“製度創新”名義下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方向剛好相反。
我不知道他的口號在美國是否有新意，在中國，卻是閻錫山、胡漢民者流都可以接受的。
汪暉力圖表明，和那些隻有簡單的、整體性思維的人不同，他看到了現代性的異質性。但他強調，具有正麵價值的是對現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說：“現代性的衝突結構恰恰是現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種活力的原因，但是，這種內在活力恰恰來自對現代性的批判和衝擊本身。”（見《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載《天涯》1999年第1 期第23 頁）對此，有一係列問題應作辯析。
第一，汪暉把發生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所有反抗運動都視為反現代運動，這是一種混淆。事實上，許多重要的社會進步運動是爭取現代性的運動。現代性在西方社會並未走到盡頭，它還是未竟之事業。讓我們以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來作分析。請問，當馬丁·路德·金作講演：“我有一個夢”時，他授引的難道不是美國當初的立國理念？他是想真正實現這些理念，還是摧毀這些理念？當總統約翰·肯尼迪、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支援黑人進校，甚至不惜派軍隊保護黑人進校時，當約翰遜總統終於實現平等權利法案的立法時，你能說這並不是西方現代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在強行推行自己的價值？難道這幫大人先生是社會主義者，要與黑人聯手打倒資本主義？
第二，汪暉承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評是從現代性自身中孕育出來的，但他不願意進一步承認，在已有和現有的各種結構中，隻有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才是唯一為批判自身提供條件的結構。馬克思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心髒為資本主義掘墓鍛造思想武器，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後極權體製中談論後極極時代政治卻要入獄。我們可愛的新左派朋友現在鼓足了勁批判現代性，批判資本主義，卻從來不提，正是他們的批判對象為他們提供了批判的條件（中國新左派的思想資源，也是從西方新左派那裏得來的）。
第三，難道我們不應該因此想一想，在中國應該爭取和創造這樣的條件？當然，我們可以同意，當某一天現代性在中國業己充分確立甚至過份成熟時，它的負麵作用會暴露出來，需要我們警惕與批判。當然，新左派們可以自豪地宣稱，他們特別有遠見，正在未雨綢繆，但雨天未到你就打傘，不是太可笑了嗎？你總不能說：“人家美國都有好多人在打傘”呀！中國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間大批“資本主義法權”
的鬧劇，難道不值得人們引以為戒嗎？中國的反現代性和社會主義傳統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憂慮的恐怕不是失之太弱，而是過份強大。
現代性，不論作為觀念還是製度性安排，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批判。觀念上、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滿活力、引人入勝、發人深思的，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和製度安排，如人權、自由、民主、自由經濟、法治等等，卻經受住了時代變遷和曆史發展的考驗。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各種思潮（包括反現代化思潮）充分表演的平台。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如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如果隻想重複從尼采到海德格爾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那是問題不大的。但他們現在的興趣是在製度安排方麵，他們對於建造這樣一個平台的努力發出挑剔與指責，但除了批判與解構，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個更好的平台的可行方案。也許，有人會辯解說，知識份子的使命隻是批判。談到批判，令人想起這麽一則政治笑話。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爭論誰的國家製度好、更民主。美國人說：“我們可以喊打倒裏根總統，你們能麽？”蘇聯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怎麽不能，我們當然可以喊打倒裏根總統。”
新左派宣稱中國思想界在市場經濟來臨時表現出潰敗，指責中國知識界不批判資本主義，我想，在北京大罵美帝國主義，在美國的大學講台上大講資本主義不民主，這與在莫斯科高喊打倒裏根總統有甚麽區別？這就是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