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談慈善活動和奉獻精神

金筆的文章讓我想起很多事，也有很多話要說，不吐不快。

樂善好施本來是咱中國人的美德之一，古時就有孟嚐君食客三千的故事。可是到了現代，這個美德逐漸地轉到西方人的身上，讓我們最講究臉麵的中國人深感臉上無光。

其實，一百多年前的美國也不是一個樂善好施的國家。那個時候的美國，貧富懸殊不亞於今日之中國，底層的工人和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童工現象非常普遍，最小的童工還不到10歲。而為富者不仁，鮮有樂善好施的。當時的美國社會勞資雙方矛盾激烈，貧富階層嚴重對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美國社會矛盾已經到了要爆發革命的前夜。所以這一段曆史（1870-1920）在美國曆史學家眼裏是一段非常矛盾的曆史，有的稱其為嚴重的不滿時期，也有的稱其為金門時期。正是在這樣一個時期，美國興起了一個政府和民間共同推動的所謂社會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而這個進步運動雖然並沒有如理想的那樣全麵成功，但它卻消除了社會矛盾，使美國社會走向了良性循環的軌道，避免了社會動蕩和社會革命。雖然教會和信徒們從民間為社會改良和進步做出很大的貢獻，如：他們廣施救濟，創辦學校，為新移民提供盡可能多的幫助等，但把美國富人階層推向慈善事業的還是靠代表美國精神的《遺產法》。自從美國在1916年確立這個法案之後，美國的富人才開始規模巨大的社會捐助和慈善活動。盡管這個法案一直受到經濟學界的攻擊，但到目前為止看不出美國有任何廢除這個法律的跡象，因為這個法案已經塑造了現代美國人獨立進取的精神，這是美國社會保持活力的重要精神。

網上說中國也在研究開征遺產稅，遺憾的是這個提案在國內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於經濟界和稅務部門。這些人的觀點完全是從經濟角度和操作角度出發的，不能說他們說的不對，而隻能說他們太短視或是手電筒眼睛，隻看一點，不及全局。這樣的一個法案不能僅從經濟方麵考慮，而應該當作一個計劃生育一樣基本國策來認識，它應該是超越經濟經濟意義的重大國策。

體製和製度對社會慈善事業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成為包攬一切的大家長。社會捐助隻是作為一種體現愛心的行為才偶爾出現，當國家出現重大災害的時候，社會大眾共同的心理是，這事有國家管著呢。這種對國家的依賴心理也抑製了社會大眾對慈善事業的關注。

缺乏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也影響了中國人的奉獻精神。基督教教徒是這個世界上從事慈善事業的最主要的人群，因為基督教徒把奉獻和施舍當作行神跡而不是自我完善的過程。他們在施舍和奉獻當中能得到一種被救贖的感覺。這是一種原罪心理。

當代中國人缺乏一種原罪精神，缺乏對神明的敬畏。因此，無論富人和窮人都想著索取，而不思奉獻和懺悔。盡管很多國內富人的原始積累是肮髒的，含著罪在裏麵。也許，這需要宗教的洗禮，也許需要幾代人的進化。

觀察歐洲國家的對外援助帳單會發現，荷蘭小國對外援助占GDP比例是最高的，而同樣規模的世界最富的小國瑞士的對外援助比例卻非常低。曾經問過瑞士人個中原因，答複是：我們瑞士沒有過殖民地，我們不欠誰的。我想，荷蘭因為有過輝煌又醜惡的殖民曆史，所以他們對以往的罪一直存有懺悔之心，援助也是一種贖罪方式吧。

其實，富人雖然有能力捐助，但他們從來不是樂善好施隊伍裏的主力軍。真正富有愛心的恰恰是貧窮的普通人，所以有人說，賑災募捐總是富國裏的窮人捐助窮人國裏的富人。

同樣是炎黃子孫的香港人卻一直是我們華人當中最耀眼的捐助明星。不僅捐助中國大陸，也向世界各地廣施善緣。甚至連麻省理工學院也有香港富豪捐贈的大樓。不能僅僅歸結為香港人富裕，社會文化和道德水平是很重要的原因。更難能可貴的是，香港還是一個沒有遺產稅的地方。

曾幾何時，中國人還保持著那種慷慨解囊、樂善好施的品德。我記得當時人們見到乞討要飯的總是不假思索地隨手扔幾個硬幣給他們。可是慢慢地騙子多了起來，人們也慢慢地警惕起來，再麵對乞討的人的時候，人們不再是不假思索，而是疑慮重重。到不是在乎那幾個錢，而是擔心自己被當成弱智。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被裝做可憐的人騙過。

一次在成都趕路，被兩個男的攔住，兩個人一付可憐巴巴的樣子，說他們的銀行卡和身上所有的錢都丟了，現在想給南京的單位發封電報，問我能不能先借給他們20元錢發電報，說著還拿出身份證給我看，還讓我留下名字和電話號碼，說一回到南京立馬給我寄錢。我當時還問了一句：你們的口音不象是南京人啊？他們趕緊解釋說是中原某省的人，到南京打工。我沒及細想，伸手一掏，隻有一個50元的，順手就給了他們。他們迅速抓起那錢就塞到衣兜裏。正是這個動作讓我起疑，走出幾步之後，我回頭一看，兩個人並沒有急著去拍電報，而是邊走邊東張西望，不急不慌。我一下子明白了，這是一對騙子，正在尋找下一個目標。

現在每當我碰到這樣的乞討者或求助者時，我都要考慮給還是不給，很多時候隻能依據當時的感覺來判斷。不給好象對別人的疾苦麻木不仁，給了沒準我就是在支持犯罪。現在乞丐已經變得很猖狂了，有時根本不是乞討而是打劫。在沈陽經常有小孩在交通路口向等紅燈的車裏的人要錢，不給就爬在車上不走。其實這已經是變相搶劫了。再有同情心的人，天天遇到這樣的事也會心煩。真不知道中國人的同情心是被金錢腐蝕沒了，還是被形形色色的騙子給騙沒了。

同意bscz-的觀點，中國需要向多元化的社會轉變。慈善捐助是一個自願行為，人的價值觀不同對捐助的態度也不同。其實，最簡單的還是從自己做起，不用管別人怎麽想。我周圍就有很多這樣的朋友，他們盡管不是標準的富人，但他們每年都力所能及地捐助一些窮困的學生。在“非典”最嚴重的時候，北京的護士嚴重缺乏，我的一個北京朋友，是一個正直的富人，他的太太曾經是一名護士，但從國外歸來之後就一直在家帶孩子，但她國家危難的時刻，冒著隨時可能被傳染上的危險毅然回到醫院做起義務護士。從這些人的身上，我看到我們這個曆經磨難的民族的希望。中國人並沒有因為社會轉型而良知泯滅，良心的回歸隻是需要一個過程，也許是一個先富後貴的過程吧。

明年是我大學畢業25周年，同專業的兩個班同學決定共同聚會慶祝一次，並委托我這個閑人負責策劃。從畢業15年開始，我們大學同學已經聚會過很多次了，可每次聚會的主要內容就是大吃大喝和卡拉OK。這次，我準備提出了一個成立獎學金基金的計劃，以資助進入我們母校的窮困學生，我想會到得到同學們的熱烈響應。感謝我學的這個專業，全班同學基本都進入小康水平，除了生活無憂之外，每年拿出幾千塊錢資助學生也不是什麽難事。其實資助一個貧困學生每月僅需300元人民幣而已，還不夠去餐館的一頓飯錢。

體製是培養良好社會風氣的重要基礎。如果中國的學校也象美國的學校那樣鼓勵學生到社會做義工，我想中國也會很快形成一種以奉獻為樂以索取為恥的新風氣。

其實，有沒有遺產稅也沒有哪個富人能保持自己的家族永遠富貴，不是有富不過三代之說嗎？中國曆史上不知出過多少個富可敵國的巨貪和商賈富豪，可是誰見過他們的後人還在享受他們的財富的呢。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盡管出現過無數的奸臣貪官，但我們這個民族的精英也一直堅守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人之憂而憂，後天下人之樂而樂”的儒家信條。這也正是中華文明曆經幾千年而不滅的原因所在。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錢乃身外之物，我想人總會有想開的那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