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那些事，

【那些人，那些事】
我看張愛玲作品

上海‧張子靜‧文

在我們家，有兩個張愛玲作品的忠實讀者︰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我。
我姊姊張愛玲的繪畫才華，得自母親黃素瓊的遺傳；文學才華則得自我父親張廷眾的遺傳。她逃離我父親的家後，在散文裡把家庭的不堪寫出來發表，讓我父親很難堪很生氣，不過她的小說後來在上海灘紅極一時，凡有發表，我父親都會去買回來看。有時我把當期的《雜誌》買回家，發現家裡已有一本了；那當然不可能是我繼母買的。
不過一九五二年姊姊離開上海之後，我們就看不到她的作品了；受到與「漢奸胡蘭成」交往的牽累，「張愛玲」這三個字在大陸文壇銷聲匿跡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之後，八○年代後期，她的名字和作品才又陸續在大陸的報章雜誌出現，我也才有機會零零星星讀到一些。
一九九五年十月中旬，姊姊在洛山磯去世後半個月，一位在台灣媒體工作的編輯到上海來看我，送我一套台北皇冠出版公司的【張愛玲全集】。十月初乍聞姊姊離世的消息後，我的情緒一直很鬱悶，得到她的十五冊全集，懷著憑弔姊姊的心情，專心的讀完，心緒才漸漸沉穩，不再那麼悲傷了。
【張愛玲全集】裡的小說和散文，大多曾在上海發表過。我在這裡要談的，是她到海外後寫的幾本。因為是第一次讀，覺得和她以前的作品很不一樣，也就有了一些不一樣的感想。這些感想，和專業的文評當然有天淵之別，但願海內外方家不要以專業的水平看待。畢竟，我隻是張愛玲的弟弟罷了﹗

這是她頗有研究價值的力作
——關於《紅樓夢魘》

1.
曹雪芹的《紅樓夢》，從問世以來就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分析和考證，從清代到民國建立後，始終是學術界的盛事。到了三○年代胡適之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又揭開了從考證入手而求證《紅樓夢》創作來源的序幕，引起學術界的一場大爭論。
大多數的學者關於《紅樓夢》的爭論，主要在於這部作品是創作還是曹雪芹的自傳，還有的就是爭論作者是否曹雪芹本人。這場爭論持續到五○年代，大陸上還不時出現關於《紅樓夢》的評論文章，胡適之先生的弟子俞平伯先生，偶爾也在報刊發表文章，繼續闡釋他對《紅樓夢》考證的觀點，但是不幸在左傾思想的統治下，俞先生受到了批判。
到了六○年代中，《紅樓夢》的研究又掀起了一股熱潮。當時的《文匯報》曾長篇累牘發表文章，考證了大觀園遺址，舉出種種例證，說明大觀園就是清王朝末年的恭親王奕訢的府第。不過文革時期學術界有很多人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折磨得奄奄一息，有的甚至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幫之後，天日重光，學術界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又開始復甦，可惜的是許多對紅學有研究的學者已遠離塵世，而青年學者一時還接不上班，因此，除周汝昌先生外，有質量的分析、考證的文章，在報章和刊物上發表的並不多。
以上所寫的，是我所看到的在大陸上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一些情況。當然，在港台文學和學術界，對紅學的研究是一直在繼續開展的。

2.
我姊姊從小就跟著我父親讀《紅樓夢》，一直很愛讀，後來她也說過她寫小說是有受到一些《紅樓夢》的影響。她在美國長時間投入考證，五詳《紅樓夢》，終於完成了《紅樓夢魘》。這確是她一生著作中一部頗有研究價值的力作。這部書不僅延續了她對《紅樓夢》的深情，也見證了她心思的細膩和毅力。首先，使我們看到她的寫作才華不僅表現在揉和中國小說和歐美名作家的寫作特點，創作了三四十年代社會的愛情小說和散文，用細致的手法描繪人物的形象，用新穎燦爛的詞彙反映當時社會風俗人情的麵貌，而且她的寫作才華又表現在用考據事實的手法，描述《紅樓夢》這部膾炙人口的古典小說的整個麵貌，跨入了當代考據文學名著的作者行列。
她的這部作品，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她通過考證，認為《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續書者不是高鶚。她認為高鶚不過是和程本的作者一樣，把《紅樓夢》的全稿修訂一遍而已。
二、她在〈三詳紅樓夢〉最後的一節中，點出曹雪芹這部名作不是自傳式的作品，而是一部創作。她指出，寶玉是「脂批」作者的畫像，而人物本身可能是隱指作者本人，屬於書中的人和事大部分是虛構的，隻有襲人和麝月兩人是真實的人物。
三、她在四詳和五詳中，點明《抄本石頭記》中就已記述了寶玉在寶釵因難產而逝後更加放縱，生活日益潦倒。後來湘雲死了丈夫，再醮寶玉。為了兩人的生計，寶玉淪為看街人。因此機緣，有一次寶玉在街上偶遇北靜王，獲北靜王延入府中，寶玉與湘雲才得安穩的白頭偕老。以後的不同版本中，經過改寫和添加了許多情節，如風月與鑑、太虛幻境，而許多真正事實反而被隱去，因此出現了甄士隱、賈雨村的人名。
以上所述與多年傳說，和已經出版的《紅樓夢》內容如有不符合之處，就必須有足夠的考證來加以說明，才能使廣大的讀者信服你的論述是可靠的，因此，我姊姊寫《紅樓夢魘》這本書，花去了將近七年的時間，這和曹雪芹用十年的時間五次刪改原稿，可說異曲同工，確實花費了一番心血和努力，而且看來也是十分必要的。

3.
這裡我想對考證的應用提出一些看法。
一、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大陸上出現許多考證歷史名人或歷史古蹟的文章，寫來也都頭頭是道，有根有據，然而其離奇怪異之處，真使人如墜五裏霧中，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一說曹雪芹的墳墓在某省某縣被發現，墓碑被堀出，上麵刻有年月日、立碑人的姓名等等，碑上石刻的字跡斑剝，色澤古盎，強調這確實是曹雪芹的墓葬之處。而另有文章則從曹雪芹晚年的摯友敦誠等人的記述，證明曹雪芹的墓就在北京的東郊某處，不會在離開北京幾百裏路的地方，令人不知哪一處才是真正的曹雪芹的墓葬。
二、《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羅貫中還是施耐庵，似乎到現在還爭論未定。而施耐庵的家鄉是在江蘇省興化還是在淮安，也引起不同的爭論。但據報載，兩處都在籌建施耐庵的紀念館，互不相讓。
三、《三國演義》中記述劉備喪妻後，東吳孫權謊稱要把妹妹嫁給劉備，劉備將計就計前往吳國，吳國太還在鎮江甘露寺親自召見他。可是有的文章否認這一點，說根本不在甘露寺，也不在鎮江。
四、赤壁之戰，東吳大將周瑜以水軍擊敗曹操，形成三國鼎立局麵。這是歷史上的記載。但是有人說赤壁不是在湖北省，是在某省某處；還有人說據史書記載，曹操不是敗於周瑜的水軍，而是因為瘟疫流行，自動退兵。如果照這麼說，是不是根本就沒有赤壁之戰？
五、最離奇的是關於楊貴妃的傳說。歷史上的記載是說安祿山造反，唐玄宗攜帶著楊貴妃和丞相楊國忠等人，由陳玄禮將軍率領禦林軍護衛逃離長安，向四川避難，行經馬嵬坡，三軍鼓譟，要唐玄宗殺死楊國忠和楊貴妃。唐玄宗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隻得殺死丞相楊國忠，並賜令楊貴妃用白綾自盡，三軍才又繼續護衛唐玄宗到了四川。這是千百年來眾人皆知的歷史事實。現在忽然有人提出了新考證，說楊貴妃並沒有死，被調包了，死的是個宮女。又說她扮成難民，隨著逃難的人群往東走，後來偶然漂流到了日本，據他們的考證，在日本某地發現了楊貴妃的墳墓，並有日本當地老人的證明。我看這簡直像神話，哪裡是考證！奇怪的是，這些千奇百怪的所謂考證，竟然在報上出現，而且是通過編輯先生的審核而見報的，甯非天大的怪事？

4.
最後，我想講一下我對考證的看法。
正確的考證，對証明一部名著的時代背景、作者的創作意圖，確有很深遠的意義和影響。但是我們也不可否認，有些引經據典的考證，反而把讀者引入歧途，例如關於大觀園的原址究竟在哪裡，考證得再詳細，證據再確實，充其量留給讀者這樣一個印象︰這個地方可以作為一處名勝古蹟加以整修保存完整，供人遊覽欣賞，而別無其他意義和價值。又例如考證秦可卿與天香樓之事，還有個別的考證秦可卿來歷，說她是某王府中的人，因王府出了事，把她塞到賈府中避禍。這事可能是真事之一，而作者有意隱去，免遭人物議。考證了這些事，隻有暴露出這些醜惡的情事，對青年讀者們留下不良的影響，並無裨益之處。
我想，考證《紅樓夢》，如果多著眼於作者揭露了滿清王朝康乾盛世的賈、王、薛、史四大家族倚仗權勢、勾通官府，做出不少草菅人命、貪贓受賄、違法亂紀之事，找出這些罪惡的根源，從而加深讀者對這些罪惡的警惕與防範，也可以加深統治階層對這些罪惡根源的認識，從而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減少和遏製這些罪惡的泛濫，對保證社會安定和人民的安全起著一些有益的影響和作用，這對當前世界上無論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的國家，還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共和國國家，都應該是有所借鑑的。
考證和考古，似乎是孿生的兄弟，但是考證對人的思想意識、政治製度、經濟發展、社會生活等方向，都能起著一定的作用，而考古僅僅著重於鑑定文物的真偽和出土的時代，兩者的作用，是有著一定的距離和差別的。

她實在不應該寫這兩部作品
——關於《秧歌》和《赤地之戀》

《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部長篇，據我所知是姊姊一九五二年離開大陸到香港後所寫的。書中的內容，當時海外的人因為對中共好奇，看起來也許覺得新鮮，現在看起來則都是一些人所共知的事情。但兩部書都牽涉到政治，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我個人的感覺是，她實在不應該寫這兩部作品的。因為在她過去的作品中，從來就沒有提到政治方麵的情況。四○年代她成了名以後，為了避免涉嫌偽漢奸作家的壞名聲，拒絕參加所謂的「大東亞作家大會」，也拒絕了到日本訪問的邀請，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那麼又何必在離開上海到香港後發表這兩部作品呢？
有人說，她是為了生活而「奉命」寫了這兩部書。事實如果真是如此，我隻能說，我姊姊委曲了﹗
好在國內對她的評價已有改變。除了對她的寫作成就和描寫人物的細膩手法大加讚揚，對上述這兩部作品，隻說是由於她個人政治方麵的偏見。這種提法，似乎還不屬於「苛刻」的範圍。姊姊天上有知，應也可以告慰了。

嫖客與妓女的戀愛觀
——關於《海上花開》、《海上花落》

我姊姊把韓邦慶（號子雲）用吳語寫的《海上花列傳》譯成普通話出版，目的是便於讀者看得懂，讓更多人也能讀這部她很喜歡的小說。胡適在〈海上花列傳序〉中即引用了與韓邦慶熟識的孫玉聲的文章說，韓邦慶的《海上花》與孫玉聲的《海上繁華夢》差不多同時寫作，「逮至兩書相繼出版，韓書已更名海上花列傳，而吳語則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幾萬冊……蓋吳語限於一隅，非若京語之到處流行，人人暢曉，故不可與石頭記並論也。」胡適認為《海上花列傳》是「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而境遇如此坎坷，實因方言之故，因而在序中慨言︰「方言的文學有兩個大困難。第一是有許多字向來不曾寫定，單有口音，沒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所以我姊姊在〈譯者識〉中說︰「我等於做打撈的工作，把書中吳語翻譯出來，像譯外文一樣，難免有些地方失去語氣的神韻，但是希望至少替大眾保存了這本書。」
韓邦慶寫作這部小說，著重於男女間的戀愛在嫖客與妓女之間也是存在的：嫖客固然必須用金錢花在妓女身上才能得青睞和歡心，然而也可選擇戀愛對象，用錢財將她贖身納為妻妾；妓女也並不都是一味騙取嫖客錢財的，也可以在眾多嫖客中選擇自己心愛的對象，贖身從良，過起良家婦女的生活。
然而我認為這種事例隻是千萬件中僅有的一件兩件而已，因為大多數嫖客隻是花錢買笑，真正贖身論嫁娶是極少數的。而妓女主動從良更是不大可能，因為每個妓女身後都有著萬惡的唯利是圖的鴇母。就看京劇《玉堂春》中的王金龍和蘇三的例子吧。蘇三是愛王金龍的，但是一旦王金龍床頭金盡，就被鴇兒趕出妓院，露宿關王廟，後來蘇三被鴇兒賣與了沈燕林為妾，為元配皮氏陷害，鋃鐺入獄。若不是王金龍考試得中做了巡按大人，也絕不可能三堂會審為蘇三伸冤雪恨，一對戀人才得以團圓。因此我認為《海上花列傳》這部名著，隻可作為小說來欣賞，而絕不能把它的嫖客與妓女的戀愛觀認為是十分可能的事。清末民初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和現在也大不相同了，如果現在還在宣揚嫖客與妓女的戀愛觀，似乎是不大適宜的。

心裡可能還存在著少女時代的「後母情結」
——關於《小兒女》

在我姊姊的全集中，這是一部與眾不同的作品。形式上是劇本，但是又不分幕，隻有場次，固定的出場人物並不多，隻有五六個，還有少量的群眾演員，對白也很短，很普通。內容主要是說王家的主婦去世了，留下了丈夫和三個子女，劇情就在父親和女兒身上開展起來。中年的父親結識了一位教師，兩人感情很好，但是為了前妻留下的子女問題，遲遲未能結合。女兒因為母親臨終時囑咐她一定要把兩個年幼的弟弟照管好，也花費了許多年心血。二十二歲那年，她遇到了多年不見的同學，互相有了感情，同時也知道父親有了女朋友可能結婚，引起她的擔憂，怕娶了後母虧待了兩個才七八歲的弟弟，辜負母親臨終的囑託，因此心思混亂左右為難。而她這憂心是有原因的，因為她的鄰居家一個小女孩就因父親娶了後母，常常受後母責打而啼哭。這也使得她的兩個弟弟不想要後媽。有一天這兩兄弟偷聽了父親和女朋友的談話，知道他們準備結婚了，就決意逃出家裡。兩個小孩的失蹤，引起了父親和他的女朋友、女兒和她的男朋友這兩對戀人的恐慌，到處尋找都找不到，就報了警。警方也因沒有線索而感到為難。幸好後來在熱心群眾的幫助下，終於將兩兄弟找到了。劇情到此截然告終，兩對戀人的結局如何，留給讀者們自己去體會思索。
這個劇本的內容與情節，在任何製度的國家中都可能有類似的事例。這不僅是一個感情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對待這類問題，應如何正確解決，需要認真去思考，處理得不好就會使原來美滿幸福的家庭變成四分五裂，家長與子女各奔東西，小孩失去了母愛或父愛，可能變成流浪兒，甚至會變成少年罪犯。我覺得這部作品，最成功之處就是留給我們一個需要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問題。不過我私自揣測，我姊姊寫這部劇本時，心裡可能還存在著少女時代的「後母情結」。